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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俄罗斯犹太移民后裔；
1932～1933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硕士学位；
1946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直至1977年退休；
1976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曾于1980年、1988年和1993年三次访问中国。
“他是还会站在那里的。”张五常在为亦师亦友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撰写的悼文中说。
2006年11月16日，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美国的家中去世，享年94岁。
弗里德曼对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自从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折中主义路线所代替，政府干预被公认为经济繁荣的灵丹妙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70年代，早已远离了经济萧条的西方世界在凯恩斯折中主义路线中进入了滞胀阶段。
谁来拯救亚当·斯密?谁来拯救自由市场?只有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和凯恩斯
弗里德曼1912年出生于一个贫穷的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在美国新泽西州长大。全家人当时居住在由母亲经营的一个服装店里，父亲则在纽约的曼哈顿打工。
得益于美国社会的各种福利条件，弗里德曼的成长平稳顺利。他靠奖学金上完大学，1932年毕业恰巧赶上美国经济大萧条中最黑暗的日子。
20世纪末，《时代》周刊的编辑们聚在一起评选世纪经济学家，最后他们选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但是他们差一点就选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事实上，主编诺曼·佩尔斯廷很希望弗里德曼能够胜出。诺曼如此评价弗里德曼：“清楚地说明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和政府过度干预的危险，”而且，“人矮却站得高。”
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二战之后的美国，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成为那个时代的代名词。而当弗里德曼成为罗纳德，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座上客，并被采纳了他开出的控制货币发行的“药方”，经济又得到了扭转。
凯恩斯出身剑桥名门，弗里德曼只是20世纪初血汗工厂工人的孩子。富有戏剧性的是，血汗工厂被认为是自由市场发展的必然，这在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早有论述。至今在西方经济学家眼中，马克思的理论“罪不可赦”，因为“他将自由市场打入到前所未有的冷宫”。
弗里德曼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精神导师就是亚当·斯密，那个在自由市场上毫不妥协的人。而凯恩斯，却在马克思和斯密之间徘徊，最终，他一方面承认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一方面又认为市场也发挥着作用。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过了非常时期，政府的干预造就了经济的停滞发展。而此时，弗里德曼已经意识到，是政府干预导致了大萧条。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晦涩的语言表达着他的观点，而弗里德曼却尝试用一种轻松的笔调去解释现实世界。当凯恩斯的学生开始用一版版的经济学教科书来普及凯恩斯的思想时，弗里德曼却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做着实证研究，并只身一人酝酿对凯恩斯众多门徒的挑战。
英雄论战
弗里德曼在论战中取得了胜利，并且几乎独自一人捍卫了斯密的自由市场的传统。这似乎与他的身高有着关系，尽管这样说对他有些不敬。他显得比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更加有耐力且富有智慧。这不得不令人想起了拿破仑，同样的身高，不同的战场，却都扮演着英雄的角色。
需要强调的是，凯恩斯主义已经深入人心，挑战它，无异子在冬季跨越阿尔卑斯山脉。在弗里德曼之前，想翻过这座山的也不乏其人。这些可怜的“登山者”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他们不是自己没有解释清楚，就是被凯恩斯《通论》怪异的语言所拖累，或者站在学术界门外攻击。
接着就是奥地利学派沮丧的经历。学派的带头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关于凯恩斯的著述很少，他的巨著《人类行为》只涉及了一点。20世纪30年代反凯恩斯的带头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则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他忽视了1936年出版的《通论》。后来他仅仅在1979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即《骑虎难下：通货膨胀的凯恩斯主义遗产》。
这时的弗里德曼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就职于芝加哥大学教经济学。他在专业经济学方面的资历无懈可击，而他关注的货币政策和货币数量论在通货膨胀时期尤其引人注目。
弗里德曼开始进攻了。1962年，他捍卫自由放任经济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出版，第一次尝试将自由市场介绍给公众。这本书在为自由市场辩护的同时，强烈谴责了政府造成的恶果。该书发表10年之后，萨缪尔森也认为它是“对一个重要观点的逻辑严密，细致入微，而且常常很有说服力的阐述”。
心态乐观
弗里德曼的精神导师亚当，斯密就是一个乐观的人，似乎也只有乐观的人才能挑起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旗。乐观让对手对他既尊重又尴尬。
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斯考森评价说，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在学术听众面前出现，不啻于造物论者在自然课上出言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由放任的支持者们常遭欺哄或嘲笑。据弗里德曼所言，像杜克大学那样声誉好的大学就拒绝使用他的任何书，那里的经济系认为他的著作不值得购买。
即便如此，这个倔强的小老头依然坚持着他的信念。20世纪60年代晚期，弗里德曼应邀去威斯康星大学与尖锐的凯恩斯主义者里昂凯泽林辩论。辩论最后，凯泽林一边宣读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一边嘲笑这些内容，希望借此获得辩论的胜利。当他读到第十一点时，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麻烦，第十一点呼吁在和平时期取消军事征兵。弗里德曼对该草案的反对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获得了辩论的胜利。
1932年，弗里德曼去了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由于按照字母顺序排座位，他与他后来的妻子罗斯，迪雷克托邻座。从那时起，他们便成为搭档和合著者，并且在1938年成为甜蜜的一对。他们有两个孩子——戴维和詹妮特。戴维也成了一位经济学家，他写的书也传到了中国，而詹妮特则是一名律师。
在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还认识了后来的论战对手萨缪尔森。有趣的是，萨缪尔森由货币主义者转变成凯恩斯主义者，而弗里德曼，却是从当初欣赏凯恩斯主义而变成货币主义者的。弗里德曼于1933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又辗转至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博士。1946年之后，他重新回到了芝加哥大学，直至1977年退休。
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在颁奖仪式期间，瑞典斯德哥尔摩出现了示威者。这是因为弗里德曼被怀疑与智利的独裁者奥格斯托，皮诺切特有牵连。皮诺切特1973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统治之后，恢复经济采用的就是芝加哥学派的药方，而智利在此后的20年里，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并创造了高增长，低通胀和出口繁荣的奇迹。1990年，智利 恢复了民主制度。
善于运用媒体
弗里德曼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上。他早在1976年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广为中国学人所知的是，弗里德曼一直对中国改革的深切关注。他曾经三次访问中国，给中国改革开放提出意见和理论指导；他曾不吝辞藻赞颂香港，认为那里是世界经济最自由的地方；而在去世前一个多月，他还针对香港经济政策可能发生的变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评论。
尽管弗里德曼的大名在中国广为学界所知，却并不像在西方那样街知巷闻、无人不识。
弗里德曼去世之后，不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媒体都不断地发布消息。包括美国总统布什、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现任和前任联储主席等政要，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甚至普通民众，都纷纷致以哀悼，回忆弗里德曼生前对他们的影响。
究其原因，是因为弗里德曼执笔能文，搁笔善辩，他在学术上完善了自由主义体系，并且把自由的理念带到人们的心中。而他宣扬理念的重要途径就是包括报刊、电视等在内的公共媒体。
1966年至1984年的近20年间，弗里德曼为《新闻周刊》撰写两周一次的专栏，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涉及公众的事件：1980年，他亲自登场录制了10集介绍自由经济理论的电视特辑《自由选择》，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连续播放10周，轰动全国。不少电视台预留最佳时间播出相关节目，甚至有纽约市的电视台以之来对抗历来极为美国民众喜爱，收视率甚高的美式足球决赛；1989年之后，他又重新修改节目，缩减成5集精华，加进一些新内容，邀请著名影星施瓦辛格和前总统里根等做主持人。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
二战之后，强调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很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这些地方，开始了大规模国有化的进程，对经济活动也施加了严格管制。弗里德曼敏锐推断，如此下去，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导致国家权力的集中，必然损害公众的自由。并且不少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已经到了迷信的地步，一旦出现经济问题总认为是政府的不作为。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把经济学理念，通过浅显的逻辑分析，解释给民众。
弗里德曼选择了报刊专栏，选择了电视，通过这些大众媒体阐释他的自由理念，影响了不止一代美国人。如今已成了加州州长的施瓦辛格就说：“我最初接触到他有关货币、自由市场以及个人自由的权威著作时，仿佛受了当头棒喝。”
弗里德曼的学术文章即使对一般经济学人来说，也并不容易理解，但是，面对公众，他用浅白的文字，推广自由经济学说，宣传大市场、小政府，告知公众，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他抨击福利政策和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危害，他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发扬光大，使得长期以来，不少人都认为是他的发明。
中国之缘
弗里德曼这位经济学术界的大人物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曾在1980年、1988年、1993年三次访问中国。在他与夫人合著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除了美国之外，另一个占据篇幅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
弗里德曼在自传中写道：“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1980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中国的改革进程刚刚开始。他发现，中国人当时对经济问题知之甚少，对市场体制运作的方式更是一无所知。比如，在一次座谈中，一位将要前往美国考察的中国官员的问题是：“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弗里德曼的反应是“吓了一跳”。他建议这位官员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转的。
1988年在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第二次访华。这次访华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的范围更大，弗里德曼得以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同时，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观点，在当时中国改革持续深入的情况下得以更清晰地传递给了中国的决策者和学术界。这次访问中，弗里德曼还走访了许多正在蓬勃发展的商品市场。在这些市场中，他真实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华。这时的中国改革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弗里德曼还访问了成都和重庆等地。私营企业，民间商业的发展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三次访华中，弗里德曼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变迁，他向中国人介绍了他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认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念。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深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可以说，在这十几年中，弗里德曼的影响力扩展到了中国，而中国也因此受益良多。
(编辑：于杏华)
1932～1933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硕士学位；
1946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直至1977年退休；
1976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曾于1980年、1988年和1993年三次访问中国。
“他是还会站在那里的。”张五常在为亦师亦友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撰写的悼文中说。
2006年11月16日，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美国的家中去世，享年94岁。
弗里德曼对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自从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折中主义路线所代替，政府干预被公认为经济繁荣的灵丹妙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70年代，早已远离了经济萧条的西方世界在凯恩斯折中主义路线中进入了滞胀阶段。
谁来拯救亚当·斯密?谁来拯救自由市场?只有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和凯恩斯
弗里德曼1912年出生于一个贫穷的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在美国新泽西州长大。全家人当时居住在由母亲经营的一个服装店里，父亲则在纽约的曼哈顿打工。
得益于美国社会的各种福利条件，弗里德曼的成长平稳顺利。他靠奖学金上完大学，1932年毕业恰巧赶上美国经济大萧条中最黑暗的日子。
20世纪末，《时代》周刊的编辑们聚在一起评选世纪经济学家，最后他们选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但是他们差一点就选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事实上，主编诺曼·佩尔斯廷很希望弗里德曼能够胜出。诺曼如此评价弗里德曼：“清楚地说明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和政府过度干预的危险，”而且，“人矮却站得高。”
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二战之后的美国，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成为那个时代的代名词。而当弗里德曼成为罗纳德，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座上客，并被采纳了他开出的控制货币发行的“药方”，经济又得到了扭转。
凯恩斯出身剑桥名门，弗里德曼只是20世纪初血汗工厂工人的孩子。富有戏剧性的是，血汗工厂被认为是自由市场发展的必然，这在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早有论述。至今在西方经济学家眼中，马克思的理论“罪不可赦”，因为“他将自由市场打入到前所未有的冷宫”。
弗里德曼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精神导师就是亚当·斯密，那个在自由市场上毫不妥协的人。而凯恩斯，却在马克思和斯密之间徘徊，最终，他一方面承认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一方面又认为市场也发挥着作用。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过了非常时期，政府的干预造就了经济的停滞发展。而此时，弗里德曼已经意识到，是政府干预导致了大萧条。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晦涩的语言表达着他的观点，而弗里德曼却尝试用一种轻松的笔调去解释现实世界。当凯恩斯的学生开始用一版版的经济学教科书来普及凯恩斯的思想时，弗里德曼却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做着实证研究，并只身一人酝酿对凯恩斯众多门徒的挑战。
英雄论战
弗里德曼在论战中取得了胜利，并且几乎独自一人捍卫了斯密的自由市场的传统。这似乎与他的身高有着关系，尽管这样说对他有些不敬。他显得比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更加有耐力且富有智慧。这不得不令人想起了拿破仑，同样的身高，不同的战场，却都扮演着英雄的角色。
需要强调的是，凯恩斯主义已经深入人心，挑战它，无异子在冬季跨越阿尔卑斯山脉。在弗里德曼之前，想翻过这座山的也不乏其人。这些可怜的“登山者”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他们不是自己没有解释清楚，就是被凯恩斯《通论》怪异的语言所拖累，或者站在学术界门外攻击。
接着就是奥地利学派沮丧的经历。学派的带头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关于凯恩斯的著述很少，他的巨著《人类行为》只涉及了一点。20世纪30年代反凯恩斯的带头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则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他忽视了1936年出版的《通论》。后来他仅仅在1979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即《骑虎难下：通货膨胀的凯恩斯主义遗产》。
这时的弗里德曼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就职于芝加哥大学教经济学。他在专业经济学方面的资历无懈可击，而他关注的货币政策和货币数量论在通货膨胀时期尤其引人注目。
弗里德曼开始进攻了。1962年，他捍卫自由放任经济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出版，第一次尝试将自由市场介绍给公众。这本书在为自由市场辩护的同时，强烈谴责了政府造成的恶果。该书发表10年之后，萨缪尔森也认为它是“对一个重要观点的逻辑严密，细致入微，而且常常很有说服力的阐述”。
心态乐观
弗里德曼的精神导师亚当，斯密就是一个乐观的人，似乎也只有乐观的人才能挑起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旗。乐观让对手对他既尊重又尴尬。
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斯考森评价说，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在学术听众面前出现，不啻于造物论者在自然课上出言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由放任的支持者们常遭欺哄或嘲笑。据弗里德曼所言，像杜克大学那样声誉好的大学就拒绝使用他的任何书，那里的经济系认为他的著作不值得购买。
即便如此，这个倔强的小老头依然坚持着他的信念。20世纪60年代晚期，弗里德曼应邀去威斯康星大学与尖锐的凯恩斯主义者里昂凯泽林辩论。辩论最后，凯泽林一边宣读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一边嘲笑这些内容，希望借此获得辩论的胜利。当他读到第十一点时，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麻烦，第十一点呼吁在和平时期取消军事征兵。弗里德曼对该草案的反对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获得了辩论的胜利。
1932年，弗里德曼去了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由于按照字母顺序排座位，他与他后来的妻子罗斯，迪雷克托邻座。从那时起，他们便成为搭档和合著者，并且在1938年成为甜蜜的一对。他们有两个孩子——戴维和詹妮特。戴维也成了一位经济学家，他写的书也传到了中国，而詹妮特则是一名律师。
在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还认识了后来的论战对手萨缪尔森。有趣的是，萨缪尔森由货币主义者转变成凯恩斯主义者，而弗里德曼，却是从当初欣赏凯恩斯主义而变成货币主义者的。弗里德曼于1933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又辗转至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博士。1946年之后，他重新回到了芝加哥大学，直至1977年退休。
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在颁奖仪式期间，瑞典斯德哥尔摩出现了示威者。这是因为弗里德曼被怀疑与智利的独裁者奥格斯托，皮诺切特有牵连。皮诺切特1973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统治之后，恢复经济采用的就是芝加哥学派的药方，而智利在此后的20年里，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并创造了高增长，低通胀和出口繁荣的奇迹。1990年，智利 恢复了民主制度。
善于运用媒体
弗里德曼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上。他早在1976年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广为中国学人所知的是，弗里德曼一直对中国改革的深切关注。他曾经三次访问中国，给中国改革开放提出意见和理论指导；他曾不吝辞藻赞颂香港，认为那里是世界经济最自由的地方；而在去世前一个多月，他还针对香港经济政策可能发生的变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评论。
尽管弗里德曼的大名在中国广为学界所知，却并不像在西方那样街知巷闻、无人不识。
弗里德曼去世之后，不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媒体都不断地发布消息。包括美国总统布什、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现任和前任联储主席等政要，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甚至普通民众，都纷纷致以哀悼，回忆弗里德曼生前对他们的影响。
究其原因，是因为弗里德曼执笔能文，搁笔善辩，他在学术上完善了自由主义体系，并且把自由的理念带到人们的心中。而他宣扬理念的重要途径就是包括报刊、电视等在内的公共媒体。
1966年至1984年的近20年间，弗里德曼为《新闻周刊》撰写两周一次的专栏，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涉及公众的事件：1980年，他亲自登场录制了10集介绍自由经济理论的电视特辑《自由选择》，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连续播放10周，轰动全国。不少电视台预留最佳时间播出相关节目，甚至有纽约市的电视台以之来对抗历来极为美国民众喜爱，收视率甚高的美式足球决赛；1989年之后，他又重新修改节目，缩减成5集精华，加进一些新内容，邀请著名影星施瓦辛格和前总统里根等做主持人。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
二战之后，强调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很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这些地方，开始了大规模国有化的进程，对经济活动也施加了严格管制。弗里德曼敏锐推断，如此下去，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导致国家权力的集中，必然损害公众的自由。并且不少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已经到了迷信的地步，一旦出现经济问题总认为是政府的不作为。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把经济学理念，通过浅显的逻辑分析，解释给民众。
弗里德曼选择了报刊专栏，选择了电视，通过这些大众媒体阐释他的自由理念，影响了不止一代美国人。如今已成了加州州长的施瓦辛格就说：“我最初接触到他有关货币、自由市场以及个人自由的权威著作时，仿佛受了当头棒喝。”
弗里德曼的学术文章即使对一般经济学人来说，也并不容易理解，但是，面对公众，他用浅白的文字，推广自由经济学说，宣传大市场、小政府，告知公众，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他抨击福利政策和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危害，他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发扬光大，使得长期以来，不少人都认为是他的发明。
中国之缘
弗里德曼这位经济学术界的大人物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曾在1980年、1988年、1993年三次访问中国。在他与夫人合著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除了美国之外，另一个占据篇幅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
弗里德曼在自传中写道：“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1980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中国的改革进程刚刚开始。他发现，中国人当时对经济问题知之甚少，对市场体制运作的方式更是一无所知。比如，在一次座谈中，一位将要前往美国考察的中国官员的问题是：“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弗里德曼的反应是“吓了一跳”。他建议这位官员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转的。
1988年在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第二次访华。这次访华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的范围更大，弗里德曼得以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同时，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观点，在当时中国改革持续深入的情况下得以更清晰地传递给了中国的决策者和学术界。这次访问中，弗里德曼还走访了许多正在蓬勃发展的商品市场。在这些市场中，他真实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华。这时的中国改革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弗里德曼还访问了成都和重庆等地。私营企业，民间商业的发展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三次访华中，弗里德曼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变迁，他向中国人介绍了他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认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念。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深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可以说，在这十几年中，弗里德曼的影响力扩展到了中国，而中国也因此受益良多。
(编辑：于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