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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疯狂。”谈到印尼的疫情,万多下了这样的结论。
照万多的说法,印尼近来平均每天因新冠病毒死亡约1400人,居全球之冠。虽然首都雅加达的疫情趋缓,但是Delta变种病毒开始向巴厘岛以及四周的小岛扩散。
不过,这也不代表雅加达的情形真的好到哪去。“埋葬尸体的地方都没了,有些尸体只能‘叠’起来。”
早在今年初,雅加达政府就允许几个墓园,对同一家的尸体采取“堆叠”的方式埋葬,代表一个墓里面可能就安葬了3~4名因新冠病毒死去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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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的妈妈、弟弟以及同事们都感染了,弟弟虽然打了疫苗,却还是确诊了两次。“我得待在家照顾生病的母亲,因为医院都满了。”
还好,万多的工作接的是长期案子,对短期内的收入影响不大,“我算是很幸运的”。“有很多穷人没有照着防疫的规范埋葬亡者,在病毒可能还存在的情况下自己埋葬。他们生活已经很困难了,贫病交织更难以克服。”万多补充道,“很多孩子失去了双亲。还有,印尼儿童的新冠死亡率也是全球第一。”
印尼儿童染疫的状况,在Delta变种病毒流行之后开始加剧:17岁以下的人口就有超过40万人染疫,且有超过1200名儿童死亡,其中有一半是不满周岁的婴儿。
“我们都待在家。雅加达可是有全世界的变种病毒呢。”他给了我一个微笑的表情符号,但显然是苦涩与无奈的那一种。
印尼式防疫
8月17日,我接到一通来自雅加达的电话,那是阿温,他刚从海外回印尼,正在公费的隔离旅馆隔离中。隔离可以选自费或公费,阿温所在的公费隔离旅馆一室三人,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可能是日本、阿拉伯,或是邻近的马来西亚。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阿温回印尼时没有手机,借了室友的电话打给我。大概一个月前,另一个印尼朋友阿坦也是这样,借了电话打来。
我和阿坦视频通话时,他还没戴口罩,然后秀给我窗外情景说:“那些人都在下面聊天,还可以去买东西,只要不跑出去就可以。”
他转身走出“隔离房”的房门,走廊上也有几个人悠悠地晃荡、聊天。
阿坦“隔离”结束之后,回到故乡井里汶不久,就说自己发烧又咳嗽,还好三天后病情就好转。做筛检了吗?“没有。”那边有疫苗可打吗?“有是有,但是大家不想打,因为听说有的打了疫苗反而生病。”
想到和阿坦的对话,我不禁为阿温隔离结束后的状况感到担忧。
17岁以下的人口就有超过40万人染疫,且有超过1200名儿童死亡。
阿温来电那天,刚好是印尼的“独立纪念日”。当天新增確诊数20741人,虽然跟7月15日最高峰的56757人相比已经减去大半,但是印尼这个76岁生日仍然过得很不轻松。第一剂疫苗接种率只有两成,其中将近一半是在雅加达;完整接种两剂的人大约仅有一成,同时疫情也开始向疫苗接种率低的乡村和外岛进军。
面对政府疫情控制不力、经济衰颓,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倒是成反比般迸发。有人在墙上写下巨大的“TUHAN, AKU LAPAR!!”,呐喊着“神啊,我好饿!!”也有人在墙上画下了总统佐科维的头像,眼睛部位则盖上“404: NOT FOUND”,质疑佐科维政府的施政“不见了”。不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两只卡通风的人型化猫狗,头上写着“被迫健康,在一个生病的国家”。
有人认为,印尼政府没有在全境实施封锁,只在部分热区采取限制措施,造成了疫情失控。然而另一方面,印尼有约半数人是在“非正式部门”工作,比如自营的小摊贩,或是担任司机、快递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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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非正式经济体系”中的人,没有稳定的雇佣关系,有些领取的是日薪,有些则是“有做有钱、没做吃土”的情况,更遑论有所谓“Work from home”。这确实是一道令印尼这个巨人踉跄的两难题:若是政府铁腕实施大规模封锁,也许疫情更能得到控制,但会不会饿死的人比病死的人还多?
请告诉那些在海外工作的印尼人,跟雇主续约,不要回来!印尼生病了……
一位担任Grab司机的大哥跟我说,他年长的家人很多都过世了。“我现在在村里当志愿者,每天轮班埋葬因新冠肺炎而死去的人。”
除此之外,为了增加点收入,他也开始兼差做另一个平台的送货员。“疫情之下,很多企业都倒闭了,还好我在乡下,经济这么差的时候,至少有口饭吃还不算难。请告诉那些在海外工作的印尼人,跟雇主续约,不要回来!印尼生病了……”
“独立纪念日”前一天,佐科维在印尼国会发表谈话,自然也躲不开疫情。面对民间对他“只顾经济,不顾人民生命”的质疑,佐科维的回应是:“疫情教会我们,在踩油门和刹车之间找到平衡,在健康和经济之间找到平衡。”
佐科维的“变装秀”
8月16日那天,佐科维穿的是万丹省外巴杜伊的传统服饰:全身黑装,搭配黑底蓝纹的头巾,加上一个皮革制的斜肩包和皮革制黑凉鞋。从2017年开始,佐科维在每年一度的人民代表会议(印尼的立法机构)谈话上,都会从印尼各地的传统服饰中选择一套来装扮自己。
很显然,从好的方面看,佐科维穿上传统服饰带有“促进各族团结”的意味,展现印尼传统文化的丰富。但另一方面,也有民间团体批评,这是佐科维在“做形象”、拉选票,因为政府正在进行的开发案,都漠视了这些真正每天穿着传统服饰的人。
隔天的“独立纪念日”,几乎所有政府官员、电视台主播、记者都戴上了和印尼国旗一样的红白色口罩,而佐科维换上了南苏门答腊楠榜的服装,以白色为底,右肩上披着黄红相间的侧挂,再戴上同样黄红相间的传统帽子;第一夫人艾里安娜则是一席浅黄色素装,那是代表着西爪哇苏卡武眉的服装。
从佐科维的“变装秀”,似乎可以稍稍窥见印尼从建国以来,就持续面对的政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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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印尼民族,在此宣布印尼独立。”苏加诺76年前匆匆起草、于自家宣读的独立宣言,在今年8月17日的独立纪念日仪式上,也由人民代表会议的主席朗诵。
然而,被称为“万岛之国”的印尼,境内拥有1.7万多个岛屿,而所谓的“印尼人”其实分属300多个民族和语言(也有500多种、700多种语言的说法)群体。“印尼”作为一个“民族”的基础,其实奠立于受荷兰殖民300多年的共同经验。
从今日来看,“印尼”似乎理所当然是一个国家,国语是“印尼语”,而“印尼”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建构则还在进行中,于是有了佐科维的“变装秀”。不过,祖国的范围到哪里,民族如何形成,采用何种语言作为国语,这些问题对20世纪的印尼民族主义者来说,存在更多的可能性。
未竟的“马来世界”
在一部分20世纪的印尼民族主义者(包含印尼国父苏加诺)心中,“印尼”的疆界将不只包含荷兰当时在该地区的殖民范围,也包含当时由英国所殖民的马来半岛与北婆罗洲,这个想法被称为“大印尼主义”。但这可不只是印尼民族主义者的一厢情愿,在当时英国辖下的马来殖民地,也有相似的“大马来亚”理念与之响应。
这两种思想的基础,最主要在于西方殖民帝国到来前,两地的交流十分频繁,语言、宗教相似,甚至有过横跨两地的帝国盛世。
公元7世纪左右,爪哇人吞并了苏门答腊岛上的“末罗瑜”帝国,建立横跨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的“三佛齐”帝国(又称“室利佛逝”)。
13世纪,东爪哇的“满者伯夷”帝国崛起,在首相加查·玛达的领导下,向西兼并了“三佛齐”的领土,成就在马来群岛史上最强大的盛世。加查·玛达曾立下著名的“帕拉帕誓言”:“加查·玛达不会结束斋戒,加查·玛达说只有在征服马来世界(Nusantara)之后才会结束斋戒,如果成功征服Gurun、Seram、Tanjung Pura、Haru、Pahang、Dompu、Bali、Sunda、Palembang、Tumasik,我才会结束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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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加诺在宣布印尼独立后,选择的“国语”是以“马来语”为基础,改良成的当代“印尼语”。
最终,“满者伯夷”的领土除了大部分现代印尼疆域之外,还包含今日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地。Nusa为“岛”,Antara则是“之间”,加查·玛达将两者结合,让Nusantara“马来世界”的概念横空出世,从此用来指涉纵横马来群岛的“满者伯夷”帝国。
“满者伯夷”国祚延续至16世纪,被同样来自东爪哇的苏丹国打击,逐渐式微。此后,马来群岛再也没有出现一统江山的帝国,而是分裂成诸个伊斯兰苏丹国。直到20世纪初,印尼的民族主义者才又从历史长河中,打捞出了“马来世界”的概念,援引作为未来建国的领土愿景。
苏加诺在宣布印尼独立后,选择的“国语”不是将近半数人使用的“爪哇语”,而是以“马来语”为基础,改良成的当代“印尼语”。这背后的考虑,除了马来语的流通程度更广、学习较易之外,可能多少也和苏加诺对“马来世界”的愿景相关。
1957年,英国允许马来半岛上的殖民地独立为马来亚联邦。独立建国之后,原先在马来半岛与“大印尼主义”呼应的“大马来亚”思想势力也逐渐缩小。1963年,马来亚、新加坡、沙巴、砂拉越组成马来西亚联邦,更是消解了苏加诺打造“马来世界”的企图。
当时,英国与其他国家不愿见到东南亚出现一个“超级大国”,选择为马来西亚联邦的组成推波助澜。最终,即便苏加诺发动了“粉碎马来西亚”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完成他一统“马来世界”的宏图。
如今,Nusantara这个词仍会出现在印尼人的生活中,但仅仅是用来代称印尼的国土,至于从加查·玛达到苏加诺那横穿600年的“马来世界”构想,可能早已经被人们淡忘。毕竟比起扩张版图,面对贫病交迫、宗教与种族冲突的印尼,当下有更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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