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法国戏剧作家、哲学家、小说家萨特的一百年诞辰。或许在过去的二十世纪里，诞生过很多伟大的作家，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萨特对于世界的意义仍是独一无二的。他受到无数人的推崇，也受到无数人的攻击；他给二十世纪生活在战争阴影下的人们带来光明、热情与思考，但他也给人们带来了难以名状的混乱。全世界几乎都是一样的情况：他被无数张嘴谈论着，可是没有一个人敢说真正地理解他，甚至包括他自己在内。他只是不停地写着，以积极的、介入的姿态。
　　
　　一、萨特的一生
　　
　　重读想到萨特，是在读了张一兵教授的《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之后。这才突然想起，在《恶心》、《墙》、《脏手》或是《词语》之外，在萨特—波伏娃这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男女关系之外，还有一个萨特，《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的萨特。
　　其实或许还有无数个萨特，比如说《现代》杂志的萨特，比如说那个痛恨戴高乐的萨特，比如说，那个来过中国、见到过毛泽东的萨特，再比如说，那个曾被人高呼要“枪毙”的萨特。
　　惶惑几乎是油然而生的，而且这种惶惑就像是一个玩笑，因为它只指向一个问题：萨特是谁？二十世纪的神话，有人说。或许不该用“神话”这个词，因为萨特如果还活着，他会用最激烈和最肯定的意义反抗神的存在——萨特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
　　那么就说是个谜吧，这个谜，跨越了哲学、文学、政治、语言各个人文领域；也跨越了国界。在任何一个国家，他也许都面临同样的处境：被谈论得最多，被阅读得最少；被误解得最多，被理解得最少。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他出生于巴黎的第十六区——典型的法国富有资产阶级的行政区域。双子座的末尾。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宿命，萨特的身上具有难以名状的矛盾性，我们日后将会看到，他的一生都在肯定-否定-肯定的道路上盘旋。而且，在三十年后的同一天，又诞生了一位据说是最后一位法国存在主义作家的萨冈，也是同样的矛盾，同样得让人又爱又恨。
　　萨特的出身不坏，只是一岁丧父。母亲出自赫赫有名的史怀泽家族。按理说，这个家族出过两位诺贝尔奖的得主，一位是名声不亚于萨特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尔贝·史怀泽。另一位就是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萨特。按照萨特自己的说法，史怀泽一家——尤其是他的外祖父，那个自诩为“史怀泽家最智慧”的人——给了他一个颇为与众不同的童年：他可以接触到很多书，可以在那种自由、尽管有宗教信仰却不乏粗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中长大。
　　萨特的青少年时代无疑光彩照人——到现在我们还热衷于重复他的这段历史：亨利四世中学，巴黎高师，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只是这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挫败。萨特的第一次精神危机应当是母亲再婚导致的，他和继父的关系问题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好在他可以回到巴黎继续学业，十九岁时，他以第七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师。二十三岁，第一次考大中学教师资格失败。不过，第二年他就碰到了“一生的女人”西蒙娜·波伏瓦，爱情的力量让萨特在口试中一鸣惊人：两个人分别以第一、第二的成绩通过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也同样是在巴黎高师的这几年，他结识了保罗·尼赞和雷蒙·阿隆。
　　服完兵役之后，萨特得到了勒阿弗尔中学哲学教师的职位。二十八岁，他去了柏林，这一年或许真的是奠定了他一生的哲学选择：他发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结束了这一年在德国的学业后，他开始了创作。从时间的角度而言，萨特的哲学创作与文学创作几乎是同步开始的，不过哲学还要略早一点：一九三六到三七年，萨特完成了两部哲学作品《自我的超越性》和《想象》；一九三七到三八年完成了《墙》与《恶心》（另一译名为《厌恶》）。他为公众所接受的道路似乎一开始就不是很顺利，《恶心》遭到了伽里玛出版社的拒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钟声敲响，萨特或许有机会像海明威一样成为英雄——虽然他没有海明威那样高大魁梧。他应征入伍，来到法国东部战线，并很快做了战俘。然而，也许是上天注定的命运，他没有受伤，也没有与德军对峙的传奇。他缔造的神话是另一种性质的：在战俘营的诊疗所里，他向神父讲授海德格尔的哲学。圣诞节，他又将自己第一部戏剧作品《巴里奥纳》搬上舞台。
　　一九四一年，萨特获释。很快，知识分子抵抗战线宣告失败。知识再次在暴力面前显示其无能的一面。萨特只好重新开始教书生涯。好在另一方面，将近四十岁的他迎来了创作高峰：《存在与虚无》，《苍蝇》，包括《间隔》将萨特彻底塑造成存在主义鼻祖，开始《自由之路》创作的萨特也在半推半就间登上了这个神台，在为《自由之路》第一、二卷开设的讲座上，他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
　　渴望不朽的荣光，这可能是萨特长时间离开讲坛，开始另一种可以直接介入政治的文体——新闻报道——的理由，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一个海明威却没能造就第二个的话，至少萨特还有机会在未来影响法国的重大政治事件里一展身手：比如说阿尔及利亚战争，比如说以色列战争，比如说让戴高乐下台。没有人知道萨特为什么会那么痛恨戴高乐，归根到底，也许这只是两个想左右法国乃至世界命运的男人之间的仇恨。也没有人能够讲清楚，曾经靠得如此之近的萨特和加缪何以突然交恶，开始又爱又恨的争吵——如果加缪没有因为车祸过早离开人世，谁也无法估计他们的关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用作品影响世界，萨特始终拿不准是否能够做到，可是很显然，光靠文学一定是不行的，萨特知道。那么哲学呢？在他前面有帕斯卡，有伏尔泰，或许还有马克思。至少他们影响过。他处在“后马克思时代”早期，不无悲凉地发现或许前人给自己剩下的空间已经不大。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发现什么存在的可能性，成就梦想。他因为戏剧作品《值得尊敬的妓女》和《肮脏的手》遭到了斯大林派共产主义阵营的强烈攻击。当然，他不怕攻击，不怕孤独，不怕别人喊“枪毙萨特”，因为任何不朽必然是以遭到攻击开始的。他充满信心地回到哲学领域，创办了《现代》杂志，和完全不同的，“严肃而富学者性”的哲学家梅洛-庞蒂成为同志，虽然，——几乎是一种必然——不久以后梅洛-庞蒂就退出了。
　　五十年代，萨特更多地介入政治。萨特去过苏联，去过中国，去过巴西——据说，他所到之处都能受到元首的待遇，因此在中国，他见到了毛主席。奇怪的是，他没有留下过多的关于中国的评论，除了说北京是一座非常特别的城市以外。在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里，真正占据人们视线的，可能还是苏联。从苏联回来后不久，他就发表演说激烈反对苏联在匈牙利的所作所为，并且宣布和法国共产党断绝关系——萨特已经成为制造破裂关系的能手。
　　一九六○年，在一系列混乱的政治事件中不遗余力地表明自己态度的萨特出版了继《存在与虚无》之后的第二部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他的哲学，终于从“主体”走向了“客体”。虽然这种视野的转变给他带来了无比的混乱。的确，从文学角度切入萨特的读者很难想象萨特可以有这样的分裂，很难想象后来写出《词语》这样漂亮的自传小说的萨特竟然是《辩证理性批判》的作者。
　　不知是否因为《辩证理性批判》让他丧失了信心，这之后的萨特基本上回到文学道路上。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词语》让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过他拒绝了。七十年代初，他关于福楼拜的长篇巨著《家庭白痴》陆续出版了一、二、三卷。如果说他基本停止了哲学创作，他却没有放弃政治的梦想：越战、以色列战争、苏联入侵捷克、法国五月风暴，他仍然有着明确而反抗的政治姿态……他甚至创办了《解放报》，不幸的是，就在《解放报》创刊后不久，他便陷入半昏迷状态。虽然有种种的不甘心，可是萨特终归是沉默了，奇迹发生过，但并不完整。七三年以后的萨特所出版的作品都是在他人的帮助下完成的。八○年，萨特彻底闭上眼睛。据《萨特的世纪》里所记述的来看，萨特入葬的那一天，巴黎也可以算是万人空巷：尽管这人群里依然充满了萨特一生也没能摆脱得了的混乱，各种政治派别，各种职业，各种感情，甚至各种国籍。
　　
　　二、萨特关键词
　　
　　直到今天，萨特仍然是最无法讲述的一个人，一个你越想了解便越无法了解的人。没办法盖棺定论是评论界的痛苦，这痛苦，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是萨特充满恶意地留给我们的：因为无法了解，所以无法忘却。
　　就在今年重新起了阅读萨特的欲望时，我到书店找寻萨特。突然间近乎绝望地发现，我几乎找不到萨特。我在想，或许张一兵教授所说的那个“人人以腋下夹着一本萨特为荣”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说的是七十年代末，世界已经基本上要失去萨特这个怪物了。
　　可是失去他二十五年，这个世界却并没有因为少了他的混乱而清晰起来。当然，更不可能因为失去他而更加混乱。只是有一点奇怪的寂寞：突然少了缺少逻辑，但是不乏热情的一种声音，那种不甘就这么老去的声音。
　　谈论萨特，几乎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按照编年，按照他在每一个事件跨度里所完成的事业，大多数传记都是那么做的；另一种就是所谓的“文本阐释”，找到他在某一个时刻的立场，就像张一兵教授所做的那样。第三种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想要试一下：找到萨特的关键词，既然萨特自称消费了“大量的词语”。
　　我们只谈论三个：存在、他人和自由。
　　
　　存在：
　　我们要从存在开始。现在想来，这的确应该是半个世纪前很时髦的词（就像在二十几年前的中国），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是一目了然却又不知所以；因为它挟裹了海德格尔为哲学带来的种种问题与弗洛伊德以及弗洛伊德在哲学界的弟子们对抗；并且，它还能为自己留扇小窗，问完了主体之后，又从那扇小窗伸出手去抓住马克思，直接指向客体，继续与弗洛伊德对抗。可是，什么是存在主义？存在的学说如何成为主义？萨特说，如果我们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存在主义，那就是“存在先于本质”。应当承认，萨特总是在论战中思路显得更为清晰。尽管他先前说“存在主义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而后又翻手为云地说：“任何哲学都是存在的哲学”，但是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作者还是借助裁纸刀的比喻为对手、同时也为读者解释了存在主义的含义。制造裁纸刀的工匠先有关于裁纸刀的概念，然后才会按照这个概念去制作裁纸刀，这是普遍存在的本质——“也就是使它可能被制作出来以及具有意义的这种定则与性质之总和”先于存在的情况。因此，统领西方数个世纪思想的主流哲学在探讨人与存在的关系时，将上帝按在裁纸刀工匠的位置，是上帝按照某种概念制造了人，而这种概念，就是所谓的“人性”。可是，萨特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呢？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就要找上帝的替代品——像以前的无神论者所做的那样。而萨特的无神论则是要宣称，如果上帝不存在，如果所谓的“人性”不存在，就像《恶心》里的主人公那样，那么只有一样东西是先于本质的，那就是人，海德格尔说的人的实在性：因为存在着，遭逢到了具体的处境，他才得以成“人”，是人创造了他自己。
　　正因为是人在创造自己，所以，他没有任何理由将责任推给上帝、推给先有的概念，他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他要对他“意欲成为的那个人”负责。
　　责任心，成为萨特从存在中离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之所以说它重要，是因为，他借助一种理论体系来支持自己的热情：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社会人，他是有责任承担起这个世纪的。他有责任观察这个世界、引领这个世界，揭示这个世界所有不合理的地方。正是这样的一种责任心成了萨特最富亲和力的一面，使他将存在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撒播开来成为可能。
　　
　　他人：
　　可是这个世界的关系不仅仅是主体和物质世界的关系，还有此主体与彼主体——即所谓的他人——的关系。萨特的一句名言曾经风靡全球：他人即地狱。其实这句话有一点翻译的问题，应当倒过来说更准确：地狱即他人。当然，这句话最大的问题不是来自翻译，而是来自它太容易被断章取义。为什么说地狱即他人？因为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人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我取决于他人，他人也取决于我，他人是我的地狱，我也是他人的地狱——这才是真正令萨特无可奈何的发现：做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就可以了吗？不，除了上帝，还有他人。也就是说，即便上帝的眼光不存在，没有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判断者，还有他人的眼光。我永远是他人眼里的一个客体，就像他人是我眼里的一个客体一样。
　　因此，在我与他人之间，产生了各种情感关系：欲望、仇恨、冷漠，当然，还有爱。
　　只是，所有的这些关系，我们曾经以为是人类一切行动根源的东西，都是幻觉。
　　冷漠是幻觉，因为我自认为可以无视他人的存在，而实际上，在我假装之时，我已经无法阻止自己想他，将他当作一个客体来对待，而且我也无法阻止自己成为他人眼中的客体。冷漠因此无法将我从他人中释放出来。
　　仇恨是失败。我希望借助仇恨来取消他人的沉重存在。可是恨的本身就表明他人根本无法被取消，我的呐喊、哭泣以及暴力都是无能取消他人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是最无能的表演。（不过，又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战争的威胁并不因为其缘起得到揭示而不存在。）
　　欲望呢？欲望是坠落，是妥协。在两个人关系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的意识让位于肉体，任自己被肉体的渴望蒙蔽住双眼。而对他人的欲望最终也只能以得到他人的肉体而告终。他人的肉体永远不是他人。所以，我在得到肉体实现欲望时，我永远失去了他人。
　　还有爱。萨特说，我们曾经以为爱可以是一种解决办法。爱可以消弭我和他人的冲突状态。我终于可以自愿成为他人的客体，因为我爱他，所以我希望他是主体。而他人也爱我，也自愿成为我的客体，待我愿意接受拱手交出主体的所有优先权时，他人也放弃了作为主体的主动权。可是，在这表面的平衡之后是怎样可悲的错过啊。是的，不再有冲突了，但是这一次是彻底的自欺欺人。只需要用第三者的目光来照亮这一切。在第三者的目光中，两个相爱的人依然是两个处于冲突状态的主体，他们没有演变为对方的客体。因此，就像萨特在《间隔》里所揭示的那样，三角恋爱是不可能的。
　　或许这就是“地狱即他人”的含义：自我这个主体并不作为地狱的反面天堂而存在，自我是地狱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也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中，在他人的注视下，走不出这个可怕的圆。
　　
　　自由：
　　或许在所有的萨特关键词中，这是最难理解的一个，也是最为混乱的一个。也许大家都没有忘记萨特在二战期间曾经说过的那句让人觉得非常无耻的话：我们从来没有像在德占时期这么自由。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自由是存在主义的根基。而且，自由是存在的本质。人是被判自由的，自由从来不是某个人、某种体制抑或上帝的赐予。人没有选择和增减自由的权利。萨特说，自由只有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时，才成其为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才不会解体。
　　由此才有了介入之说。介入和自由一样，也不是人可以选择的。人生来注定要介入。正如与他人之间的种种关系一样，装出冷漠、仇恨或是希冀用爱来解决都只能是幻觉。我们不得不介入。我们会对任何事情、任何人产生看法——只要我们面对这些事情、这些人。所以，我们必须采取一种积极的同情态度。这是对自己和他人具体遭遇的积极同情。而不是小爱、小恨、小同情。
　　就在这个概念上，他将作家与政治捻到了一起。在《现代》杂志里，他写道：在他的时代里，作家都是处在一定的境遇之中：他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每一次沉默同样如此。我认为福楼拜和龚古尔对于巴黎公社受到镇压富有责任，因为它们没写一行字阻止它发生。这不关他们的事情，有人会说。但是卡拉斯诉讼案难道关伏尔泰什么事吗？德雷福斯被判刑又与左拉有什么关系？刚果的行政管理难道是纪德的事情？但是这些作家，他们在其生活所处的特殊情势下谨慎地表现出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因此，他也不遗余力地接过了纪德的旗帜，想走他的路，甚至处心积虑想超越他，开创属于他自己的，萨特的时代。
　　
　　三、与遗忘抗争并不一定要不朽
　　
　　在《什么是文学》里，萨特提出了关于文学的问题：写什么？为谁写？写给谁看？
　　或许这是他真正忧虑的事情在这本小册子的问题里已经得到了充分表达。他的回答出乎人意料之外得清晰和简单：写今天，为今天而写，写给今天的大多数人。他希望与马克思、弗洛伊德并肩，能够统领法国乃至世界的思想界，能够震动这个世界。可是他也知道自己拿不了全能奖了：十九世纪结束了，二十世纪也过去了几十年，产生了太多的人，他们一下子把不朽的可能性用得精光。他于是急急忙忙地发问道：我还能做些什么？我还能写些什么？他写了《自我的超越性》，写了《存在与虚无》，写了《辩证理性批判》，结果是越写越糟糕，越写越混乱，越写越让人觉得不知所云，却又充满不知从何而来的激情。他无所谓。他只是羡慕地说，存在都是在某种处境之中的存在，因为马克思所描述的时代仍然存在着，所以他没有过时。因为他没有过时，萨特只好进行补充。那个补丁打上去，总让人觉得不顺眼。不过他也无所谓，反正他补了，他自认为补在应该补的地方。而只要马克思没有过时，他在后面打的这个补丁就不会过时。你们只能说它不好、不和谐，但是你们跳不过它。
　　好在他还有文学。可是，不，这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梦想。他是不屑于文学单项奖的：这是他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他想说，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不能体现他的价值。他想说，他最想知道的是他的《存在与虚无》有没有像《存在与时间》一样影响过一代人的思想。但是诺贝尔没有思想奖，尤其没有思想杂烩奖。
　　而且这个问题，只有在他死了之后才能有答案，甚至在他死了之后也没有答案。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张一兵教授所写的那种情况，他们都以谈论一两句萨特为荣（可就这一两句断章取义而已），就好像穿着圣罗兰的时装，拿着路易威登的包。他成了知识分子的一个品牌。如果说他影响过一代人的思想，他用的是品牌的力量。
　　其实，可以让萨特感到安慰的是，与遗忘抗争并不一定要不朽，虽然不朽几乎是每个男人的向往。有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就像萨特——也许他自己是无意——做的那样，让人搭不到他的主脉。主脉始终迷失在众多的切入点中。在萨特的生命轨迹划过一百年的今天，问题仍然像半个世纪前那样简单：萨特是谁？
　　我们看到他的继承：胡塞尔，海德格尔、黑格尔、马克思、纪德……我们也看到他的欲望；他踏遍人生体验的每一个领域的行动；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心与承担以及这份责任心带来的盲目与焦躁。但是，我们看不到未来的情形。在他三十岁生日的时候，诞生了据说是最后一位存在主义作家：萨冈——想要不说宿命都难。而萨冈也去世了，我们能够下结论说，徘徊着萨特影子的一个世纪终于过去了？
　　不，这个结论也还要等一等。而在等待之中，也许又会有无数人继续谈论他，谈论他不被人了解的地方，因为他的无从了解而谈论他。也许又会有无数人爱上萨特，爱上他的混乱，因为他的混乱爱上他。他是否不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制造爱与自由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