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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危及人类生存环境和经济社会，已引起国际社会普遍重视并逐渐纳入政策议程。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碳达峰、碳中和作为政策安排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为什么各国需要尽快制定碳排放日程表？实现“零碳”目标的正确战略和路径是什么？政府、市场和个人承担什么责任，需要付出哪些行动？
慈善界领袖比尔·盖茨花了十年时间调研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并广泛咨询了气象、能源、生物、工程、经济等领域专家，撰写了《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 The Solutions We Have and the Breakthroughs We Need）一书，中文版近日在中國出版发行。
盖茨在书中明确指出：要想阻止全球变暖，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人类必须停止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他以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为目标，从电力、制造业、农业、交通等碳排放主要领域，分析了当下面临的挑战。最后，他为政府、企业和个人提供了一套具体的行动方案。
五年前，盖茨曾在公开演讲中提醒，人类面临传染性病毒的威胁——他的预言不幸变成了现实。而这一次，他再次发出警示：21世纪中叶，气候变化可能变得跟新冠肺炎一样致命，而到2100年，它的致命性可能会达到新冠的5倍。
在2050年实现“零碳”
当第一个原始人学会钻木取火，人类就开始踏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了。工业革命后，人类大规模使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如今化石能源占人类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4%以上。
化石燃料无处不在。以石油为例，全球每天至少消耗40亿加仑石油，但每加仑的平均价格仅为2.85美元。就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来说，这自然是好消息，但对于气候变化来说无疑是坏消息。现在，全球每年排放温室气体的总量为510亿吨。到205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加50%，如果其他一切没有改变，那么全球碳排放也会增加相同的比例。
盖茨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科学数据，描述了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案例。
相比于前工业化时期，全球平均温度已经因人类行为升高了至少1℃。如果人类在碳减排上无所作为，那么到21世纪中叶，全球平均温度可能会上升1.5℃～3℃，到21世纪末将上升4℃～8℃。额外的热量会导致各种极端天气现象，以及海平面上升后海滨地区的没顶之灾。
随着平均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水从地表蒸发到大气中，再以雨或雪的形式降落地面，而且风暴会越来越强烈。2017年的飓风“玛丽亚”致使波多黎各的基础设施倒退了至少20年。今年2月，席卷得州的暴风雪使400万人遭遇断水断电的困境，严寒和冰冻损坏了发电机、天然气管道和太阳能发电设备。
与升温1.5℃相比，在升温2℃的情况下，受清洁水短缺影响的人口数量将翻一番。2007年～2010年，叙利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约150万人被迫离开农村前往城市，截至2018年，约有1300万叙利亚人为生计背井离乡。有人专门研究气候变化与欧盟庇护申请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即便是中等程度的升温，到21世纪末，欧盟收到庇护申请的数量可能增加28%。
额外的热量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海平面上升，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极地冰川的融化，另一部分原因是海水升温膨胀。海滨地区首当其冲，渗水严重的城市也会受到威胁。
以迈阿密为例，即便在不下雨的时候，海水也会从排水管道里涌出来，这被称作“干季洪水”。联合国机构预测，到2100年，迈阿密周边海平面将上升近2英尺。对极端贫困人口来说，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孟加拉国有长达数百英里的海岸线，在气旋、风暴潮和河流洪水的冲击下，20%～30%的国土经常被淹没，农作物绝收，居民家破人亡。
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凡特·阿伦尼思（Svante Arrhenius）率先将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与温室效应联系起来。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才开始讨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议程。从1994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再到2015年的《巴黎协定》，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一直在努力，但由于各国对减排成本与收益认识存在分歧，到目前为止碳减排的现实与理想仍相距甚远。
气候变化和控制碳排放是一个全球性议题，在主权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政策之外，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以及每个公民的努力都至关重要。
盖茨在20年前全身投入慈善事业的时候，重点关注的是全球健康、发展和美国教育问题。他前往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的低收入国家考察的时候，经常在飞机上眺望窗外，看到那里的夜晚一片漆黑。全球约有10亿人无法获得可靠的电力供应，而这其中一半人生活在撒哈拉非洲以南地区。
因此，减少碳排放不能简单归结为减少能源消费。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能源，才能使贫困群体过上像发达国家人民那样的富裕生活，但前提是不增加温室气体。
怎么样解决这个难题？盖茨的答案是：零排放;路径是：能源转型。简言之，政府、市场和个人共同行动，制定新的公共政策，鼓励私人投资新技术，建立清洁电力和能源体系，创新生产材料和生产工艺，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最终在2050年实现全球净零排放。
绿色溢价创新碳减排工具箱
这么多年，为什么没能促进减排创新？
一个关键因素是，全球变暖是一个被称为全球负外部性的不寻常的经济现象：碳排放经济活动让私人受益，由此带来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损害却由全社会承担。这种负外部性使得自由市场形成的能源价格不反映碳排放造成的环境成本，体现为化石能源的市场价格太低、消费量太高。 比如，我们现在用电很便宜。北京市1度电不到5毛钱，一个40瓦的灯泡持续亮1小时，支付电费不到2分钱。电力之所以如此低廉，主要是因为化石燃料太便宜，其价格中没有计入气候变化的真实成本。化石燃料提供了世界2/3的电力，代价是排放了占全球总排放量27%的温室气体。
怎么纠正这种负外部性？
在控制全球碳排放的实践中，目前普遍流行的政策是碳定价，即根据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求企业与家庭负担经费的机制，通过价格信号减排二氧化碳，敦促转为可再生能源。碳定价机制主要有两种形式：碳税和碳排放交易。前者是政府直接设定一个碳价格，后者是政府创造一个交易市场，由交易双方形成碳价格。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酸雨计划”利用限额交易，大幅减少了燃煤电厂的二氧化硫排放。欧洲的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国开始制定碳税制度，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碳排放交易制度也随之设立。目前，近40%的全球GDP受到碳排放交易制度的管辖。2013年，中国深圳、上海、北京等7个区域开展碳排放市场试点，2017年推广至全国，是全球最大的碳市场。
碳税和碳交易作为纠正外部性的工具，都有其价值，如果设计得当两者都可以发挥有效作用。难点是确定碳税的水平和排放配额分配，太松难以起到约束和激励作用，太紧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太大。根本的问题在于，在不确定碳排放总量的条件下，赋予每一吨排放的碳以货币价格，很容易出现大起大落。
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反复敦促各国加快实现碳中和——盖茨著此书的目的就是呼吁世界正视这个棘手的问题，并为此提供一套解决方案。
目前，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新西兰、韩国等多国都将“零碳”计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多数发达国家政府承諾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9月22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于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十四五”规划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制定了具体措施落实这一目标。
在碳中和目标确定的情况下，碳定价的关键问题就从评估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转化为如何有效、低成本实现目标。之前碳定价的思路是成本定价，就是生产成本中计入环境成本后的价格。另一种定价方式，是转化价格，即使用清洁能源技术替代化石能源付出的额外成本，这被称为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
比如，航空燃料的均价是2.22美元/加仑，高级生物燃料的价格是5.35美元/加仑，这里的绿色溢价超过140%。瑞士投入运行的直接空气捕获设施，可以吸收燃煤电厂的排放的二氧化碳，每吨需要花费200美元。按照全球每年排放温室气体510亿吨，可以计算出全球碳中和的绿色溢价超过10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和投资机遇。
绿色溢价是盖茨整本书中最核心的一个概念。估算碳价是由远及近的方法，把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折现为当下的成本，绿色溢价是由近及远，估算当下的成本差异，以此为基础分析未来可能的演变路径。因此，在长远的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已经确定的情形下，绿色溢价作为分析工具可操作性更强。
从绿色溢价的角度看，纠正碳排放外部性就是降低绿色溢价，途径既可以碳税和碳交易为载体提高碳价格，也可以通过制造更便宜的“零碳”产品，或者两种手段兼用。
对抗贫困和气候变化的复杂性
遵循绿色溢价思路，盖茨在书中基于技术、政策和市场杠杆，提出了一套详细的实现“零碳”目标方案。
具体来说，政府的责任是制定明智的能源政策，包括弥补投资缺口，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破除非市场壁垒，紧跟时代步伐;规划“公正转型”，关注低收入群体面临的绿色溢价压力;加大关键领域的研发投资力度，深入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对于私人投资这来说，盖茨建议以积极的态度，抓住引领经济潮流的“零碳”产业机遇。具体步骤包括，设立内部碳税;优先开发新型低碳解决方案;让早期采用者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建立联系，帮助早期创新者穿过“死亡之谷”。
而作为公民和消费者，面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宏大事务，也可以有所作为：一方面，利用打电话、写信、参加市民会议和手中的选票，促使政客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必要取舍;另一方面，减少个人和家庭的碳排放量，购买电动车、热泵等“零碳”产品，向市场传递信号，让企业和投资者更有信心投入节能减排。
盖茨在技术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在多年从事贫困人口的健康与发展的慈善事业经历，让他更加懂得贫困落后国家的人们面临的实际困难。
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非洲仅占2%的比例，但在气候变化灾难中，包括非洲在内的极端贫困人口遭受的冲击最大，比如，儿童营养不良率和死亡率上升。这些国家几乎没有能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但他们需要更多能源产品和服务，提高国家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这表明在碳减排问题上，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诉求和考量，全球协调面临极大的障碍。
“请不要把资助疫苗的预算拿去生产电动车。”盖茨告诉那些富裕国家负责监督外援预算的官员。他提醒我们，要同时对抗贫困和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富裕国家有责任帮助贫困国家的人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作者：比尔·盖茨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1年4月
为什么各国需要尽快制定碳排放日程表？实现“零碳”目标的正确战略和路径是什么？政府、市场和个人承担什么责任，需要付出哪些行动？
慈善界领袖比尔·盖茨花了十年时间调研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并广泛咨询了气象、能源、生物、工程、经济等领域专家，撰写了《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 The Solutions We Have and the Breakthroughs We Need）一书，中文版近日在中國出版发行。
盖茨在书中明确指出：要想阻止全球变暖，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人类必须停止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他以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为目标，从电力、制造业、农业、交通等碳排放主要领域，分析了当下面临的挑战。最后，他为政府、企业和个人提供了一套具体的行动方案。
五年前，盖茨曾在公开演讲中提醒，人类面临传染性病毒的威胁——他的预言不幸变成了现实。而这一次，他再次发出警示：21世纪中叶，气候变化可能变得跟新冠肺炎一样致命，而到2100年，它的致命性可能会达到新冠的5倍。
在2050年实现“零碳”
当第一个原始人学会钻木取火，人类就开始踏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了。工业革命后，人类大规模使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如今化石能源占人类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4%以上。
化石燃料无处不在。以石油为例，全球每天至少消耗40亿加仑石油，但每加仑的平均价格仅为2.85美元。就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来说，这自然是好消息，但对于气候变化来说无疑是坏消息。现在，全球每年排放温室气体的总量为510亿吨。到205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加50%，如果其他一切没有改变，那么全球碳排放也会增加相同的比例。
盖茨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科学数据，描述了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案例。
相比于前工业化时期，全球平均温度已经因人类行为升高了至少1℃。如果人类在碳减排上无所作为，那么到21世纪中叶，全球平均温度可能会上升1.5℃～3℃，到21世纪末将上升4℃～8℃。额外的热量会导致各种极端天气现象，以及海平面上升后海滨地区的没顶之灾。
随着平均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水从地表蒸发到大气中，再以雨或雪的形式降落地面，而且风暴会越来越强烈。2017年的飓风“玛丽亚”致使波多黎各的基础设施倒退了至少20年。今年2月，席卷得州的暴风雪使400万人遭遇断水断电的困境，严寒和冰冻损坏了发电机、天然气管道和太阳能发电设备。
与升温1.5℃相比，在升温2℃的情况下，受清洁水短缺影响的人口数量将翻一番。2007年～2010年，叙利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约150万人被迫离开农村前往城市，截至2018年，约有1300万叙利亚人为生计背井离乡。有人专门研究气候变化与欧盟庇护申请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即便是中等程度的升温，到21世纪末，欧盟收到庇护申请的数量可能增加28%。
额外的热量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海平面上升，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极地冰川的融化，另一部分原因是海水升温膨胀。海滨地区首当其冲，渗水严重的城市也会受到威胁。
以迈阿密为例，即便在不下雨的时候，海水也会从排水管道里涌出来，这被称作“干季洪水”。联合国机构预测，到2100年，迈阿密周边海平面将上升近2英尺。对极端贫困人口来说，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孟加拉国有长达数百英里的海岸线，在气旋、风暴潮和河流洪水的冲击下，20%～30%的国土经常被淹没，农作物绝收，居民家破人亡。
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凡特·阿伦尼思（Svante Arrhenius）率先将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与温室效应联系起来。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才开始讨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议程。从1994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再到2015年的《巴黎协定》，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一直在努力，但由于各国对减排成本与收益认识存在分歧，到目前为止碳减排的现实与理想仍相距甚远。
气候变化和控制碳排放是一个全球性议题，在主权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政策之外，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以及每个公民的努力都至关重要。
盖茨在20年前全身投入慈善事业的时候，重点关注的是全球健康、发展和美国教育问题。他前往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的低收入国家考察的时候，经常在飞机上眺望窗外，看到那里的夜晚一片漆黑。全球约有10亿人无法获得可靠的电力供应，而这其中一半人生活在撒哈拉非洲以南地区。
因此，减少碳排放不能简单归结为减少能源消费。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能源，才能使贫困群体过上像发达国家人民那样的富裕生活，但前提是不增加温室气体。
怎么样解决这个难题？盖茨的答案是：零排放;路径是：能源转型。简言之，政府、市场和个人共同行动，制定新的公共政策，鼓励私人投资新技术，建立清洁电力和能源体系，创新生产材料和生产工艺，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最终在2050年实现全球净零排放。
绿色溢价创新碳减排工具箱
这么多年，为什么没能促进减排创新？
一个关键因素是，全球变暖是一个被称为全球负外部性的不寻常的经济现象：碳排放经济活动让私人受益，由此带来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损害却由全社会承担。这种负外部性使得自由市场形成的能源价格不反映碳排放造成的环境成本，体现为化石能源的市场价格太低、消费量太高。 比如，我们现在用电很便宜。北京市1度电不到5毛钱，一个40瓦的灯泡持续亮1小时，支付电费不到2分钱。电力之所以如此低廉，主要是因为化石燃料太便宜，其价格中没有计入气候变化的真实成本。化石燃料提供了世界2/3的电力，代价是排放了占全球总排放量27%的温室气体。
怎么纠正这种负外部性？
在控制全球碳排放的实践中，目前普遍流行的政策是碳定价，即根据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求企业与家庭负担经费的机制，通过价格信号减排二氧化碳，敦促转为可再生能源。碳定价机制主要有两种形式：碳税和碳排放交易。前者是政府直接设定一个碳价格，后者是政府创造一个交易市场，由交易双方形成碳价格。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酸雨计划”利用限额交易，大幅减少了燃煤电厂的二氧化硫排放。欧洲的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国开始制定碳税制度，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碳排放交易制度也随之设立。目前，近40%的全球GDP受到碳排放交易制度的管辖。2013年，中国深圳、上海、北京等7个区域开展碳排放市场试点，2017年推广至全国，是全球最大的碳市场。
碳税和碳交易作为纠正外部性的工具，都有其价值，如果设计得当两者都可以发挥有效作用。难点是确定碳税的水平和排放配额分配，太松难以起到约束和激励作用，太紧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太大。根本的问题在于，在不确定碳排放总量的条件下，赋予每一吨排放的碳以货币价格，很容易出现大起大落。
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反复敦促各国加快实现碳中和——盖茨著此书的目的就是呼吁世界正视这个棘手的问题，并为此提供一套解决方案。
目前，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新西兰、韩国等多国都将“零碳”计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多数发达国家政府承諾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9月22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于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十四五”规划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制定了具体措施落实这一目标。
在碳中和目标确定的情况下，碳定价的关键问题就从评估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转化为如何有效、低成本实现目标。之前碳定价的思路是成本定价，就是生产成本中计入环境成本后的价格。另一种定价方式，是转化价格，即使用清洁能源技术替代化石能源付出的额外成本，这被称为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
比如，航空燃料的均价是2.22美元/加仑，高级生物燃料的价格是5.35美元/加仑，这里的绿色溢价超过140%。瑞士投入运行的直接空气捕获设施，可以吸收燃煤电厂的排放的二氧化碳，每吨需要花费200美元。按照全球每年排放温室气体510亿吨，可以计算出全球碳中和的绿色溢价超过10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和投资机遇。
绿色溢价是盖茨整本书中最核心的一个概念。估算碳价是由远及近的方法，把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折现为当下的成本，绿色溢价是由近及远，估算当下的成本差异，以此为基础分析未来可能的演变路径。因此，在长远的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已经确定的情形下，绿色溢价作为分析工具可操作性更强。
从绿色溢价的角度看，纠正碳排放外部性就是降低绿色溢价，途径既可以碳税和碳交易为载体提高碳价格，也可以通过制造更便宜的“零碳”产品，或者两种手段兼用。
对抗贫困和气候变化的复杂性
遵循绿色溢价思路，盖茨在书中基于技术、政策和市场杠杆，提出了一套详细的实现“零碳”目标方案。
具体来说，政府的责任是制定明智的能源政策，包括弥补投资缺口，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破除非市场壁垒，紧跟时代步伐;规划“公正转型”，关注低收入群体面临的绿色溢价压力;加大关键领域的研发投资力度，深入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对于私人投资这来说，盖茨建议以积极的态度，抓住引领经济潮流的“零碳”产业机遇。具体步骤包括，设立内部碳税;优先开发新型低碳解决方案;让早期采用者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建立联系，帮助早期创新者穿过“死亡之谷”。
而作为公民和消费者，面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宏大事务，也可以有所作为：一方面，利用打电话、写信、参加市民会议和手中的选票，促使政客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必要取舍;另一方面，减少个人和家庭的碳排放量，购买电动车、热泵等“零碳”产品，向市场传递信号，让企业和投资者更有信心投入节能减排。
盖茨在技术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在多年从事贫困人口的健康与发展的慈善事业经历，让他更加懂得贫困落后国家的人们面临的实际困难。
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非洲仅占2%的比例，但在气候变化灾难中，包括非洲在内的极端贫困人口遭受的冲击最大，比如，儿童营养不良率和死亡率上升。这些国家几乎没有能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但他们需要更多能源产品和服务，提高国家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这表明在碳减排问题上，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诉求和考量，全球协调面临极大的障碍。
“请不要把资助疫苗的预算拿去生产电动车。”盖茨告诉那些富裕国家负责监督外援预算的官员。他提醒我们，要同时对抗贫困和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富裕国家有责任帮助贫困国家的人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作者：比尔·盖茨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