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扬（1913—1944），原名杨树义，乳名百当，字务滋，山西永济人。他天资聪明，成绩优良。1931年从省立运城中学毕业后考入太原师范学校，1933年考入北平宏达学院高中部，1934年—1936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后转入政治系。1936年2月经何锡麟介绍在北大入党。曾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和“民先”。1936年3月—4月曾任北大中共党支部书记，4月后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秘书。1937年七七事变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的秘书、组织部干事。1938年2月随王达成到山西离石、中阳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曾任中共中（阳）离（石）特委（1939年2月改为中离地委）书记、游击第二大队政委。1939年7月调任晋西南区统战部副部长。十二月事变后，肖任晋西北区党委委员，后兼任调查研究室主任。1943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肖任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1944年整风后，兼任晋绥分局党校副校长。他在晋西北地区任职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巩固和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深入实际发动和组织群众
　　抗战初期，中离特委所辖地区各级党的组织不健全。肖扬深入各县，了解诉求，并根据党组织内人员素质来选配干部，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县委会和农民、妇女、青年等各种抗日救国会，广泛发动群众的力量。从此，农村的各种工作都能顺利地开展。
　　身为中离地委书记，在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的过程中，肖扬身穿粗布衣，肩背铺盖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待人热情诚恳、谦虚和蔼，群众有困难都会慷慨相助，成了群众的好朋友。1941年夏粮征收时，他在病中还惦记着正确执行中共中央的公粮政策。为了群众的切身利益，他时常深入农民群众中细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有一回，由于过度辛劳竟然晕倒在地，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一笑置之。在调查中，他发现部分基层干部只顾达到上级交给的数字以完成任务，却忽视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导致部分群众生活困难。于是，他发表题为《兴县公粮问题初步研究》的文章，明确指出应立即纠正这种现象，并强调在执行中央公粮政策时，必须结合实际情况，避免发生个别群众切身利益受损害的危险。正是因为肖扬深入群众并反映了实情，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制定的粮食政策没有损害到群众的利益，获得了群众的信任，从而巩固了抗战的群众基础。
　　肖扬病逝后，在其追悼会上，农民孟国彦说：“肖扬校长死了，他辛辛苦苦跑前跑后，不但为了同学也是为了咱老百姓，为了领导咱老百姓生产翻身。为了纪念他，咱们一定更好地生产。”这朴素的话语反映了老百姓对肖扬的尊敬与爱戴。
　　通过调查研究制定根据地的抗战政策
　　肖扬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经常到群众中去认真地调查，在此基础上根据客观实际制定政策。
　　1942年1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正式成立，肖扬任党委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在这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一系列调查报告，如《一个磁矿的调查》《一个铁矿场的调查》《一个铜作坊的调查》等。这些文章均以刁雁为笔名发表在《抗战日报》上。
　　1942年2月18日到9月10日，张闻天率延安农村调查团，与夫人刘英及马列主义学院马洪等来到晋绥边区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肖扬一面积极配合调查工作，一面积极组织晋绥分局党、政、军和群团主要负责人到兴县调查农村阶级关系、农民群众负担情况、基层对抗日的态度等。通过此次调查，广大干部了解了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明确了党在农村的政策，懂得了怎样在农村开展工作，克服了农村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作风，提高了干部们的组织领导能力。他通过对调查研究资料的总结、分析，写出了题为《到自然村去！到群众中去！》的文章，发表在1942年6月6日的《抗战日报》第四版上。在文章中他指出，主观主义对革命的危害性必须及时解决和杜绝，同时强调要了解党的政策在农村贯彻执行的现状如何，必须到群众中调查其真实状况。
　　在每次调查中，肖扬都会踏踏实实、认认真真掌握群众中的真实情况。他起草制定的各种方针、政策和路线基本上都符合客观实际，贯彻执行时也都比较顺利，他是执行毛主席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杰出代表。因此，在他任职期间针对晋西北根据地的特殊状况所制定的各项抗战政策才能正确、顺利地贯彻实施。
　　正确把握对阎锡山势力的团结和斗争策略
　　肖扬在中离地委时，辖区内离石县、中阳县、石楼县党的力量十分薄弱。经过数月的宣传、发动、组织，他将中离地委的党、政、军、群和各级基层政权建立起来，但和日军抗衡还有一定难度。
　　于是，肖扬开始着手进行阎锡山集团内上层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1939年7月，他因工作需要调任中共晋西南区统一战线部副部长。区党委派他到陕西宜川秋林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他到秋林后，阎锡山为了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刚开完会议不久，阴谋制造“晋西事变”。此时他遵照区党委的指示，及时获悉被阎锡山派任为离石县、中阳县县长的武尚任、张国权都是他北京大学的同学，便利用此有利条件，努力争取武、张两人，将他们发展成我党特殊党员，只和肖扬单线联系。并且，肖扬同阎锡山第四专署驻南五县办事处主任杨自修也维持了较好的关系。此外，他还积极配合当地党组织与阎锡山顽固势力进行了毫不退让的斗争。在斗争中他有组织地将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撤离秋林，为保存我党实力做出了特殊贡献。
　　1939年10月中共晋西南区委又委派他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山西的形势。在听完肖扬的汇报后，毛主席指示说：“阎老西准备‘雨伞’，你们也准备么。”返回后他向区党委汇报了关于准备“雨伞”应对突发事变的方针政策，区党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从八路军抽调了一批军事骨干力量，充实到山西新军中去，从而保障了我党、我军少受损失。
　　发展和壮大抗日武装力量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必须要面对两股强大势力的阻碍，一是日军，一是阎锡山集团。
　　1938年春末，日军华北方面军占领了绥、察、晋、冀、鲁、豫、苏各省的大部或一部，形成尔后该方面军的大致控制范围。1938年夏，日军进攻武汉。1944年春，日军参加“一号作战”进攻黄河南岸。至1945年夏，整个华北包括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面临日军的重兵压境。而阎锡山的晋绥军的兵力也相当强大，面对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形势，根据地要站稳脚跟，仅依靠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支撑。因此，肖扬和中离地委广泛发动群众，成立了各级抗日游击队。在解决武器缺乏的问题上，他们采取了三种办法，一是肖扬利用和决死四纵队雷任民是同学的关系，要来几十支枪；二是通过动员，使农民将阎锡山溃兵败退时留下的枪支弹药捐献出来；三是和驻防在黄河西面吴家堡县宋家川一带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商议好，由其出干部和枪，到这里成立游击队。当时七一八团派出了20多名指战员，来到柳林特委机关，成立抗日游击队，不到4个月就发展到400多人。
　　早在1942年，肖扬被诊断患有严重肺病，林枫建议他每日工作半天，但他仍忘我工作，终于1944年6月20日在陕西神府县贺家川晋绥军区医院病逝，遗体被安葬在今陕西神木县胡家庄。1955年被追认为烈士。
　　肖扬逝世后，晋绥边区各县人民举行了追悼会，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悼词中指出：肖扬同志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对党忠诚，对同志热情诚恳，对敌斗争坚决勇敢，具有大无畏的气概。性情直爽，做事果断，解决问题明辨是非，考虑问题全面，能坚持原则。林枫为肖扬题写了“革命到底”的悼词。20世纪70年代，当彭真再忆起肖扬时，说：“记得的，杨树义（肖扬）同志党性很强，有原则性，在工作中能很敏锐地看出问题，确实是党内一位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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