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双减”政策在吹了两个多月的风后，正式出台。
　　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29日，教育部进一步明确了学科类与非学科类的范围和管理。
　　教培行业对“双减”政策反应剧烈。在政策正式出台前，一份未经确认的文件便在网上流传，教培行业中概股闻风开始跳水式的暴跌，高途、新东方、好未来一度跌超50%。三支股票单日市值合计蒸发近1000亿元。
　　裁员也在悄然进行。高途、VIPKID等多家头部培训品牌先后传出裁员消息。“掌门教育”在深圳的一名员工告诉记者，他早在上两周已被公司解雇，获赔一个月工资。至此，他在掌门的工作时间还不满一年。业界称，整个教育板块需要更多时间来消化“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而2021年的暑假，很可能成为“最后一个补课的暑假”。

忙碌的暑假

　　目前，各地教育部门已经开始采取相应行动，响应配合“双减”落地实施。广东省教育厅发文，明确从暑假后的秋季学期开始，K12阶段各类学校提供每周5天的课后服务，下午至少两个学时。
　　7月28日上午10点多，南都周刊记者来到了位于深圳南山的某大型K12课外教培品牌的教学点。这个培训点占据了一栋商铺楼的整个二层：大班课教室门口处，贴着课程表，最早的一节课在早上8点30分开始，最晚一节在晚上8点30分结束。此时，长廊两旁共计30多个教室，有超过八成教室都在上课。陆陆续续有家长前来，等候接即将下课的小孩。相比企业经营层面的腥风血雨，以及各地教育部门的迅速响应，“双减”对暑期培训课堂，似乎还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一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对于“双减”，他仍处于“观望”状态。“减负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毕竟最根本的升学压力还在。”
　　事实上，大多数家长对“双减”都是抱着保留态度。在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就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此后，教育“双减”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讨论，当时就有人把还没到来的暑假，称为“最后一个补课的暑假”。
　　但南都周刊记者采访了一些K12阶段孩子的家长发现，“双减”并没有影响他们把孩子的暑假安排得满满当当。
　　为了抓紧暑假时间提升孩子考试成绩，不少家长选择给孩子报读校外的学科培训班。
　　深圳家长张凡给即将上初二的儿子，在家附近的培训班报了英语和数学课，课程持续一个月，每天上课3个小时，总花费一万多块钱，“这还算是便宜的了”。
　　张凡的儿子在深圳福田区一所公立中学就读。他觉得，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不算太好，不是“名校”，而课外辅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名校”的差距。“初中的孩子就是一张白纸，如果去不了好一点的学校，就只能通过不停上补习班的办法，来弥补一下了。”
　　而这种“弥补一下”也是张凡儿子所在班级的现状，张凡了解到：儿子班上同学几乎人人都在参加课外培训。他曾经因为觉得补习效果不理想而对报班产生了犹豫——但当知道几乎所有同学都在补习之后，他选择继续把孩子送到补习班。“别人的小孩都在补习，就你的小孩不补习，这也不太好。”
　　“双减”并没有影响他们把孩子的 暑假安排得满满当当。
　　为了抓紧暑假时间提升孩子考试成绩， 不少家长选择给孩子报读校外的学科培训班。
　　家住广东三线城市阳江的家长杨谦，也给自己两个小孩报补习班，“给下学期升六年级的老大补数学和英语，升三年级的老二补数学和作文。”补习班是两个孩子所在小学的任课老师私下开设的。在小城市，学校老师办的“家教”远比大型培训机构，更受家长青睐，课堂的价格也相对便宜一些。
　　也有家长更注重利用暑假的时间，去培养孩子在学科学习以外的能力。“暑假是难得的机会，让小孩在体育、艺术这方面能有更多时间去训练。学科方面倒没什么需要补习的，小学里面已经把要学的都教了，有不懂的自己多看看书，练一练，或者去问问老师就可以了。”广州家长刘莉告诉记者，这个暑假，她给自己8岁的小孩报了各种各样的班，包括编程、游戏数学、阅读课、游泳、大提琴、美术等，总共花费了超过3万块，“暑假是绝对比开学要贵的。”

国际教育夏令营，另一种促进？

　　“寓教于乐”的夏令营也是很多家长的选择。深圳福田一所私立幼儿园的外教James告诉记者，他任教的幼儿园在暑假给这些3-5岁的孩子也开设了夏令营。“送孩子来夏令营的家长中，有75%是希望有人帮忙看下孩子，而不是以学习为主要目的，但剩下有25%的家长，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虎妈虎爸’。”
　　作为老师，James更希望孩子们在夏令营里“玩得开心”。“夏令营是一个玩和学习结合的过程，但更重要的，还是孩子们能真正享受这个持续数周的过程，要不然还不如让他们能真正从学校里放假，好好地休息一下。”
　　孩子马上要升初中的家长钱雯，更希望孩子能通过夏令营的语言环境，更好地学习英语。她花费了16880元，给女儿报了一家国际学校的夏令营.
　　她也尝试过给女儿报补习班，但收效甚微，还让母女两人关系緊张，感觉很痛苦。“前段时间送她去一个培训班学英语，结果把我给上崩溃了。老师说她成绩不好，原因就是不愿意背单词。老师就每次抽查她，只要写不对，就抄写20遍，还要用这些不会词造句。搞得每次上完课，她还被留堂一个多两个小时。”
　　“我也不愿意这样逼着她。夏令营不需要背单词，就是有个环境，每天用这个语言，可能效果还好一点。”按照钱雯的规划，暑假结束后，她的女儿会直接入读这家国际学校。钱雯的选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按照老师的推断，她女儿可能考不上深圳高中，“应试教育对标准答案的那种精确，不太适合我的女儿，她比较天马行空，比如她写的作文，之前在公立学校被老师批得很低分，但是同样的文章，拿到报社，却是可以刊发的水平。”

减负不减升学压力？

　　事实上，无论是选择哪种让孩子度过暑假的方式，家长绕不开的，仍然是对升学的担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长在“双减”政策下，仍按兵不动，甚至还更加紧张。
　　钱雯在女儿上五年级的时候，就被老师预判，自己的女儿“肯定上不了高中”。
　　“我女儿每次考试三科成绩都能维持在90分出头的水平，在她上的那所重点小学的班级里就是排30多名，但是老师告诉我，像我女儿这样不怎么背单词，现在能考个90多分，但初中可能就只能拿60多分了。老师说她肯定是考不到高中的，就算是考上了，也不会是重点，考不上重点高中就考不到985、211大学。”
　　张凡也有这种连锁反应式的担心。“减负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要看教育部门决心到底有多大，比如课外培训不搞了，那学校配套的措施能不能跟上，现在教育资源不均衡，名校确实就是好，教学方法、老师水平都是不一样的，教出来的孩子肯定也是不一样。”作为初中生的家长，张凡同样担心儿子“上不了好高中，就更别指望上好大学了。”
　　家长对中考的关切是普遍性的，这种关注的心情甚至超过了高考。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南方中心主任臧敦建认为，这种对升学关切度的前置，是因为升学对学生的分流，在中考已经发生。“我们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百分之四十多快五十，也就是说，18岁左右这群孩子，有一半能上大学，但你看很多地方高考录取率基本上已经达到90%了，那么，另外一半没上大学的孩子是什么时候被淘汰的呢？那就是中考这个环节了。”臧敦建早前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分析。
　　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从全国范围来看，从1990年开始，普高学生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的比例为50%左右;2016年开始，普高学生占比逐渐增加，这几年基本都维持在60%以上。但公办普高入学率是大多数家长更关心的指标，在一些人口流入较多的规模城市，公办高中资源事实上处在较为紧张的状态，张凡和钱雯所在的深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深圳教育局披露的数据显示，2020年，深圳公办普高招生4.1万人，而全市符合中考报名条件的考生达到8.9万人。以此计算，深圳公办高中录取率仅达到46%。
　　事实上，无论是选择哪种让孩子度过暑假的方式， 家长绕不开的，仍然是对升学的担忧。
　　钱雯曾经想过，“要不干脆做好把孩子送到职高的准备。”那段时间，她开始密集打探了解深圳职业高中的情况，听取身边亲朋关于职高的建议，最终，她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现阶段来讲，职高仍然不算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无论是学习的环境，还是将来孩子的就业取向，这是最真实的考量。”钱雯说。

家长的期待

　　钱雯给女儿选的国际学校位于深圳龙岗区，这所学校在初中阶段每年学费是27万元，高中阶段则是每年32万元。
　　她觉得这是一条可以免于“鸡娃”，但依然可以让孩子保有竞争力的道路。她不愿意“鸡娃”，也没有时间“鸡娃”，钱雯是一名纪录片导演，日常需要花大量时间完成手头的项目。
　　“我不想天天盯着她，让她去做作业、背单词，首先是我没有这样的时间，我也不想把我和女儿的关系给搞坏了。几乎每个家长都在‘鸡娃’，你不‘鸡’就没办法，我选择了国际教育这条路。”钱雯坦言，身边很多朋友，只要家庭条件允许，都把孩子送到了国际学校走国际教育的路线，这算是一种给孩子“减负”的方式。
　　钱雯也分析过自己的这种“着急”情绪，“大概是来源于一种‘恐惧’，好似考试的分数就决定了阶层。”
　　在臧敦建看来，钱雯的想法在家长群体中并不少见，尤其是一线城市里的“新中产”。他以北京为例，海淀黄庄名校汇聚，人们从北大、清华、人大这些名校毕业以后，就在这周边工作。他们当然希望孩子能重复自己的路，走精英路线。如果突然有一天他们的孩子考个不那么好的学校，他们可能真的会崩溃。“像深圳其实也是这样，它是一个移民城市，很多名校毕业的人才来到这里工作，成为城市里的新中产，那他们成家有小孩之后，肯定还是希望孩子能重复自己的路线，甚至是要超越自己，这就导致了现在很多家长都特别着急。”
　　相比“鸡娃”和走国际教育路线，职业教育至少在目前来说，还不能满足城市新中产对孩子的期待。
　　近期，“教育部将落实1：1普职比”的消息，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关注。而事实上，“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存在已久。
　　早在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就曾提到：“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此后在2014年、2020年，国务院、教育部等相继又重提了“保持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目标。
　　但直至目前，普高的招生规模仍较大幅度地高于职高，最近五年，两者的比例维持在5.8：4.2-5.9：4.1之间，距“1：1”还有不小的距离。

　　“职高毕业出来的学生，很多直接就去工作了，而普遍来说他们的收入是比大学本科出来的学生要少的。另外从身份地位上来说，现阶段职高的认可度还是比较低，这就导致了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去上职高。”深圳百仕达小学校长熊佑平早前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分析。他认为，社会对职高的一些观念和看法，扭转还需要时间，“因为这跟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这些基础层面是紧密相关的。”
　　刘莉认为，只有改变了教育的目标、理念，给出多元化价值出路，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减负”——“单纯不让开培训班了，但升学压力不变，这反而會让有能力的家长负担更重，大家都会去找一对一培训。没能力的家庭毫无头绪，可能又陷入其他的陷阱。”
　　刘莉所说的情况已经发生。7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发布报告称，在教育培训市场监管风暴下，尽管教培职业的销售类岗位，招聘需求人数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但家教类岗位需求同比增加821%，由此推动教培职业的就业景气指数（CIER）排名首次居各行之首。
　　暑假即将完结，但没有家长感到完全的放松。尽管张凡表示，自己对“双减”政策目前仍持有一种观望态度，但他觉得，这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如果后续配套能措施可以跟上，‘双减’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家长来说，都会是一种解放。”
　　（除臧敦建设、熊佑平外，本文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