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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了解到金融对个人，尤其对解放个人的重要性。但实际上，金融对于拯救王朝同样重要，我们也可以用金融视角去重新梳理历史。
就以历史上的湘军为例，晚清以来湘军影响力非凡。特别是19世纪中期西北回民起义爆发后，左宗棠从1866年开始，率领湘军，用了14年时间，先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之后剑锋西指，收复西域新疆全境。你可能不知道，如果左宗棠不是在战争融资上进行创新，他的西征要么难以进行，要么会失败。因为如果没有金融支持，他可能发不了军饷，或者军饷一时有一时无，而没有军饷，就无法得到他需要的军心。如果没有军心，战争胜利从何而谈？
那么，左宗棠做了什么金融创新呢？
清朝战争军费的故事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对任何国家来说，正常税赋收入都有固定的用途安排，改变起来阻力很大。而战争、内乱何时发生，战争持续多久，以及需要多少军费开支，等等，这些都是没法事先确定，会很随机，所以，为战争融资一直是王朝最为头疼的事情，就像旧社会的灾荒、瘟疫事件让普通家庭很痛苦一样。
在清代，突发战争带来的开支主要通过几种方式获得。首先是平时积累的财富，朝廷和地方督抚都尽量多存银子，以防后患。——这个办法的有效性很低，因为清朝政府没有多少剩余收入，存不了多少财富，而且我们今后会学到，存钱难以规避未来风险。
二是靠卖官位，正常情况下都是卖虚职，比如，翰林待诏、官衔、候选官，等等。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卖实权职位，像知州、知县之类的。卖官收入有多重要呢？鸦片战争的那三年里，卖官收入占各省战争支出的23%。鸦片战争后的十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赤字中，有46%靠卖官收入弥补。
对我们现代人，卖官似乎很不能理解。但在当时没有金融市场的背景下，一旦碰到国家存亡的战争，卖官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跟旧社会里一到灾荒发生时一些家庭卖妻妾求生存一样。只是政府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没有妻妾或女儿可卖，但可以卖官位，或者放弃疆域领土。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清朝就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可能就不需要卖官了。
三是靠协饷制度解决战争军费，也就是财政收入的跨省调配。由于不是每个省都能自行负担本省的军事支出，它们需要富裕省份的协助；而且也不是每个省份都同时要应付内战，所以，没有战争的省份要去支持处于战争之中的省份。比如，西部省份的财政收入少但军费开支高，它们往往是收协省份，接收邻近富裕省份的财政盈余。因此，山西、山东与河南成为陕西和甘肃的主要协助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则主要接收来自江西、湖南、湖北的协助。
在康乾盛世时期，甚至到19世纪上半期，这个体系运行得还不是问题，可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内战涉及众多省份，大大冲击既有的战争开支体系。一方面，卖官位以前是户部的特权，省级层面即使卖也是在本省辖区内卖，但是太平天国期间这个规矩开始混乱，安徽的皖军跑到湖南长沙去卖官位、搞皖捐，等等。结果，在1867年，当时的湖南巡抚刘崐向朝廷抱怨，要求安徽从湖南撤回它们的捐局，而安徽巡抚英翰也不示弱，向朝廷诉说他们的苦难。结果，同治皇帝下令维持现状，可以跨区域卖官！这就打乱阵脚。
另一方面，协饷支持也迟迟不能到款，因为各省都面对经费挑战！
左宗棠的金融创新
1866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带领湘军接手镇压陕甘回乱。他的军费挑战有多大呢？我们可以看看，左宗棠在1873年成功平息陕甘回乱之后，提交给皇帝的《恳改拨饷，以固军心折》，他在回顾自1866年以来军费不足的困扰时，说“起初一年尚拨两月满饷。嗣后一年拨一月满饷，至今一月满饷尚无可发，军心不问可知”。
接下来，左宗棠筹备进一步西进收复新疆，提出800万两银子的年度西征军费预算。朝廷对此极为重视，向为西征军提供协饷的各省、海关发出指令，限期将所欠协饷尽数解交甘肃前线。但无论朝廷措辞多强硬，都不能缓解西征经费的困境。
怎么办呢？西征军未来有协饷收入等，只是这些未来收入总是拖欠，也很不稳定。那么，这些未来收入怎么可以转变成今天能花的钱呢？而且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军饷不稳定，左宗棠就无法稳住七八万人的军心。
也就是说，如果能把未来收入一次性借到今天，那么，不仅军费会大增，因为未来是无限的，而且经费会很稳定。
但问题是，如何借？找谁借呢？在中国历史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齐国，也是为了战争融资，管子说服齐王向殷实之家借钱。可是，战争胜利之后齐王赖账。所以，后来没有人相信朝廷的承诺了，中国就一直没有发展出国债或公债市场。
如果左宗棠是明末崇祯皇帝的武将，那他的西征胜利前景就难说了！好在他是在晚清，上海金融市场已经有一定规模，尤其洋行融资能力很高。胡雪岩是左宗棠的好朋友，胡跟当时的上海金融界非常熟，认识当时的汇丰银行，也知道现代金融市场怎么运作。虽然到晚清，朝廷内外对借钱花是完全不认同、不接受，但经费困局是实实在在的。除非清廷不再西征、放弃西域，否则就无其他办法。
在胡雪岩的帮助下，左宗棠选择了“华洋借款”融资。1875年借洋款249万两，1877年分两次从汇丰银行共借800万两，1878年再借350万两，等等。年息最低10%，最高18%，比当时中国民间借贷普遍为20%以上要低不少，而且借钱金额之大也是那时国内华商市场难以承受的。
有了这些借款后，左宗棠停止卖官。金融结束了持续多个朝代的陋习。
在1874年～1880年間，西征军费总开支5100万两银子，其中2000多万两是通过华洋借款得到的，是军费开支的第二大来源。由此，我们看到，如果不是通过“透支未来”借钱花，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也许会完全不同。
当国际、国内动荡导致财政能力削弱的情况下，左宗棠利用金融市场，以未来协饷收入、关税作抵押，向华商、外国银行借款，为西北作战提供稳定军饷，稳住了几万大军的军心，保证了清王朝对西北边疆的控制与治理。
就以历史上的湘军为例，晚清以来湘军影响力非凡。特别是19世纪中期西北回民起义爆发后，左宗棠从1866年开始，率领湘军，用了14年时间，先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之后剑锋西指，收复西域新疆全境。你可能不知道，如果左宗棠不是在战争融资上进行创新，他的西征要么难以进行，要么会失败。因为如果没有金融支持，他可能发不了军饷，或者军饷一时有一时无，而没有军饷，就无法得到他需要的军心。如果没有军心，战争胜利从何而谈？
那么，左宗棠做了什么金融创新呢？
清朝战争军费的故事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对任何国家来说，正常税赋收入都有固定的用途安排，改变起来阻力很大。而战争、内乱何时发生，战争持续多久，以及需要多少军费开支，等等，这些都是没法事先确定，会很随机，所以，为战争融资一直是王朝最为头疼的事情，就像旧社会的灾荒、瘟疫事件让普通家庭很痛苦一样。
在清代，突发战争带来的开支主要通过几种方式获得。首先是平时积累的财富，朝廷和地方督抚都尽量多存银子，以防后患。——这个办法的有效性很低，因为清朝政府没有多少剩余收入，存不了多少财富，而且我们今后会学到，存钱难以规避未来风险。
二是靠卖官位，正常情况下都是卖虚职，比如，翰林待诏、官衔、候选官，等等。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卖实权职位，像知州、知县之类的。卖官收入有多重要呢？鸦片战争的那三年里，卖官收入占各省战争支出的23%。鸦片战争后的十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赤字中，有46%靠卖官收入弥补。
对我们现代人，卖官似乎很不能理解。但在当时没有金融市场的背景下，一旦碰到国家存亡的战争，卖官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跟旧社会里一到灾荒发生时一些家庭卖妻妾求生存一样。只是政府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没有妻妾或女儿可卖，但可以卖官位，或者放弃疆域领土。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清朝就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可能就不需要卖官了。
三是靠协饷制度解决战争军费，也就是财政收入的跨省调配。由于不是每个省都能自行负担本省的军事支出，它们需要富裕省份的协助；而且也不是每个省份都同时要应付内战，所以，没有战争的省份要去支持处于战争之中的省份。比如，西部省份的财政收入少但军费开支高，它们往往是收协省份，接收邻近富裕省份的财政盈余。因此，山西、山东与河南成为陕西和甘肃的主要协助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则主要接收来自江西、湖南、湖北的协助。
在康乾盛世时期，甚至到19世纪上半期，这个体系运行得还不是问题，可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内战涉及众多省份，大大冲击既有的战争开支体系。一方面，卖官位以前是户部的特权，省级层面即使卖也是在本省辖区内卖，但是太平天国期间这个规矩开始混乱，安徽的皖军跑到湖南长沙去卖官位、搞皖捐，等等。结果，在1867年，当时的湖南巡抚刘崐向朝廷抱怨，要求安徽从湖南撤回它们的捐局，而安徽巡抚英翰也不示弱，向朝廷诉说他们的苦难。结果，同治皇帝下令维持现状，可以跨区域卖官！这就打乱阵脚。
另一方面，协饷支持也迟迟不能到款，因为各省都面对经费挑战！
左宗棠的金融创新
1866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带领湘军接手镇压陕甘回乱。他的军费挑战有多大呢？我们可以看看，左宗棠在1873年成功平息陕甘回乱之后，提交给皇帝的《恳改拨饷，以固军心折》，他在回顾自1866年以来军费不足的困扰时，说“起初一年尚拨两月满饷。嗣后一年拨一月满饷，至今一月满饷尚无可发，军心不问可知”。
接下来，左宗棠筹备进一步西进收复新疆，提出800万两银子的年度西征军费预算。朝廷对此极为重视，向为西征军提供协饷的各省、海关发出指令，限期将所欠协饷尽数解交甘肃前线。但无论朝廷措辞多强硬，都不能缓解西征经费的困境。
怎么办呢？西征军未来有协饷收入等，只是这些未来收入总是拖欠，也很不稳定。那么，这些未来收入怎么可以转变成今天能花的钱呢？而且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军饷不稳定，左宗棠就无法稳住七八万人的军心。
也就是说，如果能把未来收入一次性借到今天，那么，不仅军费会大增，因为未来是无限的，而且经费会很稳定。
但问题是，如何借？找谁借呢？在中国历史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齐国，也是为了战争融资，管子说服齐王向殷实之家借钱。可是，战争胜利之后齐王赖账。所以，后来没有人相信朝廷的承诺了，中国就一直没有发展出国债或公债市场。
如果左宗棠是明末崇祯皇帝的武将，那他的西征胜利前景就难说了！好在他是在晚清，上海金融市场已经有一定规模，尤其洋行融资能力很高。胡雪岩是左宗棠的好朋友，胡跟当时的上海金融界非常熟，认识当时的汇丰银行，也知道现代金融市场怎么运作。虽然到晚清，朝廷内外对借钱花是完全不认同、不接受，但经费困局是实实在在的。除非清廷不再西征、放弃西域，否则就无其他办法。
在胡雪岩的帮助下，左宗棠选择了“华洋借款”融资。1875年借洋款249万两，1877年分两次从汇丰银行共借800万两，1878年再借350万两，等等。年息最低10%，最高18%，比当时中国民间借贷普遍为20%以上要低不少，而且借钱金额之大也是那时国内华商市场难以承受的。
有了这些借款后，左宗棠停止卖官。金融结束了持续多个朝代的陋习。
在1874年～1880年間，西征军费总开支5100万两银子，其中2000多万两是通过华洋借款得到的，是军费开支的第二大来源。由此，我们看到，如果不是通过“透支未来”借钱花，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也许会完全不同。
当国际、国内动荡导致财政能力削弱的情况下，左宗棠利用金融市场，以未来协饷收入、关税作抵押，向华商、外国银行借款，为西北作战提供稳定军饷，稳住了几万大军的军心，保证了清王朝对西北边疆的控制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