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欧洲、特别是欧盟对于国际形势和中欧关系的判断在不断发生变化，新冠疫情加速了他们的认知更新。过去我观察，欧洲对于国际形势变化的感知总比美国慢半拍，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知识界很快出现了严厉批判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声音，但欧洲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界主流仍觉得“岁月静好”，认为美国人杞人忧天。直到2016年6月，欧盟出台了两项重要的政策文件，一个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另一个是《欧盟对华战略新要素》。这两个文件的观点显示，当时欧盟决策层仍然认为新自由主义代表着国际社会未来的演进方向，全球治理可以顺畅地向前推进。
　　但就在这两个文件出台几天后，英国公投脱欧，2016年底特朗普赢得大选，令欧洲的政治精英们倍感震惊，他们固有的意识形态体系发生严重动摇，原来的战略认知逐渐崩解了。从那时起一直到2020年初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上台，欧洲精英们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自我反思期，调整自己对世界的判断，调整对欧美、欧中关系战略定位的认知。2017～2019年容克主导的欧盟委员会又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开始对全球化进行反思。

　　新冠疫情暴发后，欧盟对世界的认知有哪些具体变化？
　　首先，他们认为原先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遭受重挫，大国权力斗争主导的传统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重新回归，正在塑造未来一段时期的世界走向。欧盟不再对经济全球化充满信心，不再坚持认为欧洲的地区一体化路径代表了世界的演进方向，也就不再高举自由主义旗帜了。
　　其次，欧盟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已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政策意向，因而着手实施以“欧洲战略自主”为核心、包含“欧洲经济与技术主权”在内的新政策架构，强调要自主掌控尖端技术与前沿产业，强化贸易保护与投资审查，增强自身相对于美国和北约的独立性。
　　第三，欧盟意识到自己低估了中国崛起的速度和深度，认为欧洲处于中美戰略竞争的夹缝中，对此倍感焦虑。欧洲人现在承认中国崛起是“地缘政治最大变量”，对欧洲也是“最大挑战”，感觉自己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左右不是人”。
　　第四，欧盟仍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强调“价值观外交”要和“经济外交”融合推进。
　　在这些认知变化的基础上，欧盟决策层对欧中关系进行了“再定位”，把中国称作“经济上的竞争者”“制度上的对手”和“全球事务中的谈判方”，同时继续承认中国是欧盟的“战略伙伴”，这四个定位的出台意味着欧洲政治精英们对欧中关系的判断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我们可以由此推断，欧盟和欧洲主要大国不再把中国视为真正的战略伙伴，而是明确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其处理对华关系时更加聚焦于竞争性与对抗性，而不是合作性，也就与美国的对华战略认知形成合流。
　　过去我们常把经贸合作比作中美关系“压舱石”，后来发现经贸关系变成了冲突源。实际上在中欧关系当中，这种现象也发生了，经贸摩擦正在增多。不过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欧洲大国越来越强调“战略自主”，也就是意识到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新格局当中，欧洲要强化自己的主体性，开始实施区域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自主推进的安全战略。欧洲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明确：“现代欧洲人最担心什么？就是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把欧洲作为一个竞技场。欧洲要把自己变成参与中美战略竞争的竞技者，而不是竞技场。”这是欧洲政治精英当前难以释怀的一个执念。
　　如何判断未来欧盟对华政策的走向？我认为，首先，欧盟对未来中欧关系竞争性的强调意味着双方关系发展不会平坦，潜藏很多不可控的因素，需要我们善加管理。其次，欧盟仍将在中美之间秉持两面下注的机会主义和交易者心态，也就是说，尽可能地不得罪中国，不把自己完全跟美国绑定在一起。他们会同步加强与美国和中国的对话协调。第三，由于欧美之间仍存在战略上的互不信任，我们推动发展中欧关系仍能找到空间，在促进双方协调合作方面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