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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康涅狄格州降下了多年未见的大雪，积雪一度使道路交通瘫痪。适逢周末，平时照顾张充和的保姆休息，没来。她独自一人在家，刚打了电话，找人替她除冰铲雪。
张充和多年前写过一组题为《小园》的诗，其中一句是：“一径坚冰手自除。”这“自除”已成为过去时了。小园还在，就是她现在康州北港的住所，而她已是98岁的世纪老人，她说，“现在每天就是看看书、写写字。”
她正忙着给朋友“小苹果”写碑文。“小苹果”患上不治之症，想提前看到自己的墓碑是什么样的。“他让我写，还想让我把名字署在墓碑上，这让我不舒服，墓碑上只能留子孙的名字，怎么能留写字人的名字呢？”
“小苹果”是张充和好友杜岑（字鉴侬）的儿子。张充和有几本册子叫《曲人鸿爪》，其中一册封面上的4个字为鉴侬1938年所题。这些册子上，是当年朋友们雅集唱曲之后，即兴完成的一些“不经意”的字画。孙康宜对这些册子的评价是：“无论是描写赏心悦目的景致，或是抒写飘零无奈的逃难经验，这些作品都表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文人文化的风流余韵及其推陈出新的探求。”
张充和的人生如同“曲人鸿爪”，充满了这样的“不经意”。她对生活的态度是：淡。70岁生日时，她用隶书写过一副对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悬”于艺术
整整90年前，1921年初的冬天，张充和的父亲张武龄做出决定，请来一位专业人士给他的女儿们教昆曲。张充和的姐姐张允和把这段早年往事记录了下来：“那天是除夕……他（父亲张武龄）说，如果我们不玩骨牌、赶老羊等，就可以跟老师学昆曲，等到可以上台唱戏了，就给我们做漂亮衣服。过了两天，他就为我们请来了老师，从此每星期我们都在爸爸书房里学唱昆曲。”张武龄的决定让这个家庭与昆曲结缘。
“我的家乡是安徽，但我是在上海出生的。”张充和坐在沙发上说着话，她的口音混合了安徽方言和江浙方言。
张家祖籍安徽合肥，张充和的曾祖父张树声曾是淮军将领，后来官至两广总督、通商事务大臣。
1912年，张武龄举家离开合肥，迁往上海。他希望置身于时代大潮之中，而不是仅仅做个旁观者。安徽人陈独秀1904年描述过家乡的生活：“别说是做生意的，做手艺的，就是顶刮刮读书的秀才，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坐在家里，没有报看，好像睡在鼓里一般，他乡外府出了倒下天来的事体，也是不能够知道的。譬如庚子年，各国的兵，都已经占了北京城，我们安徽省徽州颍州的人，还在传说义和团大得胜战。”
“在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一举动所包含的全部意义，这一举动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他们拥有的朋友和教育环境，他们读的书，他们欣赏的音乐和戏剧，他们所选择的生活，他们情感延伸的范围都因此不同。”这是张充和在耶鲁大学的同事金安平的见解。
1913年，张充和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欢乐，她头上已经有3个姐姐：元和、允和、兆和。张家需要的是一个男孩。
张武龄在苏州办乐益女中，推行新式教育。但张充和出生后便被送回安徽接受传统教育，在吴昌硕弟子朱谟钦指导下学习古文和书法，直至16岁，才重返苏州。
1934年，张充和以数学零分、国文满分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彼时北大文科多鸿儒，诸如胡适、钱穆、闻一多、俞平伯等。但静心于学问的学生不多。张充和回忆：“有好多我不了解的活动，像政治集会、共产党读书会等。”她更愿意将时间花在戏曲上。北大旁边的清华，有位专业昆曲老师开课，她经常前往聆听。
在张家，对昆曲投入最深的是大姐张元和，她嫁给了风靡上海滩的昆曲演员顾传玠。1935年，患上肺结核的张充和在张元和的陪同下，从北平回到苏州。受大姐影响，张充和疯狂地迷戀上了昆曲。当然，她兴趣广泛，昆曲只是其中之一。1936年，《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储安平赴英国考察留学，张充和接任副刊编辑，她的一些小说和散文在此期间发表。
抗战爆发后，张充和曾在陪都重庆任职于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1940年，她在重庆主演的昆曲《游园惊梦》轰动一时。
在重庆，她结识了沈尹默，向其请教书法。每隔一段时间，她会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或是送煤油的大卡车，去往位于歌乐山的沈尹默家中求教。书法之外，她还向沈尹默学习诗词，随后写出了一些极好的作品，留下了“描就春痕无着处，最怜泡影身家”等许多佳句。
她喜欢与“悬”有关的艺术形式。书法家写字时需轻悬手腕，掌虚指实。昆曲同样如此。她觉得，舞台上最难的，在于将没有演出来的东西展露无遗。好比制造戏剧张力不必通过煽情对话，含蓄才是要义。
1949年后，张充和与故国相隔足够遥远，她的人生悬于海外，却意外地保留了她沉迷已久的中国式的诗意生活。
1949，命运之门
“下一课我就要给学生讲张充和，她那个年代的人，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了。我每次才跟学生们说充和出生于1913年，她们就已经惊讶极了。”在耶鲁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的孙康宜告诉记者。学校刚开学，许多从中国来美国旅游的孩子在耶鲁校园里合影。在耶鲁工作了十多年的苏炜先生有些诧异，“现在的中国孩子真是不一样了，随便就有机会来美国。”
62年前的1949年，当一部分中国人面临何去何从时，出国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1949年的张充和在想什么呢？是什么促使她离开中国？她最着迷于中国传统文化，却打算远涉重洋。结果是，她保持了自己的追求，而在中国大陆，传统文脉被粗暴地斩断。
“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张家十姐弟才在上海大聚会，照了十家欢。这以后又各奔前程。从此天南地北、生离死别，再也聚不到一起。”张允和曾这样写道。1949年，张家姐妹中的兆和与允和留在了大陆，元和夫妇去了台湾，充和嫁给了当时在北大西语系执教的德裔犹太人傅汉思，去了美国。“合肥四姐妹”的名字里都带个“儿”字，意为“两条腿”——女儿大了总要走的。张充和这“两条腿”走得最远。张家的弟弟们名字里都带个宝盖头——儿子要待在家里，他们全都留在了大陆。
1949之后，直到1980年代，张允和才在美国见到了张元和与张充和。在过去的20年中，为了避免招惹麻烦，她没有写过日记。她在1984年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昨天整整一天是戏剧节，早上八时开始化妆……化妆完已下午一点零五，吃点东西拍《游园》身段。这戏我们姐妹60年前合演过，那时不过十三五岁。”
张充和那些留在大陆的亲人的遭遇与她有着天壤之别。比如她三姐夫沈从文。沈从文在1948年，也就是张充和嫁给傅汉思这一年，就已经隐约触碰到未来的命运。在一份官方刊物中，有两篇文章对他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评，一篇称他为“地主阶级的弄臣”，另一篇则说他的作品是“桃红色文艺”。后一篇的作者是郭沫若，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及其姐妹中学读书时还演过他的戏剧。
张充和的3个姐夫都很有名，他们分别是顾传玠、周有光和沈从文，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巅峰人物。与几位姐姐一样，张充和身边也有过很多追求者，其中一位是卞之琳。
卞之琳写了很多信给张充和表达爱意，甚至在张充和嫁人之后，仍然给她写信。他收集她的文字，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送到香港出版。
张充和没有被卞之琳和他的诗歌所吸引，她认为卞的诗歌“缺乏深度”，人也“不够深沉”，“爱卖弄”。
张充和1948年结婚时已经35岁——这个年龄在当时中国适婚女性中已经大到不可理喻。记者向孙康宜提出这个问题，她的回答是：“可见充和原本打算是不结婚的。”
“她喜欢保持单身女性的身份，有机动性，自由自在，不必在意社会对已婚女性的期待。她母亲和姐姐们在这个年纪的烦恼，她统统没有：没有黏附她的‘小附件’，没有‘主妇’的烦恼；日常生活中也没有那么多繁琐平庸的东西。充和不怕独处——她童年时就已经习惯于此了。她也不觉得非要结婚不可，社会压力对她没有什么作用。”这是金安平的理解。
在重庆的时候，章士钊曾向张充和赠诗一首，将她比作蔡文姬：“文姬流落于谁氏，十八胡笳只自怜。”这令张充和很不高兴，她并不喜欢将自己与文姬相比。多年后，她回忆起章士钊预言般的诗句，自嘲道：他说对了，我是嫁给了胡人。
1949年，太多人在未知的命运之门前，不知所措。她的老师沈尹默留在上海，卖字为生。十几年后，沈尹默在“文革”中撕毁了自己所有的作品与收藏的碑帖和明清卷轴，这些碎片被浸于水中，直至化为纸浆。
张充和在1949年还无法预料此后30年中国的走向。她隐隐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在未来的中国缺少梦想的空间。“应该让那些‘弹性大，适应力强’的人去接受社会主义革命。”她知道，如果留在大陆，她将不得不中止喜欢的工作。
游艺海外
1949年1月，上海，张充和登上戈顿将军号客轮，远赴美国，随身携带的是几件换洗衣物，一方古砚，一盒古墨和几枝毛笔。
1949年至1959年，傅汉思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张充和在该校东亚图书馆工作。1959年，傅汉思在斯坦福大学任中国文学助教，两年后被耶鲁大学东亚系聘为教授，张充和也转至耶鲁大学美术学院讲授中国书法，直至1985年退休。她曾长期担任美国昆曲学会顾问，组织演出，推广中国戏曲。
孙康宜还记得与张充和的第一次“曲缘”。1981年4月，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建成仿苏州网师园的“明轩”。孙康宜彼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校园里正好兴起一股《金瓶梅》研究热，服务于大都会美术馆的普大校友何慕文为此在明轩举办了一次曲会，请张充和用昆曲唱法为大家唱《金瓶梅》的曲子。她的唱腔令在场听众为之倾倒。
著名学者余英时说过，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是在“士”的手上创造和发展出来的，在艺术方面，集中地体现在诗、书、画三种形式之中。余英时曾与张充和在1977年到1987年之间，做了10年的耶鲁大学同事。在他的记忆中，张充和在耶鲁艺术学院传授书法，深得师生敬爱。80年代初，张充和感到劳累，谈到退休的话题。余英时还写了一首诗劝阻她：“充老如何说退休，无穷岁月足优游。霜崖不见秋明远，艺苑争看第一流。”
“霜崖”、“秋明”分别指昆曲宗师吴梅和书法大家沈尹默。
余英时对张充和的艺术成就有过非常精彩的点评：
充和何以竟能在中国古典艺术世界中达到沈尹默先生所说的“无所不能”的造境？这必须从她早年所受的特殊教育谈起。她自童年时期起便走进了古典的精神世界，其中有经、史、诗、文，有书、画，也有戏曲和音乐。换句话说，她基本是传统私塾出身，在考进北大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教育。进入20世纪以后，只有极少数世家——所谓“书香门第”——才能给子女提供这种古典式的训练。
在儒家主导下的古典教育一向以人为中心。为了使人的品质不断改进，精神境界逐步提升，古典教育同时拥抱似相反而实相成的两大原则：即一方面尽量扩大知识的范围，另一方面则力求打通知识世界的千万门户，取得一种“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整体理解。唯有如此，人与学、知与行合一的理想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综合儒、道两家的看法，其基本观点也许应该概括为“以通驭专”。
由于充和早年是在这一古典教育的熏陶之下成長起来的，她在不知不觉中便体现了“以通驭专”的精神。她在古典艺术的领域内“无所不能”，无施不可，是因为她不肯局促于偏隅，仅以专攻一艺自限。
充和早在七十三年前便已于古典艺术探骊得珠了。她品评张大千的几句话，用在她自己后来的作品中也未尝不大端吻合，尤其是最后一语——“有古人尤其有自己。”我曾强夺她所苏东坡《寒食帖》，悬于壁上，朝夕观赏。这幅字妙得东坡之神而充和本人的风格一望即知。
最后的片羽
那天在张充和家中闲聊，到中午12点半，她要吃点儿东西。“我有馒头就行。”下午两点，她的好朋友米米
张充和多年前写过一组题为《小园》的诗，其中一句是：“一径坚冰手自除。”这“自除”已成为过去时了。小园还在，就是她现在康州北港的住所，而她已是98岁的世纪老人，她说，“现在每天就是看看书、写写字。”
她正忙着给朋友“小苹果”写碑文。“小苹果”患上不治之症，想提前看到自己的墓碑是什么样的。“他让我写，还想让我把名字署在墓碑上，这让我不舒服，墓碑上只能留子孙的名字，怎么能留写字人的名字呢？”
“小苹果”是张充和好友杜岑（字鉴侬）的儿子。张充和有几本册子叫《曲人鸿爪》，其中一册封面上的4个字为鉴侬1938年所题。这些册子上，是当年朋友们雅集唱曲之后，即兴完成的一些“不经意”的字画。孙康宜对这些册子的评价是：“无论是描写赏心悦目的景致，或是抒写飘零无奈的逃难经验，这些作品都表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文人文化的风流余韵及其推陈出新的探求。”
张充和的人生如同“曲人鸿爪”，充满了这样的“不经意”。她对生活的态度是：淡。70岁生日时，她用隶书写过一副对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悬”于艺术
整整90年前，1921年初的冬天，张充和的父亲张武龄做出决定，请来一位专业人士给他的女儿们教昆曲。张充和的姐姐张允和把这段早年往事记录了下来：“那天是除夕……他（父亲张武龄）说，如果我们不玩骨牌、赶老羊等，就可以跟老师学昆曲，等到可以上台唱戏了，就给我们做漂亮衣服。过了两天，他就为我们请来了老师，从此每星期我们都在爸爸书房里学唱昆曲。”张武龄的决定让这个家庭与昆曲结缘。
“我的家乡是安徽，但我是在上海出生的。”张充和坐在沙发上说着话，她的口音混合了安徽方言和江浙方言。
张家祖籍安徽合肥，张充和的曾祖父张树声曾是淮军将领，后来官至两广总督、通商事务大臣。
1912年，张武龄举家离开合肥，迁往上海。他希望置身于时代大潮之中，而不是仅仅做个旁观者。安徽人陈独秀1904年描述过家乡的生活：“别说是做生意的，做手艺的，就是顶刮刮读书的秀才，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坐在家里，没有报看，好像睡在鼓里一般，他乡外府出了倒下天来的事体，也是不能够知道的。譬如庚子年，各国的兵，都已经占了北京城，我们安徽省徽州颍州的人，还在传说义和团大得胜战。”
“在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一举动所包含的全部意义，这一举动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他们拥有的朋友和教育环境，他们读的书，他们欣赏的音乐和戏剧，他们所选择的生活，他们情感延伸的范围都因此不同。”这是张充和在耶鲁大学的同事金安平的见解。
1913年，张充和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欢乐，她头上已经有3个姐姐：元和、允和、兆和。张家需要的是一个男孩。
张武龄在苏州办乐益女中，推行新式教育。但张充和出生后便被送回安徽接受传统教育，在吴昌硕弟子朱谟钦指导下学习古文和书法，直至16岁，才重返苏州。
1934年，张充和以数学零分、国文满分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彼时北大文科多鸿儒，诸如胡适、钱穆、闻一多、俞平伯等。但静心于学问的学生不多。张充和回忆：“有好多我不了解的活动，像政治集会、共产党读书会等。”她更愿意将时间花在戏曲上。北大旁边的清华，有位专业昆曲老师开课，她经常前往聆听。
在张家，对昆曲投入最深的是大姐张元和，她嫁给了风靡上海滩的昆曲演员顾传玠。1935年，患上肺结核的张充和在张元和的陪同下，从北平回到苏州。受大姐影响，张充和疯狂地迷戀上了昆曲。当然，她兴趣广泛，昆曲只是其中之一。1936年，《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储安平赴英国考察留学，张充和接任副刊编辑，她的一些小说和散文在此期间发表。
抗战爆发后，张充和曾在陪都重庆任职于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1940年，她在重庆主演的昆曲《游园惊梦》轰动一时。
在重庆，她结识了沈尹默，向其请教书法。每隔一段时间，她会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或是送煤油的大卡车，去往位于歌乐山的沈尹默家中求教。书法之外，她还向沈尹默学习诗词，随后写出了一些极好的作品，留下了“描就春痕无着处，最怜泡影身家”等许多佳句。
她喜欢与“悬”有关的艺术形式。书法家写字时需轻悬手腕，掌虚指实。昆曲同样如此。她觉得，舞台上最难的，在于将没有演出来的东西展露无遗。好比制造戏剧张力不必通过煽情对话，含蓄才是要义。
1949年后，张充和与故国相隔足够遥远，她的人生悬于海外，却意外地保留了她沉迷已久的中国式的诗意生活。
1949，命运之门
“下一课我就要给学生讲张充和，她那个年代的人，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了。我每次才跟学生们说充和出生于1913年，她们就已经惊讶极了。”在耶鲁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的孙康宜告诉记者。学校刚开学，许多从中国来美国旅游的孩子在耶鲁校园里合影。在耶鲁工作了十多年的苏炜先生有些诧异，“现在的中国孩子真是不一样了，随便就有机会来美国。”
62年前的1949年，当一部分中国人面临何去何从时，出国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1949年的张充和在想什么呢？是什么促使她离开中国？她最着迷于中国传统文化，却打算远涉重洋。结果是，她保持了自己的追求，而在中国大陆，传统文脉被粗暴地斩断。
“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张家十姐弟才在上海大聚会，照了十家欢。这以后又各奔前程。从此天南地北、生离死别，再也聚不到一起。”张允和曾这样写道。1949年，张家姐妹中的兆和与允和留在了大陆，元和夫妇去了台湾，充和嫁给了当时在北大西语系执教的德裔犹太人傅汉思，去了美国。“合肥四姐妹”的名字里都带个“儿”字，意为“两条腿”——女儿大了总要走的。张充和这“两条腿”走得最远。张家的弟弟们名字里都带个宝盖头——儿子要待在家里，他们全都留在了大陆。
1949之后，直到1980年代，张允和才在美国见到了张元和与张充和。在过去的20年中，为了避免招惹麻烦，她没有写过日记。她在1984年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昨天整整一天是戏剧节，早上八时开始化妆……化妆完已下午一点零五，吃点东西拍《游园》身段。这戏我们姐妹60年前合演过，那时不过十三五岁。”
张充和那些留在大陆的亲人的遭遇与她有着天壤之别。比如她三姐夫沈从文。沈从文在1948年，也就是张充和嫁给傅汉思这一年，就已经隐约触碰到未来的命运。在一份官方刊物中，有两篇文章对他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评，一篇称他为“地主阶级的弄臣”，另一篇则说他的作品是“桃红色文艺”。后一篇的作者是郭沫若，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及其姐妹中学读书时还演过他的戏剧。
张充和的3个姐夫都很有名，他们分别是顾传玠、周有光和沈从文，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巅峰人物。与几位姐姐一样，张充和身边也有过很多追求者，其中一位是卞之琳。
卞之琳写了很多信给张充和表达爱意，甚至在张充和嫁人之后，仍然给她写信。他收集她的文字，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送到香港出版。
张充和没有被卞之琳和他的诗歌所吸引，她认为卞的诗歌“缺乏深度”，人也“不够深沉”，“爱卖弄”。
张充和1948年结婚时已经35岁——这个年龄在当时中国适婚女性中已经大到不可理喻。记者向孙康宜提出这个问题，她的回答是：“可见充和原本打算是不结婚的。”
“她喜欢保持单身女性的身份，有机动性，自由自在，不必在意社会对已婚女性的期待。她母亲和姐姐们在这个年纪的烦恼，她统统没有：没有黏附她的‘小附件’，没有‘主妇’的烦恼；日常生活中也没有那么多繁琐平庸的东西。充和不怕独处——她童年时就已经习惯于此了。她也不觉得非要结婚不可，社会压力对她没有什么作用。”这是金安平的理解。
在重庆的时候，章士钊曾向张充和赠诗一首，将她比作蔡文姬：“文姬流落于谁氏，十八胡笳只自怜。”这令张充和很不高兴，她并不喜欢将自己与文姬相比。多年后，她回忆起章士钊预言般的诗句，自嘲道：他说对了，我是嫁给了胡人。
1949年，太多人在未知的命运之门前，不知所措。她的老师沈尹默留在上海，卖字为生。十几年后，沈尹默在“文革”中撕毁了自己所有的作品与收藏的碑帖和明清卷轴，这些碎片被浸于水中，直至化为纸浆。
张充和在1949年还无法预料此后30年中国的走向。她隐隐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在未来的中国缺少梦想的空间。“应该让那些‘弹性大，适应力强’的人去接受社会主义革命。”她知道，如果留在大陆，她将不得不中止喜欢的工作。
游艺海外
1949年1月，上海，张充和登上戈顿将军号客轮，远赴美国，随身携带的是几件换洗衣物，一方古砚，一盒古墨和几枝毛笔。
1949年至1959年，傅汉思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张充和在该校东亚图书馆工作。1959年，傅汉思在斯坦福大学任中国文学助教，两年后被耶鲁大学东亚系聘为教授，张充和也转至耶鲁大学美术学院讲授中国书法，直至1985年退休。她曾长期担任美国昆曲学会顾问，组织演出，推广中国戏曲。
孙康宜还记得与张充和的第一次“曲缘”。1981年4月，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建成仿苏州网师园的“明轩”。孙康宜彼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校园里正好兴起一股《金瓶梅》研究热，服务于大都会美术馆的普大校友何慕文为此在明轩举办了一次曲会，请张充和用昆曲唱法为大家唱《金瓶梅》的曲子。她的唱腔令在场听众为之倾倒。
著名学者余英时说过，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是在“士”的手上创造和发展出来的，在艺术方面，集中地体现在诗、书、画三种形式之中。余英时曾与张充和在1977年到1987年之间，做了10年的耶鲁大学同事。在他的记忆中，张充和在耶鲁艺术学院传授书法，深得师生敬爱。80年代初，张充和感到劳累，谈到退休的话题。余英时还写了一首诗劝阻她：“充老如何说退休，无穷岁月足优游。霜崖不见秋明远，艺苑争看第一流。”
“霜崖”、“秋明”分别指昆曲宗师吴梅和书法大家沈尹默。
余英时对张充和的艺术成就有过非常精彩的点评：
充和何以竟能在中国古典艺术世界中达到沈尹默先生所说的“无所不能”的造境？这必须从她早年所受的特殊教育谈起。她自童年时期起便走进了古典的精神世界，其中有经、史、诗、文，有书、画，也有戏曲和音乐。换句话说，她基本是传统私塾出身，在考进北大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教育。进入20世纪以后，只有极少数世家——所谓“书香门第”——才能给子女提供这种古典式的训练。
在儒家主导下的古典教育一向以人为中心。为了使人的品质不断改进，精神境界逐步提升，古典教育同时拥抱似相反而实相成的两大原则：即一方面尽量扩大知识的范围，另一方面则力求打通知识世界的千万门户，取得一种“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整体理解。唯有如此，人与学、知与行合一的理想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综合儒、道两家的看法，其基本观点也许应该概括为“以通驭专”。
由于充和早年是在这一古典教育的熏陶之下成長起来的，她在不知不觉中便体现了“以通驭专”的精神。她在古典艺术的领域内“无所不能”，无施不可，是因为她不肯局促于偏隅，仅以专攻一艺自限。
充和早在七十三年前便已于古典艺术探骊得珠了。她品评张大千的几句话，用在她自己后来的作品中也未尝不大端吻合，尤其是最后一语——“有古人尤其有自己。”我曾强夺她所苏东坡《寒食帖》，悬于壁上，朝夕观赏。这幅字妙得东坡之神而充和本人的风格一望即知。
最后的片羽
那天在张充和家中闲聊，到中午12点半，她要吃点儿东西。“我有馒头就行。”下午两点，她的好朋友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