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细节偏执者，码字亦是如此。总觉得一篇好的文章，其间一个个的文字应当是雀跃着的，是有生命力的启发者。所以，做记者的这些年下来，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在写稿前，总会在脑海中搜索和捕捉有关采访对象言语、表情、行动中的某些“蛛丝马迹”，以便寻找灵感。
　　此次与陈钢先生聊天，是又一次非常愉快的经历。听先生讲巴赫、讲古典音乐、讲海派文化，滔滔不绝的一个多小时，是难得的享受并学习的过程。然而，当准备开始下笔时，却又犯了愁，音乐的世界纵然精妙，但总归是要落脚到“子承父业”的角度上来的，与先生素未谋面，也不曾经历过那样的岁月，如何在短短的千余字内比较准确地表达出这一点，我找来两位的成名之作反复聆听，心想，要是能再有一点儿直观上的“刺激”就好了。
　　踌躇了几日后，某天，先生给我发来几张照片作为文章配图，并告知其中有一张是自己在父亲的背影下弹奏“玫瑰与蝴蝶”。图片打开的那一刹那，我的心瞬间被一种莫名的感动而填充。坦白说，做记者职业，好的摄影图片见过不少，但真正能直达人内心深处，触动某种情感的释放，这或许需要一定的机缘。特别是当你在了解过背后的一些原委之后，“此时无声胜有声”会变得更加深刻而真实。
　　我承认，某种程度而言，对于“子承父业”的表达，在这张照片面前，任何的说明都会显得有些累赘。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大了解，我们至今仍耳熟能详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恭喜恭喜》、《夜上海》等歌曲，创作者就是陈钢先生的父亲陈歌辛。当父亲百年诞辰之日，儿子亲自作为主持，并在最后的压轴节目中，将父亲的成名曲之一与自己的作品——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合二为一，背景中，父亲的模样依旧那般年轻、意气风发，而专注在钢琴前的儿子，已然年过七旬，神情凝重。如果我们相信人真有所谓的灵魂，那么音乐，无疑是这一刻父子之间重逢的桥梁，令人不忍打扰。
　　可能在国人的普遍观念中，子承父业，有便利、有优势，甚至一些时候还会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我问陈先生是否当年也会感到类似的压力，他以笑声给了我否定的答案。
　　“我给你讲个例子”陈先生说，“上世纪80年代，我去美国，经过香港的时候，在当地住了几个月。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黄霑先生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要问陈钢》。”
　　黄霑先生发问的大意是，“你的父亲写的是流行音乐，而你的《梁祝》，却是走的古典路线，为什么？”
　　“后来我们见了面，我说‘黄先生，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个人，他非常喜欢古典音乐，尤其迷恋巴赫，经常望着家中墙上挂着的巴赫肖像出神。后来有一天，他做梦梦见巴赫从肖像画上走了下来，对他说，孩子，你只喜欢我可不行，你喜欢的，应该是所有的好的音乐。这是我父亲给我讲的故事。’”听闻这番话，黄霑先生释然了，两人由此成为了朋友。
　　在陈钢看来，因为父亲拥有一部分印度血统，他对文化、对家族的理解跟汉族的“中庸之道”不大一样。“从来不会跟我们讲大道理，也不告诉你该做或者不该做什么，不会强迫人。就像他给我讲的那个故事一样，这就是他的教育方法。”
　　从最开始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到后来参军、进军大，分配到机要干校，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又回到部队，最后由此走上音乐创作的道路，陈钢音乐人生的转折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他把他解释为“因子的遗传”。而且，“起初我的艺术理论概念，基本上都是父亲教授的。”两父子共同的音乐之路，没有较劲、没有叛逆，有的只是行动的支持与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还要加上无可避免的遗憾，那是上世纪50年代末，《梁祝》取得成功后，陈歌辛先生想让儿子给他一份《梁祝》的签名总谱，然而迫于政治压力，儿子没有让父亲如愿。随后不久，陈老先生去世。
　　随着职业生涯的增长，陈钢先生开始越来越理解父亲。“他的人生，一个‘恋’字足以概括。对故土、对家人、对亲友，他是多情重情的人，对爱的表达就是音乐，这是他的生命力所在。”
　　陈钢甚至把对父亲的纪念、对音乐的诠释，延伸到了海派文化上。他认为，正如作家程乃珊形容的那样，上海十里洋场的“洋”，如同浦东土鸡蛋淡黄与进口橄榄油混合的“色拉酱”，海派文化独特的文脉，无法复制。
　　“《玫瑰玫瑰我爱你》用了中国民族音调加爵士音调，以中西文化的结合表现出都市的繁荣与动感，而我们在《梁祝》中，以江南的戏曲音乐混搭外来交响乐的因素，这就是我想继承与表达的，以作曲这样一个职业，来诠释海派文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