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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问题的实质，往往不是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是人们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博弈；政治家必须在这些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一般接受的妥协原则是：服从多数，尊重少数。
环保鸿门宴
4月3日上午，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离开台北，南下位于台湾中部的彰化县，去赶一场饭局。这是一场盛宴：东道主彰化医界联盟等团体，在当地芳苑乡普天宫寺庙前摆下近600桌，名为“彰化拒国光，全民拼健康”万人餐会。马英九不知道的是，这将成为一场“鸿门宴”。
当天餐会的受邀贵宾，还包括民进党的两大“总统”热门—主席蔡英文和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国光石化是个投资6000亿新台币的大型炼油厂项目，5年前由民进党当局向石化业招商立项，以鼓励投资台湾、增加就业。最初选址在云林县，后因环境评估和购地困难，加上彰化县长的积极游说，2008年6月决定迁往彰化大城乡，被马英九当局列为重大建设计划。问题是大城乡有国际级湿地，具有农业和观光业价值，因此国光石化受到环保人士强烈抗议。项目环评原定于4月下旬进行。
马英九出席这场星期天活动，被分析有一个主要目的。几天前他提名了4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事后方知其中之一是被炮轰为“恐龙法官”的邵燕玲—去年她在审理一名3岁女童遭一55岁男子性侵案时，裁定“无证明违反意愿”，引起外界哗然。为了这一提名乌龙，马英九罕有地五度公开道歉。此行南下彰化，就是希望洗刷“恐龙总统”的骂名，展现出贴近民意的姿态。
不过，马英九想做一道“问答题”，但现场民众却逼他做“是非题”。
一进场，情绪激动的民众就不断高喊反对国光石化口号。马英九登台准备讲话之际，因为不愿当场签署停建国光石化承诺书，被主持人抢话筒并用闽南话爆粗“没LP”。台下听众也不断鼓噪，很多人倒竖拇指高喊“骗人”、“无耻”、“不要脸”、“下台”甚至问候母亲，马只得退到台下。
后来到场的蔡英文和苏贞昌因先前已表态反国光石化，上台签署承诺书后，均顺利发表讲话。马英九在离去前召开记者会，指出作为执政者，他必须为决策负责，与什么都可以承诺的在野党不同。
4月22日，马英九在项目环评后终于宣布：不支持国光石化在彰化县动工；因为“环保不是说着玩的。发现有问题走不通，政府必须当机立断”。台湾媒体人张铁志评论说，“这场持续一年多的公民运动终于获得了胜利”；一群热爱环境、不带蓝绿色彩的公民让苏贞昌、蔡英文低头认错，让马英九停止开发。
妥协的艺术
4月发生在台湾的国光石化风波，让海峡此岸的我们听起来似曾相识。2007年6月1日，厦门数千市民集体“散步”，最终导致市政府于同年12月16日决定终止PX工程—“厦门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项目”；2009年11月，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引发一场民意抗争，后广州政府表示“遵从民意”，暂停这一计划（尽管据报目前又在重新选址兴建）。这几起事件都证明了环保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在官员民选的国家或地区，在环保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很可能导致政要丢官。它们的结局听起来都是皆大欢喜：代表正义的小人物最终获得胜利，仿佛是一出出不流血的《阿凡达》。可惜事情绝非那么黑白分明，是非简单。
曾得到台湾两大党支持的国光石化项目，停建后不仅使数千亿新台币的投资以及它本可带来的数万个就业机会泡汤，而且先招商后喊停的做法，大大损害了政府信誉及其“把资本留在台湾”的目标；PX工程被先迎后拒对厦门市也有类似影响；而没有了垃圾焚烧厂，广州的“垃圾围城”难题可能很难解决。
我们暂且搁下环保，只察看政治本身。当初在引进西文“politics”一词时，中国没有相应说法，孙文主张借用日本的译法“政治”。他解释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个很好的解释，但由于希望掌权—“管理众人之事”的在野党或反对派从事的也是政治，因此有必要补充一点：政治除了管理公共事务，也包括夺取或保存权力的行为。此外，从政人士无论作出任何决定，或者提出任何主张，对社会各群体都可能产生影响，因此政治还是一门妥协的艺术—除非你是独裁暴君，否则就必须在社会各群体的利益之间求得平衡和妥协。
再回到环保。环保问题的实质，往往不是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是人们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博弈；政治家必须在这些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一般接受的妥协原则是：服从多数，尊重少数。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几乎没有能力影响地球大环境。当时的人只关心发展问题，追求温饱富足，对自然环境只知道予取予求，不懂得保护培育。当时的人们以为这个上帝是万能和无限的。进入大机器时代之后，人类沿袭了为私利不惜破坏环境的坏习惯，直到产量和人口都极大膨胀，没有给自然环境留下喘息之机，平衡点终于打破了。等人类意识到这个上帝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时，已经有点为时太晚了。
环保进入主流政治
1956年爆发的日本熊本县水俣病水污染事件，以及1962年在美国出版、讲述过量使用农药对土地环境危害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标志着人类开始被环境灾难惊醒。后者被公认为开启了现代环保运动。事实上，早在1930年代前期，大自然已经通过席卷美国内陆大平原的黑尘暴，对人类的过度开垦和耕作发出严重警告，那次尘暴的副产品之一，就是约翰•斯坦贝克的名著《愤怒的葡萄》。
女作家瑞秋•卡尔秋撰写的《寂静的春天》发行10年后，环保运动开始从草根跳上政坛擂台。1972年，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瑞士出现了以环保为主打平台的政党。第二年，欧洲第一个全国性绿党“人民党”在英国问世。后来它演变成“生态党”，最后改名“绿党”。第一个跻身国家级主流大党的环保党派是德国绿党。除了反集权、反战这些绿党传统主张之外，它还以激烈的反核立场著称。1998至2005年，该党与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结盟，成功上台执政；党主席约什卡•费舍尔被委以外交部长的重任。
在美国，绿党是个边缘小党，但尼克松总统于1970年设立了环保署，后来环保事业更得到一位重量级政要的力挺—民主党副总统兼2000年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由他主讲的纪录片《难以忽略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年一经推出便轰动全球，让世人受到一记棒喝：面对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气候灾变，大家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部奥斯卡获奖影片一开头，就是戈尔的开场白：“我是阿尔•戈尔。我曾经是美国的下一任总统。”
其实早在1990年代初，人们就意识到：破坏环境的后果不仅限于一地一国，而是会危及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生存环境。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首次国际大讨论。会议的成果是制订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自1995年起，联合国每年都就全球变暖问题召开会议，其中最著名的包括1997年12月的京都会议，通过了由37个发达国家作出温室气体减排承诺的《京都议定书》。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峰会上，中国等部分发展中国家也首次作出减排承诺。此后又有去年和今年的墨西哥坎昆峰会和南非峰会。
大自然后悔创造人类？
在这些峰会上，减排量取代一个世纪前帝国主义时代的领土和势力范围，成为各国谈判和争执的筹码。虽然人们都知道，如果人类还想有明天，减排是必要之痛，但最好让别国多减一些，以免影响本国的经济发展。世界历史上爆发的战争，大多是为了争夺领土、领海或石油等自然资源，而未来发生的战争，则很可能是为了争夺原本免费的资源，例如水。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冲突，就被视为是一场生态环境战争。
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尊重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不顾它的承受力肆意繁殖扩张。西方有个著名悖论：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他自己无法搬动的石头？不管答案为何，都会与“上帝是万能的”的前提相矛盾。如果把大自然比作上帝，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它肯定不是万能的，因为它创造出一种能够并正在毁灭自己的动物—人类。而如今我们不得不把拯救地球环境和人类的希望，寄托在政治家的身上，这实在让人乐观不起来。
环保鸿门宴
4月3日上午，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离开台北，南下位于台湾中部的彰化县，去赶一场饭局。这是一场盛宴：东道主彰化医界联盟等团体，在当地芳苑乡普天宫寺庙前摆下近600桌，名为“彰化拒国光，全民拼健康”万人餐会。马英九不知道的是，这将成为一场“鸿门宴”。
当天餐会的受邀贵宾，还包括民进党的两大“总统”热门—主席蔡英文和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国光石化是个投资6000亿新台币的大型炼油厂项目，5年前由民进党当局向石化业招商立项，以鼓励投资台湾、增加就业。最初选址在云林县，后因环境评估和购地困难，加上彰化县长的积极游说，2008年6月决定迁往彰化大城乡，被马英九当局列为重大建设计划。问题是大城乡有国际级湿地，具有农业和观光业价值，因此国光石化受到环保人士强烈抗议。项目环评原定于4月下旬进行。
马英九出席这场星期天活动，被分析有一个主要目的。几天前他提名了4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事后方知其中之一是被炮轰为“恐龙法官”的邵燕玲—去年她在审理一名3岁女童遭一55岁男子性侵案时，裁定“无证明违反意愿”，引起外界哗然。为了这一提名乌龙，马英九罕有地五度公开道歉。此行南下彰化，就是希望洗刷“恐龙总统”的骂名，展现出贴近民意的姿态。
不过，马英九想做一道“问答题”，但现场民众却逼他做“是非题”。
一进场，情绪激动的民众就不断高喊反对国光石化口号。马英九登台准备讲话之际，因为不愿当场签署停建国光石化承诺书，被主持人抢话筒并用闽南话爆粗“没LP”。台下听众也不断鼓噪，很多人倒竖拇指高喊“骗人”、“无耻”、“不要脸”、“下台”甚至问候母亲，马只得退到台下。
后来到场的蔡英文和苏贞昌因先前已表态反国光石化，上台签署承诺书后，均顺利发表讲话。马英九在离去前召开记者会，指出作为执政者，他必须为决策负责，与什么都可以承诺的在野党不同。
4月22日，马英九在项目环评后终于宣布：不支持国光石化在彰化县动工；因为“环保不是说着玩的。发现有问题走不通，政府必须当机立断”。台湾媒体人张铁志评论说，“这场持续一年多的公民运动终于获得了胜利”；一群热爱环境、不带蓝绿色彩的公民让苏贞昌、蔡英文低头认错，让马英九停止开发。
妥协的艺术
4月发生在台湾的国光石化风波，让海峡此岸的我们听起来似曾相识。2007年6月1日，厦门数千市民集体“散步”，最终导致市政府于同年12月16日决定终止PX工程—“厦门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项目”；2009年11月，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引发一场民意抗争，后广州政府表示“遵从民意”，暂停这一计划（尽管据报目前又在重新选址兴建）。这几起事件都证明了环保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在官员民选的国家或地区，在环保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很可能导致政要丢官。它们的结局听起来都是皆大欢喜：代表正义的小人物最终获得胜利，仿佛是一出出不流血的《阿凡达》。可惜事情绝非那么黑白分明，是非简单。
曾得到台湾两大党支持的国光石化项目，停建后不仅使数千亿新台币的投资以及它本可带来的数万个就业机会泡汤，而且先招商后喊停的做法，大大损害了政府信誉及其“把资本留在台湾”的目标；PX工程被先迎后拒对厦门市也有类似影响；而没有了垃圾焚烧厂，广州的“垃圾围城”难题可能很难解决。
我们暂且搁下环保，只察看政治本身。当初在引进西文“politics”一词时，中国没有相应说法，孙文主张借用日本的译法“政治”。他解释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个很好的解释，但由于希望掌权—“管理众人之事”的在野党或反对派从事的也是政治，因此有必要补充一点：政治除了管理公共事务，也包括夺取或保存权力的行为。此外，从政人士无论作出任何决定，或者提出任何主张，对社会各群体都可能产生影响，因此政治还是一门妥协的艺术—除非你是独裁暴君，否则就必须在社会各群体的利益之间求得平衡和妥协。
再回到环保。环保问题的实质，往往不是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是人们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博弈；政治家必须在这些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一般接受的妥协原则是：服从多数，尊重少数。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几乎没有能力影响地球大环境。当时的人只关心发展问题，追求温饱富足，对自然环境只知道予取予求，不懂得保护培育。当时的人们以为这个上帝是万能和无限的。进入大机器时代之后，人类沿袭了为私利不惜破坏环境的坏习惯，直到产量和人口都极大膨胀，没有给自然环境留下喘息之机，平衡点终于打破了。等人类意识到这个上帝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时，已经有点为时太晚了。
环保进入主流政治
1956年爆发的日本熊本县水俣病水污染事件，以及1962年在美国出版、讲述过量使用农药对土地环境危害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标志着人类开始被环境灾难惊醒。后者被公认为开启了现代环保运动。事实上，早在1930年代前期，大自然已经通过席卷美国内陆大平原的黑尘暴，对人类的过度开垦和耕作发出严重警告，那次尘暴的副产品之一，就是约翰•斯坦贝克的名著《愤怒的葡萄》。
女作家瑞秋•卡尔秋撰写的《寂静的春天》发行10年后，环保运动开始从草根跳上政坛擂台。1972年，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瑞士出现了以环保为主打平台的政党。第二年，欧洲第一个全国性绿党“人民党”在英国问世。后来它演变成“生态党”，最后改名“绿党”。第一个跻身国家级主流大党的环保党派是德国绿党。除了反集权、反战这些绿党传统主张之外，它还以激烈的反核立场著称。1998至2005年，该党与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结盟，成功上台执政；党主席约什卡•费舍尔被委以外交部长的重任。
在美国，绿党是个边缘小党，但尼克松总统于1970年设立了环保署，后来环保事业更得到一位重量级政要的力挺—民主党副总统兼2000年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由他主讲的纪录片《难以忽略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年一经推出便轰动全球，让世人受到一记棒喝：面对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气候灾变，大家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部奥斯卡获奖影片一开头，就是戈尔的开场白：“我是阿尔•戈尔。我曾经是美国的下一任总统。”
其实早在1990年代初，人们就意识到：破坏环境的后果不仅限于一地一国，而是会危及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生存环境。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首次国际大讨论。会议的成果是制订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自1995年起，联合国每年都就全球变暖问题召开会议，其中最著名的包括1997年12月的京都会议，通过了由37个发达国家作出温室气体减排承诺的《京都议定书》。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峰会上，中国等部分发展中国家也首次作出减排承诺。此后又有去年和今年的墨西哥坎昆峰会和南非峰会。
大自然后悔创造人类？
在这些峰会上，减排量取代一个世纪前帝国主义时代的领土和势力范围，成为各国谈判和争执的筹码。虽然人们都知道，如果人类还想有明天，减排是必要之痛，但最好让别国多减一些，以免影响本国的经济发展。世界历史上爆发的战争，大多是为了争夺领土、领海或石油等自然资源，而未来发生的战争，则很可能是为了争夺原本免费的资源，例如水。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冲突，就被视为是一场生态环境战争。
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尊重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不顾它的承受力肆意繁殖扩张。西方有个著名悖论：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他自己无法搬动的石头？不管答案为何，都会与“上帝是万能的”的前提相矛盾。如果把大自然比作上帝，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它肯定不是万能的，因为它创造出一种能够并正在毁灭自己的动物—人类。而如今我们不得不把拯救地球环境和人类的希望，寄托在政治家的身上，这实在让人乐观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