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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保法规、信息披露指标、资产规模、存续年限、所有权性质等因素均会对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产生影响。而实际税负、总资产报酬率等指标与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不相关，反映出该指数设计存在不合理之处。文章建议从规范性、合理性、时效性等方面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增加可信度。
关键词：重污染;环境信息;披露
Abstract：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gulations，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dicators，asset size，lifetime，ownership nature and so on have an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dex.The actual tax burden，the rate of return on total assets are not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dex，the design of the index is unreasonable.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index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credibility should be increased from the aspects of standardization，rationality and timeliness.
Key words：Heavy pollution;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Disclosure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的战略任务。重污染企业在获取合理利润的同时，应当承担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社会责任。环境信息披露的充分与否，反映了管理层履行环境信息披露的责任和态度，而环境信息披露指标设计是否合理，影响信息披露指标能否反映环保责任承担情况，能否为国家相关部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依据。根据环境信息披露指标，运用上市公司数据，分析该指标设置的合理性，能为今后环保指标设置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沪深A股高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与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关系
政府的环保法规政策、监管力度以及制定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标等因素均会影响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而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也会影响到沪深A股高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形象和股价。
（一）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影响
1.影响上市公司形象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中高收入国家，达到9462美元。根据相关研究，随着公众人均收入的提高，利益相关者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增加，促使上市公司为打造绿色企业形象，而积极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分值，无疑是一种较好的宣传手段，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形象。
2.影响上市公司股价
Margolis等对西方金融市場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较弱，但是对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进行细分时，发现正面的环保信息披露会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分值，会得到股票市场投资者的认同，能够带来可观的超额回报率。所以，上市公司从股东回报角度出发，一方面，积极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披露正面环境信息，使股价上涨，提升股东回报率;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股价暴跌，规避股东利益由于企业负面环境信息披露遭受损失，可能会选择承受道德风险，进行不完整或不合规的环境信息披露。
（二）影响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因素
1.环保法规政策
毕茜、于连超等的研究表明，我国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提高了企业特别是重污染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增加了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可信度[1]。同时，税收政策对于重污染行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能够起到积极的控制和促进作用。我国2015—2017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分别为8806.30亿元、9219.80亿元、9538.95亿元，占同期GDP的比重分别为1.28%、1.24%、1.15%。根据国际经验，当该比例达1%～1.5%时，可控制环境恶化的趋势，我国目前仅仅处于控制环境恶化的状态。
2.监管力度
环保投入有投入大、回收期长的特点，企业面临绿色研发成本过高的问题，而我国普遍存在监管力度不足、处罚太轻、环境违法成本过低的现象，导致企业宁愿接受处罚，也不愿意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更不会积极进行环境信息披露，这直接影响了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3.信息披露指标
环境信息披露指标设计的合理与否，影响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质量。国内学者何丽梅利用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中的环境绩效指标，对中石油提供的环境报告进行分析和研究，发现其披露的环境信息不完整，定性指标多于定量指标，导致利益相关者无法通过披露的信息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做出科学决策。因此，设置合理、统一、强制的披露指标，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质量影响至关重要。
二、研究设计基本情况
首先，选择可能对企业行为和国家相关部门宏观经济决策有帮助的要素作为解释变量，先通过描述性统计了解样本基本情况，然后对样本进行相关性检测，测试解释变量是否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如相关则可能对企业行为及宏观政策产生影响;如不相关，则指标设置存在不合理之处。对解释变量中定类变量，通过软件转化为虚拟变量，最后选择对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有相关性的解释变量，通过分层回归，反映不同解释变量对环境披露指数变化的影响程度。
（一）数据来源
笔者所取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由11类二级指标构成，满分17分，相关统计数据，来源2015—2017年上市公司年报、公告、社会责任报告、环保行业分类标准等，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得分越高，表明信息披露情况越好，具体指标设置及分值比重见表1。 依据以下规则对样本进行筛选：
1. 亏损企业财务风险较高，故剔除亏损企业;
2. 剔除实际税负小于0或大于1的公司，以避免异常值影响;最终保留16个行业，219家企业，657个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如前文所示，统计2015—2017年上市公司相关公开资料，结合表1中指标及评分标准，对上市公司进行打分，得分越高，表明信息披露越充分。
解释变量：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选择了若干解释变量。各解释变量是否与被解释变量存在关系、存在什么样的关系，通过后续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
1.实际税负，假设所得税税负对信息披露指数会有影响，将之作为自变量。实际税负计算方法有多种，笔者选择将当期应交所得税/息税前利润，作为计算实际税负的依据，其中当期应交所得税=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同时为了消除有息负债对利润的影响，选择息税前利润作为分母。
2.总资产报酬率（息税前利润/平均总资产），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环保设备的购置，会增加企业总资产，而环保支出会减少企业的利润，会导致企业总资产报酬率降低。环保投入应该会影响企业行为。
3.存续年限（息税前利润/平均总资产），数据所在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考察企业在市场中的存续时间。
4.企业规模（平均总资产自然对数），对企业平均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5.所有权性质，非国企为0，国企为1。
三、样本数据描述性分析
（一）环境信息披露指数
2015—2017年，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分别为6.23、6.80、7.84，三年来逐渐升高，反映出污染行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逐渐好转。原因如下：一是近年来政府在环境管制方面的监管日趋严格，社会公众关注度不断提高，企业被动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二是企业认识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能使企业声誉提升。但是从指标值的大小可以看出，尽管平均得分逐年上升，但与满分（17分）相去甚远，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还需加强。
（二）全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
根据全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最低分0分，最高分为17分，且有一半企业分值低于7分，波动性较大;税负方面，平均所得税税负为16.6%，低于法定税率25%，原因除去税收征管，还有税收优惠等;所有权性质方面，样本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为42%;而企业存续年限指标反映出样本企业存续年限存在较大差异。
（三）行业分布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方差分析
由于原行业分类过细，造成某些行业样本量过少，因此在软件中对原16个行业的数据标签及数据编码进行了重新定义，分为7个行业，情况如表2所示。
方差分析显示，不同行业样本对于EDI信息披露指数均呈现出0.01水平显著性（F=12.72，P=0.00），意味着不同行业样本对于EDI信息披露指数均有着差异性。查询可知，0.06<偏Eta方=0.105<0.14，0.25 （四）变量间相关系数
从表中可以看出，税负与总资产报酬率，不论是Spearman相关，还是Pearson相关，得出的数据均表明二者与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下称指数）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原因是指标主要强调披露义务，而税负与资产回报率高低，对于信息披露是否充分在逻辑上不存在必然联系。指数与所有权性质、企业规模、存续年限存在0.01水平显著正相关，表明国有企业、规模越大的企业、存续年限越长的企业，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也越好。存在显著性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4，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2]，这将通过之后的实证检验证明。
四、分层回归分析
本次分层回归分析共涉及4个模型。模型1中的自变量为企业规模，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存续年限，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所有权性质，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虚拟变量食品、轻工、制药、能源、建材、冶金。模型的因变量为：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回归结果及分析结论如下：
（一）企业规模对EDI信息披露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从上表可知，将企业规模作为自变量，而将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模型R平方值为0.113，意味着企业规模可以解释EDI信息披露指数的11.3%变化原因。对模型进行F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F检验（F=83.594，P<0.05），也说明企业规模一定会对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产生影响关系，以及模型公式为：EDI信息披露指数=-15.870+1.003×企业规模。最终具体分析可知：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值为1.003，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9.143，P=0.000<0.01），意味着企业规模会对EDI信息披露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即企业规模越大，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越高。因为，资产规模大的企业相较规模小的企业，需要更高的管理能力，对环境变化的调整、适应能力也更强，受到的关注也更多，因此信息披露也相对规范。
（二）企业存续年限对EDI信息披露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针对模型2：其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存续年限后，F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p<0.05），意味着存续年限加入后对模型具有解释意义。另外，R平方值由0.113上升到0.127，意味着存续年限可对EDI信息披露指数产生1.4%的解释力度。具体来看，存续年限的回归系数值为0.084，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3.265，P=0.001<0.01），意味着存续年限会对EDI信息披露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即企业存续时间越久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越高。因为企业成立时间的长短，反映企业的生存能力。目前，企业社会责任被社会各方所关注，虽然环境信息披露充分并不表明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就多，但规范披露环境信息，则是履行好社会责任的前提，历经长期市场博弈的企业更清楚这一点，故环境信息披露越好，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越高。 （三）所有权性质对EDI信息披露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针对模型3：其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所有权性质后，F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p<0.05），意味着所有权性质加入后对模型具有解释意义。另外，R平方值由0.127上升到0.135，意味着所有权性质可对EDI信息披露指数产生0.8%的解释力度。具体来看，所有权性质的回归系数值为0.844，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2.402，P=0.017<0.05），意味着所有权性质会对EDI信息披露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即与非国企相比，国企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比非国企要高。因为国有企业对国家环境法规政策变动的反应更加敏捷，更加明显，由于所有权的特殊性，要求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更加规范地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成效也更快。换句话说，国家的环境法规政策对其环保行为的促进更大更快更有效。观察不同的行业，信息披露最好的能源行业中只有一家非国有企业。而较差的化工行业中超过70%是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经营相较于国有企业更加灵活，也更符合经济人假设，倾向于披露对企业有利的信息，而掩盖可能给企业造成利益损失的信息。
（四）不同行业对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产生的影响不同
针对模型4：以频数最高的化工行业为参照，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虚拟变量，即食品、轻工、制药、能源、建材、冶金后，F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p<0.05），意味着食品、轻工、制药、能源、建材、冶金加入后对模型具有解释意义。另外，R平方值由0.135上升到0.157，意味着虚拟变量的加入可对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产生2.2%的解释力度。具体来看，食品的回归系数值为0.176，轻工的回归系数值为0.722，制药的回归系数值为0.321，但是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意味着食品、轻工、制药行业不会对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产生影响关系。能源的回归系数值为2.097，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2.890，P=0.004<0.01），建材的回归系数值为2.251，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2.961，P=0.003<0.01），冶金的回归系数值为1.294，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2.059，P=0.040<0.05），意味着环境信息披露表现化工<冶金<建材<能源。多元线性回归结果，与分层4回归结果一致，其中VIF指标显示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
（五）实证分析的总体结论
由于实际税负、总资产报酬率等可能影响企业环保行为，政府宏观政策的指标与信息披露指数不相关，反映该指数设计存在不合理之处。该指标不能作为反映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履行情况的主要指标，影响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可信度。
五、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可信度的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既然政府的环保法规政策、监管力度以及制定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标等影响环境信息披露指数，那么国家、环保机构、企业就应该各尽其责各尽所能，从环境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合理性、时效性等方面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指数，增加可信度。
（一）从规范性入手，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可信度
我国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的法规还不健全，缺乏统一性、规范性、强制性;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方法和模式不一，缺乏严肃性和数据支持，故各方都要努力。首先，从环境责任主体来看，国家财政收入来源于居民及企业，理应承担相应的法规政策制定、执行、监督，对环保违法行为处罚，对于公共区域环境维护、治理等责任，应完善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环境，使环境信息披露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也应及时披露环保投资增长率、环保规划与治理的相关信息。国家应加大环境信息披露的广度与深度，让行业有奋斗目标，企业有努力方向，人人有环保意识。同时，应提供配套补贴政策，增强对环保企业的金融支持。其次，重污染行业所属企业，作为污染产生源头之一，对环境产生较大影響，也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增加环保治理资金的同时，应规范行业信息披露标准，树立行业标杆，对标找差，及时规范完整地披露环保治理具体目标，治理措施、治理效果等相关信息和必要的数据支撑，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可信度，使信息使用者得到有效信息，政府得到充分信息，金融投资者得到准确信息，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义务向法定义务转变，切实贯彻落实绿色发展战略。
（二）从合理性入手，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可信度
探讨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初衷是发现税负与环境信息披露的相关性，寻求如何从财税政策入手，改善环境。但数据分析显示，税负与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不相关，原因在于解释变量评分标准的设置均为是或否等定性评判标准，如果把评分标准中的环保技术开发、环保设备购入、环保处罚单独拿出来与税负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是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但解释比例较小，加入其他定性指标之后，结果就变得不相关了。比如，某企业参照评分标准，后一年披露的内容完整性明显多于前一年，会造成其环境信息披露评分大幅度增加。但很可能，环境保护投入在减少、环境处罚在增加、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不增反降。指标结果可能误导利益相关方。再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上市公司没有被环保处罚，自然在这一指标方面没有环境信息披露，那么其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就低了。以上两个例子反映出评分标准设置不合理，过分强调披露，而忽视与环境保护责任的关联。一是要改进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增加环保投入增长率、环保处罚变动幅度、环保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等指标，而且要设置若干等级，不同等级设置不同的分值。这样才便于进行横向、纵向比较。环境信息披露才能与企业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挂钩。二是评分标准要与财务信息建立关联，使得信息披露与税负等指标存在相关性，方便政府部门通过财税政策调节企业环保行为，将企业利益与环境保护更好地捆绑在一起。
（三）从时效性入手，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可信度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缺乏预见性和时效性，披露的主要是已经发生的过往信息，例如：环保技术开发设备购入、环保补助资金奖励、排污费环保人工支出、诉讼行政处罚、环保处罚重污染名单、污染排放浓度种类数量、消耗资源节约资源数、污染排放达标情况、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所以，上市公司要及时对重大环境投资项目提供相应的成本效益分析和财务数据的支持;要对可能产生的污染后果补充必要的前瞻性的解释说明;要及时发布环保资金利用情况的定量信息描述;要加强对存续年限短的小私企的环境信息披露的督促与监控，提高针对其实施环保行为的政策与金融支持。这样信息使用者能够借助已披露的环境信息全面了解企业的现状和对未来的预测。鉴于社会公众监督可能缺乏专业能力，国家相关部门也是人力有限，不可能对所有企业信息披露情况进行详细检查，为了保证信息的时效性，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对大数据进行分析，识别异常数据重点检查，提升政策实施的效率和效果。对于不及时披露、违规披露的企业，要加大惩处力度，违法成本要足够影响企业经营活动，这样才能避免企业选择性披露。反之，对于规范披露且充分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要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奖励。
参考文献：
[1] 毕茜，于连超.环境税的企业绿色投资效应研究——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03）：76-82.
[2] 黄荷暑，周泽将.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透明度与信贷资金配置[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2）： 87- 97，159.
关键词：重污染;环境信息;披露
Abstract：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gulations，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dicators，asset size，lifetime，ownership nature and so on have an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dex.The actual tax burden，the rate of return on total assets are not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dex，the design of the index is unreasonable.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index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credibility should be increased from the aspects of standardization，rationality and timeliness.
Key words：Heavy pollution;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Disclosure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的战略任务。重污染企业在获取合理利润的同时，应当承担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社会责任。环境信息披露的充分与否，反映了管理层履行环境信息披露的责任和态度，而环境信息披露指标设计是否合理，影响信息披露指标能否反映环保责任承担情况，能否为国家相关部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依据。根据环境信息披露指标，运用上市公司数据，分析该指标设置的合理性，能为今后环保指标设置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沪深A股高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与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关系
政府的环保法规政策、监管力度以及制定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标等因素均会影响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而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也会影响到沪深A股高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形象和股价。
（一）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影响
1.影响上市公司形象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中高收入国家，达到9462美元。根据相关研究，随着公众人均收入的提高，利益相关者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增加，促使上市公司为打造绿色企业形象，而积极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分值，无疑是一种较好的宣传手段，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形象。
2.影响上市公司股价
Margolis等对西方金融市場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较弱，但是对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进行细分时，发现正面的环保信息披露会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分值，会得到股票市场投资者的认同，能够带来可观的超额回报率。所以，上市公司从股东回报角度出发，一方面，积极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披露正面环境信息，使股价上涨，提升股东回报率;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股价暴跌，规避股东利益由于企业负面环境信息披露遭受损失，可能会选择承受道德风险，进行不完整或不合规的环境信息披露。
（二）影响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因素
1.环保法规政策
毕茜、于连超等的研究表明，我国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提高了企业特别是重污染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增加了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可信度[1]。同时，税收政策对于重污染行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能够起到积极的控制和促进作用。我国2015—2017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分别为8806.30亿元、9219.80亿元、9538.95亿元，占同期GDP的比重分别为1.28%、1.24%、1.15%。根据国际经验，当该比例达1%～1.5%时，可控制环境恶化的趋势，我国目前仅仅处于控制环境恶化的状态。
2.监管力度
环保投入有投入大、回收期长的特点，企业面临绿色研发成本过高的问题，而我国普遍存在监管力度不足、处罚太轻、环境违法成本过低的现象，导致企业宁愿接受处罚，也不愿意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更不会积极进行环境信息披露，这直接影响了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3.信息披露指标
环境信息披露指标设计的合理与否，影响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质量。国内学者何丽梅利用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中的环境绩效指标，对中石油提供的环境报告进行分析和研究，发现其披露的环境信息不完整，定性指标多于定量指标，导致利益相关者无法通过披露的信息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做出科学决策。因此，设置合理、统一、强制的披露指标，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质量影响至关重要。
二、研究设计基本情况
首先，选择可能对企业行为和国家相关部门宏观经济决策有帮助的要素作为解释变量，先通过描述性统计了解样本基本情况，然后对样本进行相关性检测，测试解释变量是否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如相关则可能对企业行为及宏观政策产生影响;如不相关，则指标设置存在不合理之处。对解释变量中定类变量，通过软件转化为虚拟变量，最后选择对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有相关性的解释变量，通过分层回归，反映不同解释变量对环境披露指数变化的影响程度。
（一）数据来源
笔者所取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由11类二级指标构成，满分17分，相关统计数据，来源2015—2017年上市公司年报、公告、社会责任报告、环保行业分类标准等，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得分越高，表明信息披露情况越好，具体指标设置及分值比重见表1。 依据以下规则对样本进行筛选：
1. 亏损企业财务风险较高，故剔除亏损企业;
2. 剔除实际税负小于0或大于1的公司，以避免异常值影响;最终保留16个行业，219家企业，657个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如前文所示，统计2015—2017年上市公司相关公开资料，结合表1中指标及评分标准，对上市公司进行打分，得分越高，表明信息披露越充分。
解释变量：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选择了若干解释变量。各解释变量是否与被解释变量存在关系、存在什么样的关系，通过后续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
1.实际税负，假设所得税税负对信息披露指数会有影响，将之作为自变量。实际税负计算方法有多种，笔者选择将当期应交所得税/息税前利润，作为计算实际税负的依据，其中当期应交所得税=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同时为了消除有息负债对利润的影响，选择息税前利润作为分母。
2.总资产报酬率（息税前利润/平均总资产），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环保设备的购置，会增加企业总资产，而环保支出会减少企业的利润，会导致企业总资产报酬率降低。环保投入应该会影响企业行为。
3.存续年限（息税前利润/平均总资产），数据所在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考察企业在市场中的存续时间。
4.企业规模（平均总资产自然对数），对企业平均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5.所有权性质，非国企为0，国企为1。
三、样本数据描述性分析
（一）环境信息披露指数
2015—2017年，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分别为6.23、6.80、7.84，三年来逐渐升高，反映出污染行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逐渐好转。原因如下：一是近年来政府在环境管制方面的监管日趋严格，社会公众关注度不断提高，企业被动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二是企业认识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能使企业声誉提升。但是从指标值的大小可以看出，尽管平均得分逐年上升，但与满分（17分）相去甚远，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还需加强。
（二）全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
根据全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最低分0分，最高分为17分，且有一半企业分值低于7分，波动性较大;税负方面，平均所得税税负为16.6%，低于法定税率25%，原因除去税收征管，还有税收优惠等;所有权性质方面，样本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为42%;而企业存续年限指标反映出样本企业存续年限存在较大差异。
（三）行业分布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方差分析
由于原行业分类过细，造成某些行业样本量过少，因此在软件中对原16个行业的数据标签及数据编码进行了重新定义，分为7个行业，情况如表2所示。
方差分析显示，不同行业样本对于EDI信息披露指数均呈现出0.01水平显著性（F=12.72，P=0.00），意味着不同行业样本对于EDI信息披露指数均有着差异性。查询可知，0.06<偏Eta方=0.105<0.14，0.25
从表中可以看出，税负与总资产报酬率，不论是Spearman相关，还是Pearson相关，得出的数据均表明二者与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下称指数）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原因是指标主要强调披露义务，而税负与资产回报率高低，对于信息披露是否充分在逻辑上不存在必然联系。指数与所有权性质、企业规模、存续年限存在0.01水平显著正相关，表明国有企业、规模越大的企业、存续年限越长的企业，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也越好。存在显著性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4，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2]，这将通过之后的实证检验证明。
四、分层回归分析
本次分层回归分析共涉及4个模型。模型1中的自变量为企业规模，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存续年限，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所有权性质，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虚拟变量食品、轻工、制药、能源、建材、冶金。模型的因变量为：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回归结果及分析结论如下：
（一）企业规模对EDI信息披露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从上表可知，将企业规模作为自变量，而将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模型R平方值为0.113，意味着企业规模可以解释EDI信息披露指数的11.3%变化原因。对模型进行F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F检验（F=83.594，P<0.05），也说明企业规模一定会对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产生影响关系，以及模型公式为：EDI信息披露指数=-15.870+1.003×企业规模。最终具体分析可知：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值为1.003，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9.143，P=0.000<0.01），意味着企业规模会对EDI信息披露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即企业规模越大，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越高。因为，资产规模大的企业相较规模小的企业，需要更高的管理能力，对环境变化的调整、适应能力也更强，受到的关注也更多，因此信息披露也相对规范。
（二）企业存续年限对EDI信息披露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针对模型2：其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存续年限后，F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p<0.05），意味着存续年限加入后对模型具有解释意义。另外，R平方值由0.113上升到0.127，意味着存续年限可对EDI信息披露指数产生1.4%的解释力度。具体来看，存续年限的回归系数值为0.084，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3.265，P=0.001<0.01），意味着存续年限会对EDI信息披露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即企业存续时间越久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越高。因为企业成立时间的长短，反映企业的生存能力。目前，企业社会责任被社会各方所关注，虽然环境信息披露充分并不表明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就多，但规范披露环境信息，则是履行好社会责任的前提，历经长期市场博弈的企业更清楚这一点，故环境信息披露越好，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越高。 （三）所有权性质对EDI信息披露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针对模型3：其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所有权性质后，F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p<0.05），意味着所有权性质加入后对模型具有解释意义。另外，R平方值由0.127上升到0.135，意味着所有权性质可对EDI信息披露指数产生0.8%的解释力度。具体来看，所有权性质的回归系数值为0.844，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2.402，P=0.017<0.05），意味着所有权性质会对EDI信息披露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即与非国企相比，国企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比非国企要高。因为国有企业对国家环境法规政策变动的反应更加敏捷，更加明显，由于所有权的特殊性，要求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更加规范地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成效也更快。换句话说，国家的环境法规政策对其环保行为的促进更大更快更有效。观察不同的行业，信息披露最好的能源行业中只有一家非国有企业。而较差的化工行业中超过70%是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经营相较于国有企业更加灵活，也更符合经济人假设，倾向于披露对企业有利的信息，而掩盖可能给企业造成利益损失的信息。
（四）不同行业对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产生的影响不同
针对模型4：以频数最高的化工行业为参照，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虚拟变量，即食品、轻工、制药、能源、建材、冶金后，F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p<0.05），意味着食品、轻工、制药、能源、建材、冶金加入后对模型具有解释意义。另外，R平方值由0.135上升到0.157，意味着虚拟变量的加入可对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产生2.2%的解释力度。具体来看，食品的回归系数值为0.176，轻工的回归系数值为0.722，制药的回归系数值为0.321，但是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意味着食品、轻工、制药行业不会对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产生影响关系。能源的回归系数值为2.097，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2.890，P=0.004<0.01），建材的回归系数值为2.251，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2.961，P=0.003<0.01），冶金的回归系数值为1.294，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2.059，P=0.040<0.05），意味着环境信息披露表现化工<冶金<建材<能源。多元线性回归结果，与分层4回归结果一致，其中VIF指标显示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
（五）实证分析的总体结论
由于实际税负、总资产报酬率等可能影响企业环保行为，政府宏观政策的指标与信息披露指数不相关，反映该指数设计存在不合理之处。该指标不能作为反映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履行情况的主要指标，影响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可信度。
五、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可信度的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既然政府的环保法规政策、监管力度以及制定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标等影响环境信息披露指数，那么国家、环保机构、企业就应该各尽其责各尽所能，从环境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合理性、时效性等方面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指数，增加可信度。
（一）从规范性入手，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可信度
我国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的法规还不健全，缺乏统一性、规范性、强制性;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方法和模式不一，缺乏严肃性和数据支持，故各方都要努力。首先，从环境责任主体来看，国家财政收入来源于居民及企业，理应承担相应的法规政策制定、执行、监督，对环保违法行为处罚，对于公共区域环境维护、治理等责任，应完善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环境，使环境信息披露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也应及时披露环保投资增长率、环保规划与治理的相关信息。国家应加大环境信息披露的广度与深度，让行业有奋斗目标，企业有努力方向，人人有环保意识。同时，应提供配套补贴政策，增强对环保企业的金融支持。其次，重污染行业所属企业，作为污染产生源头之一，对环境产生较大影響，也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增加环保治理资金的同时，应规范行业信息披露标准，树立行业标杆，对标找差，及时规范完整地披露环保治理具体目标，治理措施、治理效果等相关信息和必要的数据支撑，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可信度，使信息使用者得到有效信息，政府得到充分信息，金融投资者得到准确信息，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义务向法定义务转变，切实贯彻落实绿色发展战略。
（二）从合理性入手，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可信度
探讨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初衷是发现税负与环境信息披露的相关性，寻求如何从财税政策入手，改善环境。但数据分析显示，税负与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不相关，原因在于解释变量评分标准的设置均为是或否等定性评判标准，如果把评分标准中的环保技术开发、环保设备购入、环保处罚单独拿出来与税负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是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但解释比例较小，加入其他定性指标之后，结果就变得不相关了。比如，某企业参照评分标准，后一年披露的内容完整性明显多于前一年，会造成其环境信息披露评分大幅度增加。但很可能，环境保护投入在减少、环境处罚在增加、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不增反降。指标结果可能误导利益相关方。再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上市公司没有被环保处罚，自然在这一指标方面没有环境信息披露，那么其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就低了。以上两个例子反映出评分标准设置不合理，过分强调披露，而忽视与环境保护责任的关联。一是要改进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增加环保投入增长率、环保处罚变动幅度、环保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等指标，而且要设置若干等级，不同等级设置不同的分值。这样才便于进行横向、纵向比较。环境信息披露才能与企业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挂钩。二是评分标准要与财务信息建立关联，使得信息披露与税负等指标存在相关性，方便政府部门通过财税政策调节企业环保行为，将企业利益与环境保护更好地捆绑在一起。
（三）从时效性入手，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可信度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缺乏预见性和时效性，披露的主要是已经发生的过往信息，例如：环保技术开发设备购入、环保补助资金奖励、排污费环保人工支出、诉讼行政处罚、环保处罚重污染名单、污染排放浓度种类数量、消耗资源节约资源数、污染排放达标情况、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所以，上市公司要及时对重大环境投资项目提供相应的成本效益分析和财务数据的支持;要对可能产生的污染后果补充必要的前瞻性的解释说明;要及时发布环保资金利用情况的定量信息描述;要加强对存续年限短的小私企的环境信息披露的督促与监控，提高针对其实施环保行为的政策与金融支持。这样信息使用者能够借助已披露的环境信息全面了解企业的现状和对未来的预测。鉴于社会公众监督可能缺乏专业能力，国家相关部门也是人力有限，不可能对所有企业信息披露情况进行详细检查，为了保证信息的时效性，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对大数据进行分析，识别异常数据重点检查，提升政策实施的效率和效果。对于不及时披露、违规披露的企业，要加大惩处力度，违法成本要足够影响企业经营活动，这样才能避免企业选择性披露。反之，对于规范披露且充分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要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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