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那只“黑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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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广东中山某鞋厂宿舍。十多年前,我在这个地方混得不堪回首、一言难尽。
  这个宿舍住着8个人,大部分是我的同乡。我被一位沾亲带故的老乡带到这里,他在这个镇上以补鞋为生。
  我是一只手拖着一个大包、另一边肩膀上扛着一个大包进来的。此时,宿舍里所有人都抬起头看我。她们显然愣了一下,然后互相对视,掩嘴而笑。
  一个女孩子指着我身上的某处,问我:“这是什么?”
  我低头一看,立即尴尬得想去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两袋行李的缘故,穿了很多年的内衣的肩带竟从衬衣的下摆处掉了一截出来。此时,宿舍里还坐着几个帅气的男孩子。
  我看看自己身上—一件父亲用老式缝纫机为我做的的确良衬衣和一条蓝色的粗布裤子,一双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都已经饱经岁月与风霜。而眼前这些女孩子们,身上是各种好看的牛仔裤搭着好看的T恤,浑身闪耀着傲然的美丽青春。那种傲然与美丽,晃得我睁不开眼睛。
  在这美丽面前,我瞬间感受到一道固若金汤的城墙。
  此时,没有人理会我的招呼。那种鄙夷像一把利刃,让我恐惧。我的热忱瞬间被封印,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像一只遭遇危险的虫子,整个紧紧蜷缩起来,就此封闭。


  下班后,女孩们大多成群结队去逛街或拍拖,没有人理我,唯恐因与我为伍而降低了身价。我常常一个人窝在床上写日记或者看金庸、古龙的小说,或一个人坐在宿舍楼顶,等她们睡下之后,再轻手轻脚地回宿舍。
  时间长了,她们议论:“哟,还装大学生呢。”“常常这么晚回来,怕不是什么正经货哟。”然后就是一阵哄笑。
  她们之所以肆无忌惮,大约料定我不会反抗。是的,我不会反抗,没有人教我反抗。


  一个月后,雪上加霜的是,我身上仅剩的几十元钱不小心弄丢了。那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我还没有厂里的饭卡,饭卡需要老员工担保才能办上。
  这才是真正的恐惧来临,因为我没朋友,这意味着我即将饿死。
  我去找那位沾亲带故的老乡借钱。老乡委婉地表示他也没有。我不知道此时我的“臭”名已经远扬,那道无形的城墙已经从厂内延伸至厂外,像瘟疫一样,“感染”了许多人。
  这时,母亲打电话给我,恨铁不成钢地质问我:“你在外面究竟干了什么事?到处借钱,还让那么多人讲你好丑。”
  我说:“我没有,她们都胡说八道冤枉我……”
  母亲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只冤枉你?为什么别人人缘那么好?那是你太不中用了啊,在外面要聪明点儿、活泛点儿,你以为还像在家里一样,有人纵容你?”
  母亲的恨铁不成钢与焦虑,让我对自己陷入这种“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境地,感到深深的自责和内疚。我不怨恨被孤立,只觉得自己不中用,获取不了别人的好感。我对自己的“不中用”感到无能为力和恐惧。我掉进了一口极深极深的井里,爬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又去了宿舍楼顶。这一次与往常不一样,楼顶上方的天空挂着一轮冷月亮。月亮很遥远,月光把四周的景物染得雪白,恍若整个世界都下了雪,我一个人缩在空旷的雪地里,惶恐、迷茫、焦虑、自责像北风一样席卷而来。我不知道要怎样做,才能剥下这片紧裹我的北风。


  我坐在楼顶的边缘,双脚垂下的地方是宿舍楼后面的狭窄小巷。小巷里没有人,但它有无穷的诱惑力,仿佛是爬出某种深渊的光明通道。


  突然有人唤我:“阿新姐—”
  同宿舍的湖北人阿梅在我身边坐下来,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像我一样,也把双脚垂在楼外,仿佛这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她圆而稚嫩的脸在月光下朦朦胧胧,如初生婴儿般纯净可爱。她还很小,才十几岁,一点儿也没有攻击力。
  我们就这样坐着,直到深夜11点,月亮已经移动了大半个天空。
  我恍然觉得,月光、柔风、阿梅,还有这雪地一样的世界,才是真正美丽的东西。
  我心念一动,期期艾艾小声问:“阿梅,那个……能不能借我100块钱?”
  她什么也没问,毫不犹豫地说:“好的。”就从兜里掏出100元给我。
  我又问:“那能不能帮我担保办理一张饭卡?”十几岁的阿梅已是这个厂的老员工。
  “好的。”她没有半点迟疑。
  我瞬间泪崩,呜咽道:“谢谢。”
  许久,我问:“你怕不怕我跑了?加上饭卡,可是200块呢。”在那个一个月只有四五百块工资的时代,200块几乎是半个月的收入。
  她摇了摇头:“你会写作文,是有文化的姐姐,很厉害,你不会的。”阿梅觉得,我经常写日记或者看武侠小说的行为,是文化人的做派,她觉得我很有文化。
  我一个20多岁的人,在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面前泣不成声。她把细瘦的胳膊搭在我肩上。
  后来,除了还钱,我们都没有提起那晚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那个楼顶曾经发生过什么。
  而在这之前,我的老乡们在知道我丢钱的事后,当着我的面一再叮嘱阿梅,不要借钱给我,不要替我担保饭卡。她们跟阿梅讲我家庭的穷困窘况,讲我父母的小气狭隘,向阿梅力证借钱给我是错误的。而我,像死人一样没有任何反抗。
  从没见过阿梅有如此大的脾气,小小的身体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关你们啥事!”她周身散出的气场,竟让全宿舍的人都噤声。
  这个能让全宿舍人噤声的姑娘,此时却表现出对我的崇拜,让我恍然间觉得自己真的很棒。


  后來,我们变得形影不离。
  这个小小的姑娘脑回路十分神奇,她的话常出其不意地使我乐得前仰后合。比如,我跟她说:“都说三岁一代沟,阿梅,我跟你没有代沟啊!”阿梅嘟囔道:“我跟你有鸿沟。”   不久后,我有一首小诗发表在广东某杂志上,我拿到了10元稿费,她比我还高兴,仿佛这验证了她的眼光。我请她到步行街吃1.5元一碗的米粉。吃完后,我因有事要先回去。
  我一边走一边频频回首嘱咐她:“过马路要小心点。”她很乖巧地应:“嗯。”
  “Call机要放好。”
  “嗯。”
  “钱包要拿好。”
  “嗯。”
  “眼镜别忘记拿。”
  “嗯。”
  “好了,拜拜。”
  “阿新姐—”她突然叫住走了好远的我。“嗯?”我回过头。
  她不说话,只招了招手,我只好回去。
  “还有我的玉米—”她拿起桌子上的玉米,在她有点婴儿肥的脸庞前晃动:“我的玉米你还没提醒我。”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抬眼便看见她眼睛里全是欣喜,恍若碎钻闪耀。我的快乐似乎是她壮美的劳动成果。


  她像一个小小的太阳,身上似乎有种神奇的魔力,可以治愈人心里的伤痕。与她形影不离消解了我被孤立的恐惧;她莫名地把我当成文化人来崇拜,也暂时抚去了我心里认为自己“不中用”的阴影。
  她像是一个没有裂痕和划痕的“宝藏女孩”,似乎从来不会感到恐惧与悲伤,安全感爆棚,仿佛她有天底下最好的父母与家庭—他们有着非常正确的三观,并且非常爱她,从来没有伤害过她。
  我曾问她为什么这么小就出来打工,她只笑笑,什么也不说。
  后来,我们先后离开了这家鞋厂?,在那个还在流行传呼机的年代,因通讯不便等原因,我们便在人海里彼此走散。


  “不中用”是我从小到大的心结,它就像一条黑狗,一有机会便咬住我不肯松口,我常常要很辛苦地与它打架。后来,看到这样一句话:“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醍醐灌顶般,我觉得找到了自己的原罪,以至于生命里每遭遇窘境,我都把它与我的原生家庭关联起来,理直气壮地怨恨我的父母。
  但,每每想到阿梅才十几岁就背井离乡打工,我的内心便隐隐不安。她父母真的是完美的父母吗?一个人身上的裂痕,真的需要父母来“背锅”?
  我想见见她,好为自己开脱,或者,学会修补自我的另一種裂痕—自我修复能力的缺失。然后,那只“黑狗”,才有可能真正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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