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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身体叙事是小说创作的一种形式。萧军《八月的乡村》是早期抗战小说的代表作品，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直击战争中人的生存状态。本文试图对《八月的乡村》的身体叙事做一些有益的分析，鲜明的性别审美融合了中西方身体叙事元素，物质世界的身体意识表现独特的革命性。
关键词：萧军 《八月的乡村》 身体叙事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被夏志清评价为“第一部以反日斗争为主题的成功的共产主义小说，为后来主要描写战争的作品提供公式”[1]，肯定了其在文学史的地位。不仅是抗战主义，其“成功”在艺术上仍具有独特之处。尼采认为：“肉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2]由此可见，从身体叙事这一角度来分析研究文本，对文学作品隐含的审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男性身体叙事
小说中“人民革命军”虽或是土匪、或是农民、鞋匠……但抗日的战火赋予了他们英雄气质，呈现出强壮、威严的特点。革命军铁鹰队长俨然似一只没有翅膀的‘鹰’”[3];神枪手唐老疙瘩，“弹力饱满的肌肉”是一个“美丽的农民”。青春健壮的身体是强有力的男性特征的体现，也是反抗战争卓有力的条件，表达了对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赞美。
而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以“强壮”“高大”为男性审美的标准，寄寓着动乱年代对于男性身体的要求，也写出了战争对人类物质精神文明的摧残。小说中，分队战士崔长因自己年迈认为“老的东西死掉，这是很合理的——这是为‘革命’死哪——”直到最后选择自杀。在战争区，“完整的人”[4]是不具備任何价值的，真正重要的是“强壮”。而强壮年轻的农民，往往是侵略者屠杀的重点对象。日本兵遇到年轻一点的，就非弄死不可。[5]身体健硕是衡量生存价值的标准。
与人民革命军高大强壮相反的是“侵略者”“地主资本家”的身体叙事。萧军没有细腻地描写身体全貌，而是用“身体部位”刻画反面人物的淫荡、恐怖。在路上随时可见倒下去的尸体，女人们被割掉了乳头，裤子撕碎着，由下部滩流出来的血被日光蒸发，变成黑色。[6]这惨状的形成原因直接对应到“生殖器外露的日本兵”，准确地描写了战争中人民的苦难与侵略者的恶魔罪行，呼号抗战。
“越是处于下层的农民，所遭受的地租剥削就越苛刻，因为租种劣等田的多半是穷苦的农民。”[7]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不仅要受到外敌的侵略，更要承受资本家的剥削。地主王三小眼睛深深很轻妙的嵌到肉里去，形成一条缝。[8]“白脸曹操”对待佃户吝啬，发子弹也是“刻牙鬼”，要子弹的“子母筒”卖钱，而遭遇“危险”却让“不晓得记仇的农民”垫背卖命。这类人心狠手辣，用穷苦人民的血筑造资产阶级的堡垒，是民族的败类。
二.女性身体叙事
萧军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女人们超俗而可爱，能干而可尊！具有着一种真正的聪明、智慧、勇敢不屈可贵的情操，以及朴质无邪、深沉而阔达的强烈精神！”[9]小说里的女性都是饱满、坚定与正义的化身。
丰满乳房的李七嫂有着强大的生育能力。即使革命军里铁鹰队长也忍不住一种本能的力冲荡着。这种以生育能力作为女性审视的标准，生动诠释了动乱年代人们对“繁衍”的追求。在唐老疙瘩的尸身旁，她轻抚温暖：“睡吧！孩子！睡着吧！妈妈好汉的孩子！”[10]在这里，女性的身体摆脱了柔弱之感，被赋予一种母性的力量。男性不再是女性身体的支配者。中国乡村妇女正逐渐走向革命道路，极大程度反映了底层女性的生存现状，述说了女性的不屈、顽强。
芳子对松原的批判：“你是国家的叛徒、天皇的罪人。”[11]没有外貌描写的芳子，凭借强有力的语言，塑造了正义的日本女性形象。安娜与萧明的勇敢地枪毙爱情：“我不是仅为了爱情才来革命的！这里不是安全讲恋爱的地方！”浪漫爱情与革命责任的矛盾冲突，博爱意识与民族大义升华了女性形象。从这里可以看出，《八月的乡村》女性形象没有受到民族、战争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女性身体认同。而这种认同和赞美与“女为悦己者容”的男性审美趣味不同，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欣赏，包含道德审美。
三.身体叙事的美学特征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到：“身体是为我的。它全然不是附加到我心灵上的偶然的东西。”[12]身体的为我性，决定了身体叙事的为我性，而这种为我性是脱离不开历史的、社会的。《八月的乡村》的身体叙事的美学特征很大程度体现了这样的“为我性”，集中表现在作品融合了中西身体美学和广泛的革命斗争性。
夏志清提出“萧军很明显受到了苏联战争小说的影响。”[13]鲁迅给萧军的信中记载：“《母亲》我这里没有。这书是被禁止的，但我可以托人去找一找。再有《桃色的云》《小约翰》是我十年前所译，你们要么？”[14]萧军承认：“鲁迅在小说中主张多描写，少说明以至于不主张讲些半通不通的道理。而我羞惭地把“狗的心理”抹去了。”[15]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萧军文学创作时阅读过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且《八月的乡村》在鲁迅的指点建议下进行过修改。
小说中运用大量笔墨写女性丰满的乳房。这与中国传统女性身体叙事有很大的不同，着重写女性的神态美，写意不写实。《诗经》写美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里，李七嫂的大乳头诱人的颤动与西方女性身体审美的写实主义路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集中描绘女性的第二性征，打破禁欲主义。
“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给一定是斗争的。”[16]从一定意义来说，斗争意识是抗战文学的本质体现。萧军多次提到希望正在斗争的兄弟们读到，也一定为了“反日反帝，反对人类的残害者，写写写。”[17]这使得《八月的乡村》具有强烈的革命斗争性。
鲁迅的序言：“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于失去的茅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面前展开，显示出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18]被侵占的国家，连“高粱叶都显得软弱，草叶也显得软弱。”[19]而情感是对某种事物的纯粹的意识，能被当作身体意识的只能是它。[20]抗战的队伍里还有“高粱叶子常常要割到人的脖子，活似一柄玩笑的小刀。”[21]在这里，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简单的拟人化手法，而更应该看成物质世界的身体叙事。在萧军笔下，自然界的动植物与人的生命、国家的存亡是息息相关、共生共亡的，体现了革命性。
关键词：萧军 《八月的乡村》 身体叙事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被夏志清评价为“第一部以反日斗争为主题的成功的共产主义小说，为后来主要描写战争的作品提供公式”[1]，肯定了其在文学史的地位。不仅是抗战主义，其“成功”在艺术上仍具有独特之处。尼采认为：“肉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2]由此可见，从身体叙事这一角度来分析研究文本，对文学作品隐含的审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男性身体叙事
小说中“人民革命军”虽或是土匪、或是农民、鞋匠……但抗日的战火赋予了他们英雄气质，呈现出强壮、威严的特点。革命军铁鹰队长俨然似一只没有翅膀的‘鹰’”[3];神枪手唐老疙瘩，“弹力饱满的肌肉”是一个“美丽的农民”。青春健壮的身体是强有力的男性特征的体现，也是反抗战争卓有力的条件，表达了对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赞美。
而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以“强壮”“高大”为男性审美的标准，寄寓着动乱年代对于男性身体的要求，也写出了战争对人类物质精神文明的摧残。小说中，分队战士崔长因自己年迈认为“老的东西死掉，这是很合理的——这是为‘革命’死哪——”直到最后选择自杀。在战争区，“完整的人”[4]是不具備任何价值的，真正重要的是“强壮”。而强壮年轻的农民，往往是侵略者屠杀的重点对象。日本兵遇到年轻一点的，就非弄死不可。[5]身体健硕是衡量生存价值的标准。
与人民革命军高大强壮相反的是“侵略者”“地主资本家”的身体叙事。萧军没有细腻地描写身体全貌，而是用“身体部位”刻画反面人物的淫荡、恐怖。在路上随时可见倒下去的尸体，女人们被割掉了乳头，裤子撕碎着，由下部滩流出来的血被日光蒸发，变成黑色。[6]这惨状的形成原因直接对应到“生殖器外露的日本兵”，准确地描写了战争中人民的苦难与侵略者的恶魔罪行，呼号抗战。
“越是处于下层的农民，所遭受的地租剥削就越苛刻，因为租种劣等田的多半是穷苦的农民。”[7]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不仅要受到外敌的侵略，更要承受资本家的剥削。地主王三小眼睛深深很轻妙的嵌到肉里去，形成一条缝。[8]“白脸曹操”对待佃户吝啬，发子弹也是“刻牙鬼”，要子弹的“子母筒”卖钱，而遭遇“危险”却让“不晓得记仇的农民”垫背卖命。这类人心狠手辣，用穷苦人民的血筑造资产阶级的堡垒，是民族的败类。
二.女性身体叙事
萧军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女人们超俗而可爱，能干而可尊！具有着一种真正的聪明、智慧、勇敢不屈可贵的情操，以及朴质无邪、深沉而阔达的强烈精神！”[9]小说里的女性都是饱满、坚定与正义的化身。
丰满乳房的李七嫂有着强大的生育能力。即使革命军里铁鹰队长也忍不住一种本能的力冲荡着。这种以生育能力作为女性审视的标准，生动诠释了动乱年代人们对“繁衍”的追求。在唐老疙瘩的尸身旁，她轻抚温暖：“睡吧！孩子！睡着吧！妈妈好汉的孩子！”[10]在这里，女性的身体摆脱了柔弱之感，被赋予一种母性的力量。男性不再是女性身体的支配者。中国乡村妇女正逐渐走向革命道路，极大程度反映了底层女性的生存现状，述说了女性的不屈、顽强。
芳子对松原的批判：“你是国家的叛徒、天皇的罪人。”[11]没有外貌描写的芳子，凭借强有力的语言，塑造了正义的日本女性形象。安娜与萧明的勇敢地枪毙爱情：“我不是仅为了爱情才来革命的！这里不是安全讲恋爱的地方！”浪漫爱情与革命责任的矛盾冲突，博爱意识与民族大义升华了女性形象。从这里可以看出，《八月的乡村》女性形象没有受到民族、战争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女性身体认同。而这种认同和赞美与“女为悦己者容”的男性审美趣味不同，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欣赏，包含道德审美。
三.身体叙事的美学特征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到：“身体是为我的。它全然不是附加到我心灵上的偶然的东西。”[12]身体的为我性，决定了身体叙事的为我性，而这种为我性是脱离不开历史的、社会的。《八月的乡村》的身体叙事的美学特征很大程度体现了这样的“为我性”，集中表现在作品融合了中西身体美学和广泛的革命斗争性。
夏志清提出“萧军很明显受到了苏联战争小说的影响。”[13]鲁迅给萧军的信中记载：“《母亲》我这里没有。这书是被禁止的，但我可以托人去找一找。再有《桃色的云》《小约翰》是我十年前所译，你们要么？”[14]萧军承认：“鲁迅在小说中主张多描写，少说明以至于不主张讲些半通不通的道理。而我羞惭地把“狗的心理”抹去了。”[15]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萧军文学创作时阅读过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且《八月的乡村》在鲁迅的指点建议下进行过修改。
小说中运用大量笔墨写女性丰满的乳房。这与中国传统女性身体叙事有很大的不同，着重写女性的神态美，写意不写实。《诗经》写美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里，李七嫂的大乳头诱人的颤动与西方女性身体审美的写实主义路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集中描绘女性的第二性征，打破禁欲主义。
“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给一定是斗争的。”[16]从一定意义来说，斗争意识是抗战文学的本质体现。萧军多次提到希望正在斗争的兄弟们读到，也一定为了“反日反帝，反对人类的残害者，写写写。”[17]这使得《八月的乡村》具有强烈的革命斗争性。
鲁迅的序言：“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于失去的茅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面前展开，显示出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18]被侵占的国家，连“高粱叶都显得软弱，草叶也显得软弱。”[19]而情感是对某种事物的纯粹的意识，能被当作身体意识的只能是它。[20]抗战的队伍里还有“高粱叶子常常要割到人的脖子，活似一柄玩笑的小刀。”[21]在这里，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简单的拟人化手法，而更应该看成物质世界的身体叙事。在萧军笔下，自然界的动植物与人的生命、国家的存亡是息息相关、共生共亡的，体现了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