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人可当元帅？哪些人能做将军？类似的问题，在军职军衔评定初期，被反复提及。毕竟，面对数以万计曾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这次的“论功行赏”是否公平、公正、公开，不仅触及到他们的个人利益，还关系到大部队的稳定，谈何容易！连毛泽东都说：“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
　　邓小平曾指出，“我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这就自然地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山头主义”。这些“山头”，虽不如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队那么根深蒂固，但也真实存在，在经历了数次分化组合后，关系十分复杂。按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自大将以上可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是行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自中将以上都是高级将领，可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少将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不同级别之间，待遇、权力地位的确相差很多，因此，除了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外，最初确定的评衔标准里，还有一条：要适当照顾到各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
　　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在几十年后回忆说，当时，少将以上军衔由军委直接掌握，所以工作量最大、难度最大的“平衡、排队”的任务，就落到了总干部部头上，他们认真研究、反复斟酌，而从最后结果来看，这种平衡因素起了相当的作用：
　　朱德、彭德怀，因为战功卓著，排在了十大元帅的前两位；林彪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是十人中除朱德以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刘伯承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贺龙，借助南昌起义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陈毅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三个方面的力量；罗荣桓是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这是中国军队特有的中国特色；徐向前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成为元帅；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的代表；叶剑英一直是“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除他之外，党内、军内再无他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
　　得知自己被评为元帅后，叶剑英马上想起了牺牲的战友：“可惜啊，如果叶挺在，新四军就出了两个元帅。”陈毅的应答则多了分风趣：“如果叶挺在的话，我们就有两个叶元帅。”
　　十位大将的评选，也同样综合考虑了“山头平衡”的因素和当时的职务因素：粟裕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建国后曾任总参谋长；徐海东是陕北方面的代表，是红二十五军幸存的指挥者，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任军团长；黄克诚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虽然战绩、资历并非最优，但时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陈赓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谭政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与元帅中罗荣桓的情况一致，是大将中政工方面的代表，同样意味着中国军队的特色，与山头平衡无关；萧劲光是第四野战军的又一代表，海军司令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张云逸的大将军衔几乎完全凭资历获得，十位大将中他年事最高，是除粟裕外第三野战军的又一代表，也是唯一参加过护国讨袁的；罗瑞卿来自华北野战军；王树声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授衔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则来自红二方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