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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色”之徒热衷于折腾“房事”,拘泥于“中国特色”是眼下“房事”揪心的根源。
电视剧《蜗居》曾有个备选标题叫“房事”,意指关于住房的那些事兒。时下,从“朝廷命官”、地方要员到贩夫走卒、村野匹夫,莫不为“房事”揪心。
到2010年1月底,房地产开发景气连续10个月上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42.1%,销售额同比增长75.5%。由此可以推算平均房价增幅约为23.5%。另一个数据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18.9%。也就是说,房价在飞涨,且因土地交易量减少还会再涨。
深圳屡屡成为全国房价暴涨的“急先锋”,2009年12月同比上涨103%。有学者调查发现,深圳目前商品房入住率仅为45%左右,全国约有1400亿元炒房资金流向深圳。也有学者声称,与香港相比,深圳的房价级差远大于经济差距。到底涨够了没有,仍然众说纷纭。
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原动力来自于房地产。从1978年小岗村的“大包干”到1985年的烟台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在集体主义配给制中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百姓,蓦然发现“有了自己的东西”,农民的承包地、市民的房改房,成为中国特色私有化进程第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好色”之徒热衷于折腾“房事”,拘泥于“中国特色”是眼下“房事”揪心的根源。中国土地有两种所有权属性:国有和集体,城市建设用地属国有,农村土地属村集体所有。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城市的扩张,大量的城郊村、城中村农民变身为腰缠万贯的“地主”,当然也有少数失地农民生活窘迫,甚至流离失所。有人测算,若按目前的房价标准补偿,深圳福田区岗厦村至少诞生10个亿万富豪,“千万富翁几乎家家都是”。
所谓的土地征购,就是地方政府向农民买地,将集体的变为国有的,再拍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公权力的深度介入,是中国房地产业最大的“特色”。前几年,大中城市市长们大会小会都讲“经营城市”,实际上就是通过倒腾城市建设用地,最大限度获取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那些身陷囹圄的“一把手”,有几个与房地产开发商没有瓜葛?
市场化程度及与之对应的透明度不高,是中国房地产业最大的痼疾。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改革主体的缺位。大大小小的市政府是“中国特色”最大的受益者,每一项改革都会触及自身利益,怎么可能向自己开刀?因此,对有关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市场反应会远低于预期。
孟子说过,“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生个孩子不是自己的,被拿去充军或求仙,非秦始皇之暴戾而无人敢为之,因而让生产者有产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纲常,让生产者有恒产是社会文明的基本追求。如果连中坚力量都买不起房,那么将这个城市的当政者千刀万剐也不为过。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想要“房事”舒心就应根绝“好色”之念。从近期看,既要政策调控,更要制度创新,尤其要建立规范的土地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从长远看,要以城乡一体化的理念,打破国有与集体的人为定性级差,逐步实现同地同权同价,尤其要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推进城镇化建设,避免“大城市病”和拉美化陷阱。在更远的将来,“集体”这个包含特殊记忆的词汇,这个责权不清晰极易被寻租的概念,可能在宪法上被赋予新的含义。
当然,任何改革都不能脱离中国国情,也应该保持中国特色。从地球上看,十几亿中国人都处在蜗居状态,要想像美国人那样住别墅,打马球,也不太可能。现实的选择是,让农民住上高楼,节约出的土地流转供应城市,实现城乡共荣。
责编电邮:caimi@vip.sina.com
电视剧《蜗居》曾有个备选标题叫“房事”,意指关于住房的那些事兒。时下,从“朝廷命官”、地方要员到贩夫走卒、村野匹夫,莫不为“房事”揪心。
到2010年1月底,房地产开发景气连续10个月上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42.1%,销售额同比增长75.5%。由此可以推算平均房价增幅约为23.5%。另一个数据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18.9%。也就是说,房价在飞涨,且因土地交易量减少还会再涨。
深圳屡屡成为全国房价暴涨的“急先锋”,2009年12月同比上涨103%。有学者调查发现,深圳目前商品房入住率仅为45%左右,全国约有1400亿元炒房资金流向深圳。也有学者声称,与香港相比,深圳的房价级差远大于经济差距。到底涨够了没有,仍然众说纷纭。
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原动力来自于房地产。从1978年小岗村的“大包干”到1985年的烟台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在集体主义配给制中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百姓,蓦然发现“有了自己的东西”,农民的承包地、市民的房改房,成为中国特色私有化进程第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好色”之徒热衷于折腾“房事”,拘泥于“中国特色”是眼下“房事”揪心的根源。中国土地有两种所有权属性:国有和集体,城市建设用地属国有,农村土地属村集体所有。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城市的扩张,大量的城郊村、城中村农民变身为腰缠万贯的“地主”,当然也有少数失地农民生活窘迫,甚至流离失所。有人测算,若按目前的房价标准补偿,深圳福田区岗厦村至少诞生10个亿万富豪,“千万富翁几乎家家都是”。
所谓的土地征购,就是地方政府向农民买地,将集体的变为国有的,再拍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公权力的深度介入,是中国房地产业最大的“特色”。前几年,大中城市市长们大会小会都讲“经营城市”,实际上就是通过倒腾城市建设用地,最大限度获取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那些身陷囹圄的“一把手”,有几个与房地产开发商没有瓜葛?
市场化程度及与之对应的透明度不高,是中国房地产业最大的痼疾。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改革主体的缺位。大大小小的市政府是“中国特色”最大的受益者,每一项改革都会触及自身利益,怎么可能向自己开刀?因此,对有关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市场反应会远低于预期。
孟子说过,“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生个孩子不是自己的,被拿去充军或求仙,非秦始皇之暴戾而无人敢为之,因而让生产者有产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纲常,让生产者有恒产是社会文明的基本追求。如果连中坚力量都买不起房,那么将这个城市的当政者千刀万剐也不为过。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想要“房事”舒心就应根绝“好色”之念。从近期看,既要政策调控,更要制度创新,尤其要建立规范的土地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从长远看,要以城乡一体化的理念,打破国有与集体的人为定性级差,逐步实现同地同权同价,尤其要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推进城镇化建设,避免“大城市病”和拉美化陷阱。在更远的将来,“集体”这个包含特殊记忆的词汇,这个责权不清晰极易被寻租的概念,可能在宪法上被赋予新的含义。
当然,任何改革都不能脱离中国国情,也应该保持中国特色。从地球上看,十几亿中国人都处在蜗居状态,要想像美国人那样住别墅,打马球,也不太可能。现实的选择是,让农民住上高楼,节约出的土地流转供应城市,实现城乡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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