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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67年8月初，兰州大学派人来子长县找到赵通儒，请他提供西北党史相关材料。赵通儒应约写下一批材料，目前共收集到31份，其中人物材料27份（本刊去年已陆续刊发），综合性材料4份，即本文及上期刊发的《陕北党与团特委简况》。本文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手稿原件刊印。
关于吴家寨、杨家园、马家坪战斗材料
1967年8月13日
一、作战日期
事已32年了。农历，公历，一时记不清楚。但有下列证明，可以查出确实日期。
1、“五一”之前，我已入城。“五一”，玉家湾由西北军委、党陕北特委、陕北省苏，共同在玉家湾召开“五一”纪念大会。赵仰圣，“五一”或“五二”把大会的传单带进城，夜间，仰圣已出城，城门已关，在十时后，仰轨同三叔父赵明德及友好革命青年，散贴传单于敌人寨门、街巷。次日，天刚亮，敌发现传单，清查户口，至午始毕，未找出贴散传单之人。我在上午九时十时，还睡未起床。
2、玉家湾开祝捷大会是“红五月”的一个纪念日，不是“五七”就是“五九”。记得我曾心中想：“今日，原为廿一条国耻纪念日”。“五一”，“五四”，确已过了。“五卅”惨案还有二十多日。
3、玉家湾开祝捷大会在第三日。第一日上午八、九时，早饭后，我同敌军由城内动身。一小时十里。十一时，十二时，快午，刚午，到吴家寨开始响枪。敌由闻声返跑到中湾，才五里，跑步，二十分，半小时，全部交枪。逃入城者，骑马半小时，四、五十分钟，跑步一时，一时半，一二十人，三马一驴先回城。（闫文旌一马。徐克钜一马。营长或副营长一马。我的毛驴一，已成光毛驴，行李、驴鞍皆被我扯下。徐之“被包”先被我扯下马，弃于路旁。战后找回徐我两人行李。得徐之“反共”文件，西式狐皮大衣。祝捷大会，刘志丹宣布奖郭立本驳壳枪一支，狐皮大衣一件。全体将士，到会群众，耳闻目见。魏家岔，日未落，吴岱峰、吴志渊、我三人看文件、材料。）我的眼镜给还。我“被包”中的六十多元银、票还公。入城四个元宝，换了一个为银洋，钞票六十左右。三个元宝在敌“传问”我的第二日，由赵仰圣又从城内带出交志丹收了，在出城前数日。六十元原拟汇兑（连三个元宝），因三个转出，留作我用。入城前，曾约定，“丢人不丢钱，丢钱不丢人”。丢，牺牲也。结果，人、钱皆未牺牲，也未伤亡分厘。
4、农历三月初四日，为“清明”。清明前数日，我已到折家坪，折兆春店内（从1924年至1935年，我皆住此店）。清明，店主请我吃饭。我的学生（1929年清涧一高教书时的）李春萱及其父母请我吃饭。我给了由北京带回的两小册《未卜先知》。一为知姓，一为知年岁。查出“清明”为公历何日，即可算出。一般“清明”为公历四月五日或六日，多为五日。
5、我父记得，我入城为三月二十九日。拙妻谈四月八日，母亲最慌恐，被释俘虏入城。大会后，下午所释已入城了。如此，“五七”为四月六日，“五九”恰为四月八日。
6、我入城前，在苏区住了5日。来，去，加5日，共为7日。赵仰圣由特委、军委到折家坪，我俩同宿旅店一夜。晚下微雨，半夜雨止。天亮，饭后，路不泥泞。我说“雨后，好走”。1935年农历，三月大。二十九日入城，三十日为“五一”。敌怀疑我在入城三、四日后。原计划“入城，只五天，要出城”。
第一日上午开始于吴家寨沟口，大路旁之小庙内（红军，由贺晋年带四马，十人枪，开始打第一枪）初射。敌之“尖兵”一个排，西来向东，开第二枪还击。不到一小时，追到（四个骑兵，余为步兵同追）中湾，收枪。贺得轻机枪，边走边学“射击”。杨家园，敌，开枪，跑步赶来吴家寨沟口。刘志丹率主力，郭宝珊率义勇军由山上向大道攻，射击东来杨家园之敌一营。贺等返回（由中湾回原来路旁小庙）加入主力战斗。作战二时左右，消灭杨家园来敌。下午全军回驻魏家岔，日尚未落，阳光在半山，约下午四、五时或三、四时也。次日上午，消灭马家坪，绥德来之敌。第三日，早饭后，上午开祝捷大会。午后，会完，入瓦市俘虏不用天晚，即二百多人入城了。下午我向玉家湾方向走了。
二、作战位置
1、按刘志丹的计划，“五一”在玉家湾开纪念“五一”大会，已准备在绥、清、安（子长）这条路上，选择战场，要打一仗。我由绥至折家坪，由折家坪至阳岸（特委在地）时，杨家园尚未驻下敌军。我入城之日（三月二十九日，五一前二日），尚未有敌驻杨家园的消息。我入城后，城内之敌，未有一班出城。杨家园之敌，为东来（不知是由绥、清、折，何地移来）。我离绥之时，绥德有很多瓦市脚户、商人，许多货物，惟候有“军队”同行。在折家坪住十多日，只有由瓦赴绥德，没有由绥赴瓦。绥德早有敌送军饷军衣要有部队赴瓦消息，但不宣布何日。我入城后，敌驻杨家园，实行蒋介石“穩扎稳打”“步步为营”“各碉互应”为使夏衣、军饷“妥善”到达。敌送我出城之部队，行前宣布，只到杨家园，互相“会哨”。（西来，东来，各相交、接。各原返。）志丹，计划打杨家园？打瓦市出来之敌？由参战者提供材料。
2、按我个人的计划。早在天津、北京未动身前，已分析、估计到，要冒生死危险。我已知道红军游击队在瓦市东门外，糖房硷（今河东村，汽车路必经。当年糖房之窑仍在。）拉豪绅。在湫峪沟把温三拉住了。也已知红军在距延川十里之贺家湾（1929年我由清涧到延川走过的地方），已消灭敌人84师一个主力连了。柳林，宋家川，义合，绥德，由汾至绥途中脚户，多方反映，我已早知红白交界各在何村何沟了。从折家坪同仰圣到特委、军委，同志丹、明方、洪涛、田夫、维德商谈，同认为“危险万难”，最好不入城去。又无人代。同志丹谈好，约好“在郊区祁家湾（有一堂兄，他请我吃饭，便衣游击队来一接）、冯家屯左右、附近，接我。杨家园我由折入苏区之沟口接。折家坪西门外，湫峪沟，界石堡，苗家沟接。过了折家坪，不易接了。”入城之后，仰圣每天开城门，必须到我家。下午，关城门前，必须出城，回报西北工委、军委、特委、省苏。日日未止。出城前三四日，已向城外我方传出消息：“商人，从绥德来信、电，不久，同货物回瓦市。”数十家商号得信、电，非只一二人说。敌已向我声明“同部队走”。且，日、夜、午试我数次。每试一次，我向外有专信。仰轨向馍铺、面铺，每日侦察敌军买面、馍（行军干粮）消息。绥，瓦，皆传敌有“大官”来瓦，实为妇女。瓦市客店由敌军“号字拟占”，表示来人要住。 我出城前，仰圣已到我家。我出城向河东、湫沟走，仰圣向冯家屯走。山头已步步有人打信号转传。志丹得我信，每日每次，不会不有布置。仰圣密言：“‘五一’会后，主力未他往。”夜间，月下，我借小便，看到三二十里附近有“尘雾”（为大兵屯伏气象。千人万马在山沟山头行动，晴夜月下，三二十里可见黄尘如雾。）判定战场不远。作战前三、四日，我为赴约，一次按原计划，堂兄请吃饭，因游击队未到，未能如计而行。一次，我借口出城给岳父祭坟，已过县河，也因游击队未来，同行妇女小孩多，又未能实现。出城之前三、四日，我已将自己的“被包”、毛驴备好，只等敌人来人，一声说“走”，立即动身。全家老小、男女、院邻，均知。仰圣亲目、亲手经过“被包”，不只一次，早将我戴什么帽，穿什么衣，眼镜，鞋袜，种种可作符号者，皆已传出，准备、防备万一途中，战争被敌伤、残、死，还要认出，找到。
1918年八月二十六日晨，我才虚10岁，不足8岁，坐在炕上，流弹在头顶二三寸处经过。因此，对我而言，1935年出城战争，精神准备相当多、久、周。意外种种，都想到，备到。后来证明“跌倒”及“实境”，还要“应变”，不能固步自封。如毛指示：“坚决对敌，丢掉幻想，从实际出发，战斗到底！”是唯一途径。
主要，是红军上下，英勇，认真作战，取得胜利。
三、指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工作委员会，陕北特委，陕北省苏。战前开会，这四个机关。
总的计划、命令、指挥人：刘志丹。
参加部队及主要负责人：红26军，红27军，红84师，红42师，老三团，红一团，红二团，抗日义勇军，九支队，赤卫军，少先队，XX支队，XX支队。
刘志丹、高岗、张达志、吴岱峰、杨琪、杨森、王世泰、贺晋年、李仲英、贺吉祥、路文昌、郭宝珊、吴志渊、高朗亭……。只负伤者廿余人。
四、战果
甲、全歼敌三个主力营。战场打死敌两个营长。出城之营长骑马逃入了城，同徐克钜及闫文旌（86师，军需）。打死敌连长六，俘二。出城的四个连长同先逃入城了。战死敌士兵、班、排长，约二百名。沿途，三个战场。战尸，在王家坪（吴家寨附近）及马家坪（丹头附近，杨家园往东）两战场最多。出城之一营，沿途死不到十个。缴获步枪千二百支，短枪近50支，轻机枪60挺，子弹十几万发。迫击炮二。敌三千人的夏军衣、衬衣。敌一个团三个月军饷银洋数万元。军医三人（护士，二）。一团人药品（三月量）。收音机（七灯）一。风琴一。五百烛光汽灯二。士兵俘获千余人。敌团长、营长、军医官的女人三名。缝纫机二。商品六百多驮。商人二、三十人。……。
乙、三日内，自动参军的青年农民近千人，红军迅速扩大。白军士兵，志愿参加红军者二百多人。
丙、战后未及一月，驻安定敌一营，自己逃入瓦市。永坪一营同。延川一营，逃入清涧县城。我得安定、延川两县城，永坪一镇。
丁、保安（志丹）、安塞、安定（赤源、秀延。只留瓦市一据点）、延川（延水县）全境，清涧（只留县城）大部，延安一部，延长接延川地区，靖边接赤源地区，七县的赤色苏区根据地，由不固定的游击区，成了巩固的大块，纵横千里的“红区”。有近三十万苏区赤色公民。乡、区、县干部、人民兴高采烈。游击队、组，如雨后春笋，日增月盛，声威震动国内外。敌军死守据点，一个营也不敢出动了。
戊、红军的武器、衣服，超过了86师（井部）。士气、供给超过了困守瓦市、清涧之敌。（夏衣未到。我已先着）
庚、给瓦市、绥德、清涧、延安四个城内，各送入二百多俘兵。敌大恐慌。白区人民，不再相信敌军欺骗宣传。
五、群众反映
甲、红军无敌。
乙、自动参军成了浪潮。
丙、慰劳络绎。
丁、游击队活跃。
戊、开辟苏区之风突起。
己、党、政、军、民，主动对敌斗争，不再只逃。
庚、分田高潮。
辛、开始苏区建设（政、教）。
壬、歌颂党，红军。
癸、捷报飞传。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内蒋匪帮忙调兵遣将。
赵通儒 追记
应甘肃兰州大学
西北革命史上应特写的史实
1967年8月31日
毛主席、党中央统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全体将士，到瓦窑堡歇脚，出师抗日，是中国过去六千年历史总结，新中国共产主义，今后亿万年开始的大事，应该专记专写。
西北地区，从1924年有党有团，到1935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地方、局部到西北、华北、华中、东北、全国，联系，成为一体，1935年是个关键。1935年是西北屡败屡起，终得大胜利的一年。是十年之苦的成果。不提其他，只就战例、战史，应把下列各次胜败记录下来：
一、贺家湾胜利（离延川县十里处。北门外）。歼敌84师一个全连。
二、攻克安塞吊儿沟、安定蟠龙天字塬、安塞李家塔、保安永宁山，六县地主民团寨子的胜利。
三、解放靖边县，歼灭86师屈营全部。解放延长县，歼灭84师汪进河（堆子梁人，带伤被俘，释放。1942年，他在家给侄子结婚，我参加婚礼，令他去“劝高桂滋”，毛主席已出《新民主主义论》，还要发表《论联合政府》，抗日胜利后不是蒋介石一家的天下，“不要只替蒋介石送死”。贯彻毛主席孤立蒋介石，爭取杂牌、中间实力。）骑兵连。城外歼灭延长李鸣梧的本地民团。
四、打横山。是个失利的例子。高岗的主意。没打下来。我军已攻上城，大多在爬上城墙之际（正爬城），敌由榆林的援兵赶到（1939年，我在新三师碰到1935年从横山赴榆，给敌搬援兵的日行二百里送信人。白海风收养二人。）致将上城红军赶下来。在我军，因在大胜之后，未得如愿，便目为“战败”。
五、吴家坪，杨家园，马家坪，5月7日8日三战三捷。 六、慕家塬，歼灭晋军王靖国、杨爱源、孙楚三个军的三个师。把阎锡山从辛亥到1935年，独霸山西，统治山西24年，号称“全国模范省”（境内无动乱）的威风给戳破，杀下去。打烂阎之纸老虎。阎在蒋冯阎战争中，没有损伤实力，主力。政治上失败。军事上，冯系的兵力和高桂滋等杂牌在第一线作战，阎系兵力在河北、豫北后方，得到冯、高败讯，阎即回师山西，实力并未损减。此次为阎一生中，最大失利。阎在辛亥时，只一个营，响应武汉、陕西，驱满室将军，胜利，二十多年，不只独占山西，实力伸向绥远、陕北、河北。大革命高潮出现，——1926年，投机，得到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兵力，地盘，仅次于冯（二集团），优于蒋介石（一集团，初出师，新兵，地盘未固，兵力小，财，政，皆茫无头绪）。也是阎在山西统治坍台的开始。给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东征”及“骑黄河，打游击”的抗日八年，开了门径。
七、劳山战斗。25、26军会师后，合力打垮奉军，促张抗日开始。东北军，张学良，王以哲，高福源，……抗日决心，是毛主席、党中央，全国主力红军到陕北苏区后，毛亲自指挥黑水寺，消灭东北军三个主力全师，俘获王卓超（政训处主任）、高福源（团长，张学良的勤务出身，亲信于张学良父子两代），促成的。
毛主席亲自写了《致军长董英斌书》，《告东北军书》，提“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劳山战役，给西北苏区，西北红军，作了个对东北军“旗开得胜”，“强大的敌军，是客”，弱小（装备，人力）的红军是“主”，尤其奉行毛主席“山地，独立，自主，游击战，有便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伏击，袭击”“歼敌主力”“出敌不意”的战略战术，取得胜利。伤亡、损失小，俘获、缴获多。“消灭了敌人，壮大了革命主力”。
八、其他许多战史，皆应搜集。东征，西征，不胜枚举。
九、一些有关军政大方向的大会，如玉家湾祝捷大会（5月9日），永坪会师（中秋节），瓦窑堡解放大会（农九月七日），瓦窑堡欢迎中央毛主席入城式及招待会（冬），东征出师大会，西征誓师高级干部大会，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发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党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民民主共和国决议会议，……均应专题专记专述专录……。
十、另外，瓦窑堡对敌空袭的“防”“战”“打”（用步枪打敌机）。“马兰造纸”（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开端，经验）。毡帽，毡袜，毡手套，毡鞋过冬（自力更生，因地因时制宜）。棉衣。纺毛，织毛布（自力更生）（战胜困难）。释俘（团结全国，争取胜利）。开始“用煤油灯，蜡”，“使用办公室”，“办公桌”，“坐席吃饭”，“从容开会”，“白天防空袭，夜间开会，办公，写印文件”，“有前方，有后方”。都值得记录。
十一、周张延安密会。张学良专到延安，要求中央有主要人会谈。周恩来副主席受毛主席任命，专程亲赴“延安”（金沙滩），深入虎穴（当时，十年内战，赤白对战。红军干部相见尚各带短枪。红白会见，尤其红军人员到白军中去，初开，破天荒，第一次。）捉蒋关键。
十二、丹头血案。后桥惨案。
1946年前，因战争，无暇写。1949年至今，因敌牢伤了头脑、耳、目、体力、记忆力，无可能及条件写。1964年至今，由于走资派残余，弄得我足足三年同疾病同琐事纠缠不清，抽不出手。今后，在可能时，当尽绵力，记我所知。
兹先扼要，列出头绪，供参考。
关于张汉民旅的材料
1967年8月31日
1916年，陕西的“非法”武装以郭坚等为最著。郭死之后，在陕北“横行”的，有曹老九、卢占奎（绥包）、李清兰、杨虎城诸部。他们自称是反对陈树籓、陆建章等陕西的新统治者。民间则流传称“土匪”。
陕西辛亥革命，由张凤翙为首（留日，清，光绪，首批），篡到满清新军（袁世凯训练用步枪，废弓箭、刀、矛）一个营长，响应“武汉起义”，杀掉“满城”（大革命时称“红城”，解放称“新城”）满族“将军”及其部众、家属约万人左右。任“民国”首届督军，成新统治者。为汉人代满人统治全陕之始。
张得权后，忙于“坐官”，“存钱”，被陈树籓勾结袁世凯，“拥袁帝制复辟”，用“宫廷政变”“公文手续”，“下呈上批”，把张的“职权”，夺去。袁用“大总统”“中央”一令“免张职”，一令“任陈继”。陕西开始反袁反陈而大乱（1915年起）。
反袁反陈部队“攻城”，“抢劫城市巨商巨富”，“奸淫妇女”。不久占城市。对旧官吏绅士，碰上谁，捉住谁，要一笔钱，数目不定，也不问穷富（官绅中也有没钱的穷者。初到职的官，手中尚无钱。绅士有穷秀才或者破落户）。
最初，郭坚之流，虽无明确政策，还标榜“反袁”“反陈”，专找驻军队的城市，消灭“陆军”（陈系），占城后，找些银钱、绸缎即走。对乡村，对四民（士、农、工、商）不动不惊。沿途公买公卖，给物价比当时当地高数、十、百、倍。穷小商贩，得意外“暴利”，民间称“土匪抢人”，“下流人发洋财”。
郭死后，大小城镇，开始了“防御”建筑、工程，不易攻取，曹、卢、李、杨，完全同“流寇”一样，“流窜”森林田野中，在深山老林中，飘忽无定，派小部、小股，到乡间去“绑架”地主、富农、商人、新发户，“有名”点的“本人”或其“子弟”，名曰“请财神”，民间称“绑票子”，“勒赎”。实是“要钱”“筹款”以支“军用”。军行所至，“鸡犬不宁”，“十室九空”，“人多逃亡”。“官军”也不去打。有人三报五请，送礼物，给钱，带路，才去出“报案”“绑票”的地区，查究一下，或“追踪”一番。但，事后，“报酬”又不少。实际，“哥老会”活动于“兵”“匪”之间，给双方皆通风报信。形成“官军”“土匪”，都是“财主”“花费”。“哥老会”从暗中得点“饭余”“牙慧”。演成后来“民团”兴起的根由。
最初，杨部以其乳名“楊九娃”出名。在陕北延属荒山森林中流浪。1918年后，留日学生惠又光为之策划。北京参众两院议员因“护法”“护宪”之争四散。关中参议员“寇遐”之流到河南活动“胡笠僧”（留日，反袁反陈而兴起，入豫，得军政权，形成势力，为割据一省的新军阀了）。惠、寇又结合在朝在野、青年学生，对北京的“中央”，西北的“地方”，想得其“政权”。惠给杨任参谋长，“合纵连横”，拉杜斌丞，疏通井岳秀，促“杨井会晤”榆林，商洽“问鼎”西安。开始不叫“杨九娃”，用“杨虎”“杨虎城”流传朝野。 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在北京，西北的共产党人，李子洲、魏野畴、刘含初、耿炳光等，结合杨明轩、杨钟健、王子休……在北京半公开半秘密（对北京政府，实全密。社员间半公开）筹组“共进社”，出刊《共进》半月刊。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最高领导人及幕后决策者。最初《共进》的稿子还请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给批改、审核、定取舍。以《新青年》（陈李主持）、《语丝》（鲁迅主持）为蓝本，为样板。一方向西北文教界传播马列主义、革命思想、新文化、新科学理论，一方研究西北（以陕甘为主）地方实际政教改革，革命实际问题，代表西北共产党人之主张。
1924年，“杨井”“同居”榆林。杨为“寄井篱下”，不甘仰其鼻息，不乐受其“杯水”“车薪”。（井月给杨五千元，维持伙食费。井曾给曹锟拜“干儿”花了百万银洋贿赂，买得“陕北镇守使”，1922、23年事。）井愿杨早离陕北，独占安享23县军政权。
全国反曹吴“军阀混战”，西北“驱刘镇华出陕”，“迎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运动兴起。中共绥德党与团特别支部，专派李子洲烈士，用四师校长名义，借为四师经费赴榆之便，“促杨南下”“驱刘”“夺陕”。又派王懋廷烈士、白明善烈士，以四師球类竞赛与榆中联欢为名，筹组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建立中共党团支部，“迎孙”“驱刘”，众弩齐发，开始革命，冲破榆林明清两代五百多近六百年之封建统治。
当时，我们也曾研究到“杨未必能取得西安”，“杨得西安、关中之后，共产党也未必能得权得势得力”。但，为使“陕局”，刘镇华的统治，先乱，先坍。“利用杨去打头阵”，“碰”，“也要的”，“必须”，“非此不可”。
此时，我们年幼的中共党团员，也已意识到“陕西归了咱，革命成了功，多好！”可是，讨论到“怎样拿到陕西？”“如何治陕？”“谁干啥？”“对北京、全国、全陕、各县、士农工商，七十二行，三教九流，怎办呢？”谁也拿不出具体办法和主张。翻看中央文件，只说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召开国民会议！但，共产党人，谁去带兵打仗？谁主政？没一字。
1925年冬初欢送杨南下，我们不得不由李子洲烈士出面致欢迎欢送词时，称之为“杨司令”。我在学生代表致欢迎欢送词中学“校长”称“希杨司令捷报早来”，引起人人目瞪口呆，表示“师生二人这样称呼”，万一杨及部下战败，怎够个“司令”呀！
中共绥德党与团地委，抽调马明方等四人，专到杨部工作，企图“改造”其部队为革命武力之一。
1926年，西安解围，史可轩全部，冯玉祥的主力，刘伯坚、杨明轩、李子洲、魏野畴、刘含初、耿炳光、曹趾仁……苏联顾问团，蜂拥入西安。冯系政客忙“坐官”，当省政府厅长、委员。共产党人忙“教”“报”“开会”“党部”“工、农省协会”……
县政权，数派乱抢。刘治洲委县长，李云龙派委员，杨虎城任命知县，冯玉祥命县长，于右任也委县长。关中，汉中，各县，原来刘镇华、吴新田放下的“知事”，恋栈，不走，不交。新到的刘、李、杨任命的坐轿来要“接印”。冯、于任命的骑马或步行、坐马车来，登堂自尊，要开审问案，不管什么“印”不“印”，“交不交”。一个县衙，六位“县长”，你是我非，争执不休。冯总“马弁”一到，五位“滚蛋”，冯任独留。
陕北，直至1927年农历二、三月，只来一位韩卓儒，未先到榆林去（1926年前，西安督军、省长任命的陕北23县县长，不论谁，先到榆林拜见道尹、镇守使，花了钱，才能去就职接印，办事，当官。有住榆二、三年，因化贿未妥，不得到职者。）迳到绥德，由中共绥德地委遣常汉三，以四师校长名义，引韩见旧县官，申明“韩县长（旧称知事）是省党部、省政府任命来的。”（省党部和省府给常同我事先有信到。陕甘区党委、子洲给绥德党团地委有信。常继杨明轩为陕北国民党特别区党部常委、主席，我继李子洲烈士为陕北特别区党部监察委员会主席，又是省党部监委委员。子洲，中共陕甘区党委组织部长，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会主席。国民党员当县长，1927年，由省党部及省监委认可、同意。省党部及省监委当时，中共党员占多数，且权力最大。中共党团更操纵一切。）旧知县不得不卷起铺盖走。韩刚到职，就碰上我们给“李大钊等卅二烈士开追悼会”，并“公审吉镇马团总”，参加大会。会后，接受我们“审”过的“团总”，拘留起来。
杨虎城部，从1925年起，特别从1926年西安魏野畴任政治部主任起，打入不少党团员，在杨之各部均有中共党团员工作。
张汉民旅，是杨虎城离陕（1928，1929年）后，由皖又回陕后（1930年）才扩充下的。在杨大扩充时，李子洲烈士虽已牺牲，中共陕西省委尚未遭大破坏，省军委在史唯然、阎揆要……许多人坚持下，陕北特委、军委及陕西省委、军委，给杨部及张汉民旅打入不少做士兵工作的人。焦维炽、史唯然，曾亲到该旅活动过不只一二次。
1925年，杨虎城才二、三千人，名声很大，实不足一师。1926年西安解围后，1927年大革命高潮时，虽冯、于不许杨发展军力，杨在“穷困”之际，仍力事扩充，也才不过万把人，以孙蔚如、冯钦哉、赵寿山三部为主，另有一些附属部队。
从安徽回陕，乘冯系倒台离陕之际，大事扩兵。取得陕西军政大权名义之后，抓取关中、汉中近八十县地盘，“放种鸦片”，“私买外国军火”，自设华阴兵工厂，制造步枪、手榴弹，“卖县长”（为筹钱），对陕北军政权由井，每亩鸦片向省府（杨）交十五元，年交百万烟亩款，互不侵犯。（人民每亩出五十元负担，杨之（省）十五元为县长绅士公认。井要每亩廿五元。地方民团、收征、杂支、行政（县长的）开支，一切在内又十元。全年烟亩征款为县政财政收入百分之八十以上。田赋（土地税）只占百分之十（人少地广的县）。人稠地缺之县，土地税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禁种。粮缺。绅士不许种。县长、农民也不敢强种。——只绥米而已。）“向甘肃（青海尚未建省，属甘）宁夏，扩充地盘及兵力”。
杨虎城在1930年至1933年大扩兵，搞“大西北主义”时代，中共陕西省委、甘肃省委、宁夏省委、陕北特委，为了“再搞武装”，为了“往起搞苏区”，“往起搞红军”，“扩大红军”，一切地下党、秘密党团员，把“拉兵变”、“搞士兵”工作，当主要工作。 刘、谢等赤手空拳时，初开始也不得不从“拉兵变”、“瓦解民团”、“改造土匪”先弄一点手头基本武力，接着掩护农民“抗粮”、“抗捐”、“抗债”，进而“打富济贫”，更进而“打委员”，“打税吏”，“打征粮人员”，“打差役”（收款人员），“拉土豪”，“打贪官污吏”，逐渐到“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贫农会”、“赤卫军”、“游击队”，“扩大红军”，“扩大苏维埃”，“反围剿”……。
一切赤手空拳，愿意革命，想投笔从军的青年、革命志士，在“清涧”“渭华”“旬邑”“柞水”“武字区”“照金”……失败之后，为了找枪，为了“再往起搞”，不得不到能去的旧军队中，乘其扩军用人之际，（1927年以前，西北，要当兵入伍，还要富商担保或士绅介绍。怕通土匪，拉枪，或借兵为非作歹，仗势欺人，生是非，闹乱子。）自己一人或数人，报名即可。有的也要朋友、同学、同乡、哥老会拉拢才行。
1928年后，有些军官，已注意考察“是否共党”，“怕共党”，“不收共党”。有些只为扩兵，也非国民党或受国民党欺骗者，并不太注意“共党不共党”。
杨部最多在六、七师时代，杨虎城本人，受过冯、于排挤、压抑，同李子洲、魏野畴共过甘苦（1927年）。他认为“渭华”是“反冯”统治，对他本人并无冲突利害。
杨明轩、常汉三、杜斌丞，从1930年起，在他左右。杜搞了一场“全陕清乡督办”，要往起搞“保甲”“团防”，毫无成就。杨、常根本反对搞“旧”事“旧”名堂。杨、常以“革命”“反蒋”“反帝”“抗日”劝杨。“九一八”后，杜也以“反日”劝。
因而，杨虎城本人，虽被多数地资、“拥蒋”分子“包围”“拉”，对杨、常不加害、斥。常在徘徊、犹豫于“革命”“反革命”，而紧抓一点“军力”不让人。
蒋介石的信使邵力子，来陕，既争去了党、政、财大权，又在“限杨扩兵，扩地盘”。在蒋系特务、政训人员、党务人员，打入杨部后，杨部的秘密党团员被“清洗”、“逮捕”，被迫“自首”、“叛变”、“腐化”、“堕落”不少。王泰吉等起义，也是在“特务”迫害开始之际。张汉民本人是否党员，何时入党，我不确知，史唯然可知。张部党团员不少，我只暗中知道一点消息。详情不明。有多少人？谁？无从知道。
我只知谢子长烈士及其前、同行、其后，不只三人、五人，由陕甘，到西安，有的由西安赴上海，都须要秘密地下党及“白军”中地下党“掩护”，或给行动交通的便利，出入城市、关卡、渡口，非有“迎”“送”或“掩护”不可。“伍员”没有“东皋公”，如何能過“文昭关”？我们的“伍员”，我们的“东皋公”，不只一、二，或三、五。
关于张汉民及其部下，关于杨部其他人与党团员活动，存的人还不少，可以一一查究明白，查究出来。
据我所知，陕北人，从1927年到杨牺牲，去杨部当兵或谋职业生活、出路的人，不只一二百人。其中不少人，直接、间接都有不少复杂关系。也不无党与团的种种牵连、线索、纠葛。
杜斌丞在不得意，只能向杨虎城说说话、见见面的时候，还有百千人去投奔，何况杨曾得过陕甘两省二百多县军政大权和率领近十万人马，风云一时的人呢？求之，依之者，岂只无业者？
1932年至1935年，陕西党，甘肃党，宁夏党，遭受很多很大的破坏。地下党差不多被捕尽、杀光，留下来不到百分之十。这一破坏，主要是蒋系特务从1931年后，跑来陕西及西北，初以“夺”杨军政权为主，继因陕北红军游击队打死“县长”，“陕甘”“陕北”“红军”，声势日涨，特务为掩护其“中央化”杨部的阴谋，也学希特勒，从“反共”开刀，向杨“献媚”，迷惑并煽诱杨“反共”才能“中央化”，才能得到“中央（蒋）”信任，才能存在、发展，如日寇对蒋施用“防共”伎俩，如出一辙。
从1931年，西北一些地资子弟，见冯阎失败，蒋系力增，才投机国民党（1930年前，简直没人加入国民党），甘当国民党的“党棍”，向“CC”、“复兴”内钻，给蒋陈（立夫、果夫）当走狗，“拉杨”“诱杨”“包围杨”“促杨反共”，给自己混省党部委员（党官）、厅长（民、财、教、建，无公安厅）、市长、市党部……。这一批（人并不多）高等流氓，专事“反共”，养“侦探”，搞“警察”，“训练警察”……破坏了我们西安、兰州、汉中及各地的地下秘密领导机关或重要负责人员。用枪杀、囚禁、判刑，以至诱骗“自首”“叛变”，以至牵连甚至诬陷纠缠（把些非党团的“四师学生”或“陕北人”加以“共党”“红军”或“红军探子”……杀害、囚禁、自首……）胡惩。
1932年后，西北党的重大损失和主要根由，是蒋系国民党法西斯反革命由南京输入西北为主。杨为自身利益，“清洗”部队，“镇压”王泰吉等，当蒋“西北反共前驱”，是彼时必然现象。
由于蒋介石要消灭“杨”“张”的军事、政治压迫，比“红白矛盾”更尖锐，更激烈，更危急，才演出“双一二”。
当时，“红军”打不入西安，张杨比谁也明白。但，蒋之“宪兵”已到西安，十多位大员伴蒋，蒋要“去张杨之官”，“要张杨的命”，只瞬息间事。张杨也算得最确当不过了。
史唯然潜伏杨部，囚到南京敌陆军监狱，最足以说明一切真相真事因果。
杨明轩对杨虎城始终未隐瞒立场、观点、主张，（1927年夏，冯、于反共，首先捕囚刘伯坚、杨明轩、白超然，杨虎城不是不知、未闻。当时，杨对报社不关心，可能对白不注意不记。1926年到1927年夏未被捕前的杨明轩，是杨虎城巴结也巴结不到的人。）1930年到1937年，杨明轩或西安或上海，主要是杨虎城不捕害。如果杨虎城居心要捕害，十个杨明轩早没命了。
杨虎城幼年穷苦时当过铁匠的徒工，思想上还留了一点“穷”根。
张学良能不知不记他父为东北“响马”“红胡子”出身（非法，“梁山泊”起家），到危急时，记起“穷”根吗？
张杨捉蒋又来同我们中共合作，根源“抗日”是当时的条件，而其本人不怕“红军”“共产”也有应有源泉。为什么，不少人同我们抗日，但，怕我们，不敢来？邓左就是“怕”、“不敢”的具体人。左协中在1938年已对我坦白“不敢同你们一起共事。”邓宝珊1947年曾怪而问我：“左等廿二军封建，中共要他们何用？”也足证明。至其不得不来，由蒋“败了”“逃了”。能同逃，不会来，如胡宗南。胡宗南能忘记他是“双一二”捉住、未杀、被释之俘？胡宗南不记周副主席如何解决“双一二”？
张汉民已死，其部队已消失。杨虎城、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中国的军阀及其附庸，都成过去。所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想依附外力或独霸一省或数省的梦，都以失败、灭亡告终。只有蒋介石一小撮，负隅台湾，依附美帝，还不甘心失败，跳梁献丑。大陆之上，只为党内一小撮，企图给坍了的地主、资本家阶级，甘作代理人，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业已原形毕露，阴谋被揭，崩溃之势已成，社会主义建设，仍依毛主席路线，继续前进无疑。
关于杨虎城、西北军，党与团在内的工作情况，由于解放快二十年，不难清理。但，绝非篡党篡军分子可再遮天蔽日，欺人自欺之时了。
关于吴家寨、杨家园、马家坪战斗材料
1967年8月13日
一、作战日期
事已32年了。农历，公历，一时记不清楚。但有下列证明，可以查出确实日期。
1、“五一”之前，我已入城。“五一”，玉家湾由西北军委、党陕北特委、陕北省苏，共同在玉家湾召开“五一”纪念大会。赵仰圣，“五一”或“五二”把大会的传单带进城，夜间，仰圣已出城，城门已关，在十时后，仰轨同三叔父赵明德及友好革命青年，散贴传单于敌人寨门、街巷。次日，天刚亮，敌发现传单，清查户口，至午始毕，未找出贴散传单之人。我在上午九时十时，还睡未起床。
2、玉家湾开祝捷大会是“红五月”的一个纪念日，不是“五七”就是“五九”。记得我曾心中想：“今日，原为廿一条国耻纪念日”。“五一”，“五四”，确已过了。“五卅”惨案还有二十多日。
3、玉家湾开祝捷大会在第三日。第一日上午八、九时，早饭后，我同敌军由城内动身。一小时十里。十一时，十二时，快午，刚午，到吴家寨开始响枪。敌由闻声返跑到中湾，才五里，跑步，二十分，半小时，全部交枪。逃入城者，骑马半小时，四、五十分钟，跑步一时，一时半，一二十人，三马一驴先回城。（闫文旌一马。徐克钜一马。营长或副营长一马。我的毛驴一，已成光毛驴，行李、驴鞍皆被我扯下。徐之“被包”先被我扯下马，弃于路旁。战后找回徐我两人行李。得徐之“反共”文件，西式狐皮大衣。祝捷大会，刘志丹宣布奖郭立本驳壳枪一支，狐皮大衣一件。全体将士，到会群众，耳闻目见。魏家岔，日未落，吴岱峰、吴志渊、我三人看文件、材料。）我的眼镜给还。我“被包”中的六十多元银、票还公。入城四个元宝，换了一个为银洋，钞票六十左右。三个元宝在敌“传问”我的第二日，由赵仰圣又从城内带出交志丹收了，在出城前数日。六十元原拟汇兑（连三个元宝），因三个转出，留作我用。入城前，曾约定，“丢人不丢钱，丢钱不丢人”。丢，牺牲也。结果，人、钱皆未牺牲，也未伤亡分厘。
4、农历三月初四日，为“清明”。清明前数日，我已到折家坪，折兆春店内（从1924年至1935年，我皆住此店）。清明，店主请我吃饭。我的学生（1929年清涧一高教书时的）李春萱及其父母请我吃饭。我给了由北京带回的两小册《未卜先知》。一为知姓，一为知年岁。查出“清明”为公历何日，即可算出。一般“清明”为公历四月五日或六日，多为五日。
5、我父记得，我入城为三月二十九日。拙妻谈四月八日，母亲最慌恐，被释俘虏入城。大会后，下午所释已入城了。如此，“五七”为四月六日，“五九”恰为四月八日。
6、我入城前，在苏区住了5日。来，去，加5日，共为7日。赵仰圣由特委、军委到折家坪，我俩同宿旅店一夜。晚下微雨，半夜雨止。天亮，饭后，路不泥泞。我说“雨后，好走”。1935年农历，三月大。二十九日入城，三十日为“五一”。敌怀疑我在入城三、四日后。原计划“入城，只五天，要出城”。
第一日上午开始于吴家寨沟口，大路旁之小庙内（红军，由贺晋年带四马，十人枪，开始打第一枪）初射。敌之“尖兵”一个排，西来向东，开第二枪还击。不到一小时，追到（四个骑兵，余为步兵同追）中湾，收枪。贺得轻机枪，边走边学“射击”。杨家园，敌，开枪，跑步赶来吴家寨沟口。刘志丹率主力，郭宝珊率义勇军由山上向大道攻，射击东来杨家园之敌一营。贺等返回（由中湾回原来路旁小庙）加入主力战斗。作战二时左右，消灭杨家园来敌。下午全军回驻魏家岔，日尚未落，阳光在半山，约下午四、五时或三、四时也。次日上午，消灭马家坪，绥德来之敌。第三日，早饭后，上午开祝捷大会。午后，会完，入瓦市俘虏不用天晚，即二百多人入城了。下午我向玉家湾方向走了。
二、作战位置
1、按刘志丹的计划，“五一”在玉家湾开纪念“五一”大会，已准备在绥、清、安（子长）这条路上，选择战场，要打一仗。我由绥至折家坪，由折家坪至阳岸（特委在地）时，杨家园尚未驻下敌军。我入城之日（三月二十九日，五一前二日），尚未有敌驻杨家园的消息。我入城后，城内之敌，未有一班出城。杨家园之敌，为东来（不知是由绥、清、折，何地移来）。我离绥之时，绥德有很多瓦市脚户、商人，许多货物，惟候有“军队”同行。在折家坪住十多日，只有由瓦赴绥德，没有由绥赴瓦。绥德早有敌送军饷军衣要有部队赴瓦消息，但不宣布何日。我入城后，敌驻杨家园，实行蒋介石“穩扎稳打”“步步为营”“各碉互应”为使夏衣、军饷“妥善”到达。敌送我出城之部队，行前宣布，只到杨家园，互相“会哨”。（西来，东来，各相交、接。各原返。）志丹，计划打杨家园？打瓦市出来之敌？由参战者提供材料。
2、按我个人的计划。早在天津、北京未动身前，已分析、估计到，要冒生死危险。我已知道红军游击队在瓦市东门外，糖房硷（今河东村，汽车路必经。当年糖房之窑仍在。）拉豪绅。在湫峪沟把温三拉住了。也已知红军在距延川十里之贺家湾（1929年我由清涧到延川走过的地方），已消灭敌人84师一个主力连了。柳林，宋家川，义合，绥德，由汾至绥途中脚户，多方反映，我已早知红白交界各在何村何沟了。从折家坪同仰圣到特委、军委，同志丹、明方、洪涛、田夫、维德商谈，同认为“危险万难”，最好不入城去。又无人代。同志丹谈好，约好“在郊区祁家湾（有一堂兄，他请我吃饭，便衣游击队来一接）、冯家屯左右、附近，接我。杨家园我由折入苏区之沟口接。折家坪西门外，湫峪沟，界石堡，苗家沟接。过了折家坪，不易接了。”入城之后，仰圣每天开城门，必须到我家。下午，关城门前，必须出城，回报西北工委、军委、特委、省苏。日日未止。出城前三四日，已向城外我方传出消息：“商人，从绥德来信、电，不久，同货物回瓦市。”数十家商号得信、电，非只一二人说。敌已向我声明“同部队走”。且，日、夜、午试我数次。每试一次，我向外有专信。仰轨向馍铺、面铺，每日侦察敌军买面、馍（行军干粮）消息。绥，瓦，皆传敌有“大官”来瓦，实为妇女。瓦市客店由敌军“号字拟占”，表示来人要住。 我出城前，仰圣已到我家。我出城向河东、湫沟走，仰圣向冯家屯走。山头已步步有人打信号转传。志丹得我信，每日每次，不会不有布置。仰圣密言：“‘五一’会后，主力未他往。”夜间，月下，我借小便，看到三二十里附近有“尘雾”（为大兵屯伏气象。千人万马在山沟山头行动，晴夜月下，三二十里可见黄尘如雾。）判定战场不远。作战前三、四日，我为赴约，一次按原计划，堂兄请吃饭，因游击队未到，未能如计而行。一次，我借口出城给岳父祭坟，已过县河，也因游击队未来，同行妇女小孩多，又未能实现。出城之前三、四日，我已将自己的“被包”、毛驴备好，只等敌人来人，一声说“走”，立即动身。全家老小、男女、院邻，均知。仰圣亲目、亲手经过“被包”，不只一次，早将我戴什么帽，穿什么衣，眼镜，鞋袜，种种可作符号者，皆已传出，准备、防备万一途中，战争被敌伤、残、死，还要认出，找到。
1918年八月二十六日晨，我才虚10岁，不足8岁，坐在炕上，流弹在头顶二三寸处经过。因此，对我而言，1935年出城战争，精神准备相当多、久、周。意外种种，都想到，备到。后来证明“跌倒”及“实境”，还要“应变”，不能固步自封。如毛指示：“坚决对敌，丢掉幻想，从实际出发，战斗到底！”是唯一途径。
主要，是红军上下，英勇，认真作战，取得胜利。
三、指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工作委员会，陕北特委，陕北省苏。战前开会，这四个机关。
总的计划、命令、指挥人：刘志丹。
参加部队及主要负责人：红26军，红27军，红84师，红42师，老三团，红一团，红二团，抗日义勇军，九支队，赤卫军，少先队，XX支队，XX支队。
刘志丹、高岗、张达志、吴岱峰、杨琪、杨森、王世泰、贺晋年、李仲英、贺吉祥、路文昌、郭宝珊、吴志渊、高朗亭……。只负伤者廿余人。
四、战果
甲、全歼敌三个主力营。战场打死敌两个营长。出城之营长骑马逃入了城，同徐克钜及闫文旌（86师，军需）。打死敌连长六，俘二。出城的四个连长同先逃入城了。战死敌士兵、班、排长，约二百名。沿途，三个战场。战尸，在王家坪（吴家寨附近）及马家坪（丹头附近，杨家园往东）两战场最多。出城之一营，沿途死不到十个。缴获步枪千二百支，短枪近50支，轻机枪60挺，子弹十几万发。迫击炮二。敌三千人的夏军衣、衬衣。敌一个团三个月军饷银洋数万元。军医三人（护士，二）。一团人药品（三月量）。收音机（七灯）一。风琴一。五百烛光汽灯二。士兵俘获千余人。敌团长、营长、军医官的女人三名。缝纫机二。商品六百多驮。商人二、三十人。……。
乙、三日内，自动参军的青年农民近千人，红军迅速扩大。白军士兵，志愿参加红军者二百多人。
丙、战后未及一月，驻安定敌一营，自己逃入瓦市。永坪一营同。延川一营，逃入清涧县城。我得安定、延川两县城，永坪一镇。
丁、保安（志丹）、安塞、安定（赤源、秀延。只留瓦市一据点）、延川（延水县）全境，清涧（只留县城）大部，延安一部，延长接延川地区，靖边接赤源地区，七县的赤色苏区根据地，由不固定的游击区，成了巩固的大块，纵横千里的“红区”。有近三十万苏区赤色公民。乡、区、县干部、人民兴高采烈。游击队、组，如雨后春笋，日增月盛，声威震动国内外。敌军死守据点，一个营也不敢出动了。
戊、红军的武器、衣服，超过了86师（井部）。士气、供给超过了困守瓦市、清涧之敌。（夏衣未到。我已先着）
庚、给瓦市、绥德、清涧、延安四个城内，各送入二百多俘兵。敌大恐慌。白区人民，不再相信敌军欺骗宣传。
五、群众反映
甲、红军无敌。
乙、自动参军成了浪潮。
丙、慰劳络绎。
丁、游击队活跃。
戊、开辟苏区之风突起。
己、党、政、军、民，主动对敌斗争，不再只逃。
庚、分田高潮。
辛、开始苏区建设（政、教）。
壬、歌颂党，红军。
癸、捷报飞传。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内蒋匪帮忙调兵遣将。
赵通儒 追记
应甘肃兰州大学
西北革命史上应特写的史实
1967年8月31日
毛主席、党中央统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全体将士，到瓦窑堡歇脚，出师抗日，是中国过去六千年历史总结，新中国共产主义，今后亿万年开始的大事，应该专记专写。
西北地区，从1924年有党有团，到1935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地方、局部到西北、华北、华中、东北、全国，联系，成为一体，1935年是个关键。1935年是西北屡败屡起，终得大胜利的一年。是十年之苦的成果。不提其他，只就战例、战史，应把下列各次胜败记录下来：
一、贺家湾胜利（离延川县十里处。北门外）。歼敌84师一个全连。
二、攻克安塞吊儿沟、安定蟠龙天字塬、安塞李家塔、保安永宁山，六县地主民团寨子的胜利。
三、解放靖边县，歼灭86师屈营全部。解放延长县，歼灭84师汪进河（堆子梁人，带伤被俘，释放。1942年，他在家给侄子结婚，我参加婚礼，令他去“劝高桂滋”，毛主席已出《新民主主义论》，还要发表《论联合政府》，抗日胜利后不是蒋介石一家的天下，“不要只替蒋介石送死”。贯彻毛主席孤立蒋介石，爭取杂牌、中间实力。）骑兵连。城外歼灭延长李鸣梧的本地民团。
四、打横山。是个失利的例子。高岗的主意。没打下来。我军已攻上城，大多在爬上城墙之际（正爬城），敌由榆林的援兵赶到（1939年，我在新三师碰到1935年从横山赴榆，给敌搬援兵的日行二百里送信人。白海风收养二人。）致将上城红军赶下来。在我军，因在大胜之后，未得如愿，便目为“战败”。
五、吴家坪，杨家园，马家坪，5月7日8日三战三捷。 六、慕家塬，歼灭晋军王靖国、杨爱源、孙楚三个军的三个师。把阎锡山从辛亥到1935年，独霸山西，统治山西24年，号称“全国模范省”（境内无动乱）的威风给戳破，杀下去。打烂阎之纸老虎。阎在蒋冯阎战争中，没有损伤实力，主力。政治上失败。军事上，冯系的兵力和高桂滋等杂牌在第一线作战，阎系兵力在河北、豫北后方，得到冯、高败讯，阎即回师山西，实力并未损减。此次为阎一生中，最大失利。阎在辛亥时，只一个营，响应武汉、陕西，驱满室将军，胜利，二十多年，不只独占山西，实力伸向绥远、陕北、河北。大革命高潮出现，——1926年，投机，得到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兵力，地盘，仅次于冯（二集团），优于蒋介石（一集团，初出师，新兵，地盘未固，兵力小，财，政，皆茫无头绪）。也是阎在山西统治坍台的开始。给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东征”及“骑黄河，打游击”的抗日八年，开了门径。
七、劳山战斗。25、26军会师后，合力打垮奉军，促张抗日开始。东北军，张学良，王以哲，高福源，……抗日决心，是毛主席、党中央，全国主力红军到陕北苏区后，毛亲自指挥黑水寺，消灭东北军三个主力全师，俘获王卓超（政训处主任）、高福源（团长，张学良的勤务出身，亲信于张学良父子两代），促成的。
毛主席亲自写了《致军长董英斌书》，《告东北军书》，提“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劳山战役，给西北苏区，西北红军，作了个对东北军“旗开得胜”，“强大的敌军，是客”，弱小（装备，人力）的红军是“主”，尤其奉行毛主席“山地，独立，自主，游击战，有便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伏击，袭击”“歼敌主力”“出敌不意”的战略战术，取得胜利。伤亡、损失小，俘获、缴获多。“消灭了敌人，壮大了革命主力”。
八、其他许多战史，皆应搜集。东征，西征，不胜枚举。
九、一些有关军政大方向的大会，如玉家湾祝捷大会（5月9日），永坪会师（中秋节），瓦窑堡解放大会（农九月七日），瓦窑堡欢迎中央毛主席入城式及招待会（冬），东征出师大会，西征誓师高级干部大会，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发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党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民民主共和国决议会议，……均应专题专记专述专录……。
十、另外，瓦窑堡对敌空袭的“防”“战”“打”（用步枪打敌机）。“马兰造纸”（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开端，经验）。毡帽，毡袜，毡手套，毡鞋过冬（自力更生，因地因时制宜）。棉衣。纺毛，织毛布（自力更生）（战胜困难）。释俘（团结全国，争取胜利）。开始“用煤油灯，蜡”，“使用办公室”，“办公桌”，“坐席吃饭”，“从容开会”，“白天防空袭，夜间开会，办公，写印文件”，“有前方，有后方”。都值得记录。
十一、周张延安密会。张学良专到延安，要求中央有主要人会谈。周恩来副主席受毛主席任命，专程亲赴“延安”（金沙滩），深入虎穴（当时，十年内战，赤白对战。红军干部相见尚各带短枪。红白会见，尤其红军人员到白军中去，初开，破天荒，第一次。）捉蒋关键。
十二、丹头血案。后桥惨案。
1946年前，因战争，无暇写。1949年至今，因敌牢伤了头脑、耳、目、体力、记忆力，无可能及条件写。1964年至今，由于走资派残余，弄得我足足三年同疾病同琐事纠缠不清，抽不出手。今后，在可能时，当尽绵力，记我所知。
兹先扼要，列出头绪，供参考。
关于张汉民旅的材料
1967年8月31日
1916年，陕西的“非法”武装以郭坚等为最著。郭死之后，在陕北“横行”的，有曹老九、卢占奎（绥包）、李清兰、杨虎城诸部。他们自称是反对陈树籓、陆建章等陕西的新统治者。民间则流传称“土匪”。
陕西辛亥革命，由张凤翙为首（留日，清，光绪，首批），篡到满清新军（袁世凯训练用步枪，废弓箭、刀、矛）一个营长，响应“武汉起义”，杀掉“满城”（大革命时称“红城”，解放称“新城”）满族“将军”及其部众、家属约万人左右。任“民国”首届督军，成新统治者。为汉人代满人统治全陕之始。
张得权后，忙于“坐官”，“存钱”，被陈树籓勾结袁世凯，“拥袁帝制复辟”，用“宫廷政变”“公文手续”，“下呈上批”，把张的“职权”，夺去。袁用“大总统”“中央”一令“免张职”，一令“任陈继”。陕西开始反袁反陈而大乱（1915年起）。
反袁反陈部队“攻城”，“抢劫城市巨商巨富”，“奸淫妇女”。不久占城市。对旧官吏绅士，碰上谁，捉住谁，要一笔钱，数目不定，也不问穷富（官绅中也有没钱的穷者。初到职的官，手中尚无钱。绅士有穷秀才或者破落户）。
最初，郭坚之流，虽无明确政策，还标榜“反袁”“反陈”，专找驻军队的城市，消灭“陆军”（陈系），占城后，找些银钱、绸缎即走。对乡村，对四民（士、农、工、商）不动不惊。沿途公买公卖，给物价比当时当地高数、十、百、倍。穷小商贩，得意外“暴利”，民间称“土匪抢人”，“下流人发洋财”。
郭死后，大小城镇，开始了“防御”建筑、工程，不易攻取，曹、卢、李、杨，完全同“流寇”一样，“流窜”森林田野中，在深山老林中，飘忽无定，派小部、小股，到乡间去“绑架”地主、富农、商人、新发户，“有名”点的“本人”或其“子弟”，名曰“请财神”，民间称“绑票子”，“勒赎”。实是“要钱”“筹款”以支“军用”。军行所至，“鸡犬不宁”，“十室九空”，“人多逃亡”。“官军”也不去打。有人三报五请，送礼物，给钱，带路，才去出“报案”“绑票”的地区，查究一下，或“追踪”一番。但，事后，“报酬”又不少。实际，“哥老会”活动于“兵”“匪”之间，给双方皆通风报信。形成“官军”“土匪”，都是“财主”“花费”。“哥老会”从暗中得点“饭余”“牙慧”。演成后来“民团”兴起的根由。
最初，杨部以其乳名“楊九娃”出名。在陕北延属荒山森林中流浪。1918年后，留日学生惠又光为之策划。北京参众两院议员因“护法”“护宪”之争四散。关中参议员“寇遐”之流到河南活动“胡笠僧”（留日，反袁反陈而兴起，入豫，得军政权，形成势力，为割据一省的新军阀了）。惠、寇又结合在朝在野、青年学生，对北京的“中央”，西北的“地方”，想得其“政权”。惠给杨任参谋长，“合纵连横”，拉杜斌丞，疏通井岳秀，促“杨井会晤”榆林，商洽“问鼎”西安。开始不叫“杨九娃”，用“杨虎”“杨虎城”流传朝野。 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在北京，西北的共产党人，李子洲、魏野畴、刘含初、耿炳光等，结合杨明轩、杨钟健、王子休……在北京半公开半秘密（对北京政府，实全密。社员间半公开）筹组“共进社”，出刊《共进》半月刊。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最高领导人及幕后决策者。最初《共进》的稿子还请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给批改、审核、定取舍。以《新青年》（陈李主持）、《语丝》（鲁迅主持）为蓝本，为样板。一方向西北文教界传播马列主义、革命思想、新文化、新科学理论，一方研究西北（以陕甘为主）地方实际政教改革，革命实际问题，代表西北共产党人之主张。
1924年，“杨井”“同居”榆林。杨为“寄井篱下”，不甘仰其鼻息，不乐受其“杯水”“车薪”。（井月给杨五千元，维持伙食费。井曾给曹锟拜“干儿”花了百万银洋贿赂，买得“陕北镇守使”，1922、23年事。）井愿杨早离陕北，独占安享23县军政权。
全国反曹吴“军阀混战”，西北“驱刘镇华出陕”，“迎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运动兴起。中共绥德党与团特别支部，专派李子洲烈士，用四师校长名义，借为四师经费赴榆之便，“促杨南下”“驱刘”“夺陕”。又派王懋廷烈士、白明善烈士，以四師球类竞赛与榆中联欢为名，筹组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建立中共党团支部，“迎孙”“驱刘”，众弩齐发，开始革命，冲破榆林明清两代五百多近六百年之封建统治。
当时，我们也曾研究到“杨未必能取得西安”，“杨得西安、关中之后，共产党也未必能得权得势得力”。但，为使“陕局”，刘镇华的统治，先乱，先坍。“利用杨去打头阵”，“碰”，“也要的”，“必须”，“非此不可”。
此时，我们年幼的中共党团员，也已意识到“陕西归了咱，革命成了功，多好！”可是，讨论到“怎样拿到陕西？”“如何治陕？”“谁干啥？”“对北京、全国、全陕、各县、士农工商，七十二行，三教九流，怎办呢？”谁也拿不出具体办法和主张。翻看中央文件，只说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召开国民会议！但，共产党人，谁去带兵打仗？谁主政？没一字。
1925年冬初欢送杨南下，我们不得不由李子洲烈士出面致欢迎欢送词时，称之为“杨司令”。我在学生代表致欢迎欢送词中学“校长”称“希杨司令捷报早来”，引起人人目瞪口呆，表示“师生二人这样称呼”，万一杨及部下战败，怎够个“司令”呀！
中共绥德党与团地委，抽调马明方等四人，专到杨部工作，企图“改造”其部队为革命武力之一。
1926年，西安解围，史可轩全部，冯玉祥的主力，刘伯坚、杨明轩、李子洲、魏野畴、刘含初、耿炳光、曹趾仁……苏联顾问团，蜂拥入西安。冯系政客忙“坐官”，当省政府厅长、委员。共产党人忙“教”“报”“开会”“党部”“工、农省协会”……
县政权，数派乱抢。刘治洲委县长，李云龙派委员，杨虎城任命知县，冯玉祥命县长，于右任也委县长。关中，汉中，各县，原来刘镇华、吴新田放下的“知事”，恋栈，不走，不交。新到的刘、李、杨任命的坐轿来要“接印”。冯、于任命的骑马或步行、坐马车来，登堂自尊，要开审问案，不管什么“印”不“印”，“交不交”。一个县衙，六位“县长”，你是我非，争执不休。冯总“马弁”一到，五位“滚蛋”，冯任独留。
陕北，直至1927年农历二、三月，只来一位韩卓儒，未先到榆林去（1926年前，西安督军、省长任命的陕北23县县长，不论谁，先到榆林拜见道尹、镇守使，花了钱，才能去就职接印，办事，当官。有住榆二、三年，因化贿未妥，不得到职者。）迳到绥德，由中共绥德地委遣常汉三，以四师校长名义，引韩见旧县官，申明“韩县长（旧称知事）是省党部、省政府任命来的。”（省党部和省府给常同我事先有信到。陕甘区党委、子洲给绥德党团地委有信。常继杨明轩为陕北国民党特别区党部常委、主席，我继李子洲烈士为陕北特别区党部监察委员会主席，又是省党部监委委员。子洲，中共陕甘区党委组织部长，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会主席。国民党员当县长，1927年，由省党部及省监委认可、同意。省党部及省监委当时，中共党员占多数，且权力最大。中共党团更操纵一切。）旧知县不得不卷起铺盖走。韩刚到职，就碰上我们给“李大钊等卅二烈士开追悼会”，并“公审吉镇马团总”，参加大会。会后，接受我们“审”过的“团总”，拘留起来。
杨虎城部，从1925年起，特别从1926年西安魏野畴任政治部主任起，打入不少党团员，在杨之各部均有中共党团员工作。
张汉民旅，是杨虎城离陕（1928，1929年）后，由皖又回陕后（1930年）才扩充下的。在杨大扩充时，李子洲烈士虽已牺牲，中共陕西省委尚未遭大破坏，省军委在史唯然、阎揆要……许多人坚持下，陕北特委、军委及陕西省委、军委，给杨部及张汉民旅打入不少做士兵工作的人。焦维炽、史唯然，曾亲到该旅活动过不只一二次。
1925年，杨虎城才二、三千人，名声很大，实不足一师。1926年西安解围后，1927年大革命高潮时，虽冯、于不许杨发展军力，杨在“穷困”之际，仍力事扩充，也才不过万把人，以孙蔚如、冯钦哉、赵寿山三部为主，另有一些附属部队。
从安徽回陕，乘冯系倒台离陕之际，大事扩兵。取得陕西军政大权名义之后，抓取关中、汉中近八十县地盘，“放种鸦片”，“私买外国军火”，自设华阴兵工厂，制造步枪、手榴弹，“卖县长”（为筹钱），对陕北军政权由井，每亩鸦片向省府（杨）交十五元，年交百万烟亩款，互不侵犯。（人民每亩出五十元负担，杨之（省）十五元为县长绅士公认。井要每亩廿五元。地方民团、收征、杂支、行政（县长的）开支，一切在内又十元。全年烟亩征款为县政财政收入百分之八十以上。田赋（土地税）只占百分之十（人少地广的县）。人稠地缺之县，土地税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禁种。粮缺。绅士不许种。县长、农民也不敢强种。——只绥米而已。）“向甘肃（青海尚未建省，属甘）宁夏，扩充地盘及兵力”。
杨虎城在1930年至1933年大扩兵，搞“大西北主义”时代，中共陕西省委、甘肃省委、宁夏省委、陕北特委，为了“再搞武装”，为了“往起搞苏区”，“往起搞红军”，“扩大红军”，一切地下党、秘密党团员，把“拉兵变”、“搞士兵”工作，当主要工作。 刘、谢等赤手空拳时，初开始也不得不从“拉兵变”、“瓦解民团”、“改造土匪”先弄一点手头基本武力，接着掩护农民“抗粮”、“抗捐”、“抗债”，进而“打富济贫”，更进而“打委员”，“打税吏”，“打征粮人员”，“打差役”（收款人员），“拉土豪”，“打贪官污吏”，逐渐到“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贫农会”、“赤卫军”、“游击队”，“扩大红军”，“扩大苏维埃”，“反围剿”……。
一切赤手空拳，愿意革命，想投笔从军的青年、革命志士，在“清涧”“渭华”“旬邑”“柞水”“武字区”“照金”……失败之后，为了找枪，为了“再往起搞”，不得不到能去的旧军队中，乘其扩军用人之际，（1927年以前，西北，要当兵入伍，还要富商担保或士绅介绍。怕通土匪，拉枪，或借兵为非作歹，仗势欺人，生是非，闹乱子。）自己一人或数人，报名即可。有的也要朋友、同学、同乡、哥老会拉拢才行。
1928年后，有些军官，已注意考察“是否共党”，“怕共党”，“不收共党”。有些只为扩兵，也非国民党或受国民党欺骗者，并不太注意“共党不共党”。
杨部最多在六、七师时代，杨虎城本人，受过冯、于排挤、压抑，同李子洲、魏野畴共过甘苦（1927年）。他认为“渭华”是“反冯”统治，对他本人并无冲突利害。
杨明轩、常汉三、杜斌丞，从1930年起，在他左右。杜搞了一场“全陕清乡督办”，要往起搞“保甲”“团防”，毫无成就。杨、常根本反对搞“旧”事“旧”名堂。杨、常以“革命”“反蒋”“反帝”“抗日”劝杨。“九一八”后，杜也以“反日”劝。
因而，杨虎城本人，虽被多数地资、“拥蒋”分子“包围”“拉”，对杨、常不加害、斥。常在徘徊、犹豫于“革命”“反革命”，而紧抓一点“军力”不让人。
蒋介石的信使邵力子，来陕，既争去了党、政、财大权，又在“限杨扩兵，扩地盘”。在蒋系特务、政训人员、党务人员，打入杨部后，杨部的秘密党团员被“清洗”、“逮捕”，被迫“自首”、“叛变”、“腐化”、“堕落”不少。王泰吉等起义，也是在“特务”迫害开始之际。张汉民本人是否党员，何时入党，我不确知，史唯然可知。张部党团员不少，我只暗中知道一点消息。详情不明。有多少人？谁？无从知道。
我只知谢子长烈士及其前、同行、其后，不只三人、五人，由陕甘，到西安，有的由西安赴上海，都须要秘密地下党及“白军”中地下党“掩护”，或给行动交通的便利，出入城市、关卡、渡口，非有“迎”“送”或“掩护”不可。“伍员”没有“东皋公”，如何能過“文昭关”？我们的“伍员”，我们的“东皋公”，不只一、二，或三、五。
关于张汉民及其部下，关于杨部其他人与党团员活动，存的人还不少，可以一一查究明白，查究出来。
据我所知，陕北人，从1927年到杨牺牲，去杨部当兵或谋职业生活、出路的人，不只一二百人。其中不少人，直接、间接都有不少复杂关系。也不无党与团的种种牵连、线索、纠葛。
杜斌丞在不得意，只能向杨虎城说说话、见见面的时候，还有百千人去投奔，何况杨曾得过陕甘两省二百多县军政大权和率领近十万人马，风云一时的人呢？求之，依之者，岂只无业者？
1932年至1935年，陕西党，甘肃党，宁夏党，遭受很多很大的破坏。地下党差不多被捕尽、杀光，留下来不到百分之十。这一破坏，主要是蒋系特务从1931年后，跑来陕西及西北，初以“夺”杨军政权为主，继因陕北红军游击队打死“县长”，“陕甘”“陕北”“红军”，声势日涨，特务为掩护其“中央化”杨部的阴谋，也学希特勒，从“反共”开刀，向杨“献媚”，迷惑并煽诱杨“反共”才能“中央化”，才能得到“中央（蒋）”信任，才能存在、发展，如日寇对蒋施用“防共”伎俩，如出一辙。
从1931年，西北一些地资子弟，见冯阎失败，蒋系力增，才投机国民党（1930年前，简直没人加入国民党），甘当国民党的“党棍”，向“CC”、“复兴”内钻，给蒋陈（立夫、果夫）当走狗，“拉杨”“诱杨”“包围杨”“促杨反共”，给自己混省党部委员（党官）、厅长（民、财、教、建，无公安厅）、市长、市党部……。这一批（人并不多）高等流氓，专事“反共”，养“侦探”，搞“警察”，“训练警察”……破坏了我们西安、兰州、汉中及各地的地下秘密领导机关或重要负责人员。用枪杀、囚禁、判刑，以至诱骗“自首”“叛变”，以至牵连甚至诬陷纠缠（把些非党团的“四师学生”或“陕北人”加以“共党”“红军”或“红军探子”……杀害、囚禁、自首……）胡惩。
1932年后，西北党的重大损失和主要根由，是蒋系国民党法西斯反革命由南京输入西北为主。杨为自身利益，“清洗”部队，“镇压”王泰吉等，当蒋“西北反共前驱”，是彼时必然现象。
由于蒋介石要消灭“杨”“张”的军事、政治压迫，比“红白矛盾”更尖锐，更激烈，更危急，才演出“双一二”。
当时，“红军”打不入西安，张杨比谁也明白。但，蒋之“宪兵”已到西安，十多位大员伴蒋，蒋要“去张杨之官”，“要张杨的命”，只瞬息间事。张杨也算得最确当不过了。
史唯然潜伏杨部，囚到南京敌陆军监狱，最足以说明一切真相真事因果。
杨明轩对杨虎城始终未隐瞒立场、观点、主张，（1927年夏，冯、于反共，首先捕囚刘伯坚、杨明轩、白超然，杨虎城不是不知、未闻。当时，杨对报社不关心，可能对白不注意不记。1926年到1927年夏未被捕前的杨明轩，是杨虎城巴结也巴结不到的人。）1930年到1937年，杨明轩或西安或上海，主要是杨虎城不捕害。如果杨虎城居心要捕害，十个杨明轩早没命了。
杨虎城幼年穷苦时当过铁匠的徒工，思想上还留了一点“穷”根。
张学良能不知不记他父为东北“响马”“红胡子”出身（非法，“梁山泊”起家），到危急时，记起“穷”根吗？
张杨捉蒋又来同我们中共合作，根源“抗日”是当时的条件，而其本人不怕“红军”“共产”也有应有源泉。为什么，不少人同我们抗日，但，怕我们，不敢来？邓左就是“怕”、“不敢”的具体人。左协中在1938年已对我坦白“不敢同你们一起共事。”邓宝珊1947年曾怪而问我：“左等廿二军封建，中共要他们何用？”也足证明。至其不得不来，由蒋“败了”“逃了”。能同逃，不会来，如胡宗南。胡宗南能忘记他是“双一二”捉住、未杀、被释之俘？胡宗南不记周副主席如何解决“双一二”？
张汉民已死，其部队已消失。杨虎城、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中国的军阀及其附庸，都成过去。所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想依附外力或独霸一省或数省的梦，都以失败、灭亡告终。只有蒋介石一小撮，负隅台湾，依附美帝，还不甘心失败，跳梁献丑。大陆之上，只为党内一小撮，企图给坍了的地主、资本家阶级，甘作代理人，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业已原形毕露，阴谋被揭，崩溃之势已成，社会主义建设，仍依毛主席路线，继续前进无疑。
关于杨虎城、西北军，党与团在内的工作情况，由于解放快二十年，不难清理。但，绝非篡党篡军分子可再遮天蔽日，欺人自欺之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