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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已经进行30年了。在波澜壮阔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国有企业党的工作改革一直处于突出的位置。或者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改革，首先是以国有企业党委工作改革为突破口的，30年的改革，既为党怎么领导企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整个党执政方式的改革，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因此，认真总结30年国有企业党委工作改革的丰富实践经验，并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高度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得出一些科学的结论，对于我们整个党的工作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愿以一个亲历者和探索者的身份，对30年国有企业党的工作改革，作一个深度观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参考。
坚持共产党对企业的领导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大家知道，改革开放前，我们整个国家，实行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无论在政府机关、社会团体，还是在企事业单位，都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党组织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社会事务的最后决策者，党组织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变成了党组织代替人民当家作主，以党代政、以党代企，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结果是政府机关无人负责，企业里的厂长、经理如同虚设，社会的一切矛盾都集中在党的身上，其他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难以充分发挥，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受到较大的影响，而党自身也由于处于权力的中心，无法关注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向这种领导体制发起了挑战。他们深刻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领导国家的经验教训，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上，提出了党政分开，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大作用，发挥各级政府机关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的职能，发挥各种社会团体在社会、经济发展、外交事务上的重大功能等主张，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善是为了加强。事实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首先就领导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国有企业党委工作的改革，实质上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继续和深化。
在经济发展上，他们提出了必须改革现存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给企业自主权，在企业也要实行党政分开等主张，这就有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及全面铺开。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观点，并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解决领导体制问题，就是国有企业里究竟谁说了算。中央决定，国有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中心，企业党委是企业的政治核心，起保证监督作用，同时实行职工民主管理。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首先是以取消企业党委对企业行政领导权为突破口的。这种改革，对于长期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习惯于用行政权利领导企业的党委来说，其冲击力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就爆发了“中心”与“核心”谁大谁小的争论。一方认为，企业既然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那当然就应当由厂长说了算，甚至出现了厂长撤销党委书记职务、撤并政工机构、清除政工干部的现象；另一方认为，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当然要领导企业的工作，所以“核心”应该比“中心”大，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90年初。
进入90年代后，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提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开始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这个时候，争论的焦点已经不是“核心”与“中心”谁大谁小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要不要设立企业党委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建立符合西方股份制企业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没必要设立企业党委，他们论证说，西方企业没有什么企业党委，不是照样搞得很好么？可见，设立企业党委，不是经济社会发展，更不是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是人为加上去的，因此，主张取消企业党委，即使要设，也只能业余化、兼职化，就是由执政党变成“地下党”，绝不能成为企业领导体制的组成部分。
这就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了。
首先，从理论上要回答：在国有企业设立党委，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人为加上去的？更进一步说，企业设立党的组织，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解决。
我们知道，建立什么样的企业领导体制，是由各国根据自身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怎样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应建立什么样的企业领导体制，这应是东西方的共识。我们现在把美国企业的组织制度、治理结构奉为圭臬，以为它是经过上百年市场经济的考验、比较成熟的制度，应成为我们效仿、照搬的榜样，否则就不是“与国际接轨”。其实，美国企业的组织制度是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在两党政治的环境里，在私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要求。这一套游戏规则，是资本，也就是有钱人的游戏规则。比如：董事会是资本家的董事会；监事会是资本家找来监察运营体系的，是资本家的看门狗；经理人员则是资本家集团聘来帮着赚钱的。这套治理结构和游戏规则，反映的是资本家集团的利益。而美国的整个政治结构，就是建立在这些利益集团之上的上层建筑，政治权力也是由这些利益集团分脏的。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美国两党政治、选举制度、政治权力运作了解得越来越多，对美国政治神秘感越来越消失，我们愈发清楚地看到，美国的两党政治、选举政治，说到底就是金钱政治。近几十年来，美国总统竞选经费越来越多，谁募集的经费多谁就可能选上总统。谁给总统候选人捐钱呢？企业。为什么要捐钱？为了以后可以在政府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美国竞选制度越来越失去神圣的政治光环，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其金钱政治的本质。美国这种政治制度下的企业组织制度，关心的是资本家的利益。在这种制度下，劳动者除了劳动的权利，是谈不上其他真实权利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劳动力也是一种资本，还是比金钱资本更具活力、更具创造性的资本。而美国的企业领导制度，最要害的问题，就是把劳动者排斥在外，因此，它不可能真正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社会的进步，归根到底是由人来推动的，而不是由金钱来推动的。一种不反映大多数人的需求的企业领导制度，怎么可能成为一种科学的制度呢？
我们同时知道，任何一个企业，要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离不开生产资料，离不开劳动者这几个根本性的要素，只有把这几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构建出科学的企业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出发，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探索这种结合。在企业设立党组织，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并成为企业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这个创举，把当时边区党的领导、企业实际负责人（厂长）和职工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战争时期特有的战斗力。我们不少兵工厂在敌人狂轰滥炸、不断袭击的恶劣环境里，在党组织领导下，团结战斗，奋力拼博，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保证了部队的作战需要。实践证明，这种企业领导体制，是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是经得起考验的。建国以后，在公有制企业里，我们党普遍实行了这一制度。这种制度，在我国建设工业基础，特别是在三线建设中，动员成千上万城里人到山沟去建设工厂，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是举世有目共睹的。是不是搞市场经济了，这种体制就不灵了，就过时了呢？事情远非这么简单。
我们还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极其重大而又极具战略眼光的创造，是中国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它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市场经济而发展市场经济，而是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手段，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进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觉改造社会与自然的伟大历史壮举。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清楚地意识到，是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治制度，是关系中国前进方向的重大问题。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植根于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之中，与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血肉相连，反映和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国有企业的共产党人，不是从外面派去的，而是成长于企业的职工、干部、技术人员，他们不是独立于工人阶级之外的政治力量，而是由工人阶级中优秀分子组成、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先锋队，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企业设立党委，不是人为加上去的，而是中国企业自身发展的结果。又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国有企业党委当然是党这个执政实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发挥领导作用，作为企业领导体制的组成部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因此，中央领导同志斩钉截铁地讲“党对企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绝不能丧失”，因为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党是一个整体，党的领导包括各级组织的领导，而不是一些组织有领导权，一些组织没有领导权，这才是完整的党的领导的概念。只是由于党的组织存在于各种不同的机构和团体当中，而采取不同的领导形式。比如，在政权机关，重大的问题要经党委讨论决定，在军队，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在企业，党委是政治核心，进行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起保证监督作用。这就是说，根据不同机构和团体的性质，实行不同的领导形式，是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体现，决不能因为采取不同领导形式，就得出“不要党的领导”的结论。也决不能因为采取不同的领导形式，得出可以“放弃党的领导”的结论。这一点，对于企业党委工作改革来说，显得特别重要。
坚持党对企业的领导，就必须改革党的领导方式，
走出一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路子
前面说过，国有企业党委工作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自身改革的重大举措。30年来，国有企业党委工作改革在激烈的讨论和争论中进行，在排除“左”和“右”的干扰中前进，逐步走出一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路子。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想更多地引用一些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国有企业党委工作改革的论述。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说：“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邓小平文选》第140页)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在提出了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以后说：“一个工厂的党委，总必须保证在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成本方面完成计划；保证技术先进、管理先进、管理民主；保证所有管理人员有职有权，能够有效率、有纪律地工作；保证全体职工享受民主权利和合理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学习条件；保证能够培养、选拔和选举优秀人才，不管是党员非党员，凡是能干的人就要使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如果能够保证这些，就是党的领导有效，党的领导得力。这比东一件事情、西一件事情到处干预好得多，党的威信自然就会提高。”(《邓小平文选》第235页)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中再一次提出：“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那里的党组织就对四个现代化作出了很可贵的贡献。”(《邓小平文选》第244页)
邓小平同志这些重要论述，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呢？我理解：第一，企业党委的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进行，因为这是“主要的政治”，离开经济建设来谈论政治，只能是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最大的利益。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抓经济建设就是政治，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应当说，时至今日，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理解和接受。我们不少规定不敢明确企业党委要讨论经济建设中的问题，许多企业党委不敢讨论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就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企业党委对企业经济建设负有重要的责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衡量经济部门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的“五条标准”，衡量企业党委的领导是否有效、是否得力的“五个保证”，都是企业经济建设中的基本问题。换言之，就是企业党委对企业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面都要承担政治上的责任。企业党委是不是保证了完成计划；是不是保证了技术先进、管理先进、管理民主；是不是保证了管理人员有职有权；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加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等。这些都是衡量企业党委工作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既明确了企业党委对企业经济建设承担的具体责任，又明确了企业党委的工作方向。第三，阐明了企业党委承担责任的基本工作方针，就是：面对自己单位的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解决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说，党委不能直接指挥企业，而是要针对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先锋模范作用来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同志这些论述还告诉我们，企业党委对企业的经济建设承担全部责任，即领导和指挥的责任，是不科学的，因为这种作法混淆了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界限，形成了以党代政的弊端；企业党委对企业的经济建设不承担任何责任，“党只管党”的作法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种作法违背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削弱了执政党基层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容易形成削弱和摆脱党的领导的弊端。
30年来，国有企业党委按照邓小平同志设计的方向，在经历痛苦、徬徨、失落之后，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终于探索出了一条党委实行思想政治领导，支持董事会、经理班子大胆负责，支持和领导职工实行民主管理的新路子，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独资、国家控股、参股企业的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具有区别于西方企业领导体制的鲜明特点，就是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职工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为企业长期、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国有企业党委工作改革对整个党改革的启示
国有企业党委工作30年改革，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对我们整个党的工作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企业党委不直接掌握和行使行政指挥权，又要实行思想政治领导，是对党的工作的更高要求。在企业改革过程中，改掉了企业党委一元化领导，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股份制改造后，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成为企业的最高权利机构，聘用总经理等经营管理人员，企业党委回归政党本位，实行思想政治领导，起保证监督作用。在没有行政权后，企业党委不能命令行政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对企业改革和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供企业行政领导参考。一般说来，由于企业党委是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在企业有相当的权威和影响力，再加上大部分国有企业领导者都是共产党员，党委的意见和建议会受到高度的重视，问题在于党委的意见和建议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符合企业的实际，符合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符合广大职工发展的需求。很显然，这才是对企业党委工作更高的要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企业党委对此进行了认真而艰难的探索。刚实行党政分开时，不少企业党委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没有调整，表现在：一是不敢过问企业的生产经营问题，怕越权，影响和厂长的关系；二是企业党委的工作机构还是沿袭过去组、宣、纪、办的设置，或者只是简单地把这几个部门合并起来，尽量精简人员，并没有因为党政分开后，党委职能调整而有所加强。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企业党委的工作显得很被动。实践经验教训了人们：实行党政分开后，企业党委如果不深入企业经济建设这个主体，党委的工作必将无的放矢，失去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实行党政分开，企业党委不当企业的“指挥部”，而一定要当企业改革发展的“参谋部”，成为企业改革发展的向导。因此，很多企业党委调整职能，加强研究力量，把自己工作着重点放在调查研究企业内外部环境，调查了解企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中的地位和市场影响力，以及产品在市场中的持续发展力，调查和了解广大职工对企业发展的愿望和要求，等等，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开始阶段，是以党委书记个人身份参加企业的决策会议提出看法，现在一些企业逐步形成党委的集体意见，供行政团队参考。在行政团队作出决策后，党委即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和解释企业行政团队的决策，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为行政决策努力工作，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企业广泛开展党员先锋岗、“一个党员一面旗”等活动，为实现行政团队的决策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提供了精神动力。这样，企业党委发挥政治领导的作用实现了，威信高了，逐步成了企业改革发展的主心骨。
国有企业党委工作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什么是先锋队？就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从世界和中国的实际出发，深刻研究、理解和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方向、道路和方针政策，为人民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指明方向，成为引领人民前进的火车头。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参谋部”。党执政后，共产党的这一本质规定性并没有改变，反而因为执政后面临的国内外条件更加复杂，遇到的矛盾和斗争更加错综复杂，特别是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的政策后，中国同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军事等联系更加紧密，中国的发展已离不开世界。而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集、相互碰撞、相互比较，给我们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许多严峻的挑战。这一切，更需要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最高参谋部”，发挥创新理论、引领方向的先锋队作用，为中国的繁荣、民主、富强作出新贡献。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党心民心、鼓舞人民胜利前进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回顾30年的历史，试想，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创新，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第二，企业党委不直接掌握行政权力，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创造了条件。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国家要出问题，首先会出在党内。因此，他十分强调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企业党委工作改革，实际上为加强党的建设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那就是，实行比较彻底的党政分开，党组织不具备行政指挥权，不能批项目，不能批条子，是保证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干净执政、可以集中精力抓好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企业党委创新工作思路，转变工作模式，把加强“四好班子”、党员队伍先进性建设、围绕企业改革发展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使企业党的工作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国有企业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党委书记因为贪污腐败而被判刑、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不多见。这个经验，对我们整个党的建设有没有普遍意义呢？我认为是有的。
首先，共产党执政，不是代替人民执政，而是领导、组织和支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等法定机构，选出各级政府领导人实现执政。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体现在对政府工作、司法工作的直接插手和干预，而是体现在党对于这些工作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指导，对于重要干部的推荐使用。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的党委领导人，逾越党政分际，有些地方党委书记，把党委“一把手”拓展为地区“一把手”，什么事都要管，都要插手，成为一个县、一个地区的“太上皇”。权力过分集中在党委一把手手中，造成了不少党委书记滥用权力，直接插手政府工作、司法工作：批项目、批条子；任用亲信，组织关系网、防护网；贪污腐败，收受贿赂，“一任清知府，十万白花银”，使不少的党委书记倒在了腐败的泥潭里，让党蒙羞。这就证明，实行比较彻底党政分开，让党组织回归执政党的本位，确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客观需要。
其次，从加强党对国家权力机关监督这方面说，如果权力都集中在党组织，特别是“一把手”身上，党对权力机关的监督就成了一句空话。比如一个县，如果县委书记把持着党政财文各方面的权力，县委怎么去监督？更不用说县里纪检监察部门了。企业党委不掌握行政指挥权，它对企业经营班子的监督就有了合理性和可行性。因此，合理划分权力机关与党组织的权利界限，支持和鼓励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依法行政、大胆行政，党组织不得干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更不得插手什么批项目之类的事情，干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党组织对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要真正起到积极支持、有效监督的作用。
第三，企业党委不直接行使行政指挥权，为党管人才提供了新经验。人才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的核心问题。举什么旗，培养和使用什么样的人，始终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党管人才，就是要培养和使用忠实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管理人才、科技人才和劳动者大军，在这方面，企业党委作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坚持从企业改革发展进程中发现人才。人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实践出人才。因此，企业党委要把眼睛盯在生产岗位、管理岗位、科技岗位等具体岗位上的人员，发现有培养前途的人才，进入企业的人才库，制定培养计划，实施思想、政治、业务、轮岗等多种培训，为企业改革和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高素质人才，奠定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
党管干部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党履行执政责任的重要制度保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培养成千上万的安邦治国人才，造就一支宏大的思想上有信仰、政治上靠得住、有国际眼光、有业务能力的干部队伍，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人才，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创造了根本条件。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在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市场交易的原则也侵入党的政治生活中，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买官卖官的现象颇为严重，干部任用成为某些领导人，特别是“一把手”敛取钱财的重要渠道。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有训曰：“贪生怕死莫进此门，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而在一些地方，在我们党内，则变成了“升官发财请进来，无钱行贿请出去”，极大败坏了党管干部原则的声誉。企业在党管干部原则上，实行培养与使用分离。党委负责干部及后备干部的资格审查，包括行政团队提出的后备人选，都要纳入企业党管干部的范围；负责干部的思想政治和业务培养培训，保证干部的素质；负责向企业董事会、行政团队推荐干部，干部任用的决定权在董事会和行政团队，党委并不能决定这个干部什么时候能用。这种管用分离的办法，既体现了党管干部的思想，党是各级政权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人才“蓄水池”、“人才库”，党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保证向各级、各类机关、团体提供高素质的人才，只要管住了这一条，党管干部就有了核心的内容。同时，也体现了用人单位和部门的自主权。比如一个县委，可向人民代表大会推荐几个县长候选人，让人民代表大会去自主选举；可向县长推荐若干名局长候选人，由县长决定后提请人大或常委会批准。这种制度安排，用人权就不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更加丰富了党管干部的内容和途径。
30年来，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国有企业党的工作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整个党工作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有企业党的工作改革，以其鲜明的历史经验和时代特征，证明了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将会一事无成，任何怀疑、动摇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观点和看法，都是经不起现实和历史实践检验的；国有企业党的工作改革经验也证明：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也必须与时俱进，党组织应该管思想、议全局、抓大事，支持和保证人民选出来的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事务的权力，支持和保证全国人民通过各种方式，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凝聚人心，凝聚力量，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系中国百名杰出管理科学研究者、中国改革创新先进人物、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责任编辑：罗志荣)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愿以一个亲历者和探索者的身份，对30年国有企业党的工作改革，作一个深度观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参考。
坚持共产党对企业的领导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大家知道，改革开放前，我们整个国家，实行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无论在政府机关、社会团体，还是在企事业单位，都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党组织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社会事务的最后决策者，党组织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变成了党组织代替人民当家作主，以党代政、以党代企，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结果是政府机关无人负责，企业里的厂长、经理如同虚设，社会的一切矛盾都集中在党的身上，其他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难以充分发挥，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受到较大的影响，而党自身也由于处于权力的中心，无法关注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向这种领导体制发起了挑战。他们深刻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领导国家的经验教训，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上，提出了党政分开，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大作用，发挥各级政府机关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的职能，发挥各种社会团体在社会、经济发展、外交事务上的重大功能等主张，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善是为了加强。事实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首先就领导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国有企业党委工作的改革，实质上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继续和深化。
在经济发展上，他们提出了必须改革现存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给企业自主权，在企业也要实行党政分开等主张，这就有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及全面铺开。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观点，并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解决领导体制问题，就是国有企业里究竟谁说了算。中央决定，国有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中心，企业党委是企业的政治核心，起保证监督作用，同时实行职工民主管理。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首先是以取消企业党委对企业行政领导权为突破口的。这种改革，对于长期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习惯于用行政权利领导企业的党委来说，其冲击力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就爆发了“中心”与“核心”谁大谁小的争论。一方认为，企业既然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那当然就应当由厂长说了算，甚至出现了厂长撤销党委书记职务、撤并政工机构、清除政工干部的现象；另一方认为，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当然要领导企业的工作，所以“核心”应该比“中心”大，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90年初。
进入90年代后，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提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开始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这个时候，争论的焦点已经不是“核心”与“中心”谁大谁小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要不要设立企业党委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建立符合西方股份制企业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没必要设立企业党委，他们论证说，西方企业没有什么企业党委，不是照样搞得很好么？可见，设立企业党委，不是经济社会发展，更不是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是人为加上去的，因此，主张取消企业党委，即使要设，也只能业余化、兼职化，就是由执政党变成“地下党”，绝不能成为企业领导体制的组成部分。
这就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了。
首先，从理论上要回答：在国有企业设立党委，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人为加上去的？更进一步说，企业设立党的组织，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解决。
我们知道，建立什么样的企业领导体制，是由各国根据自身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怎样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应建立什么样的企业领导体制，这应是东西方的共识。我们现在把美国企业的组织制度、治理结构奉为圭臬，以为它是经过上百年市场经济的考验、比较成熟的制度，应成为我们效仿、照搬的榜样，否则就不是“与国际接轨”。其实，美国企业的组织制度是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在两党政治的环境里，在私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要求。这一套游戏规则，是资本，也就是有钱人的游戏规则。比如：董事会是资本家的董事会；监事会是资本家找来监察运营体系的，是资本家的看门狗；经理人员则是资本家集团聘来帮着赚钱的。这套治理结构和游戏规则，反映的是资本家集团的利益。而美国的整个政治结构，就是建立在这些利益集团之上的上层建筑，政治权力也是由这些利益集团分脏的。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美国两党政治、选举制度、政治权力运作了解得越来越多，对美国政治神秘感越来越消失，我们愈发清楚地看到，美国的两党政治、选举政治，说到底就是金钱政治。近几十年来，美国总统竞选经费越来越多，谁募集的经费多谁就可能选上总统。谁给总统候选人捐钱呢？企业。为什么要捐钱？为了以后可以在政府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美国竞选制度越来越失去神圣的政治光环，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其金钱政治的本质。美国这种政治制度下的企业组织制度，关心的是资本家的利益。在这种制度下，劳动者除了劳动的权利，是谈不上其他真实权利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劳动力也是一种资本，还是比金钱资本更具活力、更具创造性的资本。而美国的企业领导制度，最要害的问题，就是把劳动者排斥在外，因此，它不可能真正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社会的进步，归根到底是由人来推动的，而不是由金钱来推动的。一种不反映大多数人的需求的企业领导制度，怎么可能成为一种科学的制度呢？
我们同时知道，任何一个企业，要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离不开生产资料，离不开劳动者这几个根本性的要素，只有把这几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构建出科学的企业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出发，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探索这种结合。在企业设立党组织，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并成为企业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这个创举，把当时边区党的领导、企业实际负责人（厂长）和职工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战争时期特有的战斗力。我们不少兵工厂在敌人狂轰滥炸、不断袭击的恶劣环境里，在党组织领导下，团结战斗，奋力拼博，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保证了部队的作战需要。实践证明，这种企业领导体制，是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是经得起考验的。建国以后，在公有制企业里，我们党普遍实行了这一制度。这种制度，在我国建设工业基础，特别是在三线建设中，动员成千上万城里人到山沟去建设工厂，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是举世有目共睹的。是不是搞市场经济了，这种体制就不灵了，就过时了呢？事情远非这么简单。
我们还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极其重大而又极具战略眼光的创造，是中国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它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市场经济而发展市场经济，而是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手段，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进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觉改造社会与自然的伟大历史壮举。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清楚地意识到，是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治制度，是关系中国前进方向的重大问题。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植根于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之中，与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血肉相连，反映和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国有企业的共产党人，不是从外面派去的，而是成长于企业的职工、干部、技术人员，他们不是独立于工人阶级之外的政治力量，而是由工人阶级中优秀分子组成、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先锋队，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企业设立党委，不是人为加上去的，而是中国企业自身发展的结果。又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国有企业党委当然是党这个执政实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发挥领导作用，作为企业领导体制的组成部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因此，中央领导同志斩钉截铁地讲“党对企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绝不能丧失”，因为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党是一个整体，党的领导包括各级组织的领导，而不是一些组织有领导权，一些组织没有领导权，这才是完整的党的领导的概念。只是由于党的组织存在于各种不同的机构和团体当中，而采取不同的领导形式。比如，在政权机关，重大的问题要经党委讨论决定，在军队，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在企业，党委是政治核心，进行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起保证监督作用。这就是说，根据不同机构和团体的性质，实行不同的领导形式，是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体现，决不能因为采取不同领导形式，就得出“不要党的领导”的结论。也决不能因为采取不同的领导形式，得出可以“放弃党的领导”的结论。这一点，对于企业党委工作改革来说，显得特别重要。
坚持党对企业的领导，就必须改革党的领导方式，
走出一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路子
前面说过，国有企业党委工作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自身改革的重大举措。30年来，国有企业党委工作改革在激烈的讨论和争论中进行，在排除“左”和“右”的干扰中前进，逐步走出一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路子。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想更多地引用一些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国有企业党委工作改革的论述。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说：“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邓小平文选》第140页)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在提出了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以后说：“一个工厂的党委，总必须保证在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成本方面完成计划；保证技术先进、管理先进、管理民主；保证所有管理人员有职有权，能够有效率、有纪律地工作；保证全体职工享受民主权利和合理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学习条件；保证能够培养、选拔和选举优秀人才，不管是党员非党员，凡是能干的人就要使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如果能够保证这些，就是党的领导有效，党的领导得力。这比东一件事情、西一件事情到处干预好得多，党的威信自然就会提高。”(《邓小平文选》第235页)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中再一次提出：“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那里的党组织就对四个现代化作出了很可贵的贡献。”(《邓小平文选》第244页)
邓小平同志这些重要论述，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呢？我理解：第一，企业党委的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进行，因为这是“主要的政治”，离开经济建设来谈论政治，只能是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最大的利益。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抓经济建设就是政治，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应当说，时至今日，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理解和接受。我们不少规定不敢明确企业党委要讨论经济建设中的问题，许多企业党委不敢讨论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就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企业党委对企业经济建设负有重要的责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衡量经济部门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的“五条标准”，衡量企业党委的领导是否有效、是否得力的“五个保证”，都是企业经济建设中的基本问题。换言之，就是企业党委对企业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面都要承担政治上的责任。企业党委是不是保证了完成计划；是不是保证了技术先进、管理先进、管理民主；是不是保证了管理人员有职有权；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加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等。这些都是衡量企业党委工作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既明确了企业党委对企业经济建设承担的具体责任，又明确了企业党委的工作方向。第三，阐明了企业党委承担责任的基本工作方针，就是：面对自己单位的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解决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说，党委不能直接指挥企业，而是要针对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先锋模范作用来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同志这些论述还告诉我们，企业党委对企业的经济建设承担全部责任，即领导和指挥的责任，是不科学的，因为这种作法混淆了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界限，形成了以党代政的弊端；企业党委对企业的经济建设不承担任何责任，“党只管党”的作法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种作法违背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削弱了执政党基层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容易形成削弱和摆脱党的领导的弊端。
30年来，国有企业党委按照邓小平同志设计的方向，在经历痛苦、徬徨、失落之后，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终于探索出了一条党委实行思想政治领导，支持董事会、经理班子大胆负责，支持和领导职工实行民主管理的新路子，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独资、国家控股、参股企业的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具有区别于西方企业领导体制的鲜明特点，就是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职工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为企业长期、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国有企业党委工作改革对整个党改革的启示
国有企业党委工作30年改革，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对我们整个党的工作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企业党委不直接掌握和行使行政指挥权，又要实行思想政治领导，是对党的工作的更高要求。在企业改革过程中，改掉了企业党委一元化领导，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股份制改造后，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成为企业的最高权利机构，聘用总经理等经营管理人员，企业党委回归政党本位，实行思想政治领导，起保证监督作用。在没有行政权后，企业党委不能命令行政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对企业改革和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供企业行政领导参考。一般说来，由于企业党委是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在企业有相当的权威和影响力，再加上大部分国有企业领导者都是共产党员，党委的意见和建议会受到高度的重视，问题在于党委的意见和建议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符合企业的实际，符合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符合广大职工发展的需求。很显然，这才是对企业党委工作更高的要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企业党委对此进行了认真而艰难的探索。刚实行党政分开时，不少企业党委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没有调整，表现在：一是不敢过问企业的生产经营问题，怕越权，影响和厂长的关系；二是企业党委的工作机构还是沿袭过去组、宣、纪、办的设置，或者只是简单地把这几个部门合并起来，尽量精简人员，并没有因为党政分开后，党委职能调整而有所加强。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企业党委的工作显得很被动。实践经验教训了人们：实行党政分开后，企业党委如果不深入企业经济建设这个主体，党委的工作必将无的放矢，失去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实行党政分开，企业党委不当企业的“指挥部”，而一定要当企业改革发展的“参谋部”，成为企业改革发展的向导。因此，很多企业党委调整职能，加强研究力量，把自己工作着重点放在调查研究企业内外部环境，调查了解企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中的地位和市场影响力，以及产品在市场中的持续发展力，调查和了解广大职工对企业发展的愿望和要求，等等，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开始阶段，是以党委书记个人身份参加企业的决策会议提出看法，现在一些企业逐步形成党委的集体意见，供行政团队参考。在行政团队作出决策后，党委即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和解释企业行政团队的决策，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为行政决策努力工作，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企业广泛开展党员先锋岗、“一个党员一面旗”等活动，为实现行政团队的决策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提供了精神动力。这样，企业党委发挥政治领导的作用实现了，威信高了，逐步成了企业改革发展的主心骨。
国有企业党委工作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什么是先锋队？就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从世界和中国的实际出发，深刻研究、理解和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方向、道路和方针政策，为人民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指明方向，成为引领人民前进的火车头。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参谋部”。党执政后，共产党的这一本质规定性并没有改变，反而因为执政后面临的国内外条件更加复杂，遇到的矛盾和斗争更加错综复杂，特别是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的政策后，中国同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军事等联系更加紧密，中国的发展已离不开世界。而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集、相互碰撞、相互比较，给我们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许多严峻的挑战。这一切，更需要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最高参谋部”，发挥创新理论、引领方向的先锋队作用，为中国的繁荣、民主、富强作出新贡献。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党心民心、鼓舞人民胜利前进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回顾30年的历史，试想，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创新，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第二，企业党委不直接掌握行政权力，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创造了条件。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国家要出问题，首先会出在党内。因此，他十分强调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企业党委工作改革，实际上为加强党的建设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那就是，实行比较彻底的党政分开，党组织不具备行政指挥权，不能批项目，不能批条子，是保证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干净执政、可以集中精力抓好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企业党委创新工作思路，转变工作模式，把加强“四好班子”、党员队伍先进性建设、围绕企业改革发展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使企业党的工作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国有企业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党委书记因为贪污腐败而被判刑、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不多见。这个经验，对我们整个党的建设有没有普遍意义呢？我认为是有的。
首先，共产党执政，不是代替人民执政，而是领导、组织和支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等法定机构，选出各级政府领导人实现执政。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体现在对政府工作、司法工作的直接插手和干预，而是体现在党对于这些工作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指导，对于重要干部的推荐使用。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的党委领导人，逾越党政分际，有些地方党委书记，把党委“一把手”拓展为地区“一把手”，什么事都要管，都要插手，成为一个县、一个地区的“太上皇”。权力过分集中在党委一把手手中，造成了不少党委书记滥用权力，直接插手政府工作、司法工作：批项目、批条子；任用亲信，组织关系网、防护网；贪污腐败，收受贿赂，“一任清知府，十万白花银”，使不少的党委书记倒在了腐败的泥潭里，让党蒙羞。这就证明，实行比较彻底党政分开，让党组织回归执政党的本位，确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客观需要。
其次，从加强党对国家权力机关监督这方面说，如果权力都集中在党组织，特别是“一把手”身上，党对权力机关的监督就成了一句空话。比如一个县，如果县委书记把持着党政财文各方面的权力，县委怎么去监督？更不用说县里纪检监察部门了。企业党委不掌握行政指挥权，它对企业经营班子的监督就有了合理性和可行性。因此，合理划分权力机关与党组织的权利界限，支持和鼓励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依法行政、大胆行政，党组织不得干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更不得插手什么批项目之类的事情，干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党组织对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要真正起到积极支持、有效监督的作用。
第三，企业党委不直接行使行政指挥权，为党管人才提供了新经验。人才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的核心问题。举什么旗，培养和使用什么样的人，始终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党管人才，就是要培养和使用忠实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管理人才、科技人才和劳动者大军，在这方面，企业党委作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坚持从企业改革发展进程中发现人才。人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实践出人才。因此，企业党委要把眼睛盯在生产岗位、管理岗位、科技岗位等具体岗位上的人员，发现有培养前途的人才，进入企业的人才库，制定培养计划，实施思想、政治、业务、轮岗等多种培训，为企业改革和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高素质人才，奠定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
党管干部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党履行执政责任的重要制度保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培养成千上万的安邦治国人才，造就一支宏大的思想上有信仰、政治上靠得住、有国际眼光、有业务能力的干部队伍，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人才，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创造了根本条件。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在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市场交易的原则也侵入党的政治生活中，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买官卖官的现象颇为严重，干部任用成为某些领导人，特别是“一把手”敛取钱财的重要渠道。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有训曰：“贪生怕死莫进此门，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而在一些地方，在我们党内，则变成了“升官发财请进来，无钱行贿请出去”，极大败坏了党管干部原则的声誉。企业在党管干部原则上，实行培养与使用分离。党委负责干部及后备干部的资格审查，包括行政团队提出的后备人选，都要纳入企业党管干部的范围；负责干部的思想政治和业务培养培训，保证干部的素质；负责向企业董事会、行政团队推荐干部，干部任用的决定权在董事会和行政团队，党委并不能决定这个干部什么时候能用。这种管用分离的办法，既体现了党管干部的思想，党是各级政权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人才“蓄水池”、“人才库”，党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保证向各级、各类机关、团体提供高素质的人才，只要管住了这一条，党管干部就有了核心的内容。同时，也体现了用人单位和部门的自主权。比如一个县委，可向人民代表大会推荐几个县长候选人，让人民代表大会去自主选举；可向县长推荐若干名局长候选人，由县长决定后提请人大或常委会批准。这种制度安排，用人权就不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更加丰富了党管干部的内容和途径。
30年来，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国有企业党的工作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整个党工作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有企业党的工作改革，以其鲜明的历史经验和时代特征，证明了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将会一事无成，任何怀疑、动摇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观点和看法，都是经不起现实和历史实践检验的；国有企业党的工作改革经验也证明：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也必须与时俱进，党组织应该管思想、议全局、抓大事，支持和保证人民选出来的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事务的权力，支持和保证全国人民通过各种方式，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凝聚人心，凝聚力量，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系中国百名杰出管理科学研究者、中国改革创新先进人物、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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