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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乱国，用重典，是明太祖朱元璋具有代表性的符号。他为了整顿社会秩序，立纲陈纪，不惜使用严刑峻法，虽然明朝初年的社会秩序因此而迅速走上正轨，但他也因此而受到批评。然而，朱元璋并非只依靠刑罚，相反，他特别重视教化，强调风俗道德的建设和社会风气的整治。他说：“治道必先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如果不把教化这个根本抓住，致使“风凌俗替”，“民不知趋善，流俗为恶，国家于长治久安，不可得也”。如果民间的风俗败坏了，老百姓都不知道向善，社会流行着坏的风气，国家想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朱元璋把教化民众放在第一位
朱元璋认为，爱养百姓，教化是第一位的。他在《御制大诰》中说：“君之养民，五教五刑焉。” 什么是五教？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即我们说的社会秩序、社会道德。朱元璋认为，如果五教得以推行，社会秩序就可建立了，社会就安定了。反之，若百姓不遵守五教，就会出现恃强凌弱，以众欺寡的局面，鳏寡孤独、笃废残疾的人，就没人照管了。出现这种情况，就要用五刑加以惩治。法律伸张了，那些奸恶顽劣之徒才会收敛，鳏寡孤独、笃废残疾的人才会得到照顾，这样，不论是贫弱者还是富有者，都能够各安其业，没人再敢破坏秩序，这就是爱护百姓的根本道理。教与刑并用，是为了养民而应尽的责任，但必须先以五教安民，对于不循五教的，才施之以五刑。
通过五教五刑，朱元璋想要建立一个长幼有序、尊老爱幼、亲善和睦的社会。在五教中，孝是第一位的。儒家理念标榜天下一家，以亲情维系大家庭的秩序，孝悌就是纲。朱元璋提倡孝悌，不仅出于理念，也是出于至情。这个被一些人视为“暴君”的人也时常有真情流露。
有一天，朱元璋在后苑，偶然见到巢鹊在哺育雏禽，不禁感叹道：“禽鸟为哺育幼鸟都这样辛苦，何况人类母亲对孩子的养育之恩呢？”他作了一首《思亲歌》表达他的感受：
园中高树枝叶云，上有慈乌乳雏勤。
雏翎少干呼叫飞，腾翔哑哑朝与昏。
有时力及随飞去，有时不及枝内存。
呼来呼去羽翎硬，万里长风两翼振。
父母双飞紧相随，雏知反哺天性真。
嘘唏！慈乌恸恻仁，人而不如鸟乎？
将何伸，将何伸！
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亲。
有似不如鸟之至孝精，
唏嘘，唏嘘，梦寐心不泯。
这首描绘慈乌哺育雏鸟，教雏鸟学飞，借以表达对父母的深情的诗歌，后来成为一首供祭祀时唱的乐歌。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能够推己及人，为百官提供行孝的条件，让孝道风行天下。他下令，“群臣有亲老者，可以弃官归乡奉亲”。当时，有个叫陈兴的人，在元朝时当过镇抚，朱元璋想给他安排个官位。他听到朱元璋关于还乡奉亲指示，就说家有老母在嵩州，年八十余，请求归养。朱元璋立即批准，并赐给他白金、衣帽，送其还乡。陈兴辞行时，朱元璋对侍臣说：“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陈兴虽武夫，闻朕言即怆然思归。朕始不知其有老母，若知之，肯令其远违耶？人寿不过百岁，今其母年已八十余，万一不得相见，兴有无穷之痛。兴归，母子相见，其乐宜何如？”将心比心，朱元璋的做法，是很能感化人的。自然，此举得到了臣下的称赞，说：“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测人情，无微不烛，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茕独鳏寡，皆蒙其惠矣。”一家一家的老者都得到了妥善安置，社会风气改变了，天下的孤寡老人都会得益。朱元璋借机又作了一番宣讲，说：“人情莫不爱其亲，必使之得尽其孝。一孝而众人皆趋于孝，此风化之本也。”朱元璋提倡孝道，鼓励亲情，是为了改善世风，和睦天下。
还有一件事，太平府（今安徽当涂）有两兄弟闹纠纷，互相攻讦，到官府告状。刑部尚书请求朱元璋将其治罪。但是，朱元璋并不是简单地给予处罚就了事，而是细察下情，借此弘扬教化。他说：“兄弟骨肉至亲，岂有告讦之理？此一时愚昧，或因货利，或私妻子，争长竟短，怒气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尝泯灭，姑系之狱，待其忿息，善心复萌，必将自悔。”兄弟之间因为一些小事发生纠纷，甚至情绪过激，是可能的，当冷静下來，事情就可能得到解决。果然，第二天，刑部的官员来禀告说，这两个兄弟哀求改过了。朱元璋说：“此彼之真情发现也。俱释之。”朱元璋相信兄弟的真情，不用刑法去整治，而是用鼓励的方法，待其善心复萌，令其自改。他认为这样做，足以养成淳厚的民风。
朱元璋如何在乡村推行教化
朱元璋把宣传教育作为推行教化的主要手段，一直深入到乡野村里。
朱元璋多次下令，在全国实行乡饮酒礼。乡饮酒礼是西周以来就有的一种礼仪，历代也有提倡，但大多没有认真实行。朱元璋把它作为实行教化、建立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措施。《大明会典》记载： “洪武初，诏中书省详定乡饮酒礼条式，使民岁时燕会，习礼读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定时聚会，“习礼读律”，是乡饮酒礼的主要内容。
条式规定，京师以至于天下府州县，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在各地学校实行乡饮酒礼。乡饮酒礼由社会基层的里长或者粮长主持。聚会中，按照年龄大小排列，叫做序齿。让最年长的坐在上座，依次就位。聚会中，要总结评比这一年本地居民的表现，庄稼种好了没有？对父母是否孝敬？是否做了不该做的事？如果有过错，当场提出批评惩罚。惩罚的方式也很简单，根据过错轻重，不许喝酒，或者站着喝酒不给座位，错误严重的不能列席。朱元璋说，推行乡饮酒礼，其目的是使得“家识廉耻，人知礼让”，从而达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的目标，“宴安而不乱，和乐而不流”的境界。
朱元璋还下令颁布了一篇教民榜文，其中有这么几句“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是一个钦定的百姓公约，概括了百姓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除了广为张贴以外，朱元璋要求每乡、每里各置一个木铎，在本里内选择年老或残疾不能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比如盲人，由儿童牵引，手持木铎，在本乡、本里边走，边摇木铎，边大声宣读“教民榜文”里这六句话。铎就是铃铛，用铜制成，中间安置木舌，摇晃撞击出声。这种巡行乡里的“直言叫唤”每月举行六次。如本乡本里之内没有合适的人，就在附近乡里中选取。到秋天收获时节，由各乡里给巡行宣读的人提供粮食和生活费用。可以看出，朱元璋为推行教化，费尽了心思，特别是他把教化推行到最基层，用简单易懂、易于实行的方式，让百姓普遍接受教育。朱元璋了解民情，知道百姓的事怎样做才有效，扎扎实实，没有花架子。 用法律压制人，不如用心感动人
朱元璋推行教化的最大特点，是“感人以心”，用劝导、感化的手段推行教化。朱元璋把天下比作一家，鼓励以亲情维系社会关系。
朱元璋曾与监察御史睢稼讨论是否要定期为百姓读律令。朱元璋肯定法律的作用，但是他还说：“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敦信义而励廉耻，此化民之本也。”用法律压制人，不如用心感动人，培养信义。砥砺廉耻，是改变民俗的根本。“读律，固可禁民为非，若谓欲使民无犯，要当深求其本也。”让百姓读律令，固然可以禁止他们违法乱纪，但是让他们不犯法，最重要的还是从根本做起。这个根本就是感化他们，培养他们的信义，激励他们的廉耻。
洪武二十四年，龙江卫的一位吏员，因为过错而被罚抄写文件，而这时正值他母亲的丧期，他请求能够回家为母亲守制，等丧期过后再接受处罚。按照规定，在父母丧期内不能从事公务，要守制三年。但是礼部尚书詹徽不同意这位吏员要求。这位吏员情急之下就击打登闻鼓，向皇帝朱元璋申诉。登闻鼓设在皇宫门前，朱元璋当国时，任何人都可以击打它向皇帝告状。朱元璋认为吏员的请求符合天理人伦，不但予以支持，而且把詹徽召来，对他提出了严厉批评。朱元璋说，虽然这名吏员犯了错误，应该接受处罚，但是“天伦不可废”，如果他不能为母亲守孝，他作为儿子会感到终身内疚。我们是劝导人为善还是阻止人为善呢？朱元璋说：“夫与人为善，犹恐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为劝？”帮助人向善，还怕人不能为善，如果别人要为善，你却阻止他，还用什么来劝善呢？他引用《诗经》“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的话，说孝道不断绝，世世代代都会受益，难道这件事是例外吗？朱元璋的一番话，使詹徽这位饱读诗书的儒者，大为惭愧。这位吏员，也因而得以尽其孝道。
明朝如何表彰善行
为推行教化，明朝还采取了奖励、表彰的办法，要求各地官府对本地的孝行节义行为及时申报，经过核实，给予旌表：“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核”，上奏皇帝批准，下令旌表。这类旌表为的是推行教化，所以只针对基层百姓，而不是给有身份的人锦上添花：“止许布衣编民、委巷妇女得以名闻。其有官职及科目出身者，俱不与焉”。有官府身份的，有科举功名的不在其列。对于孝行节义事迹突出的，由国家建立祠堂，予以崇奖祭祀，一般的也要树立牌坊。巍峨的祠堂，高大的牌坊，树在乡里，很是荣耀，百姓因而知所进止，即使在边远的地方，民间也都能够以孝行节义相砥砺。其劝惩之功是很明显的。
明朝要求各地方都设立申明亭和旌善亭，规定当地军队和官府，要把孝子节妇的具体事迹写在旌善亭内，广为宣传，供大家学习。
可贵的是，明朝明确规定，对于一些徒务虚名或过于残忍的所谓孝行，不予旌表。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詔：“凡割股或至伤生，卧冰或至冻死，自古不称为孝。若为旌表，恐其仿行，通行禁约，不得旌表。”大家都知道广为流传的“二十四孝”当中，有割股疗亲、卧冰求鱼的故事，这些故事虽标榜孝道，但不合人情。朱元璋认为这些行为不是孝行，唯恐人效仿，因此不予表彰，这种不泥古、不极端的态度是值得称许的。
*由于版面所限，本刊编辑对原稿有删节；全文6120字，见人民论坛网。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编/周素丽 美编/于珊
●栏目负责人：周素丽
●联系方式：zhsuli708@163.com
朱元璋把教化民众放在第一位
朱元璋认为，爱养百姓，教化是第一位的。他在《御制大诰》中说：“君之养民，五教五刑焉。” 什么是五教？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即我们说的社会秩序、社会道德。朱元璋认为，如果五教得以推行，社会秩序就可建立了，社会就安定了。反之，若百姓不遵守五教，就会出现恃强凌弱，以众欺寡的局面，鳏寡孤独、笃废残疾的人，就没人照管了。出现这种情况，就要用五刑加以惩治。法律伸张了，那些奸恶顽劣之徒才会收敛，鳏寡孤独、笃废残疾的人才会得到照顾，这样，不论是贫弱者还是富有者，都能够各安其业，没人再敢破坏秩序，这就是爱护百姓的根本道理。教与刑并用，是为了养民而应尽的责任，但必须先以五教安民，对于不循五教的，才施之以五刑。
通过五教五刑，朱元璋想要建立一个长幼有序、尊老爱幼、亲善和睦的社会。在五教中，孝是第一位的。儒家理念标榜天下一家，以亲情维系大家庭的秩序，孝悌就是纲。朱元璋提倡孝悌，不仅出于理念，也是出于至情。这个被一些人视为“暴君”的人也时常有真情流露。
有一天，朱元璋在后苑，偶然见到巢鹊在哺育雏禽，不禁感叹道：“禽鸟为哺育幼鸟都这样辛苦，何况人类母亲对孩子的养育之恩呢？”他作了一首《思亲歌》表达他的感受：
园中高树枝叶云，上有慈乌乳雏勤。
雏翎少干呼叫飞，腾翔哑哑朝与昏。
有时力及随飞去，有时不及枝内存。
呼来呼去羽翎硬，万里长风两翼振。
父母双飞紧相随，雏知反哺天性真。
嘘唏！慈乌恸恻仁，人而不如鸟乎？
将何伸，将何伸！
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亲。
有似不如鸟之至孝精，
唏嘘，唏嘘，梦寐心不泯。
这首描绘慈乌哺育雏鸟，教雏鸟学飞，借以表达对父母的深情的诗歌，后来成为一首供祭祀时唱的乐歌。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能够推己及人，为百官提供行孝的条件，让孝道风行天下。他下令，“群臣有亲老者，可以弃官归乡奉亲”。当时，有个叫陈兴的人，在元朝时当过镇抚，朱元璋想给他安排个官位。他听到朱元璋关于还乡奉亲指示，就说家有老母在嵩州，年八十余，请求归养。朱元璋立即批准，并赐给他白金、衣帽，送其还乡。陈兴辞行时，朱元璋对侍臣说：“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陈兴虽武夫，闻朕言即怆然思归。朕始不知其有老母，若知之，肯令其远违耶？人寿不过百岁，今其母年已八十余，万一不得相见，兴有无穷之痛。兴归，母子相见，其乐宜何如？”将心比心，朱元璋的做法，是很能感化人的。自然，此举得到了臣下的称赞，说：“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测人情，无微不烛，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茕独鳏寡，皆蒙其惠矣。”一家一家的老者都得到了妥善安置，社会风气改变了，天下的孤寡老人都会得益。朱元璋借机又作了一番宣讲，说：“人情莫不爱其亲，必使之得尽其孝。一孝而众人皆趋于孝，此风化之本也。”朱元璋提倡孝道，鼓励亲情，是为了改善世风，和睦天下。
还有一件事，太平府（今安徽当涂）有两兄弟闹纠纷，互相攻讦，到官府告状。刑部尚书请求朱元璋将其治罪。但是，朱元璋并不是简单地给予处罚就了事，而是细察下情，借此弘扬教化。他说：“兄弟骨肉至亲，岂有告讦之理？此一时愚昧，或因货利，或私妻子，争长竟短，怒气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尝泯灭，姑系之狱，待其忿息，善心复萌，必将自悔。”兄弟之间因为一些小事发生纠纷，甚至情绪过激，是可能的，当冷静下來，事情就可能得到解决。果然，第二天，刑部的官员来禀告说，这两个兄弟哀求改过了。朱元璋说：“此彼之真情发现也。俱释之。”朱元璋相信兄弟的真情，不用刑法去整治，而是用鼓励的方法，待其善心复萌，令其自改。他认为这样做，足以养成淳厚的民风。
朱元璋如何在乡村推行教化
朱元璋把宣传教育作为推行教化的主要手段，一直深入到乡野村里。
朱元璋多次下令，在全国实行乡饮酒礼。乡饮酒礼是西周以来就有的一种礼仪，历代也有提倡，但大多没有认真实行。朱元璋把它作为实行教化、建立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措施。《大明会典》记载： “洪武初，诏中书省详定乡饮酒礼条式，使民岁时燕会，习礼读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定时聚会，“习礼读律”，是乡饮酒礼的主要内容。
条式规定，京师以至于天下府州县，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在各地学校实行乡饮酒礼。乡饮酒礼由社会基层的里长或者粮长主持。聚会中，按照年龄大小排列，叫做序齿。让最年长的坐在上座，依次就位。聚会中，要总结评比这一年本地居民的表现，庄稼种好了没有？对父母是否孝敬？是否做了不该做的事？如果有过错，当场提出批评惩罚。惩罚的方式也很简单，根据过错轻重，不许喝酒，或者站着喝酒不给座位，错误严重的不能列席。朱元璋说，推行乡饮酒礼，其目的是使得“家识廉耻，人知礼让”，从而达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的目标，“宴安而不乱，和乐而不流”的境界。
朱元璋还下令颁布了一篇教民榜文，其中有这么几句“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是一个钦定的百姓公约，概括了百姓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除了广为张贴以外，朱元璋要求每乡、每里各置一个木铎，在本里内选择年老或残疾不能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比如盲人，由儿童牵引，手持木铎，在本乡、本里边走，边摇木铎，边大声宣读“教民榜文”里这六句话。铎就是铃铛，用铜制成，中间安置木舌，摇晃撞击出声。这种巡行乡里的“直言叫唤”每月举行六次。如本乡本里之内没有合适的人，就在附近乡里中选取。到秋天收获时节，由各乡里给巡行宣读的人提供粮食和生活费用。可以看出，朱元璋为推行教化，费尽了心思，特别是他把教化推行到最基层，用简单易懂、易于实行的方式，让百姓普遍接受教育。朱元璋了解民情，知道百姓的事怎样做才有效，扎扎实实，没有花架子。 用法律压制人，不如用心感动人
朱元璋推行教化的最大特点，是“感人以心”，用劝导、感化的手段推行教化。朱元璋把天下比作一家，鼓励以亲情维系社会关系。
朱元璋曾与监察御史睢稼讨论是否要定期为百姓读律令。朱元璋肯定法律的作用，但是他还说：“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敦信义而励廉耻，此化民之本也。”用法律压制人，不如用心感动人，培养信义。砥砺廉耻，是改变民俗的根本。“读律，固可禁民为非，若谓欲使民无犯，要当深求其本也。”让百姓读律令，固然可以禁止他们违法乱纪，但是让他们不犯法，最重要的还是从根本做起。这个根本就是感化他们，培养他们的信义，激励他们的廉耻。
洪武二十四年，龙江卫的一位吏员，因为过错而被罚抄写文件，而这时正值他母亲的丧期，他请求能够回家为母亲守制，等丧期过后再接受处罚。按照规定，在父母丧期内不能从事公务，要守制三年。但是礼部尚书詹徽不同意这位吏员要求。这位吏员情急之下就击打登闻鼓，向皇帝朱元璋申诉。登闻鼓设在皇宫门前，朱元璋当国时，任何人都可以击打它向皇帝告状。朱元璋认为吏员的请求符合天理人伦，不但予以支持，而且把詹徽召来，对他提出了严厉批评。朱元璋说，虽然这名吏员犯了错误，应该接受处罚，但是“天伦不可废”，如果他不能为母亲守孝，他作为儿子会感到终身内疚。我们是劝导人为善还是阻止人为善呢？朱元璋说：“夫与人为善，犹恐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为劝？”帮助人向善，还怕人不能为善，如果别人要为善，你却阻止他，还用什么来劝善呢？他引用《诗经》“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的话，说孝道不断绝，世世代代都会受益，难道这件事是例外吗？朱元璋的一番话，使詹徽这位饱读诗书的儒者，大为惭愧。这位吏员，也因而得以尽其孝道。
明朝如何表彰善行
为推行教化，明朝还采取了奖励、表彰的办法，要求各地官府对本地的孝行节义行为及时申报，经过核实，给予旌表：“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核”，上奏皇帝批准，下令旌表。这类旌表为的是推行教化，所以只针对基层百姓，而不是给有身份的人锦上添花：“止许布衣编民、委巷妇女得以名闻。其有官职及科目出身者，俱不与焉”。有官府身份的，有科举功名的不在其列。对于孝行节义事迹突出的，由国家建立祠堂，予以崇奖祭祀，一般的也要树立牌坊。巍峨的祠堂，高大的牌坊，树在乡里，很是荣耀，百姓因而知所进止，即使在边远的地方，民间也都能够以孝行节义相砥砺。其劝惩之功是很明显的。
明朝要求各地方都设立申明亭和旌善亭，规定当地军队和官府，要把孝子节妇的具体事迹写在旌善亭内，广为宣传，供大家学习。
可贵的是，明朝明确规定，对于一些徒务虚名或过于残忍的所谓孝行，不予旌表。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詔：“凡割股或至伤生，卧冰或至冻死，自古不称为孝。若为旌表，恐其仿行，通行禁约，不得旌表。”大家都知道广为流传的“二十四孝”当中，有割股疗亲、卧冰求鱼的故事，这些故事虽标榜孝道，但不合人情。朱元璋认为这些行为不是孝行，唯恐人效仿，因此不予表彰，这种不泥古、不极端的态度是值得称许的。
*由于版面所限，本刊编辑对原稿有删节；全文6120字，见人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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