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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主要分析了美日贸易摩擦爆发的成因及影响，从两次贸易争端的背景、进出口出发，介绍了广场协议及其影响，在此基础上，对美日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我国在内需潜力方面优于日本，在基础建设尤其是新基建方面仍需要加强，并从“广场协议”事件分析中获得相关启示。
[关键词]“广场协议”;贸易摩擦;中美贸易
[DOI]10.13939/j.cnki.zgsc.2021.17.073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020年5月20日美国政府提交《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的阶段性工作报告，同时美国参议院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赋予美国政府以对上市公司的检查权，这一系列条款法规或加速中美经济“脱钩”，也意味着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特殊时期。从2018年3月美国挑起贸易摩擦开始，中美双方各自出招、僵持不下。历史上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在20世纪70～80年代频发且不断升级，西方国家达成“广场协议”，促使日元被迫升值，“泡沫经济”的崩溃才意味着美日贸易摩擦的渐渐消退。本文将从广场协议的成因出发，通过美日贸易摩擦和中美贸易摩擦对比，从进出口的角度总结启示与借鉴意义。
1 广场协议及其影响
1.1 广场协议成因
1985年，日本、美国、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达成共识，签订“广场协议”。从其内容来看并无不妥：缩减公共开支、扩大内需和民间投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及汇率弹性化、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等，且在签订后日德很多品牌迅速在海外扩张，最终“广场协议”会成为令日本媒体不寒而栗的恐怖条款，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日本的野心以及对本国经济的自信。日本利用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让本国逐渐强大，但仍由于缺乏资本未能进入东亚以及东南亚的可观市场。且美国在宣布美元贬值来削减对日本经济赤字的同时表示出给予日本高新技术产业帮助的态度，于是日本政府判断日元的升值会提高本国购买力且不会动摇本国的经济命脉。
第二，日本调低本国利率。日本接受“广场协议”后按计划升值，但为了防止金融紧缩危机的出现，日本将利率调低。而这才是日本悲剧的关键，与其将钱放在银行贬值不如用来投资。如此便有了股市和房地产一片欣欣向荣的假象，更有号称“一个东京的房价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由于房地产的支撑，经济高位景气，反推房价水平至最高。于是便自然而然迎来提高贴现率和长期贷款利率的政策，主动刺破经济泡沫。
第三，日本低估市场本身的运作能力。以萨缪尔森的经典比喻来说，“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而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而日本在最初便畅想短期利益可以盖过长期利益。广场协议彻底将日本继续利用贸易顺差壮大自己和用产品出口渗透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道路破坏。货币升值的速度远超计划，带来的市场冲击已经在一次次的政策调整中酝酿好。
1.2 广场协议对日本的影响
提到广场协议必定能想到“日本失去了二十年”，可见广场协议给日本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在签订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但日本的经济增长方式也随着贸易顺差收窄而受限，未意识到科技重要性的日本最终转向扶持房地产，将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海外机构投资者既赚取日元升值的利润，又赚取日本房价上涨的空间，在崩盘前全身而退，只剩日本国内居民深受其害。
于内，炒房民众纷纷破产，严重损耗消费能力，实体经济陷入泥潭，日本经济因此经历了长达十年多的衰退期，甚至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仅不到1.5%;于外，出口竞争力下降。1986 年，据日本机构统计，“广场协议”直接导致日本对外净资产的汇率损失约3.5万亿日元。此外，日本出口总额就从1985年的41. 96 万亿日元下滑到35. 29 万亿日元，降幅高达16%。1987 年，日本出口总额33. 31 万亿日元，比广场协议之前下滑了20%。1970—1998年日本进出口贸易额见图1。
2 美日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对比
中美贸易争端的直接原因與美日相同：两国贸易不平衡，美国出现贸易逆差。简单来说，特朗普挑起贸易摩擦直接目的在于扭转中美贸易逆差，从而阻止我国高速发展。在贸易摩擦中，提高关税壁垒、限制进出口已不是美国出手的新鲜手段。以下主要从两次贸易争端的背景与进出口出发，分析得出我国在内需消费等方面优于日本，在基础建设尤其是新基建方面仍需要加强，并推动金字塔底端的市场（Bottom of Pyramid，BOP）的繁荣发展。
2.1 社会体制与经济环境
美国在2018年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根本原因在于减小贸易逆差并回笼更多资金。按照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1985年开始的6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75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时这期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总额达到4.7万亿美元。而在2018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到了整个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将近一半。再从中国看对美国的顺差从2010年以来的八年时间里，平均超过78%，有四年超过80%，一年超过130%。当今中国经济体量巨大，2019年最新GDP数据表现为美国21.43万亿美元，中国14.36万亿美元。虽然我国GDP绝对值落后，但从增速来看，美国仅有2.3%，而我国却达6.1%。但在1985年日本的GDP仅相当于美国的40%;中美零售行业市场规模相当，日本1985年零售市场仅为美国的1/3，对美国的牵制力较弱，但此时的中国却有实力让美国思考再三。而对于1985年的日本如前文所述，其目的更倾向于缩小日本贸易顺差的表象并击垮日本经济，甚有日本媒体表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
在特朗普所提出的对中国出口总值500亿美元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中所涉及的产品涵盖航空航天、信息科技、机械工业、通信技术、机器人、建筑机械、农业设备、电子产品等行业，直接剑指《中国制造2025》。另有美国对华实施6次“301调查”，此民族色彩浓重之举颇显美国作风，将调查中国政府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创新等领域。同时期中国商务部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依法公平、公正开展反倾销调查，却并非针对美国。由此可见，美国挑起贸易摩擦只是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手段。 在经济环境与政策下，受影响最大的莫非为企业。据我国商务部统計，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0%以上都是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企业占据很大的主导性因素。详见图2。
2.2 出口结构
从历年GDP的分布即可看出我国属于第一产业大国，而美国侧重于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从对美贸易关系来看，1985年前后的日本对美国有着绝对的依赖性，彼时日本对美国出口占日本全部对外出口比重的37%，当前中国对美国出口占全部出口的约18%。日本与美国同样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道路中有相似处，贸易关系也相对具有竞争性，如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美国半导体市场份额大幅下降，由55%下降至40%左右，而在今天中美发展时期有别，我国仍以第一、第二产业居主导地位，美国已逐步向第三产业转型，产业链重合度较低。
在上述社会体制与经济环境中便已经提到企业在整个贸易战摩擦的作用之重，而企业在贸易摩擦关税壁垒中面临的问题就在于库存商品是否能出口及出口量为多少合适。美国虽然为本国的在外企业提供了较好的环境，预实行加息、减税、缩表等措施，但此情况并不理想，更多原因在于政策的不确定性、充满变数，以及美国难以对付的工会组织。因此外企对华投资企业在贸易摩擦中起着一定作用。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关税加征限制出口便出现了产能过剩与国内消费力不平衡的问题，在贸易摩擦当前，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受限，投资不稳定，消费力便成了最大的支撑点，也就是接下来要讲的内需与消费。
2.3 内需与消费
广场协议只是日本经济走向衰退的导火索，日本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出口依赖型发展过于严重，不断向国际市场拓展，却忽略了本国的内需。日本由于人口数量与本国领土并不相适应，人口密度大而国内资源匮乏，所以需要大量出口与进口来平衡发展，而急于寻求海外市场也决定了政策的瑕疵带来衰退的必然。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陷入停滞，但稳定的内需保证了其人均GDP维持在一流发达国家水平。对我国来说，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我国目前一线、二线城市的供给与需求基本持平，内需也相对饱和，普拉哈拉德曾提出：“不要把贫困群体看作受害者或社会负担，而要把他们视为有活力、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和有价值的消费者，一个崭新的机会”。那么金字塔底端的市场（Bottom of Pyramid，BOP）便是可供内需发展的良性地带。随着主流消费市场格局成型、红利逐渐消失，而贫困群众收入大幅提高、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明显加快，进行破坏性创新来渠道下沉、进军BOP市场也成了许多电商的战略方向。以拼多多的崛起为例，2018年下沉市场渠道全面打开，各大电商巨头齐上场，旨在挖掘这一增量市场的发展潜力。拼多多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2015年公众号上线，平台以便宜拼单团购模式迅速覆盖全品类商品，通过破坏性创新快速积累用户，提高商品交易总额（GMV），成立两年平台用户便达2亿。阿里巴巴通过对互联网平台的创新，使得151个国家级贫困县接入“兴农扶贫”电商协同网络，超1000种土味山货变身尖货品牌，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平台网络销售额超630亿元。而电商发展的首要大前提在于我国铁路、公路、机场建设较为完备，物流建设到位，网络通信状态良好，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的重中之重。
2.4 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日本的“基建狂潮40年”给日本建筑打下基础，从借助奥运会带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到后来在经济泡沫暴发、亚洲金融危机暴发、美国次贷危机暴发之际，日本频频通过基建刺激GDP攀升增长。日本的城镇化水平有多高？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前后，日本的国内城镇化率已经达到90%，当然这也意味着在原有产业结构下，经济增长已趋于饱和。同时日本建筑龙头企业一直努力降低杠杆，将资产负债率保持在65%以下，相对具有融资优势;除建筑本业外，他们也涉及其他相关业务，如填海造地、道路建设等来进一步增强综合实力。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中国道路和铁路，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从质量来看，中国基建质量（包括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基础设施）评分中仅有77.9，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36位，日本以93.2分高居第五位。2015—2019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对比见图3。
其次，中日基建投资及宏观基本指标对比数据表明，我国国土开发强度远小于日本，其中不乏自然地理因素和经济原因。另外，我国经济构成与日本存在明显差别，因此并不能单从基建投资强度等得出我国基建与日本基建的能力对比，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基建的发展潜力要优于日本。
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新基建”的概念诞生。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结项年度，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与中美贸易的双边压力下，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消费和出口受挫，投资则成为政府稳定经济局面的一大手段，于是新基建被作为重要的调节方案多次被提上日程。从村村通路、家电下乡和汽车入户到如今村村通网、新能源补贴，我国的数字基建将呈良好态势持续发展。
“新基建”指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新基建”涉及的产业领域主要包括七个板块，分别是5G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特高压、新能源充电桩、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以及工业互联网。预计到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其中对工业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投资预期为5000亿元。从广义角度来讲，新基建远不止这些，还包括规模较小但未来增量空间大的领域。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区别除了5G的运用，其实更是与我国目前发展相适应的一个更加稳健的改革。更直观来说，1个5G建设投资可拉动6个单位的经济增长，乘数效应大大提高。 基础设施建设本就有强外部性、受益范圍广、规模经济效应好等特点，新基建中5G的加持使得我国基建力量更强大、增速更稳。而所有建设必须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新基建的意义更在于“惠民生、补短板、调结构和促创新”。无论是全面小康、扶贫计划，还是村村通网、打通最后一公里等，都是为了基建的稳步发展做铺垫。改革开放从最早跟农业有关，包产到户解决的问题便是要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如今也应关注到基层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如金字塔底端（BOP）理论所指出，低收入群体蕴藏着潜在购买力，象征着无限商业潜能。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有效开发BOP市场，在获取利益的同时带来新岗位与新技术，实现就业脱贫和技术脱贫等长久式脱贫，甚至开启新的商业繁荣和创新源泉，创造经济与社会的双重价值。尽管BOP市场中的互联网电商服务已经产生需求、初具雏形，但还存在着极大的发展优化空间——欠发达地区物流问题明显、诸多电商平台的普及率仍然较低等。
3 借鉴与启示
究其根源，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广场协议”，而在于日本自己的脱实向虚。就联邦德国的发展来看，在“广场协议”签订五年后，东西德统一，西德用涌入的资金补贴东德，并购一系列东德前国有企业，同时获得大量受过严格职业教育的廉价劳动力和巨大市场。抛开其他因素来说，中国在贸易摩擦中在基建层面与日本不谋而合，但我国的基建仍有较长的路要走，而在其他经济对比层面我国相较于1985年前后的日本有着更为理智的决策与更大的发展潜力。面向BOP市场的破坏性创新将会是基建全面化、新基建发展的重要途径，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要性保障，而新基建将会给我国基础设施带来重要的竞争力。目前看来，我国的经济环境与发展目标定不会让中美关系陷入再版“广场协议”。对于今天的中国，即使人民币汇率最终也遭到美国干预，中国也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中国依然具备人口基数大及人均消费水平高的优势，同时，我国海外布局初见成效。通过实现与友好国建立网络互交，我国凭借“一带一路”、亚投行和已有的国际合作项目资源，在未来将获得更大的工业资源。面对美国重重挑战，我国要坚持捍卫合法权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优化我国产业升级与调整，加大研发力度、继续扩大内需并实行稳健货币政策，且笔者认为基建与经济的相适应发展最为重要，且能在此新基建的重大领域有机会实现弯道超车。我国在疫情面前完美呈现大国担当，美国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未来的中美关系仍会在曲折中前行。
参考文献：
[1]柳伟雄，幸赋康.日美对外经济比较[J].国际研究参考，1988（7）：26-29.
[2]董德志，金佳琦.贸易战之危与机：美日贸易战史鉴[J].金融市场研究，2018（4）：128-136.
[3]潘莉莉.美日贸易战对中美贸易摩擦借鉴意义[J].北京金融评论，2018（3）：113-119.
[4]仇莉娜.美日贸易战历史回溯与经验教训[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8.
[5]沈建光. 中美贸易协定不会是“第二次广场协议”[N].证券日报，2019-03-02（A3）.
[6]王乐琪.中美贸易战的危与机探讨——基于美日贸易战[J].现代商贸工业，2019，40（10）：40-42.
[7]吴昊，刘青，杨超.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9，22（13）：110-112.
[作者简介]王雯柯，女，汉族，河南郑州人，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会计学。
[关键词]“广场协议”;贸易摩擦;中美贸易
[DOI]10.13939/j.cnki.zgsc.2021.17.073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020年5月20日美国政府提交《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的阶段性工作报告，同时美国参议院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赋予美国政府以对上市公司的检查权，这一系列条款法规或加速中美经济“脱钩”，也意味着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特殊时期。从2018年3月美国挑起贸易摩擦开始，中美双方各自出招、僵持不下。历史上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在20世纪70～80年代频发且不断升级，西方国家达成“广场协议”，促使日元被迫升值，“泡沫经济”的崩溃才意味着美日贸易摩擦的渐渐消退。本文将从广场协议的成因出发，通过美日贸易摩擦和中美贸易摩擦对比，从进出口的角度总结启示与借鉴意义。
1 广场协议及其影响
1.1 广场协议成因
1985年，日本、美国、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达成共识，签订“广场协议”。从其内容来看并无不妥：缩减公共开支、扩大内需和民间投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及汇率弹性化、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等，且在签订后日德很多品牌迅速在海外扩张，最终“广场协议”会成为令日本媒体不寒而栗的恐怖条款，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日本的野心以及对本国经济的自信。日本利用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让本国逐渐强大，但仍由于缺乏资本未能进入东亚以及东南亚的可观市场。且美国在宣布美元贬值来削减对日本经济赤字的同时表示出给予日本高新技术产业帮助的态度，于是日本政府判断日元的升值会提高本国购买力且不会动摇本国的经济命脉。
第二，日本调低本国利率。日本接受“广场协议”后按计划升值，但为了防止金融紧缩危机的出现，日本将利率调低。而这才是日本悲剧的关键，与其将钱放在银行贬值不如用来投资。如此便有了股市和房地产一片欣欣向荣的假象，更有号称“一个东京的房价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由于房地产的支撑，经济高位景气，反推房价水平至最高。于是便自然而然迎来提高贴现率和长期贷款利率的政策，主动刺破经济泡沫。
第三，日本低估市场本身的运作能力。以萨缪尔森的经典比喻来说，“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而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而日本在最初便畅想短期利益可以盖过长期利益。广场协议彻底将日本继续利用贸易顺差壮大自己和用产品出口渗透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道路破坏。货币升值的速度远超计划，带来的市场冲击已经在一次次的政策调整中酝酿好。
1.2 广场协议对日本的影响
提到广场协议必定能想到“日本失去了二十年”，可见广场协议给日本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在签订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但日本的经济增长方式也随着贸易顺差收窄而受限，未意识到科技重要性的日本最终转向扶持房地产，将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海外机构投资者既赚取日元升值的利润，又赚取日本房价上涨的空间，在崩盘前全身而退，只剩日本国内居民深受其害。
于内，炒房民众纷纷破产，严重损耗消费能力，实体经济陷入泥潭，日本经济因此经历了长达十年多的衰退期，甚至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仅不到1.5%;于外，出口竞争力下降。1986 年，据日本机构统计，“广场协议”直接导致日本对外净资产的汇率损失约3.5万亿日元。此外，日本出口总额就从1985年的41. 96 万亿日元下滑到35. 29 万亿日元，降幅高达16%。1987 年，日本出口总额33. 31 万亿日元，比广场协议之前下滑了20%。1970—1998年日本进出口贸易额见图1。
2 美日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对比
中美贸易争端的直接原因與美日相同：两国贸易不平衡，美国出现贸易逆差。简单来说，特朗普挑起贸易摩擦直接目的在于扭转中美贸易逆差，从而阻止我国高速发展。在贸易摩擦中，提高关税壁垒、限制进出口已不是美国出手的新鲜手段。以下主要从两次贸易争端的背景与进出口出发，分析得出我国在内需消费等方面优于日本，在基础建设尤其是新基建方面仍需要加强，并推动金字塔底端的市场（Bottom of Pyramid，BOP）的繁荣发展。
2.1 社会体制与经济环境
美国在2018年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根本原因在于减小贸易逆差并回笼更多资金。按照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1985年开始的6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75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时这期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总额达到4.7万亿美元。而在2018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到了整个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将近一半。再从中国看对美国的顺差从2010年以来的八年时间里，平均超过78%，有四年超过80%，一年超过130%。当今中国经济体量巨大，2019年最新GDP数据表现为美国21.43万亿美元，中国14.36万亿美元。虽然我国GDP绝对值落后，但从增速来看，美国仅有2.3%，而我国却达6.1%。但在1985年日本的GDP仅相当于美国的40%;中美零售行业市场规模相当，日本1985年零售市场仅为美国的1/3，对美国的牵制力较弱，但此时的中国却有实力让美国思考再三。而对于1985年的日本如前文所述，其目的更倾向于缩小日本贸易顺差的表象并击垮日本经济，甚有日本媒体表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
在特朗普所提出的对中国出口总值500亿美元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中所涉及的产品涵盖航空航天、信息科技、机械工业、通信技术、机器人、建筑机械、农业设备、电子产品等行业，直接剑指《中国制造2025》。另有美国对华实施6次“301调查”，此民族色彩浓重之举颇显美国作风，将调查中国政府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创新等领域。同时期中国商务部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依法公平、公正开展反倾销调查，却并非针对美国。由此可见，美国挑起贸易摩擦只是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手段。 在经济环境与政策下，受影响最大的莫非为企业。据我国商务部统計，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0%以上都是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企业占据很大的主导性因素。详见图2。
2.2 出口结构
从历年GDP的分布即可看出我国属于第一产业大国，而美国侧重于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从对美贸易关系来看，1985年前后的日本对美国有着绝对的依赖性，彼时日本对美国出口占日本全部对外出口比重的37%，当前中国对美国出口占全部出口的约18%。日本与美国同样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道路中有相似处，贸易关系也相对具有竞争性，如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美国半导体市场份额大幅下降，由55%下降至40%左右，而在今天中美发展时期有别，我国仍以第一、第二产业居主导地位，美国已逐步向第三产业转型，产业链重合度较低。
在上述社会体制与经济环境中便已经提到企业在整个贸易战摩擦的作用之重，而企业在贸易摩擦关税壁垒中面临的问题就在于库存商品是否能出口及出口量为多少合适。美国虽然为本国的在外企业提供了较好的环境，预实行加息、减税、缩表等措施，但此情况并不理想，更多原因在于政策的不确定性、充满变数，以及美国难以对付的工会组织。因此外企对华投资企业在贸易摩擦中起着一定作用。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关税加征限制出口便出现了产能过剩与国内消费力不平衡的问题，在贸易摩擦当前，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受限，投资不稳定，消费力便成了最大的支撑点，也就是接下来要讲的内需与消费。
2.3 内需与消费
广场协议只是日本经济走向衰退的导火索，日本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出口依赖型发展过于严重，不断向国际市场拓展，却忽略了本国的内需。日本由于人口数量与本国领土并不相适应，人口密度大而国内资源匮乏，所以需要大量出口与进口来平衡发展，而急于寻求海外市场也决定了政策的瑕疵带来衰退的必然。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陷入停滞，但稳定的内需保证了其人均GDP维持在一流发达国家水平。对我国来说，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我国目前一线、二线城市的供给与需求基本持平，内需也相对饱和，普拉哈拉德曾提出：“不要把贫困群体看作受害者或社会负担，而要把他们视为有活力、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和有价值的消费者，一个崭新的机会”。那么金字塔底端的市场（Bottom of Pyramid，BOP）便是可供内需发展的良性地带。随着主流消费市场格局成型、红利逐渐消失，而贫困群众收入大幅提高、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明显加快，进行破坏性创新来渠道下沉、进军BOP市场也成了许多电商的战略方向。以拼多多的崛起为例，2018年下沉市场渠道全面打开，各大电商巨头齐上场，旨在挖掘这一增量市场的发展潜力。拼多多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2015年公众号上线，平台以便宜拼单团购模式迅速覆盖全品类商品，通过破坏性创新快速积累用户，提高商品交易总额（GMV），成立两年平台用户便达2亿。阿里巴巴通过对互联网平台的创新，使得151个国家级贫困县接入“兴农扶贫”电商协同网络，超1000种土味山货变身尖货品牌，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平台网络销售额超630亿元。而电商发展的首要大前提在于我国铁路、公路、机场建设较为完备，物流建设到位，网络通信状态良好，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的重中之重。
2.4 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日本的“基建狂潮40年”给日本建筑打下基础，从借助奥运会带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到后来在经济泡沫暴发、亚洲金融危机暴发、美国次贷危机暴发之际，日本频频通过基建刺激GDP攀升增长。日本的城镇化水平有多高？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前后，日本的国内城镇化率已经达到90%，当然这也意味着在原有产业结构下，经济增长已趋于饱和。同时日本建筑龙头企业一直努力降低杠杆，将资产负债率保持在65%以下，相对具有融资优势;除建筑本业外，他们也涉及其他相关业务，如填海造地、道路建设等来进一步增强综合实力。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中国道路和铁路，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从质量来看，中国基建质量（包括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基础设施）评分中仅有77.9，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36位，日本以93.2分高居第五位。2015—2019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对比见图3。
其次，中日基建投资及宏观基本指标对比数据表明，我国国土开发强度远小于日本，其中不乏自然地理因素和经济原因。另外，我国经济构成与日本存在明显差别，因此并不能单从基建投资强度等得出我国基建与日本基建的能力对比，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基建的发展潜力要优于日本。
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新基建”的概念诞生。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结项年度，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与中美贸易的双边压力下，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消费和出口受挫，投资则成为政府稳定经济局面的一大手段，于是新基建被作为重要的调节方案多次被提上日程。从村村通路、家电下乡和汽车入户到如今村村通网、新能源补贴，我国的数字基建将呈良好态势持续发展。
“新基建”指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新基建”涉及的产业领域主要包括七个板块，分别是5G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特高压、新能源充电桩、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以及工业互联网。预计到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其中对工业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投资预期为5000亿元。从广义角度来讲，新基建远不止这些，还包括规模较小但未来增量空间大的领域。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区别除了5G的运用，其实更是与我国目前发展相适应的一个更加稳健的改革。更直观来说，1个5G建设投资可拉动6个单位的经济增长，乘数效应大大提高。 基础设施建设本就有强外部性、受益范圍广、规模经济效应好等特点，新基建中5G的加持使得我国基建力量更强大、增速更稳。而所有建设必须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新基建的意义更在于“惠民生、补短板、调结构和促创新”。无论是全面小康、扶贫计划，还是村村通网、打通最后一公里等，都是为了基建的稳步发展做铺垫。改革开放从最早跟农业有关，包产到户解决的问题便是要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如今也应关注到基层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如金字塔底端（BOP）理论所指出，低收入群体蕴藏着潜在购买力，象征着无限商业潜能。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有效开发BOP市场，在获取利益的同时带来新岗位与新技术，实现就业脱贫和技术脱贫等长久式脱贫，甚至开启新的商业繁荣和创新源泉，创造经济与社会的双重价值。尽管BOP市场中的互联网电商服务已经产生需求、初具雏形，但还存在着极大的发展优化空间——欠发达地区物流问题明显、诸多电商平台的普及率仍然较低等。
3 借鉴与启示
究其根源，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广场协议”，而在于日本自己的脱实向虚。就联邦德国的发展来看，在“广场协议”签订五年后，东西德统一，西德用涌入的资金补贴东德，并购一系列东德前国有企业，同时获得大量受过严格职业教育的廉价劳动力和巨大市场。抛开其他因素来说，中国在贸易摩擦中在基建层面与日本不谋而合，但我国的基建仍有较长的路要走，而在其他经济对比层面我国相较于1985年前后的日本有着更为理智的决策与更大的发展潜力。面向BOP市场的破坏性创新将会是基建全面化、新基建发展的重要途径，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要性保障，而新基建将会给我国基础设施带来重要的竞争力。目前看来，我国的经济环境与发展目标定不会让中美关系陷入再版“广场协议”。对于今天的中国，即使人民币汇率最终也遭到美国干预，中国也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中国依然具备人口基数大及人均消费水平高的优势，同时，我国海外布局初见成效。通过实现与友好国建立网络互交，我国凭借“一带一路”、亚投行和已有的国际合作项目资源，在未来将获得更大的工业资源。面对美国重重挑战，我国要坚持捍卫合法权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优化我国产业升级与调整，加大研发力度、继续扩大内需并实行稳健货币政策，且笔者认为基建与经济的相适应发展最为重要，且能在此新基建的重大领域有机会实现弯道超车。我国在疫情面前完美呈现大国担当，美国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未来的中美关系仍会在曲折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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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雯柯，女，汉族，河南郑州人，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会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