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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对世界的真正认知，是从我抓起一把敖汉的小米开始的。
秋季的阳光如梦般照耀在我摊开的手掌上，掌中的小米颜色澄黄澄黄，米粒极小，却颗颗饱满。 我在想，若是扬手把小米撒向空中，这一粒一粒的小米，瞬间就会落入苍茫的大地上，再想找寻它们的踪影，却是难上加难了。因为，小米的颗粒实在是太微小了。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关于“米”字的解释为：米，穬粟实也，像禾实之形。
《诗经·小雅·小宛》：交交桑扈，率场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在文字中探寻，在《诗经》中追索，小米尽管体量微小，但每一粒米都自成一个世界，独立于苍茫天地之中；每一粒米，又仿佛是一部非文字的巨型史书，蕴藏着先民们在复杂多变的自然中，繁衍生息的漫长历史；每一粒米，又都独自承载着一个远方，承载着一个悠远的金色的梦。待到风起、待到雨润、待到阳光普照，就会开始它在大地上的旅程：生根，发芽，开花，结穗，成熟……
二
小米在大地上的旅程，一走就是8000年。
我站在大地上仰望苍穹，天空浩瀚无际，日月交互辉映。我站在山巅上俯瞰大地，大地广阔无边，田畴河流阡陌纵横。我竭力寻找着我所能触碰到的经过了8000年岁月洗礼的、依旧存活的生命个体，我找到了水稻。
有资料显示：1995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里，发现了四粒黄色的稻谷，测定年代为10000年前，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稻谷。此外，长江下游河姆渡也出土过稻种残留物。
原来，辉煌的中华文明不仅仅建立在两河之上，更是建立在种植着小米、水稻的千里沃野之上。回顾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又何尝不是在农作物中孕育着自己的文明呢？
蓦然想起了曾经读过的《山海经》中所描绘的山川河流、草木人兽。一直以来，我是把《山海经》当神话来读的，书中的茫茫沃野、高耸巨峰、人面体兽，在我看来无不是远古的神话，静静地矗立在时光之中。倘若擊破从前的固化思维，重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直接以人类原始的灵性同神话进行对视，或许《山海经》中所描绘的，正是8000年前的史前世界。
我忽然感到一种阔大无边的孤独席卷而来。
8000年，对我来说太过久远，久远到我的视野无法触及，久远到我的眼前只剩下一天、一地、一片沃野，沃野上只生长着一望无际的粟米……
除了孤独，我还感到困惑。长江、黄河孕育的中华文明最初在中原大地上闪烁时，敖汉，这片北方苍茫的大地上，业已闪现出人类文明的身影。苍穹何其浩瀚，天地何其大也！即使在古代文明层层堆积的中原，又有多少的生灵在与自然的搏击中早已灰飞烟灭，无迹可觅。敖汉的小米，却以弱小的生命形态，傲然地在天地之间屹立了8000年。
8000年——我不知是不是可以用亘古来形容粟米，但它以如此弱小的姿态与天地同辉，它的伟大是不言而喻的。
三
我是在敖汉第一村民俗博物馆里看到的8000年前的小米。它盛在一个陶罐里，已经碳化成了大地的颜色，与兴隆洼“八千粟”相比，除了颗粒略小，其他别无二致。
兴隆洼“八千粟”是指2001年到2003年之间，考古学家在敖汉旗兴隆沟文化遗址发掘时，发现的1500多粒碳化谷粒，经加拿大、英国专家鉴定后认定，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粟和黍的碳化颗粒标本，为8000年前的谷物遗存，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谷物的唯一实证，比中欧地区发现的粟米早2000多年。
兴隆洼“八千粟”考古，再一次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印证了全球范围内黍和粟起源于7600年到8000年前的中国北部。而且，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时代，粟米已经成为兴隆洼先民日常食用的谷物；在距今6500年的仰韶文化时代，粟米已经成为中国北方餐桌上的主食，业已沿着草原通道，传播到了欧洲和印度。粟，梵语中称“Cinaka”，即“中国”之意。由此印证了粟在全球中的存在。
一粒粟米，竟然打通了两条海陆通道。
研究显示，粟米的传播路线主要有两条：黍一路向西传播，从中亚地区持续传播到高加索地区和欧洲；另一条传播路线，则是粟从中国北方向南传播，最迟在距今4000年时，于泰国和印度的遗址中被发现。
打通两条海陆通道的粟米来自哪里呢？来自我的脚步刚刚踏上的敖汉旗吗？
敖汉旗地处努鲁尔虎山脉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东临通辽市奈曼旗，西接朝阳市建平县，南与北票市、朝阳县相连，北与赤峰市翁牛特旗隔老哈河相望。
敖汉，蒙语“老大”的意思。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时，我猛然想到了一个词：历史长河。
用“历史长河”来形容敖汉，似乎再恰当不过。在这片8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等七种考古学文化，其中有四种为首次发现并以敖汉旗地名命名。
历史的长河，从古至今在这片土地上缓缓地流淌着，从未干涸。而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古迹众多之地，往往都是大漠孤烟、残石枯树，昔日的辉煌早已化为烟尘散尽。因此，对于有着近万年史前文明的敖汉，我不曾有任何期待。
然而，当我的脚步踏上敖汉大地，眼前却是一派勃勃生机。每一处我要寻访的古迹周边，都是由高粱、谷子、玉米交织而成的茫茫的青纱帐，致使载我的越野车，迷失在一人多高的庄稼地里，如一头失去了方向的野牛，东一头西一头乱闯乱撞。
“是这条路啊！我常开车带人来看的。”开车的小伙子不停地转动着手中的方向盘，越野车在茂密的庄稼地里如船划行着。
我打开车窗伸出手去，让泛红了的高粱划过手臂，让沉甸甸的谷穗掠过掌心。我不由得深深感叹，这是怎样一片神奇的土地啊！人类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这片大地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但大地所给予人类的却从来没有改变过。8000年前，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已经开始在这里播种谷物了，8000年过去了，这片土地上的谷物还是如浪翻涌，一阵阵秋风把谷米的芬芳，散播到广阔无际的田野上。 在这个追求快速致富的时代，我们似乎早已忘记了如何守住我们的土地，忘记了如何守住我们赖以生存的粮食，致使我们所到之处，豪华的建筑占据了越来越大的空间，如潮的车流淹没了缓缓流淌的河流。敖汉是我旅途中所见过的唯一现代与古老并存的城镇。穿行在田野中的柏油公路，现代化的豪华汽车从古老的毛驴车边疾驶而过，毛驴却不惊不躁，悠然自得地拉着平板车，用它的四蹄敲打着路面上的树荫。
在我的印象中，毛驴应该算是古老的物种，只存在于黄胄的画卷里。到了敖汉才惊奇地发现，距离老哈河两岸林立高楼不远的每一户农家的院里，都拴着一到两头毛驴。
从石头到青铜再到牛拉马耕现代化机械，农人的耕作模式随着历史的推进在演变，敖汉却似乎遗世独立，仍旧把毛驴当作主要的农耕用具，沿用着古老的驴拉犁、手播撒种的原始耕作模式；播撒的种子，采用的也还是古老的保存模式。因此，敖汉已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主要候选地之一。
四
谷子、高粱、玉米、毛驴，炊烟袅袅升起……
我与同行的几位考古朋友，坐在开满野花的敖汉城子山的山巅，眺望着落日余晖下的广阔的原野。
刚刚从那片原野上走过。原野上，有考古发现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华夏第一村”，有距今8000年的粟碳化颗粒标本——“八千粟”。原野上袅袅升起的炊烟，是古老的村庄的生命延续，而能使得村庄生命延续了8000年的，应该就是这体量极其微小的粟米了。
中华，以农立国。《管子·轻重乙》：“故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
粟（又被称为稷），以其耐旱、耐瘠、耐贮存等生物学特性，经历了“稷官—后稷—稷神”的演变。古代祭祀，稷神与社神是不能分割开来的，“社稷”，成为国家的象征。
蓦然想起一首偈：“佛观一粒米，大如须弥山；若人不了道，披毛戴角还。”
一粒米，不仅要经过播种、灌溉、施肥、收割，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还要经过风吹、日晒、雨露滋润，才能饱满成熟。如此虔诚一念，纵使只是极小的一粒米，也可与千千万万座须弥山相等了！
五
我恍然明白了，为什么我所经过的村庄，家家户户的屋檐下，常常悬挂着金黄的玉米、火红的高粱；为什么我所经过的那些古老的村镇祠堂里，神像前供奉着的并非是寺庙里的香烛，而是由斗笠盛着的五谷杂粮，来祭祀天地神宗；为什么每逢传统节日，庄户的门前总要挂上拴着红布条的粟米辟邪。
祭祀——无论是宗庙祭祀还是民间风俗中的祭祀，都是承载中华文明的载体，都代表着人们心中的祈愿！
一起坐在城子山巅的考古朋友说，我们脚下这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城子山，就被考古学者们认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心性祭祀遗址。
中华祖先的宇宙观即是天、地、人；天地日月，风雷水火，皆被视为有灵之物。据说，敖汉旗四家子镇牛汐河屯，仍旧延续着正月初八祭星的祭祀习俗。原始的民间文化，书写的是漫长的农耕记忆。而历史叙事呈现给我们最真实的一面，往往是抛除文字的记述，没有被现代符号侵袭的人性跟神性的接通。
我的眼前忽然浮现出端坐在敖汉旗博物馆的“中华祖神”，考古专家认定这尊陶人，即是“巫”或“王”。但见它双手交叉，盘腿而坐，神态肃穆，目光专注，嘴巴圆张。我与它对视了许久许久，它那双深邃的眼睛，仿佛是在凝望着浩瀚的苍穹，那是以万古肃默的眸子静观天地，一滴水可映照江河湖泊，一粒米可显现千顷良田。因此，那双眼睛呈现出的既是神性，又充满了诗意；这种神性与诗意，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畏，又让人感到一种持久而绵远的祥和与宁静。
我忽然想，8000年过去了，敖汉依旧保持着古老的驴拉犁、手播撒种的原始耕作方式，倒也像人类与神的通灵。有了神的护佑，这片耕种了8000年的土地才依旧肥沃，才会生长出绿、黑、黄、白四种颜色的粟米。
四种颜色，是否可以理解为四种寓意：绿色象征着春天，黑色象征着大地，黄色象征着太阳，白色象征着冬天。从春到冬，一年四季，阳光普照大地，粟米才得以丰收，人类才得以代代繁衍。
即将离开一望无际的田野时，我想我该折几穗谷米带回城去，我想告诉我的后人，粟米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的意义。可是，采摘谷穗时，我不得不哈下腰去，因为，成熟的谷穗垂得极低极低。当我蹲下去与低垂着头的谷穗形成等高時，我再一次脑洞大开。我猛地意识到，直到此时自己才真正揭开了粟（稷）何以经历了从稷官、后稷到稷神的演变，而成为国家的象征（社稷江山）。那不仅仅是顽强的生命力，更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谦逊、包容、忍耐的体现。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气质，中华这个古老的民族气脉才能历久不衰，中华神州大地的气象才能欣欣向荣。
粟米，尽管体量微小，却蕴藏着一个民族精神最深层的奥秘，却记录着一个民族心灵最潜在的本质。
（责任编辑 徐文）
我对世界的真正认知，是从我抓起一把敖汉的小米开始的。
秋季的阳光如梦般照耀在我摊开的手掌上，掌中的小米颜色澄黄澄黄，米粒极小，却颗颗饱满。 我在想，若是扬手把小米撒向空中，这一粒一粒的小米，瞬间就会落入苍茫的大地上，再想找寻它们的踪影，却是难上加难了。因为，小米的颗粒实在是太微小了。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关于“米”字的解释为：米，穬粟实也，像禾实之形。
《诗经·小雅·小宛》：交交桑扈，率场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在文字中探寻，在《诗经》中追索，小米尽管体量微小，但每一粒米都自成一个世界，独立于苍茫天地之中；每一粒米，又仿佛是一部非文字的巨型史书，蕴藏着先民们在复杂多变的自然中，繁衍生息的漫长历史；每一粒米，又都独自承载着一个远方，承载着一个悠远的金色的梦。待到风起、待到雨润、待到阳光普照，就会开始它在大地上的旅程：生根，发芽，开花，结穗，成熟……
二
小米在大地上的旅程，一走就是8000年。
我站在大地上仰望苍穹，天空浩瀚无际，日月交互辉映。我站在山巅上俯瞰大地，大地广阔无边，田畴河流阡陌纵横。我竭力寻找着我所能触碰到的经过了8000年岁月洗礼的、依旧存活的生命个体，我找到了水稻。
有资料显示：1995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里，发现了四粒黄色的稻谷，测定年代为10000年前，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稻谷。此外，长江下游河姆渡也出土过稻种残留物。
原来，辉煌的中华文明不仅仅建立在两河之上，更是建立在种植着小米、水稻的千里沃野之上。回顾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又何尝不是在农作物中孕育着自己的文明呢？
蓦然想起了曾经读过的《山海经》中所描绘的山川河流、草木人兽。一直以来，我是把《山海经》当神话来读的，书中的茫茫沃野、高耸巨峰、人面体兽，在我看来无不是远古的神话，静静地矗立在时光之中。倘若擊破从前的固化思维，重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直接以人类原始的灵性同神话进行对视，或许《山海经》中所描绘的，正是8000年前的史前世界。
我忽然感到一种阔大无边的孤独席卷而来。
8000年，对我来说太过久远，久远到我的视野无法触及，久远到我的眼前只剩下一天、一地、一片沃野，沃野上只生长着一望无际的粟米……
除了孤独，我还感到困惑。长江、黄河孕育的中华文明最初在中原大地上闪烁时，敖汉，这片北方苍茫的大地上，业已闪现出人类文明的身影。苍穹何其浩瀚，天地何其大也！即使在古代文明层层堆积的中原，又有多少的生灵在与自然的搏击中早已灰飞烟灭，无迹可觅。敖汉的小米，却以弱小的生命形态，傲然地在天地之间屹立了8000年。
8000年——我不知是不是可以用亘古来形容粟米，但它以如此弱小的姿态与天地同辉，它的伟大是不言而喻的。
三
我是在敖汉第一村民俗博物馆里看到的8000年前的小米。它盛在一个陶罐里，已经碳化成了大地的颜色，与兴隆洼“八千粟”相比，除了颗粒略小，其他别无二致。
兴隆洼“八千粟”是指2001年到2003年之间，考古学家在敖汉旗兴隆沟文化遗址发掘时，发现的1500多粒碳化谷粒，经加拿大、英国专家鉴定后认定，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粟和黍的碳化颗粒标本，为8000年前的谷物遗存，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谷物的唯一实证，比中欧地区发现的粟米早2000多年。
兴隆洼“八千粟”考古，再一次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印证了全球范围内黍和粟起源于7600年到8000年前的中国北部。而且，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时代，粟米已经成为兴隆洼先民日常食用的谷物；在距今6500年的仰韶文化时代，粟米已经成为中国北方餐桌上的主食，业已沿着草原通道，传播到了欧洲和印度。粟，梵语中称“Cinaka”，即“中国”之意。由此印证了粟在全球中的存在。
一粒粟米，竟然打通了两条海陆通道。
研究显示，粟米的传播路线主要有两条：黍一路向西传播，从中亚地区持续传播到高加索地区和欧洲；另一条传播路线，则是粟从中国北方向南传播，最迟在距今4000年时，于泰国和印度的遗址中被发现。
打通两条海陆通道的粟米来自哪里呢？来自我的脚步刚刚踏上的敖汉旗吗？
敖汉旗地处努鲁尔虎山脉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东临通辽市奈曼旗，西接朝阳市建平县，南与北票市、朝阳县相连，北与赤峰市翁牛特旗隔老哈河相望。
敖汉，蒙语“老大”的意思。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时，我猛然想到了一个词：历史长河。
用“历史长河”来形容敖汉，似乎再恰当不过。在这片8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等七种考古学文化，其中有四种为首次发现并以敖汉旗地名命名。
历史的长河，从古至今在这片土地上缓缓地流淌着，从未干涸。而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古迹众多之地，往往都是大漠孤烟、残石枯树，昔日的辉煌早已化为烟尘散尽。因此，对于有着近万年史前文明的敖汉，我不曾有任何期待。
然而，当我的脚步踏上敖汉大地，眼前却是一派勃勃生机。每一处我要寻访的古迹周边，都是由高粱、谷子、玉米交织而成的茫茫的青纱帐，致使载我的越野车，迷失在一人多高的庄稼地里，如一头失去了方向的野牛，东一头西一头乱闯乱撞。
“是这条路啊！我常开车带人来看的。”开车的小伙子不停地转动着手中的方向盘，越野车在茂密的庄稼地里如船划行着。
我打开车窗伸出手去，让泛红了的高粱划过手臂，让沉甸甸的谷穗掠过掌心。我不由得深深感叹，这是怎样一片神奇的土地啊！人类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这片大地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但大地所给予人类的却从来没有改变过。8000年前，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已经开始在这里播种谷物了，8000年过去了，这片土地上的谷物还是如浪翻涌，一阵阵秋风把谷米的芬芳，散播到广阔无际的田野上。 在这个追求快速致富的时代，我们似乎早已忘记了如何守住我们的土地，忘记了如何守住我们赖以生存的粮食，致使我们所到之处，豪华的建筑占据了越来越大的空间，如潮的车流淹没了缓缓流淌的河流。敖汉是我旅途中所见过的唯一现代与古老并存的城镇。穿行在田野中的柏油公路，现代化的豪华汽车从古老的毛驴车边疾驶而过，毛驴却不惊不躁，悠然自得地拉着平板车，用它的四蹄敲打着路面上的树荫。
在我的印象中，毛驴应该算是古老的物种，只存在于黄胄的画卷里。到了敖汉才惊奇地发现，距离老哈河两岸林立高楼不远的每一户农家的院里，都拴着一到两头毛驴。
从石头到青铜再到牛拉马耕现代化机械，农人的耕作模式随着历史的推进在演变，敖汉却似乎遗世独立，仍旧把毛驴当作主要的农耕用具，沿用着古老的驴拉犁、手播撒种的原始耕作模式；播撒的种子，采用的也还是古老的保存模式。因此，敖汉已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主要候选地之一。
四
谷子、高粱、玉米、毛驴，炊烟袅袅升起……
我与同行的几位考古朋友，坐在开满野花的敖汉城子山的山巅，眺望着落日余晖下的广阔的原野。
刚刚从那片原野上走过。原野上，有考古发现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华夏第一村”，有距今8000年的粟碳化颗粒标本——“八千粟”。原野上袅袅升起的炊烟，是古老的村庄的生命延续，而能使得村庄生命延续了8000年的，应该就是这体量极其微小的粟米了。
中华，以农立国。《管子·轻重乙》：“故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
粟（又被称为稷），以其耐旱、耐瘠、耐贮存等生物学特性，经历了“稷官—后稷—稷神”的演变。古代祭祀，稷神与社神是不能分割开来的，“社稷”，成为国家的象征。
蓦然想起一首偈：“佛观一粒米，大如须弥山；若人不了道，披毛戴角还。”
一粒米，不仅要经过播种、灌溉、施肥、收割，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还要经过风吹、日晒、雨露滋润，才能饱满成熟。如此虔诚一念，纵使只是极小的一粒米，也可与千千万万座须弥山相等了！
五
我恍然明白了，为什么我所经过的村庄，家家户户的屋檐下，常常悬挂着金黄的玉米、火红的高粱；为什么我所经过的那些古老的村镇祠堂里，神像前供奉着的并非是寺庙里的香烛，而是由斗笠盛着的五谷杂粮，来祭祀天地神宗；为什么每逢传统节日，庄户的门前总要挂上拴着红布条的粟米辟邪。
祭祀——无论是宗庙祭祀还是民间风俗中的祭祀，都是承载中华文明的载体，都代表着人们心中的祈愿！
一起坐在城子山巅的考古朋友说，我们脚下这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城子山，就被考古学者们认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心性祭祀遗址。
中华祖先的宇宙观即是天、地、人；天地日月，风雷水火，皆被视为有灵之物。据说，敖汉旗四家子镇牛汐河屯，仍旧延续着正月初八祭星的祭祀习俗。原始的民间文化，书写的是漫长的农耕记忆。而历史叙事呈现给我们最真实的一面，往往是抛除文字的记述，没有被现代符号侵袭的人性跟神性的接通。
我的眼前忽然浮现出端坐在敖汉旗博物馆的“中华祖神”，考古专家认定这尊陶人，即是“巫”或“王”。但见它双手交叉，盘腿而坐，神态肃穆，目光专注，嘴巴圆张。我与它对视了许久许久，它那双深邃的眼睛，仿佛是在凝望着浩瀚的苍穹，那是以万古肃默的眸子静观天地，一滴水可映照江河湖泊，一粒米可显现千顷良田。因此，那双眼睛呈现出的既是神性，又充满了诗意；这种神性与诗意，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畏，又让人感到一种持久而绵远的祥和与宁静。
我忽然想，8000年过去了，敖汉依旧保持着古老的驴拉犁、手播撒种的原始耕作方式，倒也像人类与神的通灵。有了神的护佑，这片耕种了8000年的土地才依旧肥沃，才会生长出绿、黑、黄、白四种颜色的粟米。
四种颜色，是否可以理解为四种寓意：绿色象征着春天，黑色象征着大地，黄色象征着太阳，白色象征着冬天。从春到冬，一年四季，阳光普照大地，粟米才得以丰收，人类才得以代代繁衍。
即将离开一望无际的田野时，我想我该折几穗谷米带回城去，我想告诉我的后人，粟米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的意义。可是，采摘谷穗时，我不得不哈下腰去，因为，成熟的谷穗垂得极低极低。当我蹲下去与低垂着头的谷穗形成等高時，我再一次脑洞大开。我猛地意识到，直到此时自己才真正揭开了粟（稷）何以经历了从稷官、后稷到稷神的演变，而成为国家的象征（社稷江山）。那不仅仅是顽强的生命力，更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谦逊、包容、忍耐的体现。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气质，中华这个古老的民族气脉才能历久不衰，中华神州大地的气象才能欣欣向荣。
粟米，尽管体量微小，却蕴藏着一个民族精神最深层的奥秘，却记录着一个民族心灵最潜在的本质。
（责任编辑 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