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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国际社会任职颇丰：联合国人居署城市管理指导委员会常委、北北合作组织副主席兼亚太地区首席执行官以及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主席，同时他还身为四家科学研究院院士。身份显赫，但他为人平和朴实，他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认真”与“坦承”。
采访地点为蒋明君先生的办公地点亚洲花园。
一座四层高的小楼，落地玻璃，中国画帘式的纱帷，以及挨着墙壁种的花草，大门侧赫然地标识“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主席办公区”，绿色的字体，同样是温和而不张扬。相比中国官邸的传统审美来看，这里气势并无恢宏或者饰有金色以示尊贵，只是清新而宁静的。
国际舞台上的活跃身影
蒋明君，一位国际组织的重量级人物，他到底是怎么样的气质与个性？这位传说与300多位国际政要都有很好私交的风云人物，他有怎样的外交风范？
1997年蒋明君先生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获得生态学博士学位之后，很快在1998年因其提出“生态安全属于国家安全的体系”理论，打破传统生态学的桎梏，而被当选为联合国生态安全委员会委员，并被授予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
舞台因为善舞者才变得精彩，而平台也只有才华之士能拓展开自己的空间。蒋明君先生进入联合国组织，很快就如鱼得水，在这偌大的舞台留下自己一道漂亮的拓展路线：
2002年在意大利参与创办了“世界政治论坛”；
2003年在日本参与创办“全球和平论坛”；
2004年出任国际绿十字协会主席专职顾问；
2005年被当选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委员……
翻看蒋先生的履历，会惊叹他在国际机构里几乎每年都开拓了属于一位中国人的国际空间
他着一身深色西装，很正式地系着一条红色领带。“着装体现对人的尊重，同时也是自己素质的表现”。蒋明君先生爽朗地笑着对《小康》记者说：“我做事讲究认真，同时对人很坦承，所以人缘好。”
记者从其身边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蒋先生尽管过知天命之年，但还是“每天工作到10多点钟，几乎没有周六、日”。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看到有电话过来找他，蒋先生总是需要秘书拿来自己的时间表才能从紧凑的计划中找到空档会一会老朋友。
“生态安全是个大概念，需要政府、企业以及民众了解，所以我会尽量多参加一些会议，举办一些活动，来宣传生态安全，推动工作。”蒋明君先生说。
据蒋明君先生介绍，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成立于1993年，由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发起，为专门从事维护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球性国际组织。
“一场生态安全事故对人类造成的损害不亚于一场局部的战争”，蒋明君先生向《小康》记者强调，也正是出于对社会的使命的感，他在全世界开展宣传活动，树立示范区，向人们展示只有做到生态安全才能妥当处理好社会、经济、环境三方面的利益，以此得到可持续性的发展。
“我还是兴十四村的村民”
“人们对生态安全工作有种误解，认为只要提生态安全就是与经济发展相悖，”蒋明君先生谈到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在开展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时称观念是行为的根本。
“其实讲究生态，利用循环经济学原理，我们不但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更有效率。”他以兴十四村为例向记者表明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相得益彰。
兴十四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甘南县最为贫困的村落之一。建村时只有十几户人家，全部是从山东迁过来的，被当地人称之为“移民村”。蒋明君先生尽管出生于山东的青岛，但在幼年时随父母迁至黑龙江。“我本身就经历了闯关东，所以对这些人的生活处境非常关心”蒋明君先生说。
2005年，蒋明君和他负责领导的联合国附属北北合作组织以及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选取兴十四村，“以它为中心，划定了五万亩土地，与黑龙江富华集团共同创建了‘富华·国际生态产业示范基地’”蒋明君先生介绍说：“在兴十四村示范基地我们设有高科技产业、农产品深加工、林业旅游、畜牧养殖等七个区域，让它集农业、林业、畜牧业、加工业为一体，达到循环经济的效果。”
目前全村拥有35家企业、1800多名员工、10亿多元总资产；全村80%的农户住上了新别墅，同时为了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兴十四村投建了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的休闲广场。1950S年代还处于贫穷落后的盐碱地村经过生态经济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小城镇。
“我还是兴十四村的村民，”对于该区域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蒋明君先生颇为自得，同时又正色指出：“通过兴十四村这个例子，有力地证明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观点是荒谬的。”
“一场生态安全事故对社会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它的破坏性甚至要比一场局部战争更大。”蒋明君先生说：“199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遭遇了大洪灾，2008年春节又遇到雪灾，这些都是生态不平衡造成的。”
而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洪水灾害使得中国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2000亿；2008年春的雪灾则有报道称直接经济损失为326亿，而间接损失则至1000亿元。
“对于生态安全的忽视，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我们应该重视起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作为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主席，蒋明君先生充分强调了生态安全对经济以及社会稳定的作用：“中国应该把生态安全尽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中，这个对中国尤为重要。”
蒋明君先生表示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每年都将协调引入1.5亿美元用于中国生态项目的开发，并参与中国的荒漠化治理，同时设立国际生态安全奖。该组织将对维护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表现优秀的企业、个人给予1万至5万美元的奖励。
“国家是我的行身立命之本”
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并未完全得以贯彻，中国经济还背负国际生态环保的谴责压力时，蒋明君先生作为国际机构的负责人在中国开展生态安全工作，一定需要更大的勇气来面对自己同胞的立场质疑。
“我是中国人，国家的日益强大是我行身立命之本”，蒋明君说得很果断。
据蒋明君先生回忆，1998年他司职于总部设立在俄罗斯的亚太地区国际协调委员会，一次回家探亲，刚进家门，只见父亲端坐于大厅，并厉声呵斥要他“跪下”。
“我是孝子，尽管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动怒，而且自己也并未做错什么事情，但还是双膝跪下了”蒋明君讲述。尽管父亲曾在政治风波中被批为右派，并不得不举家迁移以求谋生，但老父亲对中国依然是赤诚之心，他质问儿子：“大家都说你是在替外国人办事？”蒋明君当即解释：“不论什么时候我都是中国人，是一颗中国心，办的都是促进中国发展的事情。”
尽管在国际组织工作可以选择一些发达国家很方便地进行移民，“但我还是婉言拒绝了”蒋明君说：“没有中国，就没有我蒋明君，没有日益强大的中国，也没有我今天在联合国的位置。”尽管有一些国家的代表主动邀请他移居国外并称愿为其办理称民手续，但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祖国。
“在中国开展国际生态安全工作时，我可能会根据现实的情况指出目前中国的生态问题，但在国际上，我一直全力捍卫中国的尊严”，蒋明君先生称。
蒋明君先生讲述了一个故事，在2003年日本召开的全球和平论坛上，有人向他发问：据说改革开放初期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前往中国，出机场时在十字路口选择了向左走；而克林顿访华时在同一个路口选择了向右；那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这个岔路口，他将选择什么方向呢？“邓小平同志既不是向左，也不是向右，而是开辟了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的道路。”蒋明君机智地回答了这个难题。“散会后，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博士紧紧地抱住了我”蒋先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本来一直轻松自然的表情变得有些许的紧张。紧张，是他在联合国工作时的一种常态，因为需要应对各类发难，同时自己还需自如应对，这需要大智慧。“有时，回到宾馆，我的衬衣都可以拎得出水来。”蒋明君坦承面对全世界的关注，由他来代表中国形象回击一些国家的不友善挑衅是种压力。
但他总能以一颗坚定的中国心再加上坦承的态度赢得大家的认可，这也是蒋明君先生在联合国能够做到“好人缘”的原因。
“因为有祖国的支持我才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那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来为中国做一些事情。”蒋明君称自己在国际上结交了300多名政要，同时与多家知名企业集团和国际金融组织也有合作互动，希望能够以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国引进资金，在符合生态安全的标准下，建立项目，推动中国的生态安全工作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
诠释“幸与不幸”
蒋明君先生的办公区四层楼梯侧挂满国际活动的照片。他与300多位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合影让人目不暇接，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联合国副秘书长安纳·蒂贝琼卡、法国前总理米歇尔、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夫妇、英国首相杰夫里豪及前外交大臣、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麦克·摩尔……人物在变，地点在变，但其中不变的是这些政治要员身边蒋明君先生自信的笑容与挺拔的身影。
这样的人生或许是许多人追求的成功生活。“我这一生是幸也是不幸”蒋明君先生却说。
“我能够在国际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还能为祖国作一些事情，应该是成功的”。蒋先生感慨：“但是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我亏欠得太多。”
因为长期在国外工作，不能在父母面前尽自己的孝心是蒋明君最大的遗憾。“我父亲好几次生病动手术都没有告诉我，怕影响我的工作”，蒋先生一谈到父亲声音便低沉下去：“甚至我父亲去世时，我都没能在他身边见他最后一面。”蒋明君曾说过自己是孝子，他显然是不能原谅自己。
说到家庭，他直言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我几乎没有时间来管女儿，但她还是非常乖巧，让我心慰”，一双儿女是蒋先生的希望所在。
重情义是国际友人对蒋明君先生的评价，他们会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他照顾，而蒋明君先生在俄罗斯工作期间，甚至还会记得每年为一些故去的朋友献花，并探望他们的家属。
如果说对家庭，蒋明君先生是一种内疚的心情，但是正因他对家庭所欠失的照料成就了他在国际界的声誉与地位。家人对他是体谅并且支持的，或许在国际组织工作的是他，但出色完成工作的，却是他整个家庭。
“希望能够多做些事情，不辜负大家的期待吧。”蒋明君先生称自己的格言是“低调做人，高标准做事”，有家人的激励自己将会做得更多。
采访地点为蒋明君先生的办公地点亚洲花园。
一座四层高的小楼，落地玻璃，中国画帘式的纱帷，以及挨着墙壁种的花草，大门侧赫然地标识“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主席办公区”，绿色的字体，同样是温和而不张扬。相比中国官邸的传统审美来看，这里气势并无恢宏或者饰有金色以示尊贵，只是清新而宁静的。
国际舞台上的活跃身影
蒋明君，一位国际组织的重量级人物，他到底是怎么样的气质与个性？这位传说与300多位国际政要都有很好私交的风云人物，他有怎样的外交风范？
1997年蒋明君先生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获得生态学博士学位之后，很快在1998年因其提出“生态安全属于国家安全的体系”理论，打破传统生态学的桎梏，而被当选为联合国生态安全委员会委员，并被授予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
舞台因为善舞者才变得精彩，而平台也只有才华之士能拓展开自己的空间。蒋明君先生进入联合国组织，很快就如鱼得水，在这偌大的舞台留下自己一道漂亮的拓展路线：
2002年在意大利参与创办了“世界政治论坛”；
2003年在日本参与创办“全球和平论坛”；
2004年出任国际绿十字协会主席专职顾问；
2005年被当选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委员……
翻看蒋先生的履历，会惊叹他在国际机构里几乎每年都开拓了属于一位中国人的国际空间
他着一身深色西装，很正式地系着一条红色领带。“着装体现对人的尊重，同时也是自己素质的表现”。蒋明君先生爽朗地笑着对《小康》记者说：“我做事讲究认真，同时对人很坦承，所以人缘好。”
记者从其身边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蒋先生尽管过知天命之年，但还是“每天工作到10多点钟，几乎没有周六、日”。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看到有电话过来找他，蒋先生总是需要秘书拿来自己的时间表才能从紧凑的计划中找到空档会一会老朋友。
“生态安全是个大概念，需要政府、企业以及民众了解，所以我会尽量多参加一些会议，举办一些活动，来宣传生态安全，推动工作。”蒋明君先生说。
据蒋明君先生介绍，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成立于1993年，由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发起，为专门从事维护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球性国际组织。
“一场生态安全事故对人类造成的损害不亚于一场局部的战争”，蒋明君先生向《小康》记者强调，也正是出于对社会的使命的感，他在全世界开展宣传活动，树立示范区，向人们展示只有做到生态安全才能妥当处理好社会、经济、环境三方面的利益，以此得到可持续性的发展。
“我还是兴十四村的村民”
“人们对生态安全工作有种误解，认为只要提生态安全就是与经济发展相悖，”蒋明君先生谈到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在开展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时称观念是行为的根本。
“其实讲究生态，利用循环经济学原理，我们不但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更有效率。”他以兴十四村为例向记者表明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相得益彰。
兴十四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甘南县最为贫困的村落之一。建村时只有十几户人家，全部是从山东迁过来的，被当地人称之为“移民村”。蒋明君先生尽管出生于山东的青岛，但在幼年时随父母迁至黑龙江。“我本身就经历了闯关东，所以对这些人的生活处境非常关心”蒋明君先生说。
2005年，蒋明君和他负责领导的联合国附属北北合作组织以及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选取兴十四村，“以它为中心，划定了五万亩土地，与黑龙江富华集团共同创建了‘富华·国际生态产业示范基地’”蒋明君先生介绍说：“在兴十四村示范基地我们设有高科技产业、农产品深加工、林业旅游、畜牧养殖等七个区域，让它集农业、林业、畜牧业、加工业为一体，达到循环经济的效果。”
目前全村拥有35家企业、1800多名员工、10亿多元总资产；全村80%的农户住上了新别墅，同时为了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兴十四村投建了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的休闲广场。1950S年代还处于贫穷落后的盐碱地村经过生态经济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小城镇。
“我还是兴十四村的村民，”对于该区域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蒋明君先生颇为自得，同时又正色指出：“通过兴十四村这个例子，有力地证明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观点是荒谬的。”
“一场生态安全事故对社会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它的破坏性甚至要比一场局部战争更大。”蒋明君先生说：“199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遭遇了大洪灾，2008年春节又遇到雪灾，这些都是生态不平衡造成的。”
而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洪水灾害使得中国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2000亿；2008年春的雪灾则有报道称直接经济损失为326亿，而间接损失则至1000亿元。
“对于生态安全的忽视，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我们应该重视起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作为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主席，蒋明君先生充分强调了生态安全对经济以及社会稳定的作用：“中国应该把生态安全尽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中，这个对中国尤为重要。”
蒋明君先生表示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每年都将协调引入1.5亿美元用于中国生态项目的开发，并参与中国的荒漠化治理，同时设立国际生态安全奖。该组织将对维护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表现优秀的企业、个人给予1万至5万美元的奖励。
“国家是我的行身立命之本”
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并未完全得以贯彻，中国经济还背负国际生态环保的谴责压力时，蒋明君先生作为国际机构的负责人在中国开展生态安全工作，一定需要更大的勇气来面对自己同胞的立场质疑。
“我是中国人，国家的日益强大是我行身立命之本”，蒋明君说得很果断。
据蒋明君先生回忆，1998年他司职于总部设立在俄罗斯的亚太地区国际协调委员会，一次回家探亲，刚进家门，只见父亲端坐于大厅，并厉声呵斥要他“跪下”。
“我是孝子，尽管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动怒，而且自己也并未做错什么事情，但还是双膝跪下了”蒋明君讲述。尽管父亲曾在政治风波中被批为右派，并不得不举家迁移以求谋生，但老父亲对中国依然是赤诚之心，他质问儿子：“大家都说你是在替外国人办事？”蒋明君当即解释：“不论什么时候我都是中国人，是一颗中国心，办的都是促进中国发展的事情。”
尽管在国际组织工作可以选择一些发达国家很方便地进行移民，“但我还是婉言拒绝了”蒋明君说：“没有中国，就没有我蒋明君，没有日益强大的中国，也没有我今天在联合国的位置。”尽管有一些国家的代表主动邀请他移居国外并称愿为其办理称民手续，但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祖国。
“在中国开展国际生态安全工作时，我可能会根据现实的情况指出目前中国的生态问题，但在国际上，我一直全力捍卫中国的尊严”，蒋明君先生称。
蒋明君先生讲述了一个故事，在2003年日本召开的全球和平论坛上，有人向他发问：据说改革开放初期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前往中国，出机场时在十字路口选择了向左走；而克林顿访华时在同一个路口选择了向右；那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这个岔路口，他将选择什么方向呢？“邓小平同志既不是向左，也不是向右，而是开辟了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的道路。”蒋明君机智地回答了这个难题。“散会后，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博士紧紧地抱住了我”蒋先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本来一直轻松自然的表情变得有些许的紧张。紧张，是他在联合国工作时的一种常态，因为需要应对各类发难，同时自己还需自如应对，这需要大智慧。“有时，回到宾馆，我的衬衣都可以拎得出水来。”蒋明君坦承面对全世界的关注，由他来代表中国形象回击一些国家的不友善挑衅是种压力。
但他总能以一颗坚定的中国心再加上坦承的态度赢得大家的认可，这也是蒋明君先生在联合国能够做到“好人缘”的原因。
“因为有祖国的支持我才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那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来为中国做一些事情。”蒋明君称自己在国际上结交了300多名政要，同时与多家知名企业集团和国际金融组织也有合作互动，希望能够以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国引进资金，在符合生态安全的标准下，建立项目，推动中国的生态安全工作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
诠释“幸与不幸”
蒋明君先生的办公区四层楼梯侧挂满国际活动的照片。他与300多位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合影让人目不暇接，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联合国副秘书长安纳·蒂贝琼卡、法国前总理米歇尔、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夫妇、英国首相杰夫里豪及前外交大臣、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麦克·摩尔……人物在变，地点在变，但其中不变的是这些政治要员身边蒋明君先生自信的笑容与挺拔的身影。
这样的人生或许是许多人追求的成功生活。“我这一生是幸也是不幸”蒋明君先生却说。
“我能够在国际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还能为祖国作一些事情，应该是成功的”。蒋先生感慨：“但是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我亏欠得太多。”
因为长期在国外工作，不能在父母面前尽自己的孝心是蒋明君最大的遗憾。“我父亲好几次生病动手术都没有告诉我，怕影响我的工作”，蒋先生一谈到父亲声音便低沉下去：“甚至我父亲去世时，我都没能在他身边见他最后一面。”蒋明君曾说过自己是孝子，他显然是不能原谅自己。
说到家庭，他直言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我几乎没有时间来管女儿，但她还是非常乖巧，让我心慰”，一双儿女是蒋先生的希望所在。
重情义是国际友人对蒋明君先生的评价，他们会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他照顾，而蒋明君先生在俄罗斯工作期间，甚至还会记得每年为一些故去的朋友献花，并探望他们的家属。
如果说对家庭，蒋明君先生是一种内疚的心情，但是正因他对家庭所欠失的照料成就了他在国际界的声誉与地位。家人对他是体谅并且支持的，或许在国际组织工作的是他，但出色完成工作的，却是他整个家庭。
“希望能够多做些事情，不辜负大家的期待吧。”蒋明君先生称自己的格言是“低调做人，高标准做事”，有家人的激励自己将会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