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绶是我国古代官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古代的礼仪、文化传统等密不可分。它在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下，成为“分亲疏，辨贵贱，明等威”的工具，又因丰富的色彩及多变的编结手法使其艺术性大增。可以说，佩绶是我国古代官服的一大特色。
　　“昭名兮、辨等威”
　　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服饰开始被打上时代的烙印。秦汉以后，封建等级制度正式确立，官僚政治的发展也带动了官僚等级制度的建立，官僚有了等级必然需要相应的标志区分等级，由此中国古代冠服制度发展成型，这种标志在大一统社会最初的体现便是汉朝官员的印绶制度。
　　汉朝用以区别官阶高低的标志，一是文官进贤冠的梁数，二是绶的颜色、长度及稀疏程度。由于装梁的进贤冠展筒较窄，公侯不过装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均一梁，且戴于项不易观察梁数，因此“绶”就成为区分官阶的关键所在。《后汉书·舆服志》中对不同官阶佩戴的绶带形制有详细的规定，例如诸侯王佩赤色绶带，有黄、赤、缥、绀四种，为淳赤圭，长2丈1尺，300首；公、侯、将军均佩紫色绶带，紫白两色，为淳紫圭，长1丈7尺，180首；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佩青绶带，有青、白、红三色，为淳青圭，长1丈1尺，120首；一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一百石官员的佩绶也有很大区别。因此，通过佩绶来断定官阶高低也成为佩绶最大的实际作用。
　　佩绶不仅表示官阶的高低，也是权力的象征。战国时的蔡泽说：“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腰……足矣。”东汉冯衍也有“经历显位，怀金垂紫”之语。汉末，曹操拉拢吕布，与吕布书云：“国家无好金，自取家好金，更相为作印。国家无紫绶，自取所带绶，以表孤心。”因此，“金印紫绶”也成为高官显爵的代名词。
　　由“组”到“绶”
　　佩绶并非汉朝所发明，其最初是由佩玉的系组转化而来。《礼记·玉藻》载：“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慕组绶，士佩孺玟而缊组绶。”这里绶，即佩绶，最初是指古代冕服（大夫以上的礼冠与服饰）的佩挂之物，由佩玉和组绶组成，组绶即用以系佩玉、官印等的丝带。《尔雅注疏》载：“所佩之玉名璲，系玉之组名绶，以其连系璲玉，因名其绶曰繸。”说明这时的绶仅是“系玉之组”。至秦汉时，佩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霸迭兴，战兵不息，佩非战器，钹非兵旗，于是解去韨佩，留其系璲，……韨佩既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至此绶已经由单纯的系玉之丝带变为组、璲“结受”而成的网状丝织物，其艺术性也更进一步加强。佩绶自汉朝正式成为官服制度的一种，绶的编织、形制及采色等得到正式确定。
　　绶的编织方法有严格规定同时也极为复杂，据《后汉书·舆服志》载，要先将单一的纺线纺为糸（一蚕所吐为忽。糸，五忽也。可见糸之细），四糸合为一扶，五扶合为一首，五首合为一丝，采色纯正的“一丝”才可以称为“一圭”。以汉朝规格最高的皇帝绶带为例，其“淳黄圭，长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广尺六寸”，即长约450.45厘米，宽约36.96厘米，10000糸，平均每厘米约有270.6根糸丝，这已远远超过现代普通棉布的每厘米的经纱数25.2根，所以汉绶采用的应是包含若干层里经的多重织法，技术含量比较高。绶除用丝线编制而成外，也有用玉佩，珠饰串联而成，其更具艺术性。
　　历朝历代对绶的形制也有严格的规定。《汉官仪》说绶为“一丈二尺，法十二月；阔三尺，法天、地、人”，这实际上只是低阶百石官员的绶带，与千石、诸侯、将等高阶官员的绶带相差甚远。不仅长度，绶带的色彩也极为复杂，有黄赤绶、赤绶、紫绶、黑绶、青绀绶等多采色，王公贵族的绶带多为黄、紫等采色，低阶官吏则多为绿、青、黑等色。汉绶往往还与繸相连结。繸，即古代贵族佩带的一种端玉。佩戴青绶以上官员，璲为“长三尺二寸，与绶同采而首半之”，黑绶以下官员，璲为“长三尺，与绶同采而首半之”，紫绶以上，绶和璲之间还佩有“施玉环鐍”，即玉环和玉块。至东汉孝明帝刘庄时，又出现了在祭祀、朝会等重要场合使用大佩。大佩，集用多种佩玉饰品串联的饰物。大佩的组合方式虽略有不同，但一般均为上部为弯形的曲璜，以联系小璧，中有方形、上刻齿道的琚璃，旁有龙形的冲牙，并用彩丝绳连接，殡珠点缀其间。相比绶带的丝带编织，大佩的玉器串联更具艺术性和观赏性。
　　汉朝一官配一印，一印必随一绶，故佩绶又被称为“印绶”。汉官印多为“方寸之印”，一般在2-3厘米之间，为佩印方便出现了专门盛印的鞶囊（又称绶囊），以革制成，多画虎头形象，称“虎头鞶囊”，用金银钩挂于革带之上。《晋书·舆服志》载：“汉世着鞶囊者，侧在腰间，或谓之傍囊，或谓之绶囊。然则以紫囊盛绶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时。”佩绶的佩戴方式在山东济宁嘉祥武氏祠汉画像中有直观体现：佩戴绶带时，将绶带一端打一个回环，另一端下垂，上朝时将绶带放下，下朝时置于鞶囊中，以便走路。
　　发展至消亡
　　汉代以降，佩绶的形制、佩戴规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隋朝规定，九品以上的官吏均需佩绶带，比较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双绶，有大双绶及小双绶之分。唐朝时佩绶只用于六品以上的官员，出现与绶同时佩戴的“纷”。宋朝时沿袭唐旧制，惟改双绶为单绶，皇帝的绶带用六彩锦织成，皇太子用四彩锦织成，而诸臣的绶又有晕锦、黄狮子、方胜、练鹊等之殊。元明时期的佩绶之制基本上采用宋制。《元史·舆服志》：“玉环绶，制以纳石失。金锦也。上有三小玉环，下有青丝织网。”绶带发展到明朝，在大绶小绶之分之间往往串有三枚玉环，绶带上的花纹也成为区分官阶高低的重要标志。《明史·舆服志》载，一、二品官员佩云凤四色花锦，三、四品官员佩云鹤花锦，五品官员佩盘雕四色花锦，六、七品官员佩练鹊三色花锦，八、九品官员佩鸂鶒（古书上记载的一种似鸳鸯的水乌）二色花锦。总而言之，无论佩绶的形制、编结材料如何变化，其主要作用仍旧是用以辨别佩戴者的身份与地位。
　　绶，这一显官威仪的服饰，却在看起来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另一种事物的冲击下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便是纸的广泛应用。纸发明后，原本是用于简牍缄封时押印封泥的官印便可以直接印在纸上，这样官印便摆脱了填泥之检槽的面积的限制，官印也越来越大，隋时著名的“广纳府印”已经有五六厘米见方，显然这么大的印已不便携带，于是出现“并归官府，身不自佩”的现象。既然不佩印，“印绶”之说便无从谈起，绶无所附丽，逐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另一方面，自明代始，朝服的定制更加完善，梁冠、革带、绶锦、笏板等朝服中所有能区别高下的装饰手段都被运用起来，尤其是清朝官服制度确定之后，多凭顶戴顶珠的材料、顶戴后花翎的眼数及蟒袍图案的不同来确定官员官阶的高低，这样自汉朝开始延续了1800多年历史的佩绶制度也就结束了。
　　佩绶自西周始作为官服的佩挂饰物，经秦汉、唐、宋、明等各朝的发展不断改进，虽清时废除，但其作为礼服之明尊卑的作用却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