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的世界:醍醐寺艺术珍宝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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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醍醐寺坐落于日本京都市东南部的醍醐山,由理源大师圣宝创建于874年。作为日本密教真言宗醍醐派的总寺,醍醐寺不但在日本佛教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佛教东传与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
  佛教自两汉始从印度传入中国,经过近300年逐渐本土化成为中国佛教。7世纪,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和西域僧人不空将胎藏界和金刚界密法及其代表的纯正密宗带入中国。长安青龙寺高僧惠果从不空处受金刚界密法,又从善无畏的弟子玄超处受胎藏界密法,之后融会二法,倡立“金胎不二”学说。804年,日本僧人空海作为遣唐使来到中国,在青龙寺拜惠果为师,受“金胎不二”之法。回国后,空海创立日本真言宗,又称“东密”。醍醐寺的创始人圣宝即是空海的再传弟子。随空海返回日本的不仅有佛法,还有佛教艺术。
  日本常见的比丘形地藏菩萨像一般为左手拿宝珠,右手持锡杖,立于莲花座上的造型,但这件造像右手未持锡杖,手掌为展开状,两足穿木屐,学者认为这是平安中期以前地藏菩萨的常见形态。造像两眼炯炯有神,脸颊有肉感,颈部后面和衣纹的皱褶都相当写实,体现了镰仓时代造像的特色。

宋版《一切经》纸本 南宋


  《一切经》又称《大藏经》。福建的福州在宋代有两座寺院刊刻过《大藏经》,分别为东禅寺等觉院刊刻的《崇宁万寿大藏》和开元寺刊刻的《毗卢大藏》,这两部经被称为福州本或闽本。福州本是在蜀本5048卷的基础上增加新译经论和撰述组成。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经》现存6096帖,其中除《大般若经》655帖为开元寺版,其余《一切经》皆为东禅寺版。东禅寺版自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开刻至崇宁二年(1103年)部分完成,故得到敕封“崇宁万寿大藏”,此后继续雕刻,于政和二年(1112年)最终完成。醍醐寺宋版《一切经》每函约10帖。经书刻成每行17字格式的六行折帖,以绀色的纸张装订。这种每行17字和折帖的形式,成为后来宋、元、明、清各朝官、私版本《大藏经》的规范格式。
  据《醍醐寺缘起》记载,日本僧人圣宝在京都东南郊的笠取山上看到五色祥云缭绕山顶,来到山顶后,他遇见一白发老翁。老翁自称是此地山神,又称此山是佛祖传法的圣地。于是公元874年,圣宝在山顶造草庵供奉准提、如意轮两观音像,是为醍醐寺滥觞。之后在醍醐、朱雀、村上三代天皇的庇护下,该寺建筑逐渐完善,山上(上醍醐)的根本六堂与山下(下醍醐)的释迦堂、三昧堂、五重塔等相继建成。

役行者及八大童子像绢本设色日本南北朝-室町时代(14-15世纪)


  公元11至12世纪,日本固有的山岳信仰、神道教与佛教相结合,形成修验道信仰体系,役行者被奉为修验道始祖。
  本图描绘了据传是修验道创始人的役行者及其随从:前鬼、后鬼、八大童子、白狼等。据《金峰山创草记》记载,12世纪初人们已经开始在金峰山供奉役行者的形象了,但平安时代的役行者图像非常稀少。役行者的雕像、画像多是镰仓时代以降的作品。本图主尊朝向右方,于岩岫间右腿盘曲、左脚着地结半跏趺坐,左手持独钴杵,右手持数珠,锡杖由位于主尊侧前方的鬼所持。   图中法器以泥金装饰,人物的衣着纹样也采用了宋画元素,树木则以笔墨渲染。从这几点表现手法推测,本图的创作时间应为日本南北朝至室町时代初期。

醍醐寺法器


  醍醐寺作为日本真言宗注重事相的寺院,保存有自平安到江户时代的大量密教法器与宗教用具。本次展出的4件法器与宗教用具在日本都被定为重要文物,为醍醐寺藏同类文物中的珍品,体现了日本平安、镰仓时代高超的工艺水平。

轮宝羯磨纹戒体箱木、铜鎏金、铜镀银 日本镰仓时代(13世纪)


  在密宗佛教中,要成为阿阇梨的继承者,需举行受戒的仪式并进行戒文考试,而戒体箱就是存放戒文的箱子,同时也可盛放齿木、五色线、名香等法具。箱子为木制,外包铜板并镀银,箱盖上饰3个铜鎏金轮宝,箱体四边饰有8个羯磨纹,箱盖和箱体的边角和轮宝、羯磨图纹之间装饰有铜鎏金的镂空宝相花、唐草纹图案的铜板条。
  戒体箱大多是镰仓时代以后的器物,一般用轮宝和羯磨纹进行装饰。本件展品是现存最为古老的戒体箱,体现了日本镰仓时期金属工艺的高超水平。

驯马图屏风纸本金地设色 日本桃山时代(17世纪)


  此图以俯瞰的角度描绘了总角男儿随武将驯马时的情景。马术是武士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金箔地上的青绿色土坡如浮云般伸展在骏马脚下,与大片的金色交相辉映,如此背景简练而耀眼。此外这些未来的武士驰马习武的场面亦被提炼和简化,几乎没有对驯马作任何细节的描述,但能与背景相互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这样的构图和表现手法与这一时期的日本风俗画有相似之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图并非表现市井生活题材的作品,相反它描绘了统治阶级的日常生活,十分罕见。因此这幅作品的创作背景亦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千体地藏像绢本设色 日本江户时代(17世纪)


  地藏菩萨,原本为古印度地神,后被佛教吸收。他如同大地一般坚固不坏,代一切众生受苦之心又如大地涵养万物一般,增长一切众生的善根。地藏信仰在印度并不兴盛,在中国,7世纪以后随着净土信仰的兴起,地藏信仰也随之流行起来。在释迦寂灭后的五浊恶世中,地藏菩萨救济度化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六道中轮回转世的众生,特别是救济坠落地狱者。
  本图中央描绘左手持宝珠、右手持锡杖的地藏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四周描绘地藏驻锡的伽罗陀山,山中遍布或坐或立的地藏小像。在画面下端海水中的小舟上也有地藏形象。地藏菩萨像通常以单尊形象描绘,类似本图将众多地藏形象描绘在一起的所谓“千体地藏”题材出现于镰仓时代初期(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以千为单位表明地藏无处不在,可渡一切苦厄,无有遗漏。此时日本刚经历了“源平合战”的战乱与饥馑,社会各阶层都弥漫着无常厌世的情绪,特别在自感罪孽深重、福德难积而必将坠入地狱的人们中间,地藏信仰开始兴盛起来。
  俵屋宗达扇面散图

纸本金地设色 日本江户时代(17世纪)


  俵屋宗达(?-约1640年)是活跃在17世纪初期的著名画师,在京都有一间名叫“俵屋”的店铺,专为当地达官贵族和风流雅士制作花笺。作为京都富有的市民阶层,身处当时日本最悠闲雅致的环境之中,宗达在绘画上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其作品华丽典雅且具有装饰性,是日本艺术史上的重要画家之一。
  日本自古就有在折扇上作画的传统,到了室町时代(1336-1573年),相互馈赠折扇又成了上流社会的一种风雅,扇面屏风也应运而生。扇面屏风的形式多样,有手绘,有剪贴,亦有手绘与剪贴并存的作品。通常扇面图屏风极其注重扇面之间的位置关系,画面错落有致,极具设计感。但是此图的布局过于单调,缺乏韵律,与宗达的设计相距甚远,因此这组屏风极有可能是后人将宗达画在其他屏风或者隔扇等大画面作品上的扇面剪下,重新裱装而成。作品中各幅扇面的选材均为日本传统绘画之经典题材,但经过宗达之手而得以提炼和升华,构成了一幅幅崭新的力作。

五大明王木雕彩绘 日本平安时代(10世纪)


  “明王”这一名称原是印度教湿婆的异名,后被佛教采用,成为大日如来的使者及真言行者的守护菩萨。
  以不动明王为中心的五大明王像由弘法大师空海引入日本。随着追求利益的修法规模化,五大明王信仰盛行,造像制作也逐渐规模化。醍醐寺中上醍醐的药师堂和五大堂,供奉有建造于日本延喜十三年(903年)的药师三尊和五大明王像。这组造像被认为是理源大师的弟子、第一代座主观贤监制的。从样式来看,它们与醍醐天皇圣旨规定的五大堂明王像样式略有差异,体现了观贤个人化的因素。
  五大明王分别配属五个方位:不动明王位于中央,降三世明王配属东方,军荼利明王配属南方,大威德明王配属西方,金刚夜叉明王配属北方。

金刚界曼荼罗绢本设色 日本江户时代(17世纪)


  曼荼罗,梵语音译,意为坛场、坛城。金刚界曼荼罗由9个曼荼罗组成,故又称金刚界九会曼荼罗。图像以上端为西方,纵横等分为三,组成九会。图绘中央为成身会,图示佛果之实相,亦示行者依五相三密之观行而成佛之相。此会以下八会为曼荼罗之总体,故又称根本会,共有37尊,以五圆轮排列成十字,表示金刚界五佛,即中央大日如来、东方阿如来、南方宝生如来、西方阿弥陀如来、北方不空成就如来。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其周围为四波罗蜜菩萨,四方各有一月轮,内各置一佛,四佛也以相同形式排列,各有四亲近菩萨,故有十六菩萨,另有内外八供养菩萨、四摄菩萨、密教护持之诸天及贤劫千佛等围绕。若依“从果向因”的下转门之意义,第一会即是成身会,其下向左依顺序为三昧耶会、微细会、供养会、四印会、一印会、理趣会、降三世羯磨会、降三世三昧耶会。如逆而上转,以明行者修证之阶段,则为从因至果之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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