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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到欧洲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乞讨也能这么扬眉吐气的。乞讨者衣衫整洁，四肢健全，不亢不卑地举着帽子或者杯子，就那样骄傲地走到你面前，你投了钱进去，他们也不过一个Merci，然后文质彬彬地走过你的身旁。我几乎要诧异了。
这些乞讨者多是青壮年，在国内绝对是没有市场的，在巴黎，竟然真的成为用来糊口谋生职业的一种。想想国内那些蜷缩在地下通道桥洞路旁的乞讨者，哪个不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或者歪鼻斜眼涎水肆流?或者缺臂少腿残缺不全?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博得旁人的同情，进而慷慨解囊。这样看来，打扮的肮脏可怜与收入是成正比的。
刚来的时候，遇见这样的情况，心中总是奇怪，挺鄙夷地对朋友说：“都是些四肢健全的大小伙子，干什么不去找工作，居然出来要饭?”朋友说：“这些人要饭，从来不会空手而归，总会有人给他们钱，因为他们或许是真的找不到工作，真的需要帮助救急，或者他们就愿意过这样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说不清楚是因为国外的施舍者更仁慈，还是受施者更诚实，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良好的互动，就是中国古语中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不会觉得心理不平衡，更不会有受骗的感觉。
乞讨者也是分类型层次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算一种。但我也遇见过问人要钱的，这个就比较恐怖了。一天早晨，我上学的路上，边走边听着MP3，突然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这个人高大威猛，足足多出我一个半头，似乎是个摩洛哥人。我不由往后退了一步摘掉了耳机，这个时候，我以为他是问路的。
他开始喋喋不休地跟我讲他需要钱，因为要给他刚出生的BABY买奶粉，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此人，一身的PUMA名牌，还带了一个NIKE的针织帽，这副行头少说也能换几箱奶粉了，我决定不理他。他走上前继续跟我要钱，我装作听不懂法语的样子，但还是用法语对他说：“Je ne comprendspas．”(我不明白)。这个人居然还纠缠到底，不死心地用英语问我：“Can you speak English?”接着又是一大堆的英语解释，我大骇啊，一个乞丐都英法文流利，这简直大大刺激了我好好学习的决心，不然当乞丐都没资本咯。最后，我用英语告诉他，对不起我没钱，然后拔脚就逃了，他倒也没强行问我要。
这样的情况我只遇见过一次。还有一种类型的乞讨者是做行为艺术，这几乎是欧洲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了。第一次去布鲁塞尔，往PETIT JULIEN的路上，看见一个奇怪的雕塑，似灰色水泥铸的人形，戴着礼帽，摆出滑稽的动作一动不动立在原地。上前去拍拍，他开始活动起身体，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叫道：“EURO，EURO……”如果要跟他合影，他会摆出各种姿势来配合你，当然，只要你给他钞票。
在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门口，更是有一个经年累月屹立在那里的白色雕塑，底座好像大理石制成，上半截是一个垂着头的人形，脖子上戴着一串绿色植物，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不动，能站许久，面前摆着一个装欧元币的小盆。这类乞讨者倒也不是完全的不劳而获，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获得报酬罢了。
还有一种乞讨者与此类似，在街头巷尾常常会不期而遇。他们大多会摆弄杂耍，帽子在前方一放，两只手便开始扔三个或四个橘子，有时候会扔像保龄球形状的木棒，边扔边接，但绝对不吆喝。也有自己懒得动手的人，靠着墙根晒太阳，前面是一只毛皮油光水滑的大狗摆各种造型，然后叼着帽子问人要钱。
最让我敬重的是另一类乞讨者，说他们是乞讨者，似乎名不副实，说他们是音乐家，那也决不过分。惟一的不同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家们是在金碧辉煌的音乐大厅中演奏，而他们，则是风餐露宿，以天为幕，以地为堂，在街头边，在广场上，在闹市中，在地铁站，随意一站，便旁若无人地吹拉弹唱，技艺一点儿都不比那些所谓的艺术家逊色。
我曾遇见过许多拉手风琴的小孩子，拉得极好，拉琴时神情专注，仿佛在享受一场音乐盛宴，并不在意面前的风琴箱子里有没有多出一枚欧元。
突然想到前一段时间读的凌志军写的《微软小子的教育》，其中有一个故事很打动我。一个微软的计算机科学家，美国人，父亲是律师，哥哥是真正意义上的乞丐，成天在外流浪，靠别人的救济和施舍生活。他讲起他的哥哥，并没有任何尴尬或不光彩的表情，他不觉得丢脸，并承认他的哥哥想去哪儿便可以去哪儿，想做什么便可以做什么，没有压力，也不必为任何人负责，他哥哥是真正自由自在的快活人。而他的父亲，作为一个体面的律师，也并不干涉大儿子的选择，从不会骂他不争气，更不会拿他跟弟弟比较。这并不是说不劳而获做乞丐是一种好的选择，乞丐的父亲和弟弟也未必同意他的价值观念，但问题在于，他们的价值观念让他们尊重、理解和接受别人的选择。
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并不是要求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是做自己必须应该做的事情。文化上的差异导致我们并不能那么“自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在乎别人的目光，任何别出心裁的非主流选择，通常的遭遇都是压制和打击，我们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只能沿袭前人设置好的路线完成一生，然后，也不能容忍别人做出与我们相异的选择，更谈不上理解和包容了。这就是区别所在。西方人更注重的是独立自我个体，更多地体现多样化的个人价值，中国人则更喜欢笼统集体大局，喜欢追求同一个东西，用一个共同的社会价值标准来衡量成败，体味得失。
从欧洲乞丐不卑不亢的态度上，可以读出，人本来就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根本不需要给他们施与同情和可怜，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他们觉得自由是最有价值的，自己快乐与否是第一等重要的，哪怕没有财富，没有地位，跟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真正的自我比起来，统统不重要。
与他们的潇洒相比，我倒觉得许多禁锢在自己设立的牢笼中左突右围，挣扎在欲望的泥沼中上下沉浮，疲于奔命在作茧自缚的生命之途的人，终其一生，混沌如初，并不能体会人生的真味，除了盲目地随波逐流，永远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什么才能让自己获得纯粹的快乐，这才是最值得同情和可怜的吧?
(李新力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西方人性格地图》)
这些乞讨者多是青壮年，在国内绝对是没有市场的，在巴黎，竟然真的成为用来糊口谋生职业的一种。想想国内那些蜷缩在地下通道桥洞路旁的乞讨者，哪个不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或者歪鼻斜眼涎水肆流?或者缺臂少腿残缺不全?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博得旁人的同情，进而慷慨解囊。这样看来，打扮的肮脏可怜与收入是成正比的。
刚来的时候，遇见这样的情况，心中总是奇怪，挺鄙夷地对朋友说：“都是些四肢健全的大小伙子，干什么不去找工作，居然出来要饭?”朋友说：“这些人要饭，从来不会空手而归，总会有人给他们钱，因为他们或许是真的找不到工作，真的需要帮助救急，或者他们就愿意过这样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说不清楚是因为国外的施舍者更仁慈，还是受施者更诚实，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良好的互动，就是中国古语中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不会觉得心理不平衡，更不会有受骗的感觉。
乞讨者也是分类型层次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算一种。但我也遇见过问人要钱的，这个就比较恐怖了。一天早晨，我上学的路上，边走边听着MP3，突然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这个人高大威猛，足足多出我一个半头，似乎是个摩洛哥人。我不由往后退了一步摘掉了耳机，这个时候，我以为他是问路的。
他开始喋喋不休地跟我讲他需要钱，因为要给他刚出生的BABY买奶粉，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此人，一身的PUMA名牌，还带了一个NIKE的针织帽，这副行头少说也能换几箱奶粉了，我决定不理他。他走上前继续跟我要钱，我装作听不懂法语的样子，但还是用法语对他说：“Je ne comprendspas．”(我不明白)。这个人居然还纠缠到底，不死心地用英语问我：“Can you speak English?”接着又是一大堆的英语解释，我大骇啊，一个乞丐都英法文流利，这简直大大刺激了我好好学习的决心，不然当乞丐都没资本咯。最后，我用英语告诉他，对不起我没钱，然后拔脚就逃了，他倒也没强行问我要。
这样的情况我只遇见过一次。还有一种类型的乞讨者是做行为艺术，这几乎是欧洲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了。第一次去布鲁塞尔，往PETIT JULIEN的路上，看见一个奇怪的雕塑，似灰色水泥铸的人形，戴着礼帽，摆出滑稽的动作一动不动立在原地。上前去拍拍，他开始活动起身体，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叫道：“EURO，EURO……”如果要跟他合影，他会摆出各种姿势来配合你，当然，只要你给他钞票。
在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门口，更是有一个经年累月屹立在那里的白色雕塑，底座好像大理石制成，上半截是一个垂着头的人形，脖子上戴着一串绿色植物，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不动，能站许久，面前摆着一个装欧元币的小盆。这类乞讨者倒也不是完全的不劳而获，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获得报酬罢了。
还有一种乞讨者与此类似，在街头巷尾常常会不期而遇。他们大多会摆弄杂耍，帽子在前方一放，两只手便开始扔三个或四个橘子，有时候会扔像保龄球形状的木棒，边扔边接，但绝对不吆喝。也有自己懒得动手的人，靠着墙根晒太阳，前面是一只毛皮油光水滑的大狗摆各种造型，然后叼着帽子问人要钱。
最让我敬重的是另一类乞讨者，说他们是乞讨者，似乎名不副实，说他们是音乐家，那也决不过分。惟一的不同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家们是在金碧辉煌的音乐大厅中演奏，而他们，则是风餐露宿，以天为幕，以地为堂，在街头边，在广场上，在闹市中，在地铁站，随意一站，便旁若无人地吹拉弹唱，技艺一点儿都不比那些所谓的艺术家逊色。
我曾遇见过许多拉手风琴的小孩子，拉得极好，拉琴时神情专注，仿佛在享受一场音乐盛宴，并不在意面前的风琴箱子里有没有多出一枚欧元。
突然想到前一段时间读的凌志军写的《微软小子的教育》，其中有一个故事很打动我。一个微软的计算机科学家，美国人，父亲是律师，哥哥是真正意义上的乞丐，成天在外流浪，靠别人的救济和施舍生活。他讲起他的哥哥，并没有任何尴尬或不光彩的表情，他不觉得丢脸，并承认他的哥哥想去哪儿便可以去哪儿，想做什么便可以做什么，没有压力，也不必为任何人负责，他哥哥是真正自由自在的快活人。而他的父亲，作为一个体面的律师，也并不干涉大儿子的选择，从不会骂他不争气，更不会拿他跟弟弟比较。这并不是说不劳而获做乞丐是一种好的选择，乞丐的父亲和弟弟也未必同意他的价值观念，但问题在于，他们的价值观念让他们尊重、理解和接受别人的选择。
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并不是要求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是做自己必须应该做的事情。文化上的差异导致我们并不能那么“自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在乎别人的目光，任何别出心裁的非主流选择，通常的遭遇都是压制和打击，我们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只能沿袭前人设置好的路线完成一生，然后，也不能容忍别人做出与我们相异的选择，更谈不上理解和包容了。这就是区别所在。西方人更注重的是独立自我个体，更多地体现多样化的个人价值，中国人则更喜欢笼统集体大局，喜欢追求同一个东西，用一个共同的社会价值标准来衡量成败，体味得失。
从欧洲乞丐不卑不亢的态度上，可以读出，人本来就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根本不需要给他们施与同情和可怜，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他们觉得自由是最有价值的，自己快乐与否是第一等重要的，哪怕没有财富，没有地位，跟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真正的自我比起来，统统不重要。
与他们的潇洒相比，我倒觉得许多禁锢在自己设立的牢笼中左突右围，挣扎在欲望的泥沼中上下沉浮，疲于奔命在作茧自缚的生命之途的人，终其一生，混沌如初，并不能体会人生的真味，除了盲目地随波逐流，永远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什么才能让自己获得纯粹的快乐，这才是最值得同情和可怜的吧?
(李新力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西方人性格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