2000年12月17日，河南省安阳市花园庄村村民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报告，有人夜间在花园庄村东的农田里活动，行动可疑，有盗掘古墓的可能。了解安阳殷墟和中国考古学的人会知道，这一消息十分重要。今天的花园庄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它位于安阳市西北郊，著名的小屯村之南，两村仅一街之隔。然而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它位于三千多年前商代晚期都城殷墟的核心区域—宫殿宗庙区范围之内。1991年，人们在这里曾发现了著名的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被评为当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殷墟宫殿区的防御性大灰沟距此约50米，近年新发现的殷墟“凹”字形大型宫殿宗庙建筑距此约400米，曾震惊世人的妇好墓距此不过500米。有鉴于此，安阳工作站立即派人到现场查看，果然在一座尚待发掘的大墓上发现了新的钻孔。经抢救发掘，一座保存完整的商代贵族墓葬—花园庄东地54号墓—展现在世人面前，一批埋藏数千年的文化宝藏重现人间。
　　战功显赫的墓主“亚长”
　　花东54号墓历经三千年风雨而保存完好，出土了丰富的随葬物品。该墓共发现各类随葬品577件，其中青铜器265件，玉器222件，陶器21件，石器6件，骨器60件，象牙器2件，竹器1件。另有青铜箭镞881枚，青铜泡饰149个，金箔125片。墓葬中出土的多数青铜礼器及部分高级青铜兵器上铸有“亚长”字样的铭文，表明其墓主人为亚长无疑。这样，花东54号墓就可以直接命名为亚长墓。在迄今发现的殷墟商代大型完整墓葬中，亚长墓的随葬品及相关礼仪规格仅次于妇好墓，是继妇好墓之后的又一次殷墟重大考古发现。
　　墓主人的头骨、肢骨残片，为我们揭示出更多的历史信息。据研究，墓主人亚长为35岁左右的男性，其左侧股骨、肱骨、肋骨、右侧髂骨等部位保留有不同程度的战争创伤，分别由刀钺、戈矛等青铜兵器造成。多数骨骼创伤未发现自我修复痕迹，表明墓主人受伤后不久即死亡，这些伤痕是造成墓主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综合各种情况来看，花东54号墓的墓主人亚长生前应该是一位高级武将。虽然他的社会等级略低于商王王后妇好，但如果从随葬兵器的数量、种类和等级而言，其军事地位甚至不次于妇好。亚长属于长族，而非传统的子姓商族。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和军事大权，极可能是由于他的年轻有为，能征善战。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年轻的高级武将最终身负重伤，战死沙场。
　　曾经战功赫赫的亚长携带大量的随葬物品，从商代社会穿越而来，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亲眼目睹三千年前原生态的华夏文明，甚至有机会亲手触摸三千年前的物质遗存。这就是科学考古带给人们的无与伦比的巨大惊喜。
　　地位与王后相近的大将
　　在迄今发现的殷墟商代大型完整墓葬中，亚长墓的随葬品及相关礼仪规格仅次于妇好墓，而且从考古学遗迹上看，亚长墓与妇好墓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一、随葬物品均极为丰富，规格极高。亚长墓的礼仪规格虽略次于妇好墓，但数量丰富，品类齐全，在已发掘的殷墟墓葬中已属罕见。
　　二、墓室面积相当，均无墓道。商代贵族的墓葬往往建有墓道，然而作为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其墓葬却没有墓道，这也许与妇好墓所处的宫殿宗庙区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在这方面，亚长墓与妇好墓保持一致。
　　三、均有墓上建筑。考古发现表明，殷商时期人们没有墓祭的习俗，绝大多数殷墟墓葬没有墓上建筑。不过巧合的是，妇好墓与亚长墓的上面都有同时期的墓上建筑，是为祭祀而建的。
　　四、时代相近。经研究，亚长墓与妇好墓同属殷墟二期（相当于武丁晚期），但稍稍晚于妇好墓。两墓随葬器物的形制、纹饰、组合多有近似之处。
　　五、均发现有人殉、人牲现象，且数量和规格相当。
　　六、均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在已经发掘的殷墟墓葬中，妇好墓出土兵器的数量最多，规格也最高，其中出土的4件青铜钺是高级武将甚至王权身份的象征。亚长墓中出土青铜钺7件，是迄今所知出土青铜钺最多的殷墟墓葬。
　　这些相似之处说明，亚长和妇好这两位墓主人的地位比较相近。虽然亚长的社会等级略低于商王王后妇好，但从随葬的兵器来看，其军事地位甚至略高于妇好。
　　亚长牛尊与商周青铜艺术
　　在亚长墓出土的200多件随葬青铜器中，有一件呈水牛形状的青铜尊尤其值得注意。这件牛尊从头至尾长40厘米，高22.5厘米，腰围52.5厘米，重7.1千克。牛的体态健壮肥硕，牛头前伸，口部微张，其眼、耳、鼻、角以及其他体貌特征都生动逼真，采用的是比较写实的手法。牛尊的外部遍布纹饰，这也是商代青铜器普遍具有的特点。
　　商人制作的动物造型的青铜器或玉石雕刻艺术品有很多，然而姿态如此惟妙惟肖的青铜礼器却极为罕见。这与青铜礼器的功能有关。在商代社会，神权色彩异常浓郁，占卜与祭祀在人们生活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商代青铜礼器主要用于祭祀、宴享等重大礼仪场合，尤其在祭祀祖先、神灵时，青铜礼器用来盛放奉献给神灵的牛、羊、猪、鱼等动物牺牲和黍、稷、稻、粱等农业产品，是不可或缺的神圣祭器。商代贵族饮酒的风气十分盛行，不过他们不敢独自享用，常常把自己心目中的人间佳酿奉献给各方神灵。这件亚长牛尊就是用来盛放酒醴祭祀神灵的酒器。在商代，祭祀神灵是统治阶层的特权，用来祭祀神灵的青铜礼器也被各级贵族垄断，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礼器的权限也有所不同，青铜礼器逐渐成为贵族身份、等级地位以及社会财富的象征。
　　作为祭祀器皿，青铜礼器的造型及纹饰往往并非纯粹的美术作品，它们具有意味深远的信仰意义。据研究，它们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沟通神灵，通过它们实现祈福避祸。青铜礼器表面往往装饰龙、虎、凤鸟以及由它们演变而来的各种庄重、恐怖的神兽纹饰；甚至牺尊、牺觥等青铜器的外形也被制作成神兽状。这些神兽往往与传说故事中的神秘动物有关，或者力大无穷，或能呼风唤雨。似乎只有这些超脱现实的造型和纹饰，才能带来某种神秘力量，使神灵显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商代神兽造型的牺尊、牺觥较为普遍，亚长牛尊这样的肖形器则屈指可数。不过从牛尊身上装饰的夔龙纹、凤鸟纹等神秘纹饰来看，它仍然是一件祭祀场合使用的礼器。 　　武王克商以后，周代统治者意识到只有顺应民意、推行善政才能维持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仅仅一味讨好、贡奉神灵是不行的。于是，神灵在周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开始下降。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迅速发生变化。商代严肃、恐怖的神兽纹逐渐向纯粹装饰性的几何纹饰演变，栩栩如生的肖形动物造型青铜器也逐渐增多。西周中晚期，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地先后出现猪尊、兔尊、驹尊以及象尊、鸭盉等造型生动、兴意盎然的新式青铜礼器。这不仅代表着青铜艺术本身的革新，也代表着人们思想意识领域的萌动。青铜礼器从最初的祭祀神器逐渐演变为供贵族阶层消遣的装饰品、艺术品，这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并非水牛“老祖宗”的圣水牛
　　亚长牛尊的造型看上去像是一头水牛，那么它与我们现在常见的水牛是否是同一个品种呢？这需要通过各种考古发现来进行推断。
　　水牛是一种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江河或沼泽中的大型哺乳动物，属偶蹄目、反刍亚目，洞角科，牛亚科，水牛属。因其皮质较厚，汗腺极不发达，气候炎热时需要浸在水中散热，所以得名水牛。中国的考古遗址从更新世（距今260万年前至距今1万年前）到全新世（距今11700年前至今）时期皆有水牛遗骸出土，而且迄今发现的可鉴定到种的水牛遗骸都属于同一个种。1925年，外国学者霍普伍德（A.T.Hopwood）在河南安阳发现了一种全新世水牛种的遗骸。因为这种水牛的角心颇似西方传说中的魔鬼形象，故将其命名为Bubalus mephistopheles，直译为“魔”水牛。后来中国学者将其转译为圣水牛。
　　头骨是区分黄牛与水牛以及水牛各个种遗骸的最重要部分。圣水牛的头骨解剖学特征为：角心极短而粗壮，全长的各部横切面均为等腰三角形，前边和上边较平，下边微向下凸出；两角强烈地向后方伸长，同时稍向内弯；头骨与角心相比显得很大，枕骨在角后相当突出，额骨在角心和眼眶间下凹。将这些特征和商代发现的各种水牛造型的器物相对照就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以圣水牛作为原型而塑造的。
　　圣水牛曾是安阳地区最普遍最有代表性的动物之一。商王朝晚期，安阳地区的气候比今天更为温暖湿润。这里湖沼密布，草木茂盛，非常适于野生水牛生活，曾是商王田猎的理想场所。有的专家认为，甲骨和文献记载中常见的“兕”，或许并非犀牛而正是这种野生的圣水牛。在商代，圣水牛主要被当作牺牲或肉食来源。
　　不过今天中国境内的家养水牛与曾经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圣水牛并无直接遗传关系，它们很可能是由印度中部的一种野生沼泽水牛阿尼种驯化而来的。由于各种原因，圣水牛并没有被人们驯化，而是逐渐灭绝了。亚长牛尊用艺术的形式保存了圣水牛这一已经灭绝物种的形象，对于几千年之后的我们来说，真是一种幸运。
　　（责任编辑/冷林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