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了那些聪颖、勤奋、愉快而谨慎的年轻人如何在精英大学中成才。有时会有人问我，从那以后学生们有什么变化。但是，我一直没有觉察到这种变化，因此不能给出满意的答复。
　　今年我在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任教，一位名叫维多利亚·布勒的大四学生观察十分敏锐，她写了一篇论文，谈到了身处她这个年龄层的一些感触。
　　布勒指出，对12年前的美国大学生来说，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1990年代美国国内的经济繁荣和国际上冷战的胜利。因此，他们自然倾向于对“美国式的民主资本主义”深信不疑，相信在这种制度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又允许一部分人通过竞争超越他人”。
　　然后就发生了9·11恐怖袭击。小布什总统用充满道德评判的语言宣布了“反恐战争”。然而，小布什这种意图复制里根总统对“邪恶帝国”开战的行为不但没有胜利，反而还自取其辱。随后又发生了金融危机，这对于今天的学生们是另外一种警示。危机的根源在金融领域，但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单一领域。于是，布勒写道：“虽然资本主义体制许诺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但结果却残酷而不可预测。”此外，今天的美国学生还对他们在国际竞争中的表现忧心忡忡，担心自己不再是最优秀的竞争者。
　　总之，今天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更加严酷的境况。布勒指出，“有一群人可以被称为愤世嫉俗的年轻人，他们不喜欢体制，但同时对其他替代方案也很警觉，对他们自己改变世界的能力不屑一顾。因此，这一代人对于变革就显得很保守，没什么兴趣。总的说来，这些愤世嫉俗的年轻人不相信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着联系。”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0%的年轻人认同“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应该更加积极主动”这种说法。布勒指出，“‘占领华尔街运动’带来的不是立法，而是交通拥堵。”
　　我认为布勒的一个观点特别尖锐，她认为这些幻灭的事件使学生们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框架。“我们对理想主义十分反感。而正相反，这些愤世嫉俗的年轻人相信政策革命，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需要对某种假说进行检验和证实，之后再对结果进行复制。”
　　也许，这种实证式的思维方式是成熟的象征，但布勒也承认，“这种对‘证据’的要求可能会延缓他们采取行动。面对难以克服的复杂因素，他们有太多的选择。”
　　她建议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火种效应”（Tinder Effect）。Tinder是一款手机软件，用户可以通过它浏览上百个潜在的约会对象，但却很少有人通过它在真实世界中相遇。
　　令布勒最感不安的是这个精英管理体系，因为这一体系鼓励人们过度关注自身的进步。“如果不把时间花在提升自我上面，就会带来机会成本，让你在和那些始终把提升自我放在首位的人竞争时处于劣势。”
　　布勒怀疑，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可能会认为那些没受过教育的阶层是遥远而不正常的。她也怀疑公共政策的数字化可能会使其失去“守门人”的功效，因为只有精英们才能理解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政策程式。
　　对于布勒的这篇让人眼花缭乱的论文，我有很多想法，但我想强调一点：过去艰难的10年带来的可能并不是青年人的反抗，而是让他们回到了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他们倾向于用“数据分析”、“机会成本”、“可复制性”这些客观的经济学词汇思考，而不再使用那些更加具有道德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词汇，他们可能会认为那些词汇的词义模糊，是不可靠的。在经历了嬉皮士、雅皮士和颓废派的时代之后，现在时髦的是书呆子。
　　当然，我最后给了她的论文一个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