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任何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彼此心与心的相连。作为休戚与共的两个群体，党员干部和群众也是如此，也会面临因政治立场和根本态度差异导致的貌合神离。“近而远之”与“敬而远之”则可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习以为常的事。
　　“近而远之”多发生在少数党员干部中间，因为他们尽管身处群众之中，却“身在曹营心在汉”，并不关心体察群众的冷暖疾苦，有着不打不骂也不爱的淡漠，不冷不热也不亲的暧昧，即使和群众有接触，蹲点下乡住家或是谈心交心，也是迫于上级要求或应付检查走走形式，与群众心热不到一起、话说不到一块、工作打不成一片，虽然离群众很近，却始终打不开群众的心扉，走不进群众的心灵，甚至对群众蔑视厌烦、颐指气使。党员干部如何对待群众，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党性的问题。探寻“近而远之”其中缘由，既是根本态度发生了偏差，对人民群众是主人是英雄的地位没有清醒的认识，缺乏感情上贴近、思想上尊重、工作上依靠、生活上关心的真情，也是政绩观名利观有了位移，党的宗旨意识不强，认为与群众交往相处并无获取功名利益的价值，而把心思精力都用在了联络商贾、迎上媚权上。可见，有了这样的心态，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虽近心却远的“近而远之”。
　　如果“近而远之”成为一种常态，那么群众对党员干部只会有职务和权力上的敬畏，而难有发自内心的真心追随，“敬而远之”也会是自然而然的事。这种情形下，表面上看似敬礼问好尊重有加，其实并不会有掏心窝的真心话，也难有一条心的跟着干的情形。当“敬而远之”的“远”成为“抛弃”的代名词，血肉的联系就会变为危险的脱离。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至今仍十分深刻，上世纪70年代，苏联社会所谓的“夜间人”现象几乎已经普遍存在。这些人以知识分子、大学师生和官员为主体，在白天，他们时刻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高唱赞歌；而到了夜间，他们则进行秘密集会，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乃至嘲讽和抨击权贵。参加过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的老同志说，齐奥塞斯库在全会上作报告时，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但当他们夫妇逃亡时，竟没有一人伸以援手，这些前车之鉴值得所有党员干部警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从一开始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在自己的光辉旗帜上。只有心里装着群众，贴心服务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才能缩短与群众之间的距离，真正赢得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有句话说的好，群众在干部心中有多重，干部在群众心中就有多重。同样，干部的心离群众有多近，群众的心就离干部有多近。历史上，贴心爱兵亲民之举不乏其例，吴起为士兵吸脓，士兵心甘情愿为他战死沙场；白居易被官员讥讽为“贵贱杂处，不成体统”，而百姓却为其修建了“白公祠”永远纪念；范仲淹用一生积蓄购置千亩“义田”供贫困百姓耕作，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丰碑；为民书记郑培民“万事民为先”，苗民为他编唱了1800多首苗歌，录制了300多盒磁带。今天，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需要面对面，但更重要的在于心贴心，由此须谨记的是，“近而远之”与“敬而远之”的两个“远”字，尽管不是地理上的距离，却是心灵上的鸿沟，是需要用真诚和党性来跨越的。
　　责任编辑：刘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