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学部委员还有谁？
1979年1月，国务院同意了中国科学院关于恢复学部活动的请示报告。1月23日“首都科技界春节茶话会”后，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就着手落实恢复学部的工作。然而，通知该发给谁？此刻急需一份名单。
“学部”这个充满年代感的名詞，诞生于1955年，是中国向苏联学习的一项成果。它负责中科院全院的学术与科研业务管理工作，其委员大会曾是中科院最高决策机构，组织学部委员推选院长。1994年，“学部委员”正式更名，成为今天众所周知的“院士”。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拉开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
“文革”期间，中科院学部被当作“资产阶级科技路线的产物”被撤销。钱三强在建国初期就参与了中科院学部的组建，并且是首批233名学部委员之一。然而，这位年轻时赴法国居里实验室留学、回国后开创中国原子能事业的科学家，却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好几年都在陕西合阳“五七干校”里养猪、锄棉花和施肥。那些年，境遇比钱三强更艰险的科学家比比皆是。此时，他犯难了：还有谁可以承担恢复学部后的工作呢？
钱三强想到了一份名单。他翻出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座位图，平铺在办公桌上，所有与会代表的名字一个接着一个映入眼帘。凭借印象，他拿笔在学部委员的名字上画圈标记，不时和身边的秘书葛能全相互确认。
“全国5586名科技代表，记得当时我们在图上找出222位，后来发现有的不是（学部委员）。” 葛能全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据中科院院史记载，大会到场的学部委员仅剩117位。
“那时健在的、能出来活动的学部委员都去参加科学大会了，所以这个（名单）是最全的。”今年80岁的葛能全，仍记得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场景。当时，他置身于人民大会堂的万人观众席中，或许还无法完全理解这场会议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科学的春天”终于到了。
1976年10月7日晚，在上海开会的方毅接到女儿用英语打的电话，内容简短而异常：“母亲病了，请速回京。”
当时，方毅的身份是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在上海参会的他还不知道北京已翻天覆地。“四人帮”在前一天被抓捕隔离的消息尚未公布，上海还在他们的控制下，为了让方毅快速安全地返回北京，只能采取这样的通知方式。9日晚方毅抵京，比原计划提早两天，事后他对值班室秘书感慨道：“中央领导同志想得真周到！”
回京后不久，方毅就离开了工作16年的外经部，转战到“文革”的另一重灾区中科院。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称方毅是“科学家”，因为他知道，方毅的科学知识比较多，能背下化学元素周期表。1977年1月12日，方毅带着一位助手与一位秘书履新，他的新身份是中科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中科院副院长，协助院长郭沫若全面主持工作。此时，方毅面对的，是遭“文革”严重破坏的一个烂摊子。
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中科院系统发展到顶峰的时候，是在1958年～1959年期间，曾经达到300多个研究室，每个省都有一个科学院分院。到1965年，中科院拥有105个科研机构，6万多名职工，其中技术人员21937人。十年动乱中，这些机构或遭肢解，或下放地方，或直接被撤销，到1973年，科研机构已被消解大半，仅剩53个。广大科技人员被看作“臭老九”，或关牛棚，或下放劳动，或迫害致死。在北京地区各研究所170位高级研究人员中，有130位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领导干部与科学家被迫害致死的多达229位。
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与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因为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文革”中遭到批斗，后来不堪红卫兵迫害，自杀身亡。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科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有20人。
“文革”中稍微好一点的遭遇是下放劳动。今年91岁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干校在北京大兴县，（第一任）所长张文裕当年快60了，年纪有些大，他的任务是养鸡。我年轻一点，在那儿种西瓜，更年轻的人就去种水稻。”在这种情况下，科研工作基本瘫痪，科研水平已被西方发达国家远远甩在身后，据估计差不多落后半个世纪。
1975年科学界曾出现过短暂的“春天”。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受邓小平委托让胡耀邦、李昌等人到中科院整顿，恢复所长职权，帮助科技人员解决房子、票子、妻子（两地分居）、孩子（入托儿所）、炉子（煤气罐）的问题，这一措施被戏称为“五子登科”，这段时期被追忆为“百日维新”。这股“春风”只吹了120天，就被“批邓反右”的浪潮压制下去。因此，当方毅来到中科院时，众人还抱着观望的心态。
方毅对此早有准备。他到中科院的头两个月，就召开了一系列揭批“四人帮”罪行的会议，并对核心组内部一些干部的错误展开思想斗争。同时恢复科研工作，先后在院内召开了支农科研、富铁矿会战、地震工作、强激光会议等业务会议。
1977年5月12日，方毅正在中科院一场会议上讲话，被秘书递来的一张纸条打断——小平同志请方毅和李昌到玉泉山去一趟，谈谈科学与教育工作。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复出。上午10点，两人到达邓小平住处。
这次谈话的内容概括而言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工业上，交通能源要先行，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技术是先行官。邓小平还指出，科学研究是劳动，科技人员是脑力劳动者。
1977年8月4日早晨，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教工作座谈会。
当时，国家科委已与中科院合并，直到这一年9月才重新独立。因此，这次大会就由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委负责筹备。这是公开史料中第一次提到“要召开一次全国科学大会”。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与这次会议精神，方毅于6月20日至7月7日召开了院工作会议，要在思想上“把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搞深搞透”，在业务上“尽快地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用实际行动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会议讨论了《1978-1985年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其中提出的科学院五个重点科研项目在今天看来意义非凡，它们是：分子生物学、材料科学、半导体、计算机技术和科学遥感技术、激光技术。
对于科学院来说，这次会议最重要且实际影响最大的成果，是决定实施十项措施，来恢复科研秩序。除了恢复科学院的日常工作，最要紧的任务还是筹备全国科学大会。1977年6月6日，华国锋批准成立由16人组成的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以方毅为首。至次年科学大会召开，每月都有数次会议，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1977年8月4日至8日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因邓小平在最后一日发表讲话，这场会议又称“八八座谈会”。
1977年10月底的一天，19岁的南京小伙儿武夷山和往常一样，天刚蒙蒙亮就爬起来，在干农活前抢出两小时来读书。《灵歌风》《法兰西内战》都被他翻旧了，一个月前的《参考消息》也揣在兜里随时掏出来翻看。高中毕业后下乡的武夷山，还不知道自己将是最后一批知青，命运在这一天发生改变。
大队广播念着《人民日报》21日刊发的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今年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要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我意识到，机会来了。”武夷山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他还不知道，被改变命运的，不只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更是全国的知识分子。而这些改变，皆发端于两个月前的“八八座谈会”。
在那次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33位科技工作者及科学与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举行了一次大讨论，这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午8点50分，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穿着白衬衣、军绿裤和黑布鞋，在女儿邓楠的陪同下走进人民大会堂。
那年邓小平已经73岁。当时距离20世纪结束还剩23年，要在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赶超任务”，从哪里入手呢？邓小平希望“从科研、教育入手，不从科研、教育入手，实现赶超是空话。”所以在中央分工时，他自告奋勇要管科教工作。会议开始时，一些人还担心讲错话，将来被抓辫子，但邓小平一再强调，“会上发言可长可短，可插话，什么话都可以说”。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在会上反复表达的观点。8月5日，时任北大物理系副主任沈克琦发言，谈高校教改工作。邓楠刚介绍完沈克琦的身份，邓小平就对他说，“邓楠是你们的学生啊！”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邓楠后来长期在国家科委等部门工作。在那次会上，邓小平接着又问，“黄昆先生现在怎么样？”当得知黄昆还在位于昌平的北大电子仪器厂边教学边在车间劳动时，邓小平说：“他批判了我，是我害了他。我现在还主张他应该当半导体所所长，同时在北大兼教授，教课。这件事还需要中央通过，国务院批准，但我就是这个意见。”
除了给知识分子平反，这次座谈会的另一大成果就是决定恢复高考。对于当时工农兵大学生“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邓小平当场拍板要求改变，“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1977年冬，武夷山和全国570多万人一起参加了高考，次年初，他收到了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东南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由于很多知青长期劳动，没有像武夷山这样一直没有放弃书本，1977年的这场高考最终只有27.3万人达到分数线，平均每21个人中才有1人被录取。
“‘八八座谈会’使我们在思想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建设中国不能靠阶级斗争为纲，必须把精力转到‘四个现代化’上，建设国家要搞科学、搞教育、搞人才。”原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在其回忆录《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一书中这样总结道，“所以‘拨乱反正’是从科学口开始的，后来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意识到建国以后搞了十几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
1978年1月，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第一期。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破例用三个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随着报纸与广播的传播，文章主人公陈景润——一个在辱骂和混乱中躲进书本、勇攀数学高峰的清瘦学者，一夜之间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科学明星。《人民文学》的编辑周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陈景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当作主角和英雄描写的知识分子。
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武夷山从徐迟的文章中读出了味道：“为革命钻研技术，分明是又红又专。”对陈景润的叙述，与“文革”中宣传“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
“陈景润的工作，是迄今为止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最好成果，这确实是世界公认的。但这个人在‘文革’期间被批为白专典型，‘文革’结束后，他是‘又红又专’，这就是政策上的突破，宣传他有很多政治意义。”时任中科院秘书处处长的明廷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陈景润事迹大张旗鼓的报道，是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宣传计划中的一部分。1977年8月29日，大会筹备工作办公室发布了《关于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宣传要点》。在这一文件的指导下，文化部发出通知，要求有关单位摄制、创作出更好的、以科技工作为内容的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作品，为科研工作大干快上，为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大造舆论。
科学大会前的典型人物宣传，多集中在数学领域。当时，中科院数学所的陈景润、杨乐、张广厚成了风靡全国的“偶像天团”。其间，陈景润被破格提升为研究员，中科院数学所还有两位青年数学家杨乐、张广厚由研究实习员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史系主任王扬宗解释说，当时，中国的理论物理水平比较落后，又没有经费做实验研究，像化学、天文观测等需要做实验的学科发展乏善可陈，而生物领域受苏联李森科理论的影响甚至发生了大倒退，“而数学研究需要的条件相对简单，只要一支笔几张纸就可以了。”因此，“文革”期间，只有对外在条件要求较低的数学学科没有中断，甚至在一些学者的笔下还取得了突破。
“那个时候各个省都要树典型，有的名气比较大，有的小一点，树典型本身就是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王扬宗如是说。在这一波宣传科学典型的热潮中，各地都有一些“自学成才被破格录取”的个案被挖掘出来，如在下放期间苦攻数学、后来成为世界级曲面数学家的肖刚等。
在寻找和塑造科学典型的同时，从中央到地方，还在积极开展科学大会的动员会议。1977年9月21日，中科院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传达《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许多省市和部委都是第一书记亲自抓，召开一万、几万，甚至一二百万人的动员大会和广播大会。
1977年8月29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专刊刊出了《中学生要学好基础科学知识》一文，并在第二版请化学、数学、物理方面的专家各撰文一篇。中科院院士唐敖庆发表了《写给青少年化学爱好者》;杨乐、张广厚合写了《怎样学好数学》，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的郝柏林的文章是《中学生要为革命学好物理课》。
一切迹象都表明，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向正在发生。
王扬宗在回顾那段历史时说，在筹备科学大会的近10个月时间里，社会上鄙视知识分子的风气得到了彻底扭转。从全国到各个省市，表彰了一大批先进科技工作者和大量的科技成果。仅全国层面，就表彰了862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7600多项优秀科技成果，各省市、地方表彰的人数和科技成果就更多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虹云字正腔圆、饱含激情的朗读声，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淹没了，几乎念不下去。这是1978年3月31日人民大会堂里的一幕。虹云宣读的，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闭幕演讲《科学的春天》，由胡平执笔、以郭沫若的名义发表。
当时，86岁高龄的郭沫若依然担任着中国科学院院长一职，但因身体原因一直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大会召开前一天，郭沫若同夫人、医生谈判了一上午，才争取到宝贵的半小时参会时间。因此，沉疴缠身的郭沫若只在13天前的大会开幕式上短暂露面，并没有出席最后一天的闭幕式。
葛能全对郭沫若的最后一次露面记忆深刻。他记得，在3月18日的开幕式上，坐在主席台正中的华国锋在报告间隔悄悄起身，走向主席台一侧，附身贴近郭沫若，说了几句话。会后他才知道，华国锋是去关心郭沫若，问他能否坚持，要不要先回家休息。
《科学的春天》讲稿颇具郭沫若的个人风格。在大会闭幕当晚，就登上刚刚开播3个月的电视节目《新闻联播》，并通过广播传遍全中国。郭沫若在这次大会结束两个月零12天后就去世了，而他生前的最后一次书面演讲，吹响了一个新时代的序曲。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邓小平接见数学家陈景润等与会代表。
这篇被当年的中学生反复背诵的演讲，实际上是一出临时的“加戏”。全国科学大会筹备期间，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由文件起草小组三名成员分别负责起草邓小平、华国锋与方毅的讲稿，三篇都以“科教兴国”为基调。然而，华国锋迟迟没有回应，在大会召开前才通知，已另请他人起草了一篇讲稿，内容突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让文件起草小组十分不安，“大家觉得还是将大会的情绪提高起来，把会议开成一个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大会，于是决定请郭沫若出来。”《科学的春天》起草者胡平曾这样回忆。
当时，距离闭幕式已经没有几天了，起初定了由徐迟来写这篇急就章。但当大家看到徐迟交来的稿子，发现写得“太浪漫”，无法采用。当时已经是3月27日，距离闭幕式还剩4天。讨论来讨论去，文件起草小组最终决定，让从中宣部“借调”到会务组的年轻干部胡平来操刀。
胡平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傍晚，他从京西賓馆坐公交车回家，猛然抬头，看见车窗外的柳树已经抽出新芽。“感觉春天到了，”胡平回忆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经过一年沉淀，到1978年才有了变化，这不仅仅是自然界的春天。回到家后，胡平一夜未眠，第二天就交了稿，稍作修改后送给郭沫若审阅。据送稿的同事回来反馈，郭沫若看过很是高兴，只做了个别修改，最后用颤抖的手在文章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表示认可。
这次科学大会另一个载入史册的，是开幕式上邓小平的讲话。当时担任钱三强秘书的葛能全回忆说，当邓小平说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我愿意当你们的后勤部长”时，全场掌声持续不断。 三年前，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党中央派胡耀邦到中科院主持工作，当时编写的《汇报提纲》中引用毛泽东的语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没料到毛泽东批示不记得自己说过这句话，“四人帮”借机掀起“批邓反右”的浪潮。此刻，邓小平重提“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其意义可想而知。
十年后的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在这之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多个场合被强调，成为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名言之一。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与会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与中科院领导在北京友谊宾馆科学会堂前合影。
“知识分子对这次大会、对邓小平有着特殊情感，”何祚庥表示。在会上，70多岁的南京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听了小平的讲话，哭得老泪纵横。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激动地说，“我今年82岁了，但此时此刻，我心中充满活力，我要把82岁当成28岁来过。”上海生理所所长冯德培说，“过去很多争论都解决了，这样大家都可以放手放心干事情了。”当时，中科院在世的学部委员平均年龄已高达73岁。
全国科学大会后，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中央批准中科院恢复学部活动，并着手进行学部委员的增选。1979年5月，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主持起草了增选学部委员的报告，制定了“学部委员增选办法”，上交国务院两个月后获批，就这样，中断了23年的学部委员增选工作终于在1980年11月重新恢复，在自然科学领域共新增283人。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学部委员增选在这之后又停滞了十年之久——直至1991年才再次增选了210位学部委员。
1979年，方毅接任郭沫若，成为中科院第二任院长，他与副院长李昌始终强调自己是外行，要把科学院交还给真正的科学家，“院长应当由科学家来担任，而且不要搞终身制。”方毅的这个建议经院党组讨论，又报经中央同意，最后在中科院得到了执行。1981年5月，在方毅的力荐下，物理化学家卢嘉锡被推选为中科院第三任院长。
在1977～1981年四年时间里，曾经是“文革”重灾区的中科院发生了巨大变化。王扬宗指出，这主要与方毅与李昌二人的戮力合作分不开。1981年，在方李的发起组织下，中科院制定并颁行了建院以来第一个院章——《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章程规定了要通过学部委员大会选举主席团，再由主席团选举科学院院长。王扬宗说，这是中国在1949年以后最接近国际上科研体制的制度性文件。尽管该章程在1984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被逐步废止，但它确定的科技专家治院的原则，在中科院一直坚持至今。
“方毅和李昌高瞻远瞩，虚怀若谷，为了全院的长久发展，主动放弃了个人权力。他们是中国科学院新体制的创立者。这一新的体制，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科院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务实求真的工作作风和坦荡无私的高风亮节。他们对专家治院的坚持，依然值得现在的决策者与科学家们借鉴学习。”王扬宗充满感情地说。
“‘科学的春天’之后，我国的科学马上进入了改革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努力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王扬宗说，这与大的历史背景相关——进入1980年代后，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改革开放，国家生活的中心就是经济建设。
198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中国科学院的方针应当是：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为适应这一新形势，1987年年初，中科院提出新的办院方针：“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留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
随着强调发展经济，“学好数理化，走遍满天下”不再流行，而“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就是形容这段时期的科研工作者。据王扬宗的研究，由于当时通货膨胀，国家对科研的经费投入增长停滞，科研发展遇到较大困难，科学家的收入相对减少，普遍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据北京市统计局1988年的调查，30年工龄以上的老知识分子，当时的收入都低于同工龄的体力劳动者。中国如今留在海外的一批顶尖华人科学家，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那个时候走出去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全面落后于发达国家，发展经济是最要紧的事，科技尤其是基础研究无法成为最受关注的领域，也是由当时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随着中国经济起飞，科技很快又回到了决策者们的视野中心。
数据显示，自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至今，科技拨款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经历了先增长、后下降、再回升的过程。科技拨款占比自1978年后逐年增长，到1983年出现第一个峰值，占总支出的5.61%。随后，这一比例开始曲折下降，在2000年时降至最低为3.62%，之后再度逐步回升，到2011年国家财政的科技拨款为4902.6亿元，占总支出的4.49%。
明廷华表示，40年来，中国的科技水平与西方的差距确实是缩小了，具体而言，在应用方面的步子较大，在基础研究方面的进步相对较小，后者与国外相比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鄧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曾说，“文化大革命破坏最严重是什么？我以为是科技教育。”为什么呢？他解释说，科学教育的发展周期长，恢复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恢复很重要，所以要早动手。明廷华说，“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小，受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感召，后来都去学理工科了。”
“‘文革’期间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很左，但短短两年之间，就全部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名誉与地位，应该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思想很解放，如果他们没有很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做不到的。”王扬宗说，科技对经济发展的确有帮助，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人们更应当看到，发展科学技术，对于整个国家与社会发展都有着更深远的重要作用。
1979年1月，国务院同意了中国科学院关于恢复学部活动的请示报告。1月23日“首都科技界春节茶话会”后，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就着手落实恢复学部的工作。然而，通知该发给谁？此刻急需一份名单。
“学部”这个充满年代感的名詞，诞生于1955年，是中国向苏联学习的一项成果。它负责中科院全院的学术与科研业务管理工作，其委员大会曾是中科院最高决策机构，组织学部委员推选院长。1994年，“学部委员”正式更名，成为今天众所周知的“院士”。
“文革”期间，中科院学部被当作“资产阶级科技路线的产物”被撤销。钱三强在建国初期就参与了中科院学部的组建，并且是首批233名学部委员之一。然而，这位年轻时赴法国居里实验室留学、回国后开创中国原子能事业的科学家，却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好几年都在陕西合阳“五七干校”里养猪、锄棉花和施肥。那些年，境遇比钱三强更艰险的科学家比比皆是。此时，他犯难了：还有谁可以承担恢复学部后的工作呢？
钱三强想到了一份名单。他翻出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座位图，平铺在办公桌上，所有与会代表的名字一个接着一个映入眼帘。凭借印象，他拿笔在学部委员的名字上画圈标记，不时和身边的秘书葛能全相互确认。
“全国5586名科技代表，记得当时我们在图上找出222位，后来发现有的不是（学部委员）。” 葛能全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据中科院院史记载，大会到场的学部委员仅剩117位。
“那时健在的、能出来活动的学部委员都去参加科学大会了，所以这个（名单）是最全的。”今年80岁的葛能全，仍记得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场景。当时，他置身于人民大会堂的万人观众席中，或许还无法完全理解这场会议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科学的春天”终于到了。
重振科学院
1976年10月7日晚，在上海开会的方毅接到女儿用英语打的电话，内容简短而异常：“母亲病了，请速回京。”
当时，方毅的身份是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在上海参会的他还不知道北京已翻天覆地。“四人帮”在前一天被抓捕隔离的消息尚未公布，上海还在他们的控制下，为了让方毅快速安全地返回北京，只能采取这样的通知方式。9日晚方毅抵京，比原计划提早两天，事后他对值班室秘书感慨道：“中央领导同志想得真周到！”
回京后不久，方毅就离开了工作16年的外经部，转战到“文革”的另一重灾区中科院。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称方毅是“科学家”，因为他知道，方毅的科学知识比较多，能背下化学元素周期表。1977年1月12日，方毅带着一位助手与一位秘书履新，他的新身份是中科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中科院副院长，协助院长郭沫若全面主持工作。此时，方毅面对的，是遭“文革”严重破坏的一个烂摊子。
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中科院系统发展到顶峰的时候，是在1958年～1959年期间，曾经达到300多个研究室，每个省都有一个科学院分院。到1965年，中科院拥有105个科研机构，6万多名职工，其中技术人员21937人。十年动乱中，这些机构或遭肢解，或下放地方，或直接被撤销，到1973年，科研机构已被消解大半，仅剩53个。广大科技人员被看作“臭老九”，或关牛棚，或下放劳动，或迫害致死。在北京地区各研究所170位高级研究人员中，有130位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领导干部与科学家被迫害致死的多达229位。
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与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因为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文革”中遭到批斗，后来不堪红卫兵迫害，自杀身亡。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科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有20人。
“文革”中稍微好一点的遭遇是下放劳动。今年91岁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干校在北京大兴县，（第一任）所长张文裕当年快60了，年纪有些大，他的任务是养鸡。我年轻一点，在那儿种西瓜，更年轻的人就去种水稻。”在这种情况下，科研工作基本瘫痪，科研水平已被西方发达国家远远甩在身后，据估计差不多落后半个世纪。
1975年科学界曾出现过短暂的“春天”。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受邓小平委托让胡耀邦、李昌等人到中科院整顿，恢复所长职权，帮助科技人员解决房子、票子、妻子（两地分居）、孩子（入托儿所）、炉子（煤气罐）的问题，这一措施被戏称为“五子登科”，这段时期被追忆为“百日维新”。这股“春风”只吹了120天，就被“批邓反右”的浪潮压制下去。因此，当方毅来到中科院时，众人还抱着观望的心态。
方毅对此早有准备。他到中科院的头两个月，就召开了一系列揭批“四人帮”罪行的会议，并对核心组内部一些干部的错误展开思想斗争。同时恢复科研工作，先后在院内召开了支农科研、富铁矿会战、地震工作、强激光会议等业务会议。
1977年5月12日，方毅正在中科院一场会议上讲话，被秘书递来的一张纸条打断——小平同志请方毅和李昌到玉泉山去一趟，谈谈科学与教育工作。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复出。上午10点，两人到达邓小平住处。
这次谈话的内容概括而言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工业上，交通能源要先行，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技术是先行官。邓小平还指出，科学研究是劳动，科技人员是脑力劳动者。
当时，国家科委已与中科院合并，直到这一年9月才重新独立。因此，这次大会就由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委负责筹备。这是公开史料中第一次提到“要召开一次全国科学大会”。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与这次会议精神，方毅于6月20日至7月7日召开了院工作会议，要在思想上“把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搞深搞透”，在业务上“尽快地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用实际行动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会议讨论了《1978-1985年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其中提出的科学院五个重点科研项目在今天看来意义非凡，它们是：分子生物学、材料科学、半导体、计算机技术和科学遥感技术、激光技术。
对于科学院来说，这次会议最重要且实际影响最大的成果，是决定实施十项措施，来恢复科研秩序。除了恢复科学院的日常工作，最要紧的任务还是筹备全国科学大会。1977年6月6日，华国锋批准成立由16人组成的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以方毅为首。至次年科学大会召开，每月都有数次会议，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1977年8月4日至8日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因邓小平在最后一日发表讲话，这场会议又称“八八座谈会”。
从恢复高考到“陈景润现象”
1977年10月底的一天，19岁的南京小伙儿武夷山和往常一样，天刚蒙蒙亮就爬起来，在干农活前抢出两小时来读书。《灵歌风》《法兰西内战》都被他翻旧了，一个月前的《参考消息》也揣在兜里随时掏出来翻看。高中毕业后下乡的武夷山，还不知道自己将是最后一批知青，命运在这一天发生改变。
大队广播念着《人民日报》21日刊发的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今年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要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我意识到，机会来了。”武夷山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他还不知道，被改变命运的，不只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更是全国的知识分子。而这些改变，皆发端于两个月前的“八八座谈会”。
在那次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33位科技工作者及科学与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举行了一次大讨论，这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午8点50分，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穿着白衬衣、军绿裤和黑布鞋，在女儿邓楠的陪同下走进人民大会堂。
那年邓小平已经73岁。当时距离20世纪结束还剩23年，要在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赶超任务”，从哪里入手呢？邓小平希望“从科研、教育入手，不从科研、教育入手，实现赶超是空话。”所以在中央分工时，他自告奋勇要管科教工作。会议开始时，一些人还担心讲错话，将来被抓辫子，但邓小平一再强调，“会上发言可长可短，可插话，什么话都可以说”。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在会上反复表达的观点。8月5日，时任北大物理系副主任沈克琦发言，谈高校教改工作。邓楠刚介绍完沈克琦的身份，邓小平就对他说，“邓楠是你们的学生啊！”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邓楠后来长期在国家科委等部门工作。在那次会上，邓小平接着又问，“黄昆先生现在怎么样？”当得知黄昆还在位于昌平的北大电子仪器厂边教学边在车间劳动时，邓小平说：“他批判了我，是我害了他。我现在还主张他应该当半导体所所长，同时在北大兼教授，教课。这件事还需要中央通过，国务院批准，但我就是这个意见。”
除了给知识分子平反，这次座谈会的另一大成果就是决定恢复高考。对于当时工农兵大学生“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邓小平当场拍板要求改变，“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1977年冬，武夷山和全国570多万人一起参加了高考，次年初，他收到了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东南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由于很多知青长期劳动，没有像武夷山这样一直没有放弃书本，1977年的这场高考最终只有27.3万人达到分数线，平均每21个人中才有1人被录取。
“‘八八座谈会’使我们在思想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建设中国不能靠阶级斗争为纲，必须把精力转到‘四个现代化’上，建设国家要搞科学、搞教育、搞人才。”原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在其回忆录《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一书中这样总结道，“所以‘拨乱反正’是从科学口开始的，后来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意识到建国以后搞了十几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
1978年1月，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第一期。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破例用三个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随着报纸与广播的传播，文章主人公陈景润——一个在辱骂和混乱中躲进书本、勇攀数学高峰的清瘦学者，一夜之间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科学明星。《人民文学》的编辑周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陈景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当作主角和英雄描写的知识分子。
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武夷山从徐迟的文章中读出了味道：“为革命钻研技术，分明是又红又专。”对陈景润的叙述，与“文革”中宣传“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
“陈景润的工作，是迄今为止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最好成果，这确实是世界公认的。但这个人在‘文革’期间被批为白专典型，‘文革’结束后，他是‘又红又专’，这就是政策上的突破，宣传他有很多政治意义。”时任中科院秘书处处长的明廷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陈景润事迹大张旗鼓的报道，是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宣传计划中的一部分。1977年8月29日，大会筹备工作办公室发布了《关于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宣传要点》。在这一文件的指导下，文化部发出通知，要求有关单位摄制、创作出更好的、以科技工作为内容的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作品，为科研工作大干快上，为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大造舆论。
科学大会前的典型人物宣传，多集中在数学领域。当时，中科院数学所的陈景润、杨乐、张广厚成了风靡全国的“偶像天团”。其间，陈景润被破格提升为研究员，中科院数学所还有两位青年数学家杨乐、张广厚由研究实习员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史系主任王扬宗解释说，当时，中国的理论物理水平比较落后，又没有经费做实验研究，像化学、天文观测等需要做实验的学科发展乏善可陈，而生物领域受苏联李森科理论的影响甚至发生了大倒退，“而数学研究需要的条件相对简单，只要一支笔几张纸就可以了。”因此，“文革”期间，只有对外在条件要求较低的数学学科没有中断，甚至在一些学者的笔下还取得了突破。
“那个时候各个省都要树典型，有的名气比较大，有的小一点，树典型本身就是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王扬宗如是说。在这一波宣传科学典型的热潮中，各地都有一些“自学成才被破格录取”的个案被挖掘出来，如在下放期间苦攻数学、后来成为世界级曲面数学家的肖刚等。
在寻找和塑造科学典型的同时，从中央到地方，还在积极开展科学大会的动员会议。1977年9月21日，中科院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传达《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许多省市和部委都是第一书记亲自抓，召开一万、几万，甚至一二百万人的动员大会和广播大会。
1977年8月29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专刊刊出了《中学生要学好基础科学知识》一文，并在第二版请化学、数学、物理方面的专家各撰文一篇。中科院院士唐敖庆发表了《写给青少年化学爱好者》;杨乐、张广厚合写了《怎样学好数学》，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的郝柏林的文章是《中学生要为革命学好物理课》。
一切迹象都表明，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向正在发生。
王扬宗在回顾那段历史时说，在筹备科学大会的近10个月时间里，社会上鄙视知识分子的风气得到了彻底扭转。从全国到各个省市，表彰了一大批先进科技工作者和大量的科技成果。仅全国层面，就表彰了862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7600多项优秀科技成果，各省市、地方表彰的人数和科技成果就更多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拥抱科学的春天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虹云字正腔圆、饱含激情的朗读声，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淹没了，几乎念不下去。这是1978年3月31日人民大会堂里的一幕。虹云宣读的，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闭幕演讲《科学的春天》，由胡平执笔、以郭沫若的名义发表。
当时，86岁高龄的郭沫若依然担任着中国科学院院长一职，但因身体原因一直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大会召开前一天，郭沫若同夫人、医生谈判了一上午，才争取到宝贵的半小时参会时间。因此，沉疴缠身的郭沫若只在13天前的大会开幕式上短暂露面，并没有出席最后一天的闭幕式。
葛能全对郭沫若的最后一次露面记忆深刻。他记得，在3月18日的开幕式上，坐在主席台正中的华国锋在报告间隔悄悄起身，走向主席台一侧，附身贴近郭沫若，说了几句话。会后他才知道，华国锋是去关心郭沫若，问他能否坚持，要不要先回家休息。
《科学的春天》讲稿颇具郭沫若的个人风格。在大会闭幕当晚，就登上刚刚开播3个月的电视节目《新闻联播》，并通过广播传遍全中国。郭沫若在这次大会结束两个月零12天后就去世了，而他生前的最后一次书面演讲，吹响了一个新时代的序曲。
这篇被当年的中学生反复背诵的演讲，实际上是一出临时的“加戏”。全国科学大会筹备期间，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由文件起草小组三名成员分别负责起草邓小平、华国锋与方毅的讲稿，三篇都以“科教兴国”为基调。然而，华国锋迟迟没有回应，在大会召开前才通知，已另请他人起草了一篇讲稿，内容突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让文件起草小组十分不安，“大家觉得还是将大会的情绪提高起来，把会议开成一个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大会，于是决定请郭沫若出来。”《科学的春天》起草者胡平曾这样回忆。
当时，距离闭幕式已经没有几天了，起初定了由徐迟来写这篇急就章。但当大家看到徐迟交来的稿子，发现写得“太浪漫”，无法采用。当时已经是3月27日，距离闭幕式还剩4天。讨论来讨论去，文件起草小组最终决定，让从中宣部“借调”到会务组的年轻干部胡平来操刀。
胡平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傍晚，他从京西賓馆坐公交车回家，猛然抬头，看见车窗外的柳树已经抽出新芽。“感觉春天到了，”胡平回忆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经过一年沉淀，到1978年才有了变化，这不仅仅是自然界的春天。回到家后，胡平一夜未眠，第二天就交了稿，稍作修改后送给郭沫若审阅。据送稿的同事回来反馈，郭沫若看过很是高兴，只做了个别修改，最后用颤抖的手在文章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表示认可。
这次科学大会另一个载入史册的，是开幕式上邓小平的讲话。当时担任钱三强秘书的葛能全回忆说，当邓小平说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我愿意当你们的后勤部长”时，全场掌声持续不断。 三年前，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党中央派胡耀邦到中科院主持工作，当时编写的《汇报提纲》中引用毛泽东的语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没料到毛泽东批示不记得自己说过这句话，“四人帮”借机掀起“批邓反右”的浪潮。此刻，邓小平重提“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其意义可想而知。
十年后的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在这之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多个场合被强调，成为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名言之一。
“知识分子对这次大会、对邓小平有着特殊情感，”何祚庥表示。在会上，70多岁的南京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听了小平的讲话，哭得老泪纵横。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激动地说，“我今年82岁了，但此时此刻，我心中充满活力，我要把82岁当成28岁来过。”上海生理所所长冯德培说，“过去很多争论都解决了，这样大家都可以放手放心干事情了。”当时，中科院在世的学部委员平均年龄已高达73岁。
全国科学大会后，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中央批准中科院恢复学部活动，并着手进行学部委员的增选。1979年5月，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主持起草了增选学部委员的报告，制定了“学部委员增选办法”，上交国务院两个月后获批，就这样，中断了23年的学部委员增选工作终于在1980年11月重新恢复，在自然科学领域共新增283人。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学部委员增选在这之后又停滞了十年之久——直至1991年才再次增选了210位学部委员。
1979年，方毅接任郭沫若，成为中科院第二任院长，他与副院长李昌始终强调自己是外行，要把科学院交还给真正的科学家，“院长应当由科学家来担任，而且不要搞终身制。”方毅的这个建议经院党组讨论，又报经中央同意，最后在中科院得到了执行。1981年5月，在方毅的力荐下，物理化学家卢嘉锡被推选为中科院第三任院长。
在1977～1981年四年时间里，曾经是“文革”重灾区的中科院发生了巨大变化。王扬宗指出，这主要与方毅与李昌二人的戮力合作分不开。1981年，在方李的发起组织下，中科院制定并颁行了建院以来第一个院章——《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章程规定了要通过学部委员大会选举主席团，再由主席团选举科学院院长。王扬宗说，这是中国在1949年以后最接近国际上科研体制的制度性文件。尽管该章程在1984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被逐步废止，但它确定的科技专家治院的原则，在中科院一直坚持至今。
“方毅和李昌高瞻远瞩，虚怀若谷，为了全院的长久发展，主动放弃了个人权力。他们是中国科学院新体制的创立者。这一新的体制，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科院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务实求真的工作作风和坦荡无私的高风亮节。他们对专家治院的坚持，依然值得现在的决策者与科学家们借鉴学习。”王扬宗充满感情地说。
“‘科学的春天’之后，我国的科学马上进入了改革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努力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王扬宗说，这与大的历史背景相关——进入1980年代后，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改革开放，国家生活的中心就是经济建设。
198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中国科学院的方针应当是：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为适应这一新形势，1987年年初，中科院提出新的办院方针：“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留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
随着强调发展经济，“学好数理化，走遍满天下”不再流行，而“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就是形容这段时期的科研工作者。据王扬宗的研究，由于当时通货膨胀，国家对科研的经费投入增长停滞，科研发展遇到较大困难，科学家的收入相对减少，普遍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据北京市统计局1988年的调查，30年工龄以上的老知识分子，当时的收入都低于同工龄的体力劳动者。中国如今留在海外的一批顶尖华人科学家，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那个时候走出去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全面落后于发达国家，发展经济是最要紧的事，科技尤其是基础研究无法成为最受关注的领域，也是由当时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随着中国经济起飞，科技很快又回到了决策者们的视野中心。
数据显示，自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至今，科技拨款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经历了先增长、后下降、再回升的过程。科技拨款占比自1978年后逐年增长，到1983年出现第一个峰值，占总支出的5.61%。随后，这一比例开始曲折下降，在2000年时降至最低为3.62%，之后再度逐步回升，到2011年国家财政的科技拨款为4902.6亿元，占总支出的4.49%。
明廷华表示，40年来，中国的科技水平与西方的差距确实是缩小了，具体而言，在应用方面的步子较大，在基础研究方面的进步相对较小，后者与国外相比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鄧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曾说，“文化大革命破坏最严重是什么？我以为是科技教育。”为什么呢？他解释说，科学教育的发展周期长，恢复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恢复很重要，所以要早动手。明廷华说，“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小，受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感召，后来都去学理工科了。”
“‘文革’期间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很左，但短短两年之间，就全部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名誉与地位，应该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思想很解放，如果他们没有很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做不到的。”王扬宗说，科技对经济发展的确有帮助，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人们更应当看到，发展科学技术，对于整个国家与社会发展都有着更深远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