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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基金会是美国如今几乎每一项主要能源法案的幕后推手，能源基金会让克林顿总统亲自参与到政策推动中来，能源基金会还在中国推动了多项能源政策法规出台。在22年前创立了能源基金会的这个人，何以调动如此超常能量
对于现年52岁的何豪（Hal Harter）来说，汽车不是一个复杂事物。年方12岁时，他得到一辆汽车，但发动机是坏的，花了几个月时间，他竟然亲手将发动机修好了；31岁时，他动手制造了一台电动汽车，并且开了5年时间；40岁时，他拥有一辆6缸的奥迪车，为了使该车拥有更满意的性能，他在车上加装了一个高效变速器。谈起对汽车的工程师式嗜好，他说：“我从小喜欢拆开一切东西，研究事物运作的奥秘。”
他最终并未成为汽车工程师，因为整个世界有更多的奥秘需要他去研究，对他来说，世界是一部大得多的待整修汽车—他成为了处理能源使用和环境问题的专家，并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推动世界发生改变的策略和方法。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先后创办了一个全球性的基金会—气候工作基金会和四个地区性基金会—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欧洲气候基金会和印度及持续能源基金会。此外，他还带领团队建立或扩展了各主要能源领域内的专家，组成了六个“最佳实践网络”，为大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监管部门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
借助他所创立的能源基金会（The Energy Foundation），他影响了美国近20年来几乎所有关于能源的新法规与政策出台，并参与了很多个州的能源政策制定。
在除美国之外何豪最为看重的中国，第一部燃油经济性法规出台、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获得通过、第一条快速公交线路开通、第一个全国商业建筑法规施行……背后也都有能源基金会的推动。
当这位瘦瘦高高、留着络腮短胡、穿着精致西装的中年男性在谈起能源、环保、气候变化等话题时，他像工程师一般在滔滔不绝中透着严谨思维，谈起个人经历时则带着一丝腼腆的笑容。如果不是他跟你讲述在美国大型牧场长大的经历并向你展示手机中的牧场生活照，你很难想象他还有牛仔的一面。
“自己动手、创造一切”的牛仔生活信条，“凡事皆可拆解并加以分析”的工程师式思维，再结合慈善的手段，便迸发出无穷的威力，这种威力使得克林顿总统愿意帮助推动他的团队研究并倡导的有关政策，也使得HP的两位创始人威廉·休利特和戴维·派克德的家族基金会愿意慷慨解囊资助其能源环保项目。
2008年，何豪还与人合著了一本名为《好好花钱》（Money Well Spent）的书，专门介绍慈善手段如何借助系统分析的方法，来创造高效率的改变。“运作一个大的基金会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它涉及很多问题，你必须有非常清晰的策略，但很多人都缺乏这一点。”何豪告诉《中国慈善家》。
能源是一把万能钥匙
何豪在慈善领域所有努力的共同目标是阻止气候恶化。“一些问题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不可逆的，威胁到我们的社会基础，这样的问题不多，只有四个，气候变化是其中一个。”何豪说，“很少有人明白这个问题将会有多危险。”
何豪这种关心社会宏大事务的习惯，可以说是沿袭自祖上。他的外祖母穆里尔·莫里斯（Muriel Morris）曾远赴奥地利并成为那里的一名社会主义者，其第二任丈夫是反纳粹社会党领导人约瑟夫·卜迪阁（Joseph Buttinger），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难民组织—国际救援会。
何豪的母亲康妮也是一位积极关心社会的人。她婚后定居于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Aspen），在当地拥有一个大型牧场。那里有着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世外桃源般的自然风光。当康妮发现当地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开发在破坏环境时，便自发采取行动了。40年中，她对科罗拉多州的50万英亩荒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最终制定出一套荒地保护方案，并递交美国国会。在她的努力下，先后有两部环境保护法案得到通过。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成长，关心社会事务、关注环境，似乎就是何豪与生俱来的基因。
20世纪70年代末，何豪进入斯坦福大学就读工程系能源规划专业。整个70年代，中东战争先后引发了两次石油危机，报纸上每天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能源事件的新闻，这刺激他深入思考能源问题，并在日后以能源研究为业。大学还未毕业，他就和哥哥创办了一家太阳能建筑公司，给家乡周围的农场主盖节能的房子。虽然干了不到四年，但他发现，房屋经过精心设计可以节省能源，并减少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
他也逐渐意识到，能源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能源是很多问题的核心，比如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居住、交通，甚至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为了得到石油，美国在中东派驻了大量军队。如果解决了能源问题，其他一些问题也迎刃而解，杠杆率很高。”何豪说。
而能源的不当使用，是导致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必须找到最重要的事情并加以改变，找到最好的改变方法。”
1984年，何豪结束建筑商生涯，重返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参加了学校的核武器控制项目，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没有战争的安全：冷战后安全政策》（Security Without War： A Post Cold War Security Policy）。这使得他有机会在1986年应邀到前苏联参加一个有关核武器控制的高端会议（当时他年仅25岁）。当时，美苏关系还十分紧张。
那是一个只有六人参加的会议，包括戈尔巴乔夫的科学顾问、苏联科学院院长依·维里霍夫（Yevgeni Velikhov），以及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罗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我们就核武器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何豪回忆说。会后，他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接见。
在此次会议中认识的威斯纳，后来推荐他加入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能源课题。由此，他正式踏入了自己感兴趣的能源领域。他对威斯纳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是一个敢于向权力说出真相的人。” 借力慈善促进改变
1989年，麦克阿瑟基金会、皮氏慈善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在能源方面开展一些合作，何豪受邀设计几个可选方案。
在美国，环境保护行动都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正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针对已经出现的环境问题，经由民间组织向法院起诉、向议会游说，然后通过立法，最终实现对环境问题的治理、补偿和监控。
其后的六个月里，何豪和艾瑞克·海茨（Eric Heitz，现任能源基金会主席）等人走访了几百位相关人士，最终形成了一套思路。何豪认为，政策对能源问题有很大影响，而策略性的慈善项目可以影响和改变政策，产生一个更为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接下来就是方案设计。他们把能源拆分成很多子项，比如交通、电力、建筑等等，逐项进行分析，并写明具体做法和原因。
这份方案获得了一致好评，何豪也因此被选定为新基金会的创办人。
1991年，在三家基金会的支持下，美国能源基金会正式成立。三家基金会承诺，每年共同出资1000万美元，用于支持能源基金会的慈善事业。何豪所要做的，就是让每一分钱都能发挥最大价值。“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问题解决者，你必须能够很好的理解社会机制，找出哪些是关键因素，并因此作出一些改变。”何豪说。
能源基金会致力于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推动一些未来清洁能源重要组成技术的应用，其研究成果对美国各州在采取清洁能源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招募了一批优秀的专家，来专门研究各种能源问题的解决方案。“世界上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这会使你想要建立一个机构，找到这些最优秀的人，并支持他们。”何豪说。
如同硅谷的风险投资人一样，何豪必须准确衡量每一个项目的成功率、投资回报率及社会效益等诸多因素，并以此整合所需的资金和资源。这种分析一部分建立在科学的数据分析之上，另一部分则基于他多年来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如果有人说，他能说服威斯康星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推动某个项目，我就会拿起电话，打给威斯康星州公共事业委员，问问他们怎么想的。”何豪说。
1999年，惠普公司的最大股东、惠普创始人者之一戴维·派克德设立的大卫与露西·派克德基金会加入能源基金会，双方共同启动了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以支持中国提高能源效率和开发可再生能源。在何豪看来，中国是除美国以外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
2002年，惠普另一位创始人威廉·休利特设立的威廉与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也加入联盟。其后几年中，该项目直接促成了中国几部相关法律的出台。
2001年，何豪转投休利特基金。“当时，他们想扩大环境项目，但人手不足，我觉得自己可以参与其中，并产生影响。”此后，休利特基金会和能源基金会仍保持着密切合作。在加利福尼亚，两家基金会共同促成了三项备受瞩目的能源政策。
2007年，休利特基金会和其他五家基金会合作开展了一项气候变化研究，在此基础上，何豪创建了气候工作基金会。气候工作基金会为各个地区的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并集结了一个专家团队，以帮助地区基金会在汽车排放标准、建筑规范、能源效率等方面寻找最佳实践方案。
到2012年，气候工作基金会已颇具规模，何豪不得不将全部时间都用于日常管理，而非制定政策和技术—而这恰恰是他最喜欢的。他感觉自己该回头去做真正热衷的事了，于是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能源创新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有大约10个人，都是专家。幸运的是，由于我和以前基金会的同事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大家仍能继续合作，我也就无需花时间去做融资和管理了。”何豪说。
这一次，他将目光锁定在中国的城市化。他认为，中国对基于技术支持的政策建议有很大需求，中国目前的城市形态将决定未来交通和污染的体量、气候变化的程度以及人们的生活幸福，他希望能亲自参与这个改变，“越来越多的机会和能源气候问题让我更加关注中国。”
行动比政策更重要
作为一个能源气候政策的专家，对何豪来说，与各国领导人或政策制定者的沟通交流自然必不可少。“领导层的工作是充分了解问题，选择最重要的机会，构建一个项目，以产生最大的效果。”
事实上，早在参加前苏联的核武器高级会议时，何豪就已掌握了与决策者们交流的“技巧”，“很多领导人想要的只是观点和策略，他们喜欢和有观点、策略的人交谈。有时你无需经过层层部门，只需找到最重要的那个人，并说服他。”
能源基金会刚进入中国时，第一件事就是成立高级政策顾问委员会，其中包括很多部级领导，双方针对政策制定交换意见；针对负责具体工作的相关部委或地方政府的司局级领导，他们则建立了对话工作组会议机制，每年定期拜会，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是一个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的组织，它为中国当地的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同他们合作开展研究。专家组还将全世界各地最好的实践带到中国，并根据中国的具体实践作出相应调整。”何豪说。
在为决策者提供建议方面，何豪还介绍了一个美国的案例。加利福尼亚是全美能源法律最为全面的州，涵盖空气污染、清洁能源汽车等领域，但唯独缺少有关降低CO2排放的法律。何豪带领他的团队同时开展了两项工作。
首先是设计方面。他们提出了减少加利福尼亚每个区域碳排放量的详细方案，包括对汽车、建筑业、工业或电力系统分别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执行到什么程度、花费多少、谁来执行等。他们为这些问题设置了多个小组，并集合了咨询人士和政府官员参加。
其次是推动立法。他们先做了一个民意调查，结果发现80%的加利福尼亚人对此表示支持。他们将这个民意法案递交给当地政府，后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专门向加利福尼亚州发了一道命令，敦促他们执行该法案。
在气候工作基金会时，何豪也组织过一次全球顶级领导人会议，针对燃油和清洁能源的汽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讨论，最后达成了一个公示性文件。如今，一个由40位专家组成的小组，正无偿在全球10大国家开展这项工作。
目前，何豪的身份之一是美国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咨询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由能源部长朱棣文组建。此前，在克林顿就职总统期间，他曾是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ttee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能源小组的成员，同时，他还是前总统布什第一个环境质量委员会（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能源工作组的成员。
“我做的工作大多与技术有关，但都会影响到政策制定。政策和政治不同，政策有关条例、规则，政治则关乎如何使其通过。不同的国家可以采取相同的政策，但有不同的立法。”何豪告诉《中国慈善家》。
在广州，何豪创办了一个工作室，请来国际城市规划大师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与各地区的市长、开发商和城市规划师共同探讨城市建设问题。在昆明东部城市呈贡，卡尔索普主张当地建设小尺度街区，方面人们步行，减少交通压力。呈贡市市长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正按照这一方案进行建设。
作为一个实干派，何豪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很多好的政策或承诺，经常在繁琐的落实环节中夭折，真正出效果、显作用的，往往是在抓落实时采取具体行动的环节。因此，行动比承诺更重要。”
（本刊首席调研员杜洋对本文亦有贡献）
对于现年52岁的何豪（Hal Harter）来说，汽车不是一个复杂事物。年方12岁时，他得到一辆汽车，但发动机是坏的，花了几个月时间，他竟然亲手将发动机修好了；31岁时，他动手制造了一台电动汽车，并且开了5年时间；40岁时，他拥有一辆6缸的奥迪车，为了使该车拥有更满意的性能，他在车上加装了一个高效变速器。谈起对汽车的工程师式嗜好，他说：“我从小喜欢拆开一切东西，研究事物运作的奥秘。”
他最终并未成为汽车工程师，因为整个世界有更多的奥秘需要他去研究，对他来说，世界是一部大得多的待整修汽车—他成为了处理能源使用和环境问题的专家，并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推动世界发生改变的策略和方法。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先后创办了一个全球性的基金会—气候工作基金会和四个地区性基金会—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欧洲气候基金会和印度及持续能源基金会。此外，他还带领团队建立或扩展了各主要能源领域内的专家，组成了六个“最佳实践网络”，为大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监管部门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
借助他所创立的能源基金会（The Energy Foundation），他影响了美国近20年来几乎所有关于能源的新法规与政策出台，并参与了很多个州的能源政策制定。
在除美国之外何豪最为看重的中国，第一部燃油经济性法规出台、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获得通过、第一条快速公交线路开通、第一个全国商业建筑法规施行……背后也都有能源基金会的推动。
当这位瘦瘦高高、留着络腮短胡、穿着精致西装的中年男性在谈起能源、环保、气候变化等话题时，他像工程师一般在滔滔不绝中透着严谨思维，谈起个人经历时则带着一丝腼腆的笑容。如果不是他跟你讲述在美国大型牧场长大的经历并向你展示手机中的牧场生活照，你很难想象他还有牛仔的一面。
“自己动手、创造一切”的牛仔生活信条，“凡事皆可拆解并加以分析”的工程师式思维，再结合慈善的手段，便迸发出无穷的威力，这种威力使得克林顿总统愿意帮助推动他的团队研究并倡导的有关政策，也使得HP的两位创始人威廉·休利特和戴维·派克德的家族基金会愿意慷慨解囊资助其能源环保项目。
2008年，何豪还与人合著了一本名为《好好花钱》（Money Well Spent）的书，专门介绍慈善手段如何借助系统分析的方法，来创造高效率的改变。“运作一个大的基金会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它涉及很多问题，你必须有非常清晰的策略，但很多人都缺乏这一点。”何豪告诉《中国慈善家》。
能源是一把万能钥匙
何豪在慈善领域所有努力的共同目标是阻止气候恶化。“一些问题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不可逆的，威胁到我们的社会基础，这样的问题不多，只有四个，气候变化是其中一个。”何豪说，“很少有人明白这个问题将会有多危险。”
何豪这种关心社会宏大事务的习惯，可以说是沿袭自祖上。他的外祖母穆里尔·莫里斯（Muriel Morris）曾远赴奥地利并成为那里的一名社会主义者，其第二任丈夫是反纳粹社会党领导人约瑟夫·卜迪阁（Joseph Buttinger），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难民组织—国际救援会。
何豪的母亲康妮也是一位积极关心社会的人。她婚后定居于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Aspen），在当地拥有一个大型牧场。那里有着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世外桃源般的自然风光。当康妮发现当地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开发在破坏环境时，便自发采取行动了。40年中，她对科罗拉多州的50万英亩荒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最终制定出一套荒地保护方案，并递交美国国会。在她的努力下，先后有两部环境保护法案得到通过。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成长，关心社会事务、关注环境，似乎就是何豪与生俱来的基因。
20世纪70年代末，何豪进入斯坦福大学就读工程系能源规划专业。整个70年代，中东战争先后引发了两次石油危机，报纸上每天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能源事件的新闻，这刺激他深入思考能源问题，并在日后以能源研究为业。大学还未毕业，他就和哥哥创办了一家太阳能建筑公司，给家乡周围的农场主盖节能的房子。虽然干了不到四年，但他发现，房屋经过精心设计可以节省能源，并减少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
他也逐渐意识到，能源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能源是很多问题的核心，比如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居住、交通，甚至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为了得到石油，美国在中东派驻了大量军队。如果解决了能源问题，其他一些问题也迎刃而解，杠杆率很高。”何豪说。
而能源的不当使用，是导致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必须找到最重要的事情并加以改变，找到最好的改变方法。”
1984年，何豪结束建筑商生涯，重返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参加了学校的核武器控制项目，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没有战争的安全：冷战后安全政策》（Security Without War： A Post Cold War Security Policy）。这使得他有机会在1986年应邀到前苏联参加一个有关核武器控制的高端会议（当时他年仅25岁）。当时，美苏关系还十分紧张。
那是一个只有六人参加的会议，包括戈尔巴乔夫的科学顾问、苏联科学院院长依·维里霍夫（Yevgeni Velikhov），以及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罗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我们就核武器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何豪回忆说。会后，他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接见。
在此次会议中认识的威斯纳，后来推荐他加入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能源课题。由此，他正式踏入了自己感兴趣的能源领域。他对威斯纳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是一个敢于向权力说出真相的人。” 借力慈善促进改变
1989年，麦克阿瑟基金会、皮氏慈善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在能源方面开展一些合作，何豪受邀设计几个可选方案。
在美国，环境保护行动都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正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针对已经出现的环境问题，经由民间组织向法院起诉、向议会游说，然后通过立法，最终实现对环境问题的治理、补偿和监控。
其后的六个月里，何豪和艾瑞克·海茨（Eric Heitz，现任能源基金会主席）等人走访了几百位相关人士，最终形成了一套思路。何豪认为，政策对能源问题有很大影响，而策略性的慈善项目可以影响和改变政策，产生一个更为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接下来就是方案设计。他们把能源拆分成很多子项，比如交通、电力、建筑等等，逐项进行分析，并写明具体做法和原因。
这份方案获得了一致好评，何豪也因此被选定为新基金会的创办人。
1991年，在三家基金会的支持下，美国能源基金会正式成立。三家基金会承诺，每年共同出资1000万美元，用于支持能源基金会的慈善事业。何豪所要做的，就是让每一分钱都能发挥最大价值。“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问题解决者，你必须能够很好的理解社会机制，找出哪些是关键因素，并因此作出一些改变。”何豪说。
能源基金会致力于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推动一些未来清洁能源重要组成技术的应用，其研究成果对美国各州在采取清洁能源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招募了一批优秀的专家，来专门研究各种能源问题的解决方案。“世界上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这会使你想要建立一个机构，找到这些最优秀的人，并支持他们。”何豪说。
如同硅谷的风险投资人一样，何豪必须准确衡量每一个项目的成功率、投资回报率及社会效益等诸多因素，并以此整合所需的资金和资源。这种分析一部分建立在科学的数据分析之上，另一部分则基于他多年来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如果有人说，他能说服威斯康星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推动某个项目，我就会拿起电话，打给威斯康星州公共事业委员，问问他们怎么想的。”何豪说。
1999年，惠普公司的最大股东、惠普创始人者之一戴维·派克德设立的大卫与露西·派克德基金会加入能源基金会，双方共同启动了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以支持中国提高能源效率和开发可再生能源。在何豪看来，中国是除美国以外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
2002年，惠普另一位创始人威廉·休利特设立的威廉与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也加入联盟。其后几年中，该项目直接促成了中国几部相关法律的出台。
2001年，何豪转投休利特基金。“当时，他们想扩大环境项目，但人手不足，我觉得自己可以参与其中，并产生影响。”此后，休利特基金会和能源基金会仍保持着密切合作。在加利福尼亚，两家基金会共同促成了三项备受瞩目的能源政策。
2007年，休利特基金会和其他五家基金会合作开展了一项气候变化研究，在此基础上，何豪创建了气候工作基金会。气候工作基金会为各个地区的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并集结了一个专家团队，以帮助地区基金会在汽车排放标准、建筑规范、能源效率等方面寻找最佳实践方案。
到2012年，气候工作基金会已颇具规模，何豪不得不将全部时间都用于日常管理，而非制定政策和技术—而这恰恰是他最喜欢的。他感觉自己该回头去做真正热衷的事了，于是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能源创新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有大约10个人，都是专家。幸运的是，由于我和以前基金会的同事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大家仍能继续合作，我也就无需花时间去做融资和管理了。”何豪说。
这一次，他将目光锁定在中国的城市化。他认为，中国对基于技术支持的政策建议有很大需求，中国目前的城市形态将决定未来交通和污染的体量、气候变化的程度以及人们的生活幸福，他希望能亲自参与这个改变，“越来越多的机会和能源气候问题让我更加关注中国。”
行动比政策更重要
作为一个能源气候政策的专家，对何豪来说，与各国领导人或政策制定者的沟通交流自然必不可少。“领导层的工作是充分了解问题，选择最重要的机会，构建一个项目，以产生最大的效果。”
事实上，早在参加前苏联的核武器高级会议时，何豪就已掌握了与决策者们交流的“技巧”，“很多领导人想要的只是观点和策略，他们喜欢和有观点、策略的人交谈。有时你无需经过层层部门，只需找到最重要的那个人，并说服他。”
能源基金会刚进入中国时，第一件事就是成立高级政策顾问委员会，其中包括很多部级领导，双方针对政策制定交换意见；针对负责具体工作的相关部委或地方政府的司局级领导，他们则建立了对话工作组会议机制，每年定期拜会，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是一个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的组织，它为中国当地的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同他们合作开展研究。专家组还将全世界各地最好的实践带到中国，并根据中国的具体实践作出相应调整。”何豪说。
在为决策者提供建议方面，何豪还介绍了一个美国的案例。加利福尼亚是全美能源法律最为全面的州，涵盖空气污染、清洁能源汽车等领域，但唯独缺少有关降低CO2排放的法律。何豪带领他的团队同时开展了两项工作。
首先是设计方面。他们提出了减少加利福尼亚每个区域碳排放量的详细方案，包括对汽车、建筑业、工业或电力系统分别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执行到什么程度、花费多少、谁来执行等。他们为这些问题设置了多个小组，并集合了咨询人士和政府官员参加。
其次是推动立法。他们先做了一个民意调查，结果发现80%的加利福尼亚人对此表示支持。他们将这个民意法案递交给当地政府，后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专门向加利福尼亚州发了一道命令，敦促他们执行该法案。
在气候工作基金会时，何豪也组织过一次全球顶级领导人会议，针对燃油和清洁能源的汽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讨论，最后达成了一个公示性文件。如今，一个由40位专家组成的小组，正无偿在全球10大国家开展这项工作。
目前，何豪的身份之一是美国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咨询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由能源部长朱棣文组建。此前，在克林顿就职总统期间，他曾是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ttee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能源小组的成员，同时，他还是前总统布什第一个环境质量委员会（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能源工作组的成员。
“我做的工作大多与技术有关，但都会影响到政策制定。政策和政治不同，政策有关条例、规则，政治则关乎如何使其通过。不同的国家可以采取相同的政策，但有不同的立法。”何豪告诉《中国慈善家》。
在广州，何豪创办了一个工作室，请来国际城市规划大师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与各地区的市长、开发商和城市规划师共同探讨城市建设问题。在昆明东部城市呈贡，卡尔索普主张当地建设小尺度街区，方面人们步行，减少交通压力。呈贡市市长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正按照这一方案进行建设。
作为一个实干派，何豪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很多好的政策或承诺，经常在繁琐的落实环节中夭折，真正出效果、显作用的，往往是在抓落实时采取具体行动的环节。因此，行动比承诺更重要。”
（本刊首席调研员杜洋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