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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在位60年，清代进入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繁荣时期，清宫院画水平及工艺美术品的制作收藏也进入发展的繁盛期，达到了有清一代的顶峰。乾隆朝院画及宫廷工艺美术品是这一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反映了当时欣欣向荣的经济文化，也反映了乾隆皇帝的宫廷生活方式及审美情趣。
目前保存下来的清代院画和清宫工艺美术珍品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除此之外，国内各地博物馆及私人藏家也有一些收藏。关于乾隆朝院画及工艺美术品的文字记载，主要集中在乾隆朝《清代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中，档案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画院处、如意馆、玉作、珐琅作、牙作、绣作、镶嵌作等皇家作坊每天承做的各类活计的情况。笔者通过翻阅这些档案史料，发现乾隆皇帝对艺术品的偏好有如下特点。
喜欢鲜艳亮色
从乾隆朝内廷收藏、制作的瓷器、漆器、玻璃器等工艺美术文玩珍品的颜色来看，亮红、茜红、明黄、宝蓝、官绿等明亮颜色数量相对较多，可见乾隆皇帝对鲜艳明亮的颜色很有偏好。例如：
据内务府活计档载，乾隆朝如意馆绘画活计集中为：装饰宫室别院的各种尺寸的绘画“贴落”、扇面、瓷器、玉器等花样，战事历史、重要事件的纪实性绘画，帝王、后妃等的肖像画等。这些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写实风格的写生，有花鸟、山水以及人物肖像等。
乾隆年间留下了大量的肖像画，主要是乾隆自己的御容像，包括朝服像、便服像、行乐图等：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传旨着西洋人王致诚画油画御容一幅，热河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传旨着王致诚画御容射吊瓶一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传旨金廷标起稿着郎世宁用白绢画御容一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传旨着艾启蒙画穿朝服御容一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月传旨缪秉泰画圣容三幅，着如意馆画夏朝冠一幅、冬朝冠二幅，往细致里画。后宫的妃嫔、亲王、大臣的画像也不在少数。例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接得郎中保成押贴，内开十一月二十日军机处传奉旨着缪秉泰于二十一日画协办大学士福康安全身像一幅，其应用纸料，着如意馆预备。再现在油画半身像一百一幅，俱写衔，不必写赞，钦此。
这些人物肖像画多请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西洋画家或学过西洋画技法的中国画家执笔创作，采用油画技法或者中西结合的线法画，最大程度地画出人物的逼真面容和形态。
审美品位兼容并包，西学东渐
综观乾隆朝画院处、如意馆收藏装裱的古画及画家创作的绘画作品，可以看出乾隆绘画品赏趣味有南北并容、雄秀兼收的特点。乾隆朝内廷收藏了许多南宋画院院体画家，如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等的绘画，皇帝本人大量题诗品鉴其作品，并称：“王履谓‘马、夏之画麤而不失于俗，细而不流于媚，有远韵而无鄙格’，证之亦复不爽。”欣赏马、夏雄浑辽阔的艺术风格，曾题《李唐滕王阁图轴》：“家将军法能津逮，蔚纸雄浑青出于。”除收藏外，乾隆还着画院画家大量仿李、唐、马、夏雄浑的“北派”笔意。例如：
乾隆九年（1744年）画院处：十月初六日，司库白世秀、副崔总达子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敬腾斋方胜床屋内对玻璃镜大挂屏，着唐岱、孙祐合笔仿李唐用宣纸画大画一张，钦此。十二月初五日，司库郎正培面奉上谕着唐岱、孙祐做李唐画《寒谷先春雪景》大画一张，用大宣纸。 同时，乾隆皇帝也十分赞赏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南派”清秀画风，如意馆装裱活计中有不少董其昌画派的作品。他曾在《董其昌关山雪霁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题过一个大大的“秀”字。乾隆对“雄”和“秀”兼具的审美观，实际上也是一种南北兼容、集大成的审美取向。
另外，随着中西交流，不少欧洲传教士进入宫廷供职，给清皇室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带来了西方美学的影响和渗透，而乾隆对此的态度是接纳并欢迎的。例如：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油木作：六月初四日，催长四德、笔帖式富呢呀汉来说太监总管王常贵交西洋磁花罐一对、西洋磁香炉一个、西洋白磁胎人兽三件，传旨着配座，其炉配盖，钦此。于本月初六日，催长四德等将香炉一件配得座盖样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钦此。于本月初十日，催长四德等将西洋磁花罐一对画得座纸样一张、西洋白磁人物三件，配得木作样一件交胡世杰呈览，奉旨俱照样准做，钦此。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二月十四日，员外郎五德、催长大达色来说太监鄂鲁里交紫檀木边油画玻璃插屏一对，传旨将玻璃拆下有用处用，抹样交如意馆画蓝色西洋画，钦此。于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十一日，交出宣纸艾启蒙蓝色画二张，传旨在插屏上托贴，钦此。
由上可见，乾隆皇帝对文玩工艺品的制作和收藏追求从材质、做工、纹饰到实用性等各个方面的十全十美，并将自己的喜好和审美情趣贯彻其中。在制作材料上要求极高，把全国各地最好的各种材料都收入宫中。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平定了回部大小和卓之乱，第二年即着其开始进贡品质优良的玉料，由此为皇家玉器工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而如意馆西洋画家所用的油画材料，更是从欧洲特别采购的。此外，清廷对各种文玩工艺品的做工也十分讲究，最初画纸样、木样，先交皇帝过目，皇帝批准后方可动工。数量、名称、纹饰、包装等环节都要按照皇帝要求行事，有时一件器物要历经几年才能完成。
正因为如此，乾隆朝院画和宫廷艺术品的制作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而这些艺术珍藏品从色彩搭配、纹饰选择、艺术风格到文化内涵又无处不体现着乾隆皇帝作为个体的审美标签。鲜艳、华丽、繁复、精细的装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南北兼容、西学东渐的审美态度源自于乾隆皇帝深厚的个人修养和广博的见识与胸襟。
乾隆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接受严格良好的教育，熟读儒家经典，得到名师福敏、蔡世远、朱轼等的教导，研经习史，作文吟诗，又热爱书法、绘画、文玩，精娴音律，热心园林建筑，全面通晓中国的传统文化。因而，他对艺术品的审美和追求既符合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又吸收和体现了当时历史背景下，中西交流所带来新事物、新思想的活力和精华。
目前保存下来的清代院画和清宫工艺美术珍品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除此之外，国内各地博物馆及私人藏家也有一些收藏。关于乾隆朝院画及工艺美术品的文字记载，主要集中在乾隆朝《清代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中，档案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画院处、如意馆、玉作、珐琅作、牙作、绣作、镶嵌作等皇家作坊每天承做的各类活计的情况。笔者通过翻阅这些档案史料，发现乾隆皇帝对艺术品的偏好有如下特点。
喜欢鲜艳亮色
从乾隆朝内廷收藏、制作的瓷器、漆器、玻璃器等工艺美术文玩珍品的颜色来看，亮红、茜红、明黄、宝蓝、官绿等明亮颜色数量相对较多，可见乾隆皇帝对鲜艳明亮的颜色很有偏好。例如：
据内务府活计档载，乾隆朝如意馆绘画活计集中为：装饰宫室别院的各种尺寸的绘画“贴落”、扇面、瓷器、玉器等花样，战事历史、重要事件的纪实性绘画，帝王、后妃等的肖像画等。这些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写实风格的写生，有花鸟、山水以及人物肖像等。
乾隆年间留下了大量的肖像画，主要是乾隆自己的御容像，包括朝服像、便服像、行乐图等：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传旨着西洋人王致诚画油画御容一幅，热河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传旨着王致诚画御容射吊瓶一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传旨金廷标起稿着郎世宁用白绢画御容一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传旨着艾启蒙画穿朝服御容一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月传旨缪秉泰画圣容三幅，着如意馆画夏朝冠一幅、冬朝冠二幅，往细致里画。后宫的妃嫔、亲王、大臣的画像也不在少数。例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接得郎中保成押贴，内开十一月二十日军机处传奉旨着缪秉泰于二十一日画协办大学士福康安全身像一幅，其应用纸料，着如意馆预备。再现在油画半身像一百一幅，俱写衔，不必写赞，钦此。
这些人物肖像画多请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西洋画家或学过西洋画技法的中国画家执笔创作，采用油画技法或者中西结合的线法画，最大程度地画出人物的逼真面容和形态。
审美品位兼容并包，西学东渐
综观乾隆朝画院处、如意馆收藏装裱的古画及画家创作的绘画作品，可以看出乾隆绘画品赏趣味有南北并容、雄秀兼收的特点。乾隆朝内廷收藏了许多南宋画院院体画家，如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等的绘画，皇帝本人大量题诗品鉴其作品，并称：“王履谓‘马、夏之画麤而不失于俗，细而不流于媚，有远韵而无鄙格’，证之亦复不爽。”欣赏马、夏雄浑辽阔的艺术风格，曾题《李唐滕王阁图轴》：“家将军法能津逮，蔚纸雄浑青出于。”除收藏外，乾隆还着画院画家大量仿李、唐、马、夏雄浑的“北派”笔意。例如：
乾隆九年（1744年）画院处：十月初六日，司库白世秀、副崔总达子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敬腾斋方胜床屋内对玻璃镜大挂屏，着唐岱、孙祐合笔仿李唐用宣纸画大画一张，钦此。十二月初五日，司库郎正培面奉上谕着唐岱、孙祐做李唐画《寒谷先春雪景》大画一张，用大宣纸。 同时，乾隆皇帝也十分赞赏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南派”清秀画风，如意馆装裱活计中有不少董其昌画派的作品。他曾在《董其昌关山雪霁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题过一个大大的“秀”字。乾隆对“雄”和“秀”兼具的审美观，实际上也是一种南北兼容、集大成的审美取向。
另外，随着中西交流，不少欧洲传教士进入宫廷供职，给清皇室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带来了西方美学的影响和渗透，而乾隆对此的态度是接纳并欢迎的。例如：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油木作：六月初四日，催长四德、笔帖式富呢呀汉来说太监总管王常贵交西洋磁花罐一对、西洋磁香炉一个、西洋白磁胎人兽三件，传旨着配座，其炉配盖，钦此。于本月初六日，催长四德等将香炉一件配得座盖样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钦此。于本月初十日，催长四德等将西洋磁花罐一对画得座纸样一张、西洋白磁人物三件，配得木作样一件交胡世杰呈览，奉旨俱照样准做，钦此。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二月十四日，员外郎五德、催长大达色来说太监鄂鲁里交紫檀木边油画玻璃插屏一对，传旨将玻璃拆下有用处用，抹样交如意馆画蓝色西洋画，钦此。于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十一日，交出宣纸艾启蒙蓝色画二张，传旨在插屏上托贴，钦此。
由上可见，乾隆皇帝对文玩工艺品的制作和收藏追求从材质、做工、纹饰到实用性等各个方面的十全十美，并将自己的喜好和审美情趣贯彻其中。在制作材料上要求极高，把全国各地最好的各种材料都收入宫中。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平定了回部大小和卓之乱，第二年即着其开始进贡品质优良的玉料，由此为皇家玉器工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而如意馆西洋画家所用的油画材料，更是从欧洲特别采购的。此外，清廷对各种文玩工艺品的做工也十分讲究，最初画纸样、木样，先交皇帝过目，皇帝批准后方可动工。数量、名称、纹饰、包装等环节都要按照皇帝要求行事，有时一件器物要历经几年才能完成。
正因为如此，乾隆朝院画和宫廷艺术品的制作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而这些艺术珍藏品从色彩搭配、纹饰选择、艺术风格到文化内涵又无处不体现着乾隆皇帝作为个体的审美标签。鲜艳、华丽、繁复、精细的装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南北兼容、西学东渐的审美态度源自于乾隆皇帝深厚的个人修养和广博的见识与胸襟。
乾隆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接受严格良好的教育，熟读儒家经典，得到名师福敏、蔡世远、朱轼等的教导，研经习史，作文吟诗，又热爱书法、绘画、文玩，精娴音律，热心园林建筑，全面通晓中国的传统文化。因而，他对艺术品的审美和追求既符合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又吸收和体现了当时历史背景下，中西交流所带来新事物、新思想的活力和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