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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马振骋
文：[法] 杰尔曼娜·索尔贝（Germaine Sorbets）
今年是萨特诞辰一百周年，也是由他主编的著名知识分子杂志《现代》创刊六十周年。曾经在《现代》杂志社任职三十年的秘书杰尔曼娜·索尔贝在其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喂，我给您接萨特……》一书中，生动回忆了发生在《现代》编辑部中的趣闻轶事。这里摘录的是索尔贝对萨特的点滴回忆。
他的智慧之高，总是叫我吃惊。谁要是碰到外行人无法理解的政治哲学理论，如果这个人在他看来还值得一谈，他就会三言两语向他解释得清清楚楚，对方只会奇怪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怎么在第一次阅读时会抓不住。
当我们在波拿巴路开会时，我总要给他带去伽里玛出版的《思想》丛书中最新的一本。逢到这种时候，他留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一边跟我们说话，一边用他的独眼浏览，一页页翻到最后，不到一刻钟，就看完了厚达四百页的一部书，然后对作品加以评论，鞭辟入里，满座皆惊。“注意啦，”他说，“作者在二百二十五页上这么说，但在三百十二页上又自我否定了。”
哲学敌不过牙痛
1945年，他的继父故世以后，他在波拿巴路安顿了下来。曼西太太负责照顾他生活起居，保证他的舒适安宁。他们组成了一对既温柔又滑稽的母与子。对她来说，萨特不是天才，而是他的布鲁。他们俩都精通音乐，会四手连弹的钢琴。他住在她家里，却在餐馆里用餐，在咖啡馆写作并接待朋友，经常出门旅行，时间都用在女人、学生、讨论和工作上，尤其是工作。
他在夜里写作，每到夜晚，曼西太太把一热水壶茶放在他的办公桌边，再摆上一只取暖炉。有天早晨，她发现他很激动，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只手放在腮帮上。
“妈妈，我是个浑球，我五十出头了，成了个浑球，这太可怕了。我一晚上一行字也没有写出来，你没给我留茶。”
“你的茶跟平时一样放在那边，你没有碰过！”
“那我真是浑球到家了。我不能写，又看不到茶。”
他的手始终放在腮帮上，肿得两个腮帮那么大。
“可是你发炎了！”他妈妈大叫，“看着我，看着……”
他抽回手，照镜子，细看自己肿了的腮帮，终于承认是疼痛，而不是未老先衰，使得他无法工作。
曼西太太立刻给她的牙医打电话，牙医立即给他诊疗。拔了牙，破掉脓泡，疼痛也减轻了，萨特这才发现了他直至那时都不知道的一种新人类：牙医。
“他们非常有效，您知道。您应该让他们检查您的牙齿，索尔贝太太，这是个明智的预防，这些牙医都很有能耐。”
“先生，我就是这样做的。一年我去检查两次。”
“真的吗？”
他惊呆了。这样一来，我就知道了生活中他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牙医是很棒的人，”他对谁都说，“您应该去找他们诊断……”
星期日会议并不总是谈哲学或文学；有时也谈些比较轻松的事，比如，西蒙娜·德·波伏瓦跟我们讲过一个有关大衣的故事。她和萨特从一家餐厅里出来，他们在圣日耳曼大道上漫步下坡，一路交谈着，后来她发觉萨特不停地举手臂。
“您在干嘛，萨特？您为什么不停举手臂？”
“我不知道。我的衣袖有点碍事。”
她检查他的大衣。
“萨特，您的大衣拖在地上，袖子也长了许多，您的手也看不出来了！”
他在衣帽间里拿错了大衣，两个人又走了回头路去把它换回来。
不管分心与否，他都是个老板。当他出外旅行或者写书时，他可以连着五六个月对杂志不闻不问，那么一来，销量与订户都会不可避免地下降。当我告诉他这件事，他大吃一惊。于是他再回来，重新选稿子，写文章，刊登他下一部书的章节，马上立竿见影。销量就会上升。他不在时，就由梅洛—庞蒂、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贝佐来接班，《现代》杂志社从不缺少天才，但这份杂志能在法国国内外取得成功，总是靠着他一个人。
一张空头支票
虽说我在《现代》的职务很费时间并令人兴奋，我还是有着自己的私生活。我也有幸福的时光，也有我的一大堆问题。1951年，我经历了一场真正的噩梦。12月19日，我女儿生了个小男孩，谁也不知道他是否活得下来。分娩很不顺利，母子俩好几天在生死的边缘徘徊。
布里斯生下来第四天，西蒙娜·德·波伏瓦来到办公室。她和我握手时，我对她说我已经当上了外婆。我们两个人同岁，都是四十岁。她立刻把手从我手里抽回来。
“对不起，可我其实在想您身上怎么有尿臭。”
“这连我也觉得奇怪，我没权利碰婴儿，他太娇弱了。”
雷吉娜与布里斯的病情需要二十四小时的病房护理，可我没钱雇个夜班看护。于是，每天晚上就由我去他们那里守夜，一直守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日班护士来上班。我在那个钟点回家，睡上一两个钟头，好好淋个浴再去办公室。我总在惦记同一桩事：他们活得下来吧？过一会儿会不会又有急事把我召去？
白天待办公室，夜里去医院值夜，弄得我筋疲力尽，一周以后，萨特给我交待了工作指示后，正准备离开，忽然在门前停住了。
“您在这么继续放荡下去，索尔贝太太，您支撑不了多久的。您现在这张脸自己看过吗？”
“以我的遭遇来看，我看不出我怎么还可以放荡。”
他转身朝我走来。
“您碰到什么了？”
“德·波伏瓦太太什么都没对您说？”
“没有，告诉我吧。”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不眠的夜晚，担忧，护理工作，经济困难，这一切使我的脸像个纵欲无度的女人。他向我提问，很专注，很同情。然后，他转向他的办公桌，取出个人支票薄，签了一张空白支票。
“拿着，答应我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是还不够，再来问我要一张支票。现在，走吧，去照顾他们，直至他们脱离了危险，只有一切都好了，你才可以回来。”他不让我有时间向他道谢，又抢着说一句，“快走吧！”
我两周后才回到办公室，对娇弱的婴儿始终有点儿担忧，但母亲的情况我已经放心了。萨特正在那儿，跟他一起的，还有两位杂志撰稿人。
“啊，您来了！一切都好吗？”
“是的，明显好转了。”
“那就好呀。您走之后，这里全乱了套！”
好几年以后，他为布里斯做了一件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写题词。一般说来，他总是请让·科来代替他签名，让·科模仿他的笔迹几可乱真。我以前从没有要求他在一部书上签字题词，但我给我的外孙买了《词语》这本书后，我冒昧地提出：“布里斯会乐得发疯的，您要是同意给他在《词语》上签个字……”
他拿起书，写道“给布里斯”，接着，又在书上表扬了一通他的外婆。他的外婆欣喜若狂。
我没在那张空白支票写上大数目，因为，我执意想把钱还给他。经过四个月的省吃俭用、东拼西凑，终于凑齐了必要的数目。我开了一张支票，随同工作账单一起交给他。十天以后，他给我书面的工作指示，在那些纸页中间，我发现我的那张支票，已经被他撕成了碎片。
为了一份微薄的薪水
他既慷慨又高傲，为了他自己或亲友，不论什么服务或者钱，他都干脆拒绝不要。这类事我也知道一两件。
有一天，克洛德·伽里玛在他前妻的办公室遇到我，用尖刻的口气对我说，“索尔贝太太，您要是个男人，做您在做的这份工作，负人家要您负的这份责任，您至少每月可以多赚两千法郎。可您只是个女人。现在，假如萨特来向我要求加您五千法郎，我会立刻照办。他只要对我说一声。”
说话这么玩世不恭，又颇为幼稚，就算从宽容的角度，也可看出这是他晚年以后所患的老年痴呆症的初期症状。我把他的原话说给萨特听。五千法郎，我不要求那么多，但他若能给我加个两千法郎，对我也是极大的宽慰。这个人为了人民、无产者和被压迫者的事业斗争的人，却对我平静地说：“我不能够。您跟我太接近了，这样做有点像是讹诈。”
“要是我理解得不错的话，我只消对我区里的买卖人、送货的厂家和债主说：给我打折，给我贷款，因为我工资低，就行了。但是我很荣幸能为萨特先生工作。”
他生气地走了，一句话也不说，没有给我加薪。
不久以后，别人不断加大我的工作量，薪水又那么低，我憋不住一肚子火，向他宣布：
“我已经被剥削得够了。有一天我会给自己开一张支票，数目很大的支票。这种情况不能持续下去了。我关照您一声。”
“您还等什么？这样的支票您想开就开，您很清楚我是不会埋怨的。但我总该知道您要的是什么吧，我的钱还是我的尊重？”
这就是萨特。对暴君、剥削者和坏蛋，他会把他们剖腹挖心，对一个女人、一位朋友、一个患难与共的女秘书，他会随手开支票，不过，他对为他扫清道路的人在庸俗物质生活中的小问题却视而不见。
像个巨大的影子
他的思想与行动越出了生活的常规。不像知识分子在思考问题，更像是火山喷发。他的力量难以形容，他的人可以消失，到国外去作巡回演讲或埋头著书立说，然而他的潜能并不因此消减。我们看到他在1960年那件轰动一时的让松组织案件中（官司中，已有人大肆揭露在阿尔及利亚实施的酷刑），这场官司完全被他左右了，他像个巨大的影子，不过那时，他其实人在巴西！他的亲信朗兹曼、博斯特、贝佐都在现场；还有克洛德·福，他当时的秘书，都亲临第一线处理支持与威胁的来信。但只有萨特的名字能使法庭和群众颤栗。
或许是因为我们准会利用他的名字来做出行动，这使他有时过于轻易不出面？我为此很气愤，也很反感，那时在苏联有两位俄罗斯作家经过审判后流放，我不得不又一次首当其冲，面对激动的记者。
这两位作家得到了埃莱娜·佩尔蒂埃的暗中相助，把他们的手稿带到了法国，佩尔蒂埃是我一位女友的亲戚。他们因该项罪名受审。他们拒绝认罪，这使他们得到了最重的惩罚：在教养营关上五到七年。阿拉贡在《人道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有气无力地解释这场判决，他写道，法国人不能理解，但是在苏联这是正常的，把文本偷运出境那是一桩罪。人人都在等待萨特的反应。萨特是怎么想的，他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时声称：“我拒绝诺贝尔奖，我也会拒绝列宁奖，假使有人要发给我的话。”萨特还会在春天按照原计划到勃列日涅夫家去做客吗？但是，萨特这人到处找不到，我打电话给杂志的编委也没用。
“妈的，您叫我……”朗兹曼回答说，“就说您什么都不知道。萨特要回答他们自会看到。没必要打电话给我。您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了，妈的！”
博斯特给我几乎一样的回答，只是更客气些。“就说您找不到他，您不知道他在哪儿，就完了。萨特肯定什么都不会做，现在这时候不会做。可什么也别说。您就是找不到他。”
勒内·索雷，《现代》杂志的戏剧评论家，他刚跟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吃过中饭，也没有多说，只不过海狸对苏联人的审判感到震惊，却说没有必要取消访问计划。
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后来又一次访问苏联，为了促进两国文化的相互交流。而我这头母羊气得不得了。
文：[法] 杰尔曼娜·索尔贝（Germaine Sorbets）
今年是萨特诞辰一百周年，也是由他主编的著名知识分子杂志《现代》创刊六十周年。曾经在《现代》杂志社任职三十年的秘书杰尔曼娜·索尔贝在其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喂，我给您接萨特……》一书中，生动回忆了发生在《现代》编辑部中的趣闻轶事。这里摘录的是索尔贝对萨特的点滴回忆。
他的智慧之高，总是叫我吃惊。谁要是碰到外行人无法理解的政治哲学理论，如果这个人在他看来还值得一谈，他就会三言两语向他解释得清清楚楚，对方只会奇怪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怎么在第一次阅读时会抓不住。
当我们在波拿巴路开会时，我总要给他带去伽里玛出版的《思想》丛书中最新的一本。逢到这种时候，他留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一边跟我们说话，一边用他的独眼浏览，一页页翻到最后，不到一刻钟，就看完了厚达四百页的一部书，然后对作品加以评论，鞭辟入里，满座皆惊。“注意啦，”他说，“作者在二百二十五页上这么说，但在三百十二页上又自我否定了。”
哲学敌不过牙痛
1945年，他的继父故世以后，他在波拿巴路安顿了下来。曼西太太负责照顾他生活起居，保证他的舒适安宁。他们组成了一对既温柔又滑稽的母与子。对她来说，萨特不是天才，而是他的布鲁。他们俩都精通音乐，会四手连弹的钢琴。他住在她家里，却在餐馆里用餐，在咖啡馆写作并接待朋友，经常出门旅行，时间都用在女人、学生、讨论和工作上，尤其是工作。
他在夜里写作，每到夜晚，曼西太太把一热水壶茶放在他的办公桌边，再摆上一只取暖炉。有天早晨，她发现他很激动，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只手放在腮帮上。
“妈妈，我是个浑球，我五十出头了，成了个浑球，这太可怕了。我一晚上一行字也没有写出来，你没给我留茶。”
“你的茶跟平时一样放在那边，你没有碰过！”
“那我真是浑球到家了。我不能写，又看不到茶。”
他的手始终放在腮帮上，肿得两个腮帮那么大。
“可是你发炎了！”他妈妈大叫，“看着我，看着……”
他抽回手，照镜子，细看自己肿了的腮帮，终于承认是疼痛，而不是未老先衰，使得他无法工作。
曼西太太立刻给她的牙医打电话，牙医立即给他诊疗。拔了牙，破掉脓泡，疼痛也减轻了，萨特这才发现了他直至那时都不知道的一种新人类：牙医。
“他们非常有效，您知道。您应该让他们检查您的牙齿，索尔贝太太，这是个明智的预防，这些牙医都很有能耐。”
“先生，我就是这样做的。一年我去检查两次。”
“真的吗？”
他惊呆了。这样一来，我就知道了生活中他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牙医是很棒的人，”他对谁都说，“您应该去找他们诊断……”
星期日会议并不总是谈哲学或文学；有时也谈些比较轻松的事，比如，西蒙娜·德·波伏瓦跟我们讲过一个有关大衣的故事。她和萨特从一家餐厅里出来，他们在圣日耳曼大道上漫步下坡，一路交谈着，后来她发觉萨特不停地举手臂。
“您在干嘛，萨特？您为什么不停举手臂？”
“我不知道。我的衣袖有点碍事。”
她检查他的大衣。
“萨特，您的大衣拖在地上，袖子也长了许多，您的手也看不出来了！”
他在衣帽间里拿错了大衣，两个人又走了回头路去把它换回来。
不管分心与否，他都是个老板。当他出外旅行或者写书时，他可以连着五六个月对杂志不闻不问，那么一来，销量与订户都会不可避免地下降。当我告诉他这件事，他大吃一惊。于是他再回来，重新选稿子，写文章，刊登他下一部书的章节，马上立竿见影。销量就会上升。他不在时，就由梅洛—庞蒂、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贝佐来接班，《现代》杂志社从不缺少天才，但这份杂志能在法国国内外取得成功，总是靠着他一个人。
一张空头支票
虽说我在《现代》的职务很费时间并令人兴奋，我还是有着自己的私生活。我也有幸福的时光，也有我的一大堆问题。1951年，我经历了一场真正的噩梦。12月19日，我女儿生了个小男孩，谁也不知道他是否活得下来。分娩很不顺利，母子俩好几天在生死的边缘徘徊。
布里斯生下来第四天，西蒙娜·德·波伏瓦来到办公室。她和我握手时，我对她说我已经当上了外婆。我们两个人同岁，都是四十岁。她立刻把手从我手里抽回来。
“对不起，可我其实在想您身上怎么有尿臭。”
“这连我也觉得奇怪，我没权利碰婴儿，他太娇弱了。”
雷吉娜与布里斯的病情需要二十四小时的病房护理，可我没钱雇个夜班看护。于是，每天晚上就由我去他们那里守夜，一直守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日班护士来上班。我在那个钟点回家，睡上一两个钟头，好好淋个浴再去办公室。我总在惦记同一桩事：他们活得下来吧？过一会儿会不会又有急事把我召去？
白天待办公室，夜里去医院值夜，弄得我筋疲力尽，一周以后，萨特给我交待了工作指示后，正准备离开，忽然在门前停住了。
“您在这么继续放荡下去，索尔贝太太，您支撑不了多久的。您现在这张脸自己看过吗？”
“以我的遭遇来看，我看不出我怎么还可以放荡。”
他转身朝我走来。
“您碰到什么了？”
“德·波伏瓦太太什么都没对您说？”
“没有，告诉我吧。”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不眠的夜晚，担忧，护理工作，经济困难，这一切使我的脸像个纵欲无度的女人。他向我提问，很专注，很同情。然后，他转向他的办公桌，取出个人支票薄，签了一张空白支票。
“拿着，答应我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是还不够，再来问我要一张支票。现在，走吧，去照顾他们，直至他们脱离了危险，只有一切都好了，你才可以回来。”他不让我有时间向他道谢，又抢着说一句，“快走吧！”
我两周后才回到办公室，对娇弱的婴儿始终有点儿担忧，但母亲的情况我已经放心了。萨特正在那儿，跟他一起的，还有两位杂志撰稿人。
“啊，您来了！一切都好吗？”
“是的，明显好转了。”
“那就好呀。您走之后，这里全乱了套！”
好几年以后，他为布里斯做了一件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写题词。一般说来，他总是请让·科来代替他签名，让·科模仿他的笔迹几可乱真。我以前从没有要求他在一部书上签字题词，但我给我的外孙买了《词语》这本书后，我冒昧地提出：“布里斯会乐得发疯的，您要是同意给他在《词语》上签个字……”
他拿起书，写道“给布里斯”，接着，又在书上表扬了一通他的外婆。他的外婆欣喜若狂。
我没在那张空白支票写上大数目，因为，我执意想把钱还给他。经过四个月的省吃俭用、东拼西凑，终于凑齐了必要的数目。我开了一张支票，随同工作账单一起交给他。十天以后，他给我书面的工作指示，在那些纸页中间，我发现我的那张支票，已经被他撕成了碎片。
为了一份微薄的薪水
他既慷慨又高傲，为了他自己或亲友，不论什么服务或者钱，他都干脆拒绝不要。这类事我也知道一两件。
有一天，克洛德·伽里玛在他前妻的办公室遇到我，用尖刻的口气对我说，“索尔贝太太，您要是个男人，做您在做的这份工作，负人家要您负的这份责任，您至少每月可以多赚两千法郎。可您只是个女人。现在，假如萨特来向我要求加您五千法郎，我会立刻照办。他只要对我说一声。”
说话这么玩世不恭，又颇为幼稚，就算从宽容的角度，也可看出这是他晚年以后所患的老年痴呆症的初期症状。我把他的原话说给萨特听。五千法郎，我不要求那么多，但他若能给我加个两千法郎，对我也是极大的宽慰。这个人为了人民、无产者和被压迫者的事业斗争的人，却对我平静地说：“我不能够。您跟我太接近了，这样做有点像是讹诈。”
“要是我理解得不错的话，我只消对我区里的买卖人、送货的厂家和债主说：给我打折，给我贷款，因为我工资低，就行了。但是我很荣幸能为萨特先生工作。”
他生气地走了，一句话也不说，没有给我加薪。
不久以后，别人不断加大我的工作量，薪水又那么低，我憋不住一肚子火，向他宣布：
“我已经被剥削得够了。有一天我会给自己开一张支票，数目很大的支票。这种情况不能持续下去了。我关照您一声。”
“您还等什么？这样的支票您想开就开，您很清楚我是不会埋怨的。但我总该知道您要的是什么吧，我的钱还是我的尊重？”
这就是萨特。对暴君、剥削者和坏蛋，他会把他们剖腹挖心，对一个女人、一位朋友、一个患难与共的女秘书，他会随手开支票，不过，他对为他扫清道路的人在庸俗物质生活中的小问题却视而不见。
像个巨大的影子
他的思想与行动越出了生活的常规。不像知识分子在思考问题，更像是火山喷发。他的力量难以形容，他的人可以消失，到国外去作巡回演讲或埋头著书立说，然而他的潜能并不因此消减。我们看到他在1960年那件轰动一时的让松组织案件中（官司中，已有人大肆揭露在阿尔及利亚实施的酷刑），这场官司完全被他左右了，他像个巨大的影子，不过那时，他其实人在巴西！他的亲信朗兹曼、博斯特、贝佐都在现场；还有克洛德·福，他当时的秘书，都亲临第一线处理支持与威胁的来信。但只有萨特的名字能使法庭和群众颤栗。
或许是因为我们准会利用他的名字来做出行动，这使他有时过于轻易不出面？我为此很气愤，也很反感，那时在苏联有两位俄罗斯作家经过审判后流放，我不得不又一次首当其冲，面对激动的记者。
这两位作家得到了埃莱娜·佩尔蒂埃的暗中相助，把他们的手稿带到了法国，佩尔蒂埃是我一位女友的亲戚。他们因该项罪名受审。他们拒绝认罪，这使他们得到了最重的惩罚：在教养营关上五到七年。阿拉贡在《人道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有气无力地解释这场判决，他写道，法国人不能理解，但是在苏联这是正常的，把文本偷运出境那是一桩罪。人人都在等待萨特的反应。萨特是怎么想的，他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时声称：“我拒绝诺贝尔奖，我也会拒绝列宁奖，假使有人要发给我的话。”萨特还会在春天按照原计划到勃列日涅夫家去做客吗？但是，萨特这人到处找不到，我打电话给杂志的编委也没用。
“妈的，您叫我……”朗兹曼回答说，“就说您什么都不知道。萨特要回答他们自会看到。没必要打电话给我。您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了，妈的！”
博斯特给我几乎一样的回答，只是更客气些。“就说您找不到他，您不知道他在哪儿，就完了。萨特肯定什么都不会做，现在这时候不会做。可什么也别说。您就是找不到他。”
勒内·索雷，《现代》杂志的戏剧评论家，他刚跟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吃过中饭，也没有多说，只不过海狸对苏联人的审判感到震惊，却说没有必要取消访问计划。
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后来又一次访问苏联，为了促进两国文化的相互交流。而我这头母羊气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