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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是一个长于叙事的作家，尤其善于书写底层人的世俗生活，将武汉的人生百态呈现于笔端，彰显了她独特的创作个性。她于二零一二年在《北京文学》发表的中篇小说《声音低回》，延续了她以往的创作风格，讲述了作为家里顶梁柱的母亲突然去世后，弟弟阿东想尽办法操持低智商的儿子阿里生活的故事，把阿里一家人的苦难与挣扎叙写的不动声色却又令人震颤。小说在承续了写畸零人的生活内容，借助多种文化交织的神话原型，完成对于普通人艰难命运与英雄品格的精神书写。
一
小说一开始便向读者表明阿里已经失去了母亲，继而又追述母亲生前的故事：同老巴偷食“禁果”——一家人坐车返城遭遇车祸、丈夫儿子伤残——辛苦维持生计、积劳成疾而猝然长逝。小说通篇貌似都是在讲述母亲，但实际上都是在叙述母亲不在场的情况下男人们的生活。缺席的母亲近似《圣经·伊甸园》中的夏娃，“十分明显，编造伊甸园的故事的意图之一是想把《圣经》以前大地女神的神圣统治地位转移到男性并高踞在苍天的圣父上帝身上。当夏娃沦为导致堕落的祸首后，原先仅属象征是男子的优越地位便反应为确是具有男子性别的人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按上帝的说法，这是人被逐出伊甸园的一个重要后果。”①
是母亲“不知不觉被老巴吸引”，继而偷食“禁果”。而正是由于作为知青的母亲抽调回城，全家人才都遭遇了车祸，导致了老巴和阿里的终身残疾。母亲恰如夏娃，偷食了禁果（这里意为智慧之果，母亲的知青身份与追求幸福的主动权），继而被逐出伊甸园——举家由乡下迁往城里。被驱逐的苦难不言自明的，而作为女人，母亲必然要承担的惩罚性苦难接踵而至：不但要辛苦维持生计，还要照顾弱智儿子阿里。但在小叙事之始，母亲便把生活的“主动权”又交回到男性手中。故事也是在男人的世界里展开的：儿子阿里要找姆妈，丈夫老巴胆怯无能，只有靠心爱的幼子独立承担生活的生活的重担，维持一个家庭正常的运作。伊甸园原型的故事中途截止，女娲的神话也被改写。在两种神话原型的交错重叠中，母亲的苦难来自咎由自取的本能欲望，而且延续给第二代。
二
在小说中，“父”的角色也同样受到了质疑。“历史地看，父权与夫权不仅是人类一切权利及统治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且是一切权利与统治的起源。”② 而方方在这篇小说中，从始至终充满了对父权的质疑。权利总是和义务联系在一起，无法尽义务的权利便也没有统治的可能。老巴一直唯唯诺诺，面对生活的重压无计可施，权利和统治与他毫不相干。他如同一面镜子，脆弱而无所作为，只能映射出生活的种种苦难。返城之际，妻子没有抛下乡下的丈夫老巴，“她找遍了关系，几乎跑断了腿”， 方能与丈夫一同返城。车祸之后，他残缺的腿就像一枚钉子，将整个家庭的重担深深的钉在了妻子的身上。妻子负责进货，他由于腿的关系只能守店。这就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别政治的分工秩序，男主外、女主内翻转为女主外、男主内。这个情节充满了对父权制的反讽意味，而车祸与断腿的细节，则带有隐喻的性质，他是被妻子带进了现代文明的大都市，而代价是肢体的残疾与权利的丧失。
小说中也直述了妻子去世的原因是操劳过度，这意味着父权的废弃是以孩子们失去母亲为代价。老巴先是依靠妻子，妻子过世后他转而又一辈子依靠儿子。每当生活出现问题时，老巴只能畏缩在儿子阿东的羽翼之下。阿里母亲去世的当天晚上，“阿里的父亲躺在床上，面无人色”，连晚饭也是由弟弟阿东做的。在阿里想找姆妈以致发狂的时候，“老巴也拄着拐上前帮助阿东，想要抓住阿里，不料却被阿里一掌推到墙角。拐棍摔倒了一边，老巴险些摔倒。”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老巴都无法承担一个“父”的角色。这里不再有高踞在生命之巅上掌控生杀大权的众神之父宙斯，也不再有人类世俗的始祖之父亚当。昔日神话中无比耀眼的“父”已经走下了神坛消弭殆尽，沦为了缩在一角需要旁人庇护的弱者。“他进入了这样一个世界，其中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而不是由有目的的或无意识的行动所更改的存在。”③这样，在整篇小说中，作为“父”的老巴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文化功能，父子角色已然颠倒。作者对二者进行了置换变型，把子一辈的阿东塑造成为了的英雄，完成了“弑父”神话的精神象征性表述，完全掌管了由父一辈创造出来的“伊甸园”。这时一种自我确立的独特成人礼，而且是告别乡土之父权形式的现代文明的成人礼方式。
同时，子阿东也承担了原本是母亲的全部职责，完全掌控了走出“伊甸园”之后的日常生活。母亲已经成为过去，只是生活在阿里的记忆和他人的语言里，正是由于儿子阿里不断寻找母亲，才又凸显了母亲存在的意义——男性世界正是发现了女性的缺失，才能够发现对于女性的需要。也就是说，在这篇小说中，正是由于母亲的不在场，才是故事能够继续发展下去的一个必要的叙事动力，阿东还兼有文化代母的身份。而且，这个精神弑父的成人礼仪式的叙事，讲述了一个兼有父母双重功能与权利的英雄故事，这几乎是第一代置身现代文明的儿子们共同的处境。文化制度已经紊乱，性别的分工只能顺应生存重压下别无选择的处境。
三
上文已经论述了小说是如何描写苦难的，从表面意义上来看，作者叙写的是一个悲剧的故事，是实际上还有着更深刻的寓言意味。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认为“就中心模仿或高模仿意义来讲，悲剧，也就是关于一位领袖的没落的虚构故事，（他不得不没落，因为那是唯一的使领袖从其社会中被孤立出来的方法）……”④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阿里一家的确是被卷进了命运的漩涡里——只能逃避。阿里只有在听见哀乐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母亲的存在，但是这件事情本身便会将自己隔绝起来。由于邻居的反对，阿里（实际上是他的弟弟阿东）只能想尽办法让阿里在听哀乐的时候“被孤立出来”。实际上，正如文中母亲的存在是为了书写男性世界一样，阿里的存在也是阿东成为“领袖”的前提。这里的“领袖”阿东不但没有没落，反而像完成十二件“不可能的任务”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一样，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逐一克服自己的家庭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在同一部书中，弗莱把喜剧的主题定义为“社会的整体化，它通常采用社会接纳一个中心人物的形式”。方方在写底层社会的时候，多喜欢用悲剧的视角，如《风景》、《万箭穿心》、《出门寻死》等小说，都是叙写底层人如何被命运玩弄于鼓掌之间。但是，《声音低回》里的阿东却通过生活的层层考验，逐步为社会所认同，最后取得了“大团圆”的结局。“阻止主人公的愿望实现的障碍，也构成喜剧的行动，而清除这些障碍成为喜剧的契机。”⑤ 相对于老舍的小说《月牙儿》，那是一个没有“反面人物”的悲剧，无论主人公怎样抗争，依然无法摆脱沦为娼妓的命运。而在这篇小说中，同样也没有所谓的“反面人物”出现，大家都在尽心竭力的帮助阿东一家渡过难关。也就是说，小说虽然以悲剧的形式开始，却是以喜剧的形式结束。
自父权制确立之后，继之确立的便是长子的继承权，当父权缺失的时候，长子就要承担起父亲的文化功能，兄弟关系由此变成为文明之始的新一类神话原型，在中外文化中都大量存在。“长兄如父”，兄长在古代被视为父权制的一种延续与替代方式。在儒家的学说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⑥弟弟对兄长的态度，已经成为了评判个人人格和社会品德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圣经》故事中，该隐是夏娃的第一个儿子，也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人，最后却杀死自己的弟弟亚伯，致使自己流离失所。在中国，也不乏这类兄弟相残的传说，但是都是以兄长的仁义而化解。帝舜生活在“父顽、母嚣、象傲”的家庭环境中，弟弟象几次三番欲将舜置之死地，舜却依然能够友于兄弟，比以前更加勤谨。漫长的文化史被浓缩在一个隐喻的修辞结构中，而不同的结局则是不同文化精神的体现，对家族伦理精神的推崇使中国人更希望逃避残酷。两个兄弟相残的基本母题，都是兄长在故事中扮演有作为的一方。
方方在《声音低回》中，却改写了这个神话原型。哥哥阿里在一次车祸中成为弱智，一只耳朵也已经失聪。在此之前，韩少功的《爸爸爸》和阿来的《尘埃落定》也都出现过此类人物，但可以将前者视为一个明显的文化符号，后者则可以被看做一段历史文化的标记。相比之下，阿里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只会不停的说“我叫阿里”，饮食起居也全需他人照料。本应承担着家长文化功能的兄长阿里，却由于自身的缺陷，成为了弱势群体，所有的职责全部都转移给弟弟阿东。“兄友弟恭”取代了骨肉相残的神话原型，“阿东自小就知道，照顾这个长不大的哥哥是他一辈子的事。”弟弟阿东全心照料兄长，不得不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英雄之所以伟大，恰恰是用于他要不断地同困难抗争。阿里需要母亲，阿东便想出了用哀乐代替母亲的办法；阿里不能在家播放哀乐，阿东便让他去东湖；去东湖的路被阻住了，阿东便又找到了便车带他去……“考验通常是主人公品行的试金石；希腊语中‘考验’一词同样具有试金石之意，”⑦弟弟阿东正是通过重重考验，完成了兄长的职责：“他就把自己当成了哥哥，像带弟弟一样带着阿里”。这样一句话，方方就解构了兄弟神话的原型，置换了兄弟之间的角色和功能，突破了受众已经牢不可破的审美接受的文化心理。
方方一直热衷于书写大时代下底层人的命运，八十年代中期，她便以“新写实”小说的扛鼎之作《风景》而蜚声文坛，成为这个潮流的领军人物。在她2012年的中篇小说《声音低回》中，又一次为我们展示出底层家庭的哀乐悲欢。底层的焦虑不但决定着人物的心境，更左右着他们面对世界无法自控的命运。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方方小说中的原始因素，在多种文化交织的世俗神话中，借助对原型的转换变形处理也叠加，还写文学最古老的母题。作者突破了原有的文化经验，将伊甸园、兄弟相残、弑父等神话元素融合进小说文体之中，对漫长文明史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自觉的改写。在这个长达二十多年的写作轨迹上，她在不断地发现中完成了自身审美态度的蜕变，由居高临下、带着嫌恶的悲悯，转变为对普通人日常生活中英雄主义的赞美，而且还是带有文化认同意味的自我确立。
参考文献：
①（加）诺斯罗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吴持哲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2
②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
③④⑤（加）诺普斯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262、10、194
⑥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8.2
⑦（加）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 袁宪军 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97
（李春蕾，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研究生）
一
小说一开始便向读者表明阿里已经失去了母亲，继而又追述母亲生前的故事：同老巴偷食“禁果”——一家人坐车返城遭遇车祸、丈夫儿子伤残——辛苦维持生计、积劳成疾而猝然长逝。小说通篇貌似都是在讲述母亲，但实际上都是在叙述母亲不在场的情况下男人们的生活。缺席的母亲近似《圣经·伊甸园》中的夏娃，“十分明显，编造伊甸园的故事的意图之一是想把《圣经》以前大地女神的神圣统治地位转移到男性并高踞在苍天的圣父上帝身上。当夏娃沦为导致堕落的祸首后，原先仅属象征是男子的优越地位便反应为确是具有男子性别的人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按上帝的说法，这是人被逐出伊甸园的一个重要后果。”①
是母亲“不知不觉被老巴吸引”，继而偷食“禁果”。而正是由于作为知青的母亲抽调回城，全家人才都遭遇了车祸，导致了老巴和阿里的终身残疾。母亲恰如夏娃，偷食了禁果（这里意为智慧之果，母亲的知青身份与追求幸福的主动权），继而被逐出伊甸园——举家由乡下迁往城里。被驱逐的苦难不言自明的，而作为女人，母亲必然要承担的惩罚性苦难接踵而至：不但要辛苦维持生计，还要照顾弱智儿子阿里。但在小叙事之始，母亲便把生活的“主动权”又交回到男性手中。故事也是在男人的世界里展开的：儿子阿里要找姆妈，丈夫老巴胆怯无能，只有靠心爱的幼子独立承担生活的生活的重担，维持一个家庭正常的运作。伊甸园原型的故事中途截止，女娲的神话也被改写。在两种神话原型的交错重叠中，母亲的苦难来自咎由自取的本能欲望，而且延续给第二代。
二
在小说中，“父”的角色也同样受到了质疑。“历史地看，父权与夫权不仅是人类一切权利及统治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且是一切权利与统治的起源。”② 而方方在这篇小说中，从始至终充满了对父权的质疑。权利总是和义务联系在一起，无法尽义务的权利便也没有统治的可能。老巴一直唯唯诺诺，面对生活的重压无计可施，权利和统治与他毫不相干。他如同一面镜子，脆弱而无所作为，只能映射出生活的种种苦难。返城之际，妻子没有抛下乡下的丈夫老巴，“她找遍了关系，几乎跑断了腿”， 方能与丈夫一同返城。车祸之后，他残缺的腿就像一枚钉子，将整个家庭的重担深深的钉在了妻子的身上。妻子负责进货，他由于腿的关系只能守店。这就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别政治的分工秩序，男主外、女主内翻转为女主外、男主内。这个情节充满了对父权制的反讽意味，而车祸与断腿的细节，则带有隐喻的性质，他是被妻子带进了现代文明的大都市，而代价是肢体的残疾与权利的丧失。
小说中也直述了妻子去世的原因是操劳过度，这意味着父权的废弃是以孩子们失去母亲为代价。老巴先是依靠妻子，妻子过世后他转而又一辈子依靠儿子。每当生活出现问题时，老巴只能畏缩在儿子阿东的羽翼之下。阿里母亲去世的当天晚上，“阿里的父亲躺在床上，面无人色”，连晚饭也是由弟弟阿东做的。在阿里想找姆妈以致发狂的时候，“老巴也拄着拐上前帮助阿东，想要抓住阿里，不料却被阿里一掌推到墙角。拐棍摔倒了一边，老巴险些摔倒。”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老巴都无法承担一个“父”的角色。这里不再有高踞在生命之巅上掌控生杀大权的众神之父宙斯，也不再有人类世俗的始祖之父亚当。昔日神话中无比耀眼的“父”已经走下了神坛消弭殆尽，沦为了缩在一角需要旁人庇护的弱者。“他进入了这样一个世界，其中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而不是由有目的的或无意识的行动所更改的存在。”③这样，在整篇小说中，作为“父”的老巴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文化功能，父子角色已然颠倒。作者对二者进行了置换变型，把子一辈的阿东塑造成为了的英雄，完成了“弑父”神话的精神象征性表述，完全掌管了由父一辈创造出来的“伊甸园”。这时一种自我确立的独特成人礼，而且是告别乡土之父权形式的现代文明的成人礼方式。
同时，子阿东也承担了原本是母亲的全部职责，完全掌控了走出“伊甸园”之后的日常生活。母亲已经成为过去，只是生活在阿里的记忆和他人的语言里，正是由于儿子阿里不断寻找母亲，才又凸显了母亲存在的意义——男性世界正是发现了女性的缺失，才能够发现对于女性的需要。也就是说，在这篇小说中，正是由于母亲的不在场，才是故事能够继续发展下去的一个必要的叙事动力，阿东还兼有文化代母的身份。而且，这个精神弑父的成人礼仪式的叙事，讲述了一个兼有父母双重功能与权利的英雄故事，这几乎是第一代置身现代文明的儿子们共同的处境。文化制度已经紊乱，性别的分工只能顺应生存重压下别无选择的处境。
三
上文已经论述了小说是如何描写苦难的，从表面意义上来看，作者叙写的是一个悲剧的故事，是实际上还有着更深刻的寓言意味。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认为“就中心模仿或高模仿意义来讲，悲剧，也就是关于一位领袖的没落的虚构故事，（他不得不没落，因为那是唯一的使领袖从其社会中被孤立出来的方法）……”④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阿里一家的确是被卷进了命运的漩涡里——只能逃避。阿里只有在听见哀乐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母亲的存在，但是这件事情本身便会将自己隔绝起来。由于邻居的反对，阿里（实际上是他的弟弟阿东）只能想尽办法让阿里在听哀乐的时候“被孤立出来”。实际上，正如文中母亲的存在是为了书写男性世界一样，阿里的存在也是阿东成为“领袖”的前提。这里的“领袖”阿东不但没有没落，反而像完成十二件“不可能的任务”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一样，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逐一克服自己的家庭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在同一部书中，弗莱把喜剧的主题定义为“社会的整体化，它通常采用社会接纳一个中心人物的形式”。方方在写底层社会的时候，多喜欢用悲剧的视角，如《风景》、《万箭穿心》、《出门寻死》等小说，都是叙写底层人如何被命运玩弄于鼓掌之间。但是，《声音低回》里的阿东却通过生活的层层考验，逐步为社会所认同，最后取得了“大团圆”的结局。“阻止主人公的愿望实现的障碍，也构成喜剧的行动，而清除这些障碍成为喜剧的契机。”⑤ 相对于老舍的小说《月牙儿》，那是一个没有“反面人物”的悲剧，无论主人公怎样抗争，依然无法摆脱沦为娼妓的命运。而在这篇小说中，同样也没有所谓的“反面人物”出现，大家都在尽心竭力的帮助阿东一家渡过难关。也就是说，小说虽然以悲剧的形式开始，却是以喜剧的形式结束。
自父权制确立之后，继之确立的便是长子的继承权，当父权缺失的时候，长子就要承担起父亲的文化功能，兄弟关系由此变成为文明之始的新一类神话原型，在中外文化中都大量存在。“长兄如父”，兄长在古代被视为父权制的一种延续与替代方式。在儒家的学说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⑥弟弟对兄长的态度，已经成为了评判个人人格和社会品德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圣经》故事中，该隐是夏娃的第一个儿子，也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人，最后却杀死自己的弟弟亚伯，致使自己流离失所。在中国，也不乏这类兄弟相残的传说，但是都是以兄长的仁义而化解。帝舜生活在“父顽、母嚣、象傲”的家庭环境中，弟弟象几次三番欲将舜置之死地，舜却依然能够友于兄弟，比以前更加勤谨。漫长的文化史被浓缩在一个隐喻的修辞结构中，而不同的结局则是不同文化精神的体现，对家族伦理精神的推崇使中国人更希望逃避残酷。两个兄弟相残的基本母题，都是兄长在故事中扮演有作为的一方。
方方在《声音低回》中，却改写了这个神话原型。哥哥阿里在一次车祸中成为弱智，一只耳朵也已经失聪。在此之前，韩少功的《爸爸爸》和阿来的《尘埃落定》也都出现过此类人物，但可以将前者视为一个明显的文化符号，后者则可以被看做一段历史文化的标记。相比之下，阿里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只会不停的说“我叫阿里”，饮食起居也全需他人照料。本应承担着家长文化功能的兄长阿里，却由于自身的缺陷，成为了弱势群体，所有的职责全部都转移给弟弟阿东。“兄友弟恭”取代了骨肉相残的神话原型，“阿东自小就知道，照顾这个长不大的哥哥是他一辈子的事。”弟弟阿东全心照料兄长，不得不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英雄之所以伟大，恰恰是用于他要不断地同困难抗争。阿里需要母亲，阿东便想出了用哀乐代替母亲的办法；阿里不能在家播放哀乐，阿东便让他去东湖；去东湖的路被阻住了，阿东便又找到了便车带他去……“考验通常是主人公品行的试金石；希腊语中‘考验’一词同样具有试金石之意，”⑦弟弟阿东正是通过重重考验，完成了兄长的职责：“他就把自己当成了哥哥，像带弟弟一样带着阿里”。这样一句话，方方就解构了兄弟神话的原型，置换了兄弟之间的角色和功能，突破了受众已经牢不可破的审美接受的文化心理。
方方一直热衷于书写大时代下底层人的命运，八十年代中期，她便以“新写实”小说的扛鼎之作《风景》而蜚声文坛，成为这个潮流的领军人物。在她2012年的中篇小说《声音低回》中，又一次为我们展示出底层家庭的哀乐悲欢。底层的焦虑不但决定着人物的心境，更左右着他们面对世界无法自控的命运。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方方小说中的原始因素，在多种文化交织的世俗神话中，借助对原型的转换变形处理也叠加，还写文学最古老的母题。作者突破了原有的文化经验，将伊甸园、兄弟相残、弑父等神话元素融合进小说文体之中，对漫长文明史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自觉的改写。在这个长达二十多年的写作轨迹上，她在不断地发现中完成了自身审美态度的蜕变，由居高临下、带着嫌恶的悲悯，转变为对普通人日常生活中英雄主义的赞美，而且还是带有文化认同意味的自我确立。
参考文献：
①（加）诺斯罗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吴持哲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2
②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
③④⑤（加）诺普斯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262、10、194
⑥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8.2
⑦（加）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 袁宪军 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97
（李春蕾，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