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不能少说点儿！”父亲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矮着身子小声地说，语气中夹杂着哀求和埋怨。
　　室内一片沉默，窗外高大的樟树上，茂密的叶子在秋风中哗哗作响。
　　我看了看一脸沮丧的大哥，又看向卧室，母亲躺在床上，眼神茫然而绝望。
　　我的心猛地一沉，后悔自己口无遮拦，说话不注意。
　　母亲中风后，曾转到康复医院治疗。不小心，腿在轮椅上被碰伤了，又恰好是瘫痪的那条腿。糖尿病人的伤口不好恢复，几家医院都不肯接受治疗。我们只好在家竭尽全力地护理，但伤口依然越来越大。
　　我看着伤口无奈地说：“医生说，再严重只能截肢了。”我忘记了，大家的心理本来就纤弱如丝，我还要狠狠地去拉扯一下，而最痛的一定是父亲。
　　父亲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会儿，忽地醒过神儿来，弹起来冲到母亲身边，抓着她的手，小声地安抚着，声音有些沙哑，听起来虚弱而苍凉。近些年，受多种疾病的折磨，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脾气也越来越大。父亲处处让她，有时被激怒了，也跟她争吵几句。可吵归吵，母亲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他怕母亲摔倒。
　　“你妈看上去很好强，其实脆弱得很，她离不开我。”父亲曾一脸自豪地跟我说。他以为自己很强大，此生给母亲撑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帝国大厦，没有什么能够攻克它。可这场重病，却让他的大厦轰然倒塌。住院没几天，母亲的病情逐渐加重，不能动，不能说，不能吃。下危重通知书的那天，我们刚好都不在，是父亲签的字。他仿佛一下子老了，挺拔的军人身姿佝偻下来，一紧张就掏出速效救心丸服用。只要我们被医生叫出去，一回来，他的目光就警惕地在我们的脸上扫来扫去，察觉有什么异样，无论谁劝，他都不肯回家休息，只能睡在医院的一张窄椅上，也睡不踏实，一听到母亲咳嗽他就爬起来。我们兄妹几人轮流值夜，逼着他休息，可发现他睡着时常常做噩梦，蜷着身子，一头汗，手攥得紧紧的，掰都掰不开。他的神经绷得太紧了，怎么行？
　　我们决定请一个护工，晚上照顾母亲。可父亲不同意，一向温和的他血红着眼，向我们吼道：“你妈不会说话了，要翻身、咳痰，护工晚上睡着了，才不会管呢！不行！”
　　我也急了，提高嗓门说：“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日子长着呢！你已经是快八十岁的人了，不注意休息，你如果累垮了，我们照顾谁？”
　　在我们的坚持下，父亲做了让步，晚上回到弟弟家睡觉，但白天执意要去医院，我们也只好随他了。因为放心不下母亲，他总是想办法拖延时间，很晚离开医院，晚上又常常失眠，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又总是赶第一辆公交车到医院。
　　在医院，他一刻也不肯休息，给母亲按摩，独自跟她说话，用针管一点点给她喂流食，推着轮椅在走廊里转来转去……
　　过度的劳累，让父亲差点倒下。一天半夜，父亲房间灯亮了。弟弟也醒了，起来一看，他捂着胸口，面色苍白，才知道他胸闷心慌。弟弟吓坏了，知道父亲心脏不太好，况且两年前放过支架，赶紧送他到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确定是太紧张、太劳累造成的胃病。
　　父亲如释重负，去医院的路上步履如飞。母亲正忧心忡忡地等着他，一听说没大事儿，用唯一能动的右手一遍遍摩挲着父亲的脸，激动得泪流不止。父亲也有种失而复得的驚喜，一手紧紧抓住母亲的左手，一手为她擦拭泪水。我们也潮湿了眼，走出病房，让他们享受这份不幸中的幸福。
　　傍晚我“押解”父亲走出医院，一再叮嘱他要保重身体。他满口答应道：“你放心吧，我以前想得很明白，不怕死，可现在怕了，我死了你妈怎么办？为了她，我也要好好活下去！”
　　父亲独自走向车站，形单影只。暮日余晖，将他花白的头发染成了枯黄，清瘦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
　　从康复医院回来，母亲睡眠不好，我们建议轮流陪护，可父亲一定要睡在母亲身边，他说：“你妈想说什么我都懂，在康复医院的时候，晚上受了很多委屈，以后我绝不离开她。”
　　可他照顾母亲，晚上常常睡不好，几天后便憔悴不堪了。我们硬逼着他睡到二楼，半夜两点左右，我听到卧室外有脚步声，走出房间，看到父亲正蹑手蹑脚地准备下楼。被逮了个正着，他忙不迭地向我解释道：“楼上太冷啦，楼下暖和，再说你妈需要我。”
　　看着他慌张地下楼，步履蹒跚。我的眼泪不可遏制地流了下来，父亲这一年老了许多，他一生辗转，从四川到东北，到青藏高原，再到江南，几十年的跋涉，他已经像一辆疲惫的老马车，却依旧载着爱和责任徐徐前行。他不再看看了几十年的《新闻联播》，不再练练了几十年的气功，不再读读了几十年的《易经》。他只关注母亲，关注她每一个眼神和手势的内容——
　　“你妈今天心情不错，吃饭有进步……”
　　“你妈这阵儿好像瘦了……”
　　“你妈今天在写字板上写着不想活了，说是拖累我们了，唉……”
　　“你妈……”
　　母亲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她的喜怒哀乐就是他的喜怒哀乐。父亲全然没有了自我，他活成了母亲的影子。
　　我曾经固执地认为人生是苍凉的，赤身而来，赤身而去。可我的老父亲却让我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在你孤独的生命航程里，有这样一个摆渡者，始终撑着一船风雨一船爱，陪伴你渡过岁月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