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如定时炸弹一般，再次点燃中日之间有所沉寂的紧张关系。4月23日，八艘中国海监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海域，这是自去年9月以来进入该区域的中国海监船数量最多的一次；与此同时，中国也对日本右翼人士驾驶的一支船队进入这片水域提出抗议。
　　从4月中旬开始，一方面多名日本政界高层访华或提出访华意向试图改善两国的紧张关系，包括日本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自民党总务会长代理二阶俊博及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但另一方面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言辞让这些外交努力几乎成为徒劳。
　　钓鱼岛争端，正在从影响中日关系大局的一个因素，变成中日关系改善要跨越的一个门槛。“钓鱼岛不是中日之间的重要问题，但如何解决会影响两国的信任基础。”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对《财经》记者表示。
　　由于两国相互依存的关系，理性考虑保持良好关系是唯一的选择；但一旦触及钓鱼岛议题，就进入到意志范畴，即为应对国内压力，双方措辞强硬且不惜采用危险的“边缘政策”。《财经》记者在东京采访了解到，鉴于当下环境，对钓鱼岛问题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的空间有限，中日双方扩宽合作领域给双边关系逐渐加温是更为可能的出路。
　　“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即使是发生个别问题，日本今后也会有所控制，防止其对中日的整体关系造成影响，这是安倍政府的基本思路。”日本副外相铃木俊一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如此阐述新政府对中日关系的定位。
　　他表示，参议院选举前后，这个思路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谁来破冰？

　　回望中日关系的历史，前政要的互访往往是双方打破僵局的前奏，因此每一次互访经常被视为回暖的曙光。但由于双方的领导人尚未迈出实质性步骤，此间访问流于虎头蛇尾。
　　在今年以来的一系列访问中，最令人期待的一次是日本联合执政党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1月22日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面。山口递交了安倍的亲笔信，称要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并寻求中日实现首脑会面；不过，乐观的气氛尚未发酵，日本政府又接连强调在钓鱼岛问题上“不存在争议”。
　　对这样的反复，山口那津男解释称，安倍既有作为日本首相的职责，同时也具有自民党总裁的身份，“他需要在考虑各种因素的情况下，探索如何推进这个问题”。
　　自小泉纯一郎以后的六年中，安倍是获得民众支持率最高的一位首相。“安倍经济学”虽然毁誉参半，但放宽货币政策等措施还是让日本经理人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短期上涨、东京股市持续上涨，3月失业率降至4.1%，为2008年11月以来的最低，这种经济氛围的改善将安倍的民众支持率推高到超过65%；同时，安倍成功保证了议会对黑田东彦担任日本央行行长的批准，又启动了在日本有极大反抗压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这让他目前在党内和日本政坛的地位非常稳固，党内少有人愿意挑战他。”《朝日新闻》前主编船桥洋一对《财经》记者称。
　　为了保证在7月参议院选举的胜利，享有相当优势地位的安倍自然选择守住优势，避免犯错，因而在钓鱼岛这一敏感议题上持保守之势。不过，2月底时，安倍在第二次对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出“中日关系对于日本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关系之一，我与中国的对话大门始终是敞开的”。这样的表态被分析为，虽然日本不可能承认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着主权领土的争议，但却暗示存在将其视为外交上存在问题而进行谈判的空间。
　　自民党外交部代理会长猪口邦子对《财经》记者称，她给安倍的建议是，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两国职业外交官的努力解决，而期间，日本和中国不应做任何导致事态升级的举动。
　　与以往中日关系的破冰局面不同，商界的推动效用在此轮危机中明显减弱。一位不愿具名的日本商界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商界现在更多是在观望政治气氛。
　　日本商业团体自身影响力的相对下降是重要原因。1994年日本政治改革打出的口号之一是“净化政治资金，打垮派阀政治”；此后几次《政治资金规正法》的修改，限制了商业团体对政党提供政治献金的数额；同时1994年通过的《政党助成法》规定政党可以使用从国库拨出的一定款项，作为政党活动经费，以减少政党对政治献金的依赖。双管齐下，商业团体对政策的影响力随之减少。
　　而中国方面，亦没有相应的团体代表商界与日本沟通，因此，两国经贸虽相互依存，但商界难成破冰主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认为，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外交谈判以及共同开发，都是实际可操作的解决方法，但“僵局在于双方高层发出的信息是混乱的”。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也认为，“最终的解决方法只可能是双方同意，对钓鱼岛问题存在争议。这在外交上可以解决，最重要的是高层领导人的政治意愿。”

右翼还是保守化？

　　对于战后以经济立国的日本来说，经济状况往往与外交上的强硬成反比。政府囊中羞涩，无法以大量的公共资源满足民众要求，往往会在国际上树立攻击的对象将焦点转移。
　　这种做法源于小泉纯一郎时代，他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开启了日本与周边国家因历史问题的新一轮情感对立。但抛开参拜靖国神社之举，小泉纯一郎实际上一直视中国的经济发展为日本的机会。
　　彼时，民众对参拜之举尚持怀疑态度，发展至今，民族主义这张牌的效用要大得多。一方面这由日本社会的人口结构所致，日本现在是高龄化、少子化社会，国民中大概四分之一是65岁以上的老人，老年人倾向于保守的立场，他们也是自民党最大的票仓；另一方面，由于就业低、收入少困扰着年轻人，其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态度也大不如前。 　　在这样的民意气氛下，安倍晋三领导下的自民党再次追求修改宪法——这个被自民党写入党章的一贯诉求。
　　安倍在安全领域的修宪蓝图要分两步进行，首先要降低修宪的门槛，将目前规定的需要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赞同票改为二分之一赞同即可通过；第二步是对宪法第九条进行修改。
　　猪口邦子告诉《财经》记者，修宪的目的是要赋予自卫队在宪法中的一席之地，并改名为国防军，“但之后国防军的形态如何，目前没有进行具体的讨论，在自民党内也没有形成共识”。
　　修宪在概念阶段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存在日本国民感到担忧的各种情况。”日本副外相铃木俊一对《财经》记者表示。
　　朝鲜是日本最大的安全担忧，随着朝鲜在2月12日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朝鲜拥核的前景难以逆转，这一担忧更甚；中国近年来在外交上，尤其是在处理和邻国的关系时表现强势，也被视为安全形势的“新状况”。不过分析普遍认为，出于对这些安全的担忧，修宪在讨论阶段会得到民众的积极反应，但在做出抉择时，日本民众仍担忧修宪意味着“二战”之前的军国主义重演，因此将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梁云祥就认为，日本国内对修宪容忍度提高确是事实，“但表达一种情绪很容易，在法律上实现则障碍重重”。
　　此外，日本对修宪的讨论并不局限于对宪法第九条的修改，而是对宪法各方面的全面修订。各党派都提出不同的诉求，例如公明党还提出将环境保护写入宪法等，安倍的修宪雄心还将面临着各党派的博弈，甚至铃木俊一认为，“今后几年内，并不是实现修宪的良好政治时机。”

继续防范对冲

　　虽然修宪之路遥远，但日本将在东北亚地区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却是必然趋势。安倍政权的外交政策三大支柱已基本确定：加强美日同盟、加强与邻国的友好关系，以及旨在实现日本经济再生的经济外交。
　　加强日美同盟是安倍外交的最优先议程。美国对日本的主要诉求，是在美国军费削减的大背景下，要求地区盟友承担更多的安全义务，这决定了今后日本在防务上的基本方向：加强军事力量，以及将集体防务权列入宪法。
　　日本2013年防卫预算达4.75万亿日元，相比2012年增加了400亿日元，同比增长0.8%，是11年来首次增加防卫预算，支出包括扩招自卫队员，以及新购置武器等。
　　不过，记者采访期间发现，日本很少有主流媒体对钓鱼岛争端进行报道，除中国海监船只等进入钓鱼岛海域以外，民众普遍不对钓鱼岛保持主动且持续的关注，普通民众更为关切的仍是国内的经济状况。
　　今年初，安倍晋三正式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谈判，这是加强日美同盟之举，另一方面也与其“实现日本经济再生的经济外交”的目标息息相关。
　　TPP由美国主导，旨在多边贸易体系式微的情况下，建立跨太平洋的自由贸易区，并设立新的贸易标准。日本寄希望于加入TPP以倒逼日本国内亟须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希望能够打破农业部门的封闭状态，以及高农业补贴对土地等资源的扭曲。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计算，从加入TPP的十年起，TPP会给日本带来2.2%的GDP增长。
　　日本参加TPP还旨在参与对未来贸易标准的制定。日本国际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理事长田中直毅撰文称，日本如果参加TPP，在经济规模和竞争方面，从相互市场的重要程度来看，带有实现与美国完全经济统合的性质，包括电气通信、信息、金融、知识产权的标准化。
　　此前出于对农业部门的保护，日本在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方面大幅落后。目前世界各国及地区已有200余个FTA生效，但日本自2002年与新加坡签署第一个FTA以来，只与东盟和智利等国家和地区签订13个FTA，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却没有与任何一个主要贸易伙伴签订FTA，因此在安倍的经济外交中，加快FTA网络建设是其中的要义。
　　即使日本通过布局FTA扩展和多样化海外市场，中国仍是日本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发表的《2012上半年中日贸易统计分析报告》显示， 2012年上半年中国仍保持着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对华贸易额占日本外贸总额的比重为18%。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也对《财经》记者表示，中日仍应该就建立中日韩自贸区加强合作。
　　因此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也是安倍必然的选择。“我们会回到战略关系的原点，从大局角度来把日中关系向前推进。这是安倍政府的基本思路，参议院选举前后，这个思路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铃木俊一表示。
　　不过其实际行动确有加深中国不信任之嫌。在安倍的上一任期中，他与当时的外相麻生太郎，以及外务次官谷内联合制定了“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政策，意欲构筑起自日本、韩国起经由东南亚、印度到土耳其、欧洲的“以自由与繁荣为目标的盟友关系”，这一外交方针被广泛解读为“围堵中国的网”。
　　六年过去，安倍在二次担任首相伊始，首次海外访问选择了泰国、越南和印尼东南亚三国，提出日本的东南亚外交五原则，其中包括与东盟国家共同创造相同价值观、一起维护海洋权益与航行自由，俨然是“自由与繁荣之弧”的翻版。
　　“这意味着，日本对中国仍然会保持一定的防范对冲战略。”高原明生判断，“不过现实情况是，完全的遏制不可能成功。日本与中国加强合作仍将是政策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