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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半年的“排兵布阵”，今年财政支出已呈现出“有增有减”的格局。能源、科技以及涉农支出等分享“大块蛋糕”，基建投资等逐步“淡出”，财政基本实现“换位”。
数据显示，今年财政预算安排科技投入716.04亿元，新农村建设资金3397亿元；中央财政直接用于基建投资的国债项目资金规模为600亿元，而1998年这项资金曾达1500亿元。
财政支出“热”中换位的排兵布局态势表明，自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贯彻实施长达8年的积极财政目前正逐步换位于公共财政。6月28日，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印证了这一换位态势。他表示，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公共财政框架，公共财政将规范、稳定金融市场，引导消费、投资和资本流向，优先重点支持劳动力市场培育和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等。
从1998年反周期应急式的“积极财政政策”提出，到现如今的公共财政政策框架初步搭建，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种“换位”？
经济“热胀”效应
我国经济近年持续高位快速运行的“热胀”效应，实际上就是当前推动财政“换位”的核心主导力量。
关于“热胀”效应的具体市场表现，香港金融界某资深基金经理的一语概括可谓独到详尽，即“中国卖什么，什么跌价；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中国管什么，什么短缺”。
“卖什么什么跌价”意味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廉价劳动力与资源掠夺式开发而生产出来的中国货目前正在本土及全球市场低价“倾销”。这些低价“倾销”的商品，是高能耗、低附加值（技术含量低），以及产能粗放持续快速扩张的生产结果，反映到整体宏观经济运行中就是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加快等“过热”症状。
“买什么什么涨价”是产能粗放持续快速扩张的必然，突出表现在国内企业在全球市场生产原材料的采购方面。自去年下半年引爆的中国钢企铁矿石采购价格风波，以宝钢为代表的国内钢企之所以不得不吞下这枚难咽的“涨价苦果”，与国内近几年生铁产能持续高位快速扩张（2006年上半年全国钢铁开工项目增长达到77%），直至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不无关系。与铁矿石采购相类似的，还有满足整体经济高能耗需要的石油等大宗原材料采购。
“管什么什么短缺”所指向的是违背现代市场经济要素资源配置的行政垄断，这一点在国内石油消费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
针对上述中国经济“热胀”下的具体市场表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肖耿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现已不可逆转地与世界经济的一举一动联系在一起，中国已无法忽略全球化状况下的市场压力。因此，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政府更应该重视建立市场化的价格调整机制，以便各行业的价格调整符合国内国际的市场规律及趋势。
政策“换位”纵深
经济持续高位快速运行的“热胀”效应可能威胁经济增长的稳定及效率，显然是推动目前我国积极财政“换位”的核心主导力量。之所以“换位”于公共财政而非其他，其纵深的市场价值逻辑主线，则离不开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要素资源配置模式。
我国自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讲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反周期、应急式、暂时性的政策。
反周期调节政策的具体操作模式，就是当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相对低谷阶段，为使这个低谷不要落得太深，增长曲线不要太陡，而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扩张性措施，使经济增长曲线达到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速度区间。具体到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通过持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二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三是调整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鼓励并扩大投资、消费和出口。如此反周期调节政策的实施，生成的是国家整体经济投资拉动型增长。
不过，长期依靠财政扩张、投资拉动的单一手段来调节经济，其弊端便逐渐显现，如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对国债投资产生严重依赖、妨碍市场化改革进程、投资效益低下等。如此一来，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实施，不仅会导致财政政策最终失效，同时还会造成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过度依赖，积累高位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热”风险。鉴于积极财政政策原本就是个暂时性政策，加上世界各国已有许多过度依赖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教训，因此我国目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换位”淡出自是必然。
与积极财政相对应的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核心目标是规范、稳定金融市场，引导消费、投资和资本流向，最大限度地实现市场要素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在具体操作实施过程中，公共财政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充分发挥市场“有形之手”的作用，弥补因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垄断、信息不充分、外部效应与公共产品等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以及市场机制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等“市场失灵”缺陷；有所不为则表现在，让市场“无形之手”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让“经济人”（理性的企业和个人）自由竞争，使现有资源的使用发挥最大的效率，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
因此，公共财政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目前我国积极财政在完成其阶段性历史使命后“换位”于公共财政，亦是必然。
市场“钱程”走向
积极财政“换位”于公共财政，意味着国家在积极财政条件下在众多竞争性行业的项目也要渐进退出。要填充国有投资退出后留下的市场真空，必将激活其他竞争性市场参与主体的市场逐利空间。
当然，也有专家提醒说，减少重大国债项目投资也不能“急刹车”，必须遵循“适时、适度、渐进”的原则，即在国债投资安排力度减小的同时，可以通过逐年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来取代国债建设基金，以建立规范的政府投资机制和保持稳定长期的资金来源。
不过，“换位”后公共财政政策目标的贯彻实施，对国内市场“钱程”走向的影响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由于公共财政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之一是引导消费、投资和资本流向，其行业、产业政策必将循导这一核心价值目标前行。这一点，在7月6日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半戏谑半调侃谈及的“排排座”之道同样给出了方向。杨伟民说：“以后开会，单位GDP能耗低的省份（领导）坐前面，能耗高的就对不起了，往后坐。”这一戏谑调侃，充分显示出单位GDP能耗在未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行业产业政策中的重要地位，道出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主体而言，行业产业的政策走向显然就是未来市场“钱程”的走向。
其二，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意味着民间投资空间的进一步释放，这对于那些有钱没处投，或者亟待产业转型的企业来说，新商机、新“钱程”凸显自不待言。
总而言之，对于国内众多企业来说，关注积极财政“热”中换位的政策变动趋势，充分把握行业产业在未来国家总体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钱程”走向，必能在未来的市场财富变局中赢得先机。
(摘自《大河报》2006.7.20)
数据显示，今年财政预算安排科技投入716.04亿元，新农村建设资金3397亿元；中央财政直接用于基建投资的国债项目资金规模为600亿元，而1998年这项资金曾达1500亿元。
财政支出“热”中换位的排兵布局态势表明，自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贯彻实施长达8年的积极财政目前正逐步换位于公共财政。6月28日，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印证了这一换位态势。他表示，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公共财政框架，公共财政将规范、稳定金融市场，引导消费、投资和资本流向，优先重点支持劳动力市场培育和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等。
从1998年反周期应急式的“积极财政政策”提出，到现如今的公共财政政策框架初步搭建，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种“换位”？
经济“热胀”效应
我国经济近年持续高位快速运行的“热胀”效应，实际上就是当前推动财政“换位”的核心主导力量。
关于“热胀”效应的具体市场表现，香港金融界某资深基金经理的一语概括可谓独到详尽，即“中国卖什么，什么跌价；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中国管什么，什么短缺”。
“卖什么什么跌价”意味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廉价劳动力与资源掠夺式开发而生产出来的中国货目前正在本土及全球市场低价“倾销”。这些低价“倾销”的商品，是高能耗、低附加值（技术含量低），以及产能粗放持续快速扩张的生产结果，反映到整体宏观经济运行中就是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加快等“过热”症状。
“买什么什么涨价”是产能粗放持续快速扩张的必然，突出表现在国内企业在全球市场生产原材料的采购方面。自去年下半年引爆的中国钢企铁矿石采购价格风波，以宝钢为代表的国内钢企之所以不得不吞下这枚难咽的“涨价苦果”，与国内近几年生铁产能持续高位快速扩张（2006年上半年全国钢铁开工项目增长达到77%），直至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不无关系。与铁矿石采购相类似的，还有满足整体经济高能耗需要的石油等大宗原材料采购。
“管什么什么短缺”所指向的是违背现代市场经济要素资源配置的行政垄断，这一点在国内石油消费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
针对上述中国经济“热胀”下的具体市场表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肖耿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现已不可逆转地与世界经济的一举一动联系在一起，中国已无法忽略全球化状况下的市场压力。因此，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政府更应该重视建立市场化的价格调整机制，以便各行业的价格调整符合国内国际的市场规律及趋势。
政策“换位”纵深
经济持续高位快速运行的“热胀”效应可能威胁经济增长的稳定及效率，显然是推动目前我国积极财政“换位”的核心主导力量。之所以“换位”于公共财政而非其他，其纵深的市场价值逻辑主线，则离不开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要素资源配置模式。
我国自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讲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反周期、应急式、暂时性的政策。
反周期调节政策的具体操作模式，就是当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相对低谷阶段，为使这个低谷不要落得太深，增长曲线不要太陡，而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扩张性措施，使经济增长曲线达到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速度区间。具体到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通过持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二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三是调整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鼓励并扩大投资、消费和出口。如此反周期调节政策的实施，生成的是国家整体经济投资拉动型增长。
不过，长期依靠财政扩张、投资拉动的单一手段来调节经济，其弊端便逐渐显现，如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对国债投资产生严重依赖、妨碍市场化改革进程、投资效益低下等。如此一来，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实施，不仅会导致财政政策最终失效，同时还会造成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过度依赖，积累高位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热”风险。鉴于积极财政政策原本就是个暂时性政策，加上世界各国已有许多过度依赖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教训，因此我国目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换位”淡出自是必然。
与积极财政相对应的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核心目标是规范、稳定金融市场，引导消费、投资和资本流向，最大限度地实现市场要素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在具体操作实施过程中，公共财政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充分发挥市场“有形之手”的作用，弥补因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垄断、信息不充分、外部效应与公共产品等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以及市场机制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等“市场失灵”缺陷；有所不为则表现在，让市场“无形之手”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让“经济人”（理性的企业和个人）自由竞争，使现有资源的使用发挥最大的效率，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
因此，公共财政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目前我国积极财政在完成其阶段性历史使命后“换位”于公共财政，亦是必然。
市场“钱程”走向
积极财政“换位”于公共财政，意味着国家在积极财政条件下在众多竞争性行业的项目也要渐进退出。要填充国有投资退出后留下的市场真空，必将激活其他竞争性市场参与主体的市场逐利空间。
当然，也有专家提醒说，减少重大国债项目投资也不能“急刹车”，必须遵循“适时、适度、渐进”的原则，即在国债投资安排力度减小的同时，可以通过逐年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来取代国债建设基金，以建立规范的政府投资机制和保持稳定长期的资金来源。
不过，“换位”后公共财政政策目标的贯彻实施，对国内市场“钱程”走向的影响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由于公共财政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之一是引导消费、投资和资本流向，其行业、产业政策必将循导这一核心价值目标前行。这一点，在7月6日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半戏谑半调侃谈及的“排排座”之道同样给出了方向。杨伟民说：“以后开会，单位GDP能耗低的省份（领导）坐前面，能耗高的就对不起了，往后坐。”这一戏谑调侃，充分显示出单位GDP能耗在未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行业产业政策中的重要地位，道出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主体而言，行业产业的政策走向显然就是未来市场“钱程”的走向。
其二，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意味着民间投资空间的进一步释放，这对于那些有钱没处投，或者亟待产业转型的企业来说，新商机、新“钱程”凸显自不待言。
总而言之，对于国内众多企业来说，关注积极财政“热”中换位的政策变动趋势，充分把握行业产业在未来国家总体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钱程”走向，必能在未来的市场财富变局中赢得先机。
(摘自《大河报》2006.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