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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认知民主，向往民主，追求民主。我们所努力认知的民主不仅包括现代民主，也包括古希腊的民主。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并没有对民主和自由加以足够的区分，以为民主与自由总是肩并肩、手拉手，有民主必有自由，有自由必有民主。我们也曾以为，古希腊民主是现代民主的祖先，更对西方古人竟能如此现代——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民主——羡慕不已。
不妨想象一个言必称希腊的中国书生到希腊一游。他发现希腊人虽实行民主，但这大体上只是原始的氏族民主；希腊公民的政治权力虽多于现代人，却并不享有后者的种种权利。即便在情况最好的雅典，社会对个人的管辖权也太大，甚至可以说毫无节制。数千名群众聚在一起制定法律，审查执政官的行为，宣召伯里克利解释其行为，不仅处死苏格拉底，更处死了在阿吉纽西海战中打了大胜仗的六个将军。他惊讶地发现，雅典民众用充满任意性的法律驱逐、监禁、迫害致死他们所不喜欢的任何人，包括立下了卓越军功的大英雄——从地米斯托克里、客蒙到米尔提亚德和阿里斯提德，不一而足。
此时，从前迷希腊恋希腊的中国书生意识到，即便在雅典这么一个古代世界最开明的国度，个人隶属于社会的程度也远远超过任何现代民主国家。于是他得出了一些结论：希腊人的自由不同于现代人的自由；除了在政治权利方面希腊人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外，在其他许多方面他们并不是那么自由的；在是否享有个人权利或人权这一最重要的自由方面，希腊人与现代人甚至有极大的差距。中国书生意识到，希腊民主是一种不自由的民主。这时他开始阅读法国古典学家库朗热的《古代城邦》，发现作者写道：
我经常听人说到古代城邦的自由，但是我看到，雅典公民并不是自己财产的主人，当他拈阄时被指定要造一艘船，或建立一支戏剧歌队时，他必须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财富；他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因为三十三年间他必须服役于国家；他不是自己言语和情感的主人，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审判他是不是合格的公民；他也不是自己意识的主人，因为他必须信仰国家的法定宗教，参与祭祀，他不能相信只有一个神……人们如此经常说起的这个自由，究竟在哪里？
顺着库朗热的思路，中国书生比较了一下古希腊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他发现，希腊人除了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在其他方面并不享有现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自由——现代公民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拥有独立于社会权力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或自由、信仰自由（信仰或不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甚至可以信仰无神论）、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所有这些自由，对处于特权地位的希腊公民——更遑论奴隶、外邦人和妇女——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中国书生甚至意识到，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缺乏自由，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民主”是一个带有否定意味的词。
至此，中国书生已完成了自我教育，不再言必称希腊了。
然而在《政治哲学史》一书中，列奥·施特劳斯论及前五世纪雅典民主时却写道：
民主制的特征之一就是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人人都可以追求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因此民主制是鼓励最大程度多样化的政体：每一种生活方式，每一种制度都可包容其中……他（苏格拉底）以其“行为”表明了他对民主制的偏爱：他在民主的雅典度过了一生，在战争中为雅典而战，至死服从雅典法律……他坚持认为，民主制的目的不是为了引导非哲学家尽可能行善，因为民主制的目的不是美德而是自由，亦即根据自己的爱好或高尚或卑贱地生活的自由。
如此肯定希腊人的自由，听上去不像施特劳斯的话，给人以一种言不由衷的印象。他是不是假古代自由来肯定现代自由？不可能。正是他追随卡尔·施米特，在美国率先向自由主义发难。正是他开启了新保守主义思潮，追随者甚众，其中甚至有一大群中国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新保守主义大行其道——绕过联合国决议发动伊拉克战争（如所周知，该国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越来越巨大的贫富悬殊，其最新成果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是不是因为《政治哲学史》是美国大学生的入门读物，对他们讲一讲“政治正确”很有必要，所以施特劳斯在这里未能讲出或者不愿意讲出真心话？或者说，该书只代表了作者早年的思想，与他成熟期（不妨以《自然权利与历史》为标志）的立场有所不同？可是《政治哲学史》在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这时施特劳斯已然是新保守派的思想偶像——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如果与成熟期的立场相左，做一点修正也无妨。为什么施特劳斯不做修正？无论原因为何，以上引文与施特劳斯反自由主义的斗士形象是相矛盾的。
苏格拉底时代激进民主的目的真的是“自由”，而非“美德”？被超级陪审法庭判处死刑以后的苏格拉底真的是“至死服从雅典法律”，还是一个七旬老人自愿选择不逃跑，而要以死抗争？如何解释在柏拉图的《申辩篇》里，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民判处死刑之后，对他们发出如此诅咒：“我死之后，你们将立即受到比强行处死我严重得多的惩罚，你们将受到宙斯的惩罚？”又如何解释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民主政体如此尖刻的嘲讽——“除非你亲眼看见，你根本不会相信在民主政体中，家畜们享有多少自由！狗们看上去像它们的主子，马们、驴们也如此；他们习惯于趾高气扬，招摇过市，遇到人类，要是不给他们让路，便一头撞过去？”雅典人对同胞的渎神行为（尤其是对赫尔墨斯神的亵渎）竟“包容”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大搞诉讼，大开杀戒？这难道是“人人可以追求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的美丽风景？
我们知道，施特劳斯对现代性持反对立场。这种立场也包括反对自由理念在内，这是十分“显白”的。可是在以上引文中，施特劳斯竟显得如此乖巧，如此“政治正确”。这里，施特劳斯的话毫无疑问出自柏拉图的《国家篇》。在《国家篇》中（562B-D），苏格拉底对一个朋友说，寡头政体中的寡头派视财富为“善”，而民主政体中的民主派却视“自由”为“善”。但只需稍稍用心读一读这段话的上下文，便不难发现苏格拉底的“自由”与通常意义上的自由大异其趣。这里所谓的“自由”几乎是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代名词。同样在《国家篇》（557B）里，苏格拉底说，实行民主制的城邦“充满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允许每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既然允许随心所欲，那么显然每个人都会有一套生活计划，爱怎么过就怎么过。这应该是施特劳斯“人人都可以追求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之语的出处。
正是在这里，被苏格拉底否定的“民主”摇身一变，成为施特劳斯肯定的“民主”了。如所周知，挑起“古今之争”的施特劳斯在细读古典文本方面很有功夫，不至于读不出《国家篇》对激进民主昭然若揭的嘲讽来。
或许施特劳斯另有深意？他如今已被许多人视为新保守主义的始作俑者，正是在其成熟作品《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施特劳斯对西方当代自由主义发动了一场正面攻击，指责他们：
容忍各种关于善或者对的意见，把一切偏好和一切“文明”都视为旗鼓相当。唯有漫无限制的宽容才与理性相吻合……然而在对于多样性和个性的尊重与对于自然权利的认可之间存在着紧张。当自由派们对于甚至是由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自然权利论对多样性和个性所施加的绝对限制感到不耐烦时，他们就得在自然权利论和丝毫不受束缚的对个性的培养之间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我们越是培植起理性，也就越多地培植起虚无主义，我们也就越难以成为社会忠诚的一员。
这里的话难道不与他所谓“民主制的目的不是美德而是自由”自相矛盾？施特劳斯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主义，甚至给它扣上一顶虚无主义(及相对主义)的大帽子，另一方面自己却俨然扮演起了自由派的角色来。这难免使人生疑。他是不是另有企图，在玩一种据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领会的“隐微”笔法？
不妨想象一个言必称希腊的中国书生到希腊一游。他发现希腊人虽实行民主，但这大体上只是原始的氏族民主；希腊公民的政治权力虽多于现代人，却并不享有后者的种种权利。即便在情况最好的雅典，社会对个人的管辖权也太大，甚至可以说毫无节制。数千名群众聚在一起制定法律，审查执政官的行为，宣召伯里克利解释其行为，不仅处死苏格拉底，更处死了在阿吉纽西海战中打了大胜仗的六个将军。他惊讶地发现，雅典民众用充满任意性的法律驱逐、监禁、迫害致死他们所不喜欢的任何人，包括立下了卓越军功的大英雄——从地米斯托克里、客蒙到米尔提亚德和阿里斯提德，不一而足。
此时，从前迷希腊恋希腊的中国书生意识到，即便在雅典这么一个古代世界最开明的国度，个人隶属于社会的程度也远远超过任何现代民主国家。于是他得出了一些结论：希腊人的自由不同于现代人的自由；除了在政治权利方面希腊人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外，在其他许多方面他们并不是那么自由的；在是否享有个人权利或人权这一最重要的自由方面，希腊人与现代人甚至有极大的差距。中国书生意识到，希腊民主是一种不自由的民主。这时他开始阅读法国古典学家库朗热的《古代城邦》，发现作者写道：
我经常听人说到古代城邦的自由，但是我看到，雅典公民并不是自己财产的主人，当他拈阄时被指定要造一艘船，或建立一支戏剧歌队时，他必须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财富；他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因为三十三年间他必须服役于国家；他不是自己言语和情感的主人，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审判他是不是合格的公民；他也不是自己意识的主人，因为他必须信仰国家的法定宗教，参与祭祀，他不能相信只有一个神……人们如此经常说起的这个自由，究竟在哪里？
顺着库朗热的思路，中国书生比较了一下古希腊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他发现，希腊人除了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在其他方面并不享有现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自由——现代公民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拥有独立于社会权力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或自由、信仰自由（信仰或不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甚至可以信仰无神论）、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所有这些自由，对处于特权地位的希腊公民——更遑论奴隶、外邦人和妇女——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中国书生甚至意识到，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缺乏自由，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民主”是一个带有否定意味的词。
至此，中国书生已完成了自我教育，不再言必称希腊了。
然而在《政治哲学史》一书中，列奥·施特劳斯论及前五世纪雅典民主时却写道：
民主制的特征之一就是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人人都可以追求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因此民主制是鼓励最大程度多样化的政体：每一种生活方式，每一种制度都可包容其中……他（苏格拉底）以其“行为”表明了他对民主制的偏爱：他在民主的雅典度过了一生，在战争中为雅典而战，至死服从雅典法律……他坚持认为，民主制的目的不是为了引导非哲学家尽可能行善，因为民主制的目的不是美德而是自由，亦即根据自己的爱好或高尚或卑贱地生活的自由。
如此肯定希腊人的自由，听上去不像施特劳斯的话，给人以一种言不由衷的印象。他是不是假古代自由来肯定现代自由？不可能。正是他追随卡尔·施米特，在美国率先向自由主义发难。正是他开启了新保守主义思潮，追随者甚众，其中甚至有一大群中国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新保守主义大行其道——绕过联合国决议发动伊拉克战争（如所周知，该国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越来越巨大的贫富悬殊，其最新成果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是不是因为《政治哲学史》是美国大学生的入门读物，对他们讲一讲“政治正确”很有必要，所以施特劳斯在这里未能讲出或者不愿意讲出真心话？或者说，该书只代表了作者早年的思想，与他成熟期（不妨以《自然权利与历史》为标志）的立场有所不同？可是《政治哲学史》在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这时施特劳斯已然是新保守派的思想偶像——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如果与成熟期的立场相左，做一点修正也无妨。为什么施特劳斯不做修正？无论原因为何，以上引文与施特劳斯反自由主义的斗士形象是相矛盾的。
苏格拉底时代激进民主的目的真的是“自由”，而非“美德”？被超级陪审法庭判处死刑以后的苏格拉底真的是“至死服从雅典法律”，还是一个七旬老人自愿选择不逃跑，而要以死抗争？如何解释在柏拉图的《申辩篇》里，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民判处死刑之后，对他们发出如此诅咒：“我死之后，你们将立即受到比强行处死我严重得多的惩罚，你们将受到宙斯的惩罚？”又如何解释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民主政体如此尖刻的嘲讽——“除非你亲眼看见，你根本不会相信在民主政体中，家畜们享有多少自由！狗们看上去像它们的主子，马们、驴们也如此；他们习惯于趾高气扬，招摇过市，遇到人类，要是不给他们让路，便一头撞过去？”雅典人对同胞的渎神行为（尤其是对赫尔墨斯神的亵渎）竟“包容”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大搞诉讼，大开杀戒？这难道是“人人可以追求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的美丽风景？
我们知道，施特劳斯对现代性持反对立场。这种立场也包括反对自由理念在内，这是十分“显白”的。可是在以上引文中，施特劳斯竟显得如此乖巧，如此“政治正确”。这里，施特劳斯的话毫无疑问出自柏拉图的《国家篇》。在《国家篇》中（562B-D），苏格拉底对一个朋友说，寡头政体中的寡头派视财富为“善”，而民主政体中的民主派却视“自由”为“善”。但只需稍稍用心读一读这段话的上下文，便不难发现苏格拉底的“自由”与通常意义上的自由大异其趣。这里所谓的“自由”几乎是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代名词。同样在《国家篇》（557B）里，苏格拉底说，实行民主制的城邦“充满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允许每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既然允许随心所欲，那么显然每个人都会有一套生活计划，爱怎么过就怎么过。这应该是施特劳斯“人人都可以追求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之语的出处。
正是在这里，被苏格拉底否定的“民主”摇身一变，成为施特劳斯肯定的“民主”了。如所周知，挑起“古今之争”的施特劳斯在细读古典文本方面很有功夫，不至于读不出《国家篇》对激进民主昭然若揭的嘲讽来。
或许施特劳斯另有深意？他如今已被许多人视为新保守主义的始作俑者，正是在其成熟作品《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施特劳斯对西方当代自由主义发动了一场正面攻击，指责他们：
容忍各种关于善或者对的意见，把一切偏好和一切“文明”都视为旗鼓相当。唯有漫无限制的宽容才与理性相吻合……然而在对于多样性和个性的尊重与对于自然权利的认可之间存在着紧张。当自由派们对于甚至是由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自然权利论对多样性和个性所施加的绝对限制感到不耐烦时，他们就得在自然权利论和丝毫不受束缚的对个性的培养之间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我们越是培植起理性，也就越多地培植起虚无主义，我们也就越难以成为社会忠诚的一员。
这里的话难道不与他所谓“民主制的目的不是美德而是自由”自相矛盾？施特劳斯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主义，甚至给它扣上一顶虚无主义(及相对主义)的大帽子，另一方面自己却俨然扮演起了自由派的角色来。这难免使人生疑。他是不是另有企图，在玩一种据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领会的“隐微”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