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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丹先生是我国体育理论界的老前辈，学术研究成果颇丰，1986年至今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其中26篇由国家知名刊物《人大复印资料G8体育》全文转载，27篇列入推荐篇目；8篇入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8篇获得各种奖励。韩先生学术观点鲜明，研究逻辑性强，乐于参加学术争鸣，在争鸣中不断追求真知。如今韩先生虽已届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2010年以来，笔者有幸与韩先生保持联系，对韩先生的学术思想有了更多了解。如下是近期笔者以通信的方式对韩先生进行的一次深入访谈。
张军献(以下简称“张”)：韩丹老师，您好，很多青年朋友读过您的文章却不了解您的个人情况，您能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在体育科研方面取得的成绩吗？
韩丹(以下简称“韩”)：我1932年3月生于河北省平山县。1946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华北军区电专、军委通信工程学院等单位任职。1960年由军队转入黑龙江省体委从事宣传、文秘工作。1972年主持创建黑龙江省体育科研所，1979年转哈尔滨体育学院主管马列教学、科研处及学报工作。1984年开始专攻体育科研，发表学术论文。1993年离休，被天津体育学院聘为社会体育研究员。
著作方面，撰写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大辞典》、《改革开放大典》及《中国宏观政策研究》等书的体育部分；参与《体育哲学》、《第二次飞跃》等书的编写。曾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社科分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等社会职务。
我早期的学术成果偏重于宏观体育理论研究，主要是对传统体育体系的解构。近年来着力对体育、运动竞技、身体娱乐进行分门别类探讨，弄清各自的源流演变、规律本质，完成对新的体育体系的建构。由于身体原因，逐渐减少了与外界的联系，主要是听力不好，不能通电话，再加上没有使用电脑的条件，与外界的沟通就只能回归到传统的书信模式。所以不能接听你的电话，即便我们见面了也只能靠纸笔的方式进行交谈。
张：拜读了您发表的很多篇文章，为什么您早期成果都是围绕体育体制改革，而近期成果却围绕体育与竞技概念及关系这些体育基本理论展开？
韩：这么多年来，我所做的一切工作概括起来就是“解构旧体系、建构新体系”。具体来说就是顺应历史发展、打破“总概念体育”或把“体委工作”当体育学术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创新、建构一种科学的与世界接轨的新知识体系。这也是近30年来我的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也可以说是我学术思想的核心。在中国，存在一个把“广义体育”提升为“总概念体育”的体系，这与世界共识是格格不入的。“总概念体育”是工作术语而非学术术语，“总概念体育”所指称的客体对象是体育工作的总体或体委工作的全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存在着这样的社会结构或系统，只有我们国家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为了完成一项特定的政治任务即增强人民体质，而临时组建成的一个组合或人工撮合而成的一个系统。我所有的研究都是围绕着旧体制的解构、旧机构的转换以及“总概念体育”的扬弃展开的。
破旧立新，第一步是对旧体制的分析和批判。1999年发表《论中国体育：一分为三》，2004年在《谈我国体育体系的根本性变革》中提出否定“总概念体育”，到2009年《论我国体育体制和体育理论的改革创新》，基本完成了批判旧体制的任务。其中《论我国体育体制和体育理论的改革创新》一文对旧体制的形成、内部矛盾及发展进行了系统分析。
第二步是立新，也可以说是修正“误识”。对“总概念体育”统辖的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健身、娱乐等诸项展开研究，说明这些事项各自的本质和社会任务。首先对什么是真正的体育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论我国学校体育新世纪的新纪元》(2000年)，经过《世界体育发展趋势和启示与借鉴》(2005年)、《“体育”就是“身体教育”》(2005年)、《论体育的本质和发展》(2005年)、《谈体育概念的源流演变及其对我们体育认识和改革的启示》(2010年)，到《论体育》(2011年)基本实现了体育(PE)与“大体育”完全分离的研究。其次，对sport的研究同样经历了旧体系的脱离与新体系的构建的过程。《论sport不是体育》(1996年)和《论sport与体育》(1999年)对体育与竞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2000年开始探讨竞技的功能，《论斯泡茨文化与现代奥林匹克文化》、《论我国争光竞技的功能变化与改革出路》、《共和国竞技体育50年的文化反思》，到《关于sport语源和早期词义的探讨》和《论sport的源流发展及当代形态》(2006年)，对sport梳理的工作告一段落，基本完成了对sport的系统认识。
第三步是完善。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主张将身体锻炼或身体练习(Physical Exercise)回归卫生保健体系，提出了《关于全民健身纳入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思考》(2008年)；身体娱乐(Physical Recreation)回归文化娱乐，撰写了《论娱乐、娱乐业和身体娱乐》(2006年)。经过许多基本概念的阐释，对体育(游戏)史、体育产业等的研究，逐渐实现了对“总概念体育”知识体系的批判、瓦解目标。现在从事的主要工作则是对一些重要课题的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
张：看您早期的文章，似乎也是使用大体育的概念，您为什么放弃大体育观而接受体育与竞技分开的观点？
韩：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闭关自守严重，体育学术研究方面与世界的联系很少，理论上非常落后。我们的体育基本理论最早是从前苏联学习过来的，将他们的“身体文化”翻译为“体育”，存在许多的错误。这些年来在体育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主要是受林笑峰教授真义体育观的启发。我早期也曾使用“体育运动”一词，但是1986年发现，体育与运动是有区别的，到了1989年就提出要将体育与运动分开研究。于是从1994年开始尝试寻找关于“体育”的权威性共识，当时系统介绍了国际社会对“体育”的认识。1999年，连续发表4篇文章介绍国际规范性体育与运动概念。可以说在实现术语的规范使用及学术观点与国际接轨方面，我做出了自己不懈的努力。 过去“真义体育”与“大体育观”之间也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现在总的来看，批评“大体育观”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坚持“大体育观”的人也花样百出，比如早期有人提出“体育概念本土化”的观点，最近有人提出“体育概念结构化”。为什么说“总概念体育”是错误的？其一，从世界体育和运动的发展来看，体育与竞技从来是两股道、两条路，各有各的体系，这是无可怀疑的。其二，现在世界各国也是分别治理，没有把两者混为一体的。其三，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管理的方便，把所属的工作(群众体育、学校体育、运动竞技、国防体育等)综合，起了一个名字叫“体育运动”，这个工作部门叫“体育运动委员会”。又将“体育运动”等同于“体育”，从而把体育当作了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工作概念，就是“总概念体育”。这在工作领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是一个特定时代所出现的一个特殊事项。在那个特殊时代是可以存在的，但历史变了，总体育已经分解了，特别是学校体育已不再构成总体育的组成部分。“总体育”实质上只剩下sport，当然总概念也就失效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总概念体育”，必然随着特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走下历史舞台，这可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其走向是不可改变的，这在我的论文《论我国体育体制和体育理论的改革创新》中大体作了交代……总之，未来的体育和运动不需要什么“总概念体育”和“一般意义上的体育概念”。现在世界已不存在这种概念，这是根本、不可动摇的，这个信念应当坚定。
张：您是国内较早使用音译“斯泡特”、“斯泡茨”的学者之一，您是怎么理解“斯泡特”的？
韩：国内对sport的认识存在许多的误区，认为它就是“大体育”。我们在介绍和翻译体育词语时简单化处理，再加上翻译外来词语时的主观发挥，导致sport的中文译法非常混乱，形成了只有国人才可以理解的“产品”。当然这个概念在国际上也存在较多的争论，这就是为什么1974年“国际体育名词术语委员会”会使用英、俄、德、法、西班牙和罗马尼亚6种文字出版的《体育运动词汇》一书。为了消除混乱的局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概念体系，我通过考证、梳理、解说，介绍了国际体育学界是如何认识体育、运动的。这对于促进我国体育学术研究术语的规范化，推动我国体育科学化的进程是有帮助的。
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无非源于游戏，人的一切活动不过是有规则的游戏，sport就是与竞选、战争、外交、商业竞争类似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竞赛。我认为sport实际包含于统一过程的两个阶段，在运动训练阶段其性质是教育，在运动竞赛阶段其性质是娱乐。正是通过人体运动或人体运动中的身体练习(Exercise)，他们才有了相互的联系。竞技项目训练的运动动作、运动行为可以作为体育的手段，体育过程也可以采用竞技运动的方式。二者谁也不能取代谁，是具有不同社会职能的两个社会行业。sport属于社会精神领域的娱乐行业，体育则属于强化或优化自身功能结构、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教育行业。对sport的翻译，从其活动的主体或基本结构成分讲，是通过身体练习进行的训练，可以译为运动。但是从它的社会职能上讲，它是竞赛活动，运动训练只是手段，可以译为“竞技”、“竞技运动”或“赛事”。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如训练或者竞赛——选择译为“运动”或者“竞技”，但绝对不可译作“体育”或“竞技体育”，这是我国体育认识的最大误区。时隔10多年，问题仍然存在，翻译的不对应仍然是我国体育学术研究争鸣不断、不能与国际体育学术研究接轨的主要原因。
张：近年来您围绕体育概念的源流、发展、演变等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体育的独特的看法，能不能谈谈您是如何认识体育(Physical Education)的？
韩：体育基本的含义是系统地利用身体练习的一切形式，主要目的在于提高人的合乎社会需要的生物学潜力的活动。体育就其练习本身来说是生理学的，方法是教育学的，效果是生物学的，组织活动是社会性的，中心是人。体育在19世纪后半期成型于学校教育，这是体育的根本，也是本义的体育或“真义体育”。后来由学校走向社会，与社会上的游戏、竞技、健身等民间活动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叫做“社会体育”或“大众体育”的复杂体系。部分学者将“physical education”译作“体育教育”造成了体育概念的混乱。运动的蓬勃发展，加上竞赛活动的热烈开展，突破了体育的内容，也带来了10多种术语试图替代“体育”的局面。
去年我发表了《对我国体育认识和概念演变之起源的探讨》，文章详细介绍了我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这个概念的时候，把科学语言的科学概念与语义概念混合起来，与日常语言、行业语言、工作语言混搅在一起。最后表达概念的语词脱离了思维中的那个对象而独立存在，导致体育脱离了儿童青少年这个身体教育的特定对象，扩大到社会各种人群的身体活动。这种对体育的无限度理解和过度诠释是导致体育概念混乱的根源。体育的本义是“身体的教育”，指的是在学校对儿童青少年进行的身体成长和发育的教育。这个概念形成于19世纪初，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发展。我国古代没有产生“身体的教育”，我们翻译西方历史文献时，把西方古代的体操、养生、抚育、锻炼和身体训练等相关的词，都当作了“体育”。在体育诞生之前的活动，虽然具有若干“体育”的因素，但是不能同“体育”混为一谈。
最近我撰写了《论体育概念之研究》，有2.5万字，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1)正确的体育概念是科学体育观的核心；2)从“概念”入手：何谓概念，概念的一般特征；3)析解体育概念：何谓体育概念，体育概念的正解或体育的本义，体育与sport的区分，体育概念的语词问题，所谓“元体育”；4)体育的科学概念：关于体育科学概念的若干说明，体育的归属(属概念或上位概念)，体育科学概念定义的“种差”，关于本质、本质属性和本质特征；5)结语。希望文章发表之后大家多提意见。
张：在论述体育和竞技的概念、起源、发展时，您都是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材料都有，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韩：我国现在推行的“体育”即身体教育、运动竞技、运动训练、现代各种运动竞技项目、比赛规则、运动科学理论等等，这一切都不是中国的产物，都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概念和活动，它们的根或源都在国外，要想彻底认识这些事物的根由始末，来龙去脉，就必须到国外去寻根究底。而世界上先进国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值得我国在发展体育和运动中予以借鉴。我建议青年学者通晓一两门外语，这样就掌握了进入世界学术殿堂的钥匙。如果不能掌握外语，也要广泛收集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文献。并且建议对某个学术“说法”的论证，最好有3个以上的依据，迫不得已方可使用孤证。为此要广泛收集世界各国对体育基本理论研究的成果，只有具备了国际化的眼光，才能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
学术研究重在积累。经过多年的学术研究，我养成善于收集资料，注重用证据说话的习惯。我的另外一篇文章《关于sport概念源流及定义的研究》也能体现这一点。文章有2.5万字，分述了：1)我国体育改革的目标：确立一个完善的运动竞技斯泡特体系；2)sport概念的源流演变：sport的词源、sport概念的演变、现代sport、几点说明；3)sport的传播简述：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和希腊等国的情况；4)关于sport概念定义的综述。目前我掌握的学术著作中关于sport术语或概念的定义有很多种，包括综合性定义6项、游戏为主的定义6项、兼具娱乐性和竞技性两种属性的定义6项、以运动竞赛为核心的定义20项。5)我国对sport概念的理解和定义。以后我还将完成一些有综合性意义的文稿。“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希望你们能超过我们，纠正我们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错讹，把学术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才是人间正道！
张：您一向是学术争鸣的积极参与者，曾对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发强“鱼形图”和“网络化”提出质疑；对熊斗寅先生倡导的“大体育观”展开了疾风暴雨般的论辩；对“总概念”、“家族相似”等学术观点展开批评。您如何看待学术争鸣？
韩：对张发强同志“鱼形图”的批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熊斗寅先生的论辩也有较大的影响。争论的结果是使“整体化”和“本土化”的观点慢慢失去了市场。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学术论辩是为了追求真理，不受人情世故的左右。因为人情关系而失真丢正是人格问题，决不可为。当然在某些情况下采取一些权宜之计，采用一些迂回战术未尝不可，但是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要勇于参加论辩。
我参加过的论辩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我还参加过反对世界大sport潮流的论辩；批判过“家族相似”；也不赞同“体育概念结构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成为别人“商榷”的对象，正所谓“能受天磨是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我始终坚信“真理在手，所向无敌”。最近读了《体育学刊》两篇商榷文章，刘欣然对竞技、游戏有自己的见解，可见概念问题思路、观点多多，趣味亦多多。魏立宇等与《体育不是身体教育》的商榷也作了很好的分析。由此，学术的讨论、争鸣，总是不会停止的。“树欲静而风不止”，需要参加的论辩还是要积极参加。论辩促思考，论辩促探索，论辩是学术前进的动力。你想跳出这个漩涡大约是不可能的，还是要积极应对。
张：当前国内体育基本理论研究如火如荼，像体育概念、本质方面的研究那么多人都在进行，您是如何看待目前国内的体育基本理论研究的？
韩：我国体育理论研究已经落后了，存在许多错误，处在一种作茧自缚的严重状态，亟需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理和重构。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在竞技与体育二者的关系方面，目前更需要的是对体育的学术研究，建立自己特色的体育教学体系、创立新的体育理论，真正使体育与竞技分离，使体育逐步纳入教育领域，用教育理论展开论述，还是一个空白。体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就必须按照教育的总目标、总任务，在国家教育部门的领导下进行活动。以教育为核心价值，用教育学说和理论为指导，从思想、理论上坚决同教育融合为一体。必须破除以sport为核心的扭曲心态，从sport的附庸状态解放出来，向徐英超、林笑峰、吴翼鉴等学习，敢于同sport争夺“体育”话语权。
总之，中国的体育研究及竞技研究必须同国际接轨。老一代已经难以为事，必须依靠你们三十来岁的这一代，去开拓、发展了。现在看来这是我国体育学术的转折点，即从国内转向世界的转变或转型，是一项开拓创新的建设性工作。我希望青年学者下点决心，在这方面下点功夫，做出一些开创性的工作，拿出一批有特色的真正的学术成果。
曹操在《步出夏门行》中写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韩丹先生年届八旬，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研究激情，近几年更是达到了巅峰状态，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源源不断。正所谓：“老骥伏枥，志在体育”
张军献(以下简称“张”)：韩丹老师，您好，很多青年朋友读过您的文章却不了解您的个人情况，您能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在体育科研方面取得的成绩吗？
韩丹(以下简称“韩”)：我1932年3月生于河北省平山县。1946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华北军区电专、军委通信工程学院等单位任职。1960年由军队转入黑龙江省体委从事宣传、文秘工作。1972年主持创建黑龙江省体育科研所，1979年转哈尔滨体育学院主管马列教学、科研处及学报工作。1984年开始专攻体育科研，发表学术论文。1993年离休，被天津体育学院聘为社会体育研究员。
著作方面，撰写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大辞典》、《改革开放大典》及《中国宏观政策研究》等书的体育部分；参与《体育哲学》、《第二次飞跃》等书的编写。曾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社科分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等社会职务。
我早期的学术成果偏重于宏观体育理论研究，主要是对传统体育体系的解构。近年来着力对体育、运动竞技、身体娱乐进行分门别类探讨，弄清各自的源流演变、规律本质，完成对新的体育体系的建构。由于身体原因，逐渐减少了与外界的联系，主要是听力不好，不能通电话，再加上没有使用电脑的条件，与外界的沟通就只能回归到传统的书信模式。所以不能接听你的电话，即便我们见面了也只能靠纸笔的方式进行交谈。
张：拜读了您发表的很多篇文章，为什么您早期成果都是围绕体育体制改革，而近期成果却围绕体育与竞技概念及关系这些体育基本理论展开？
韩：这么多年来，我所做的一切工作概括起来就是“解构旧体系、建构新体系”。具体来说就是顺应历史发展、打破“总概念体育”或把“体委工作”当体育学术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创新、建构一种科学的与世界接轨的新知识体系。这也是近30年来我的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也可以说是我学术思想的核心。在中国，存在一个把“广义体育”提升为“总概念体育”的体系，这与世界共识是格格不入的。“总概念体育”是工作术语而非学术术语，“总概念体育”所指称的客体对象是体育工作的总体或体委工作的全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存在着这样的社会结构或系统，只有我们国家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为了完成一项特定的政治任务即增强人民体质，而临时组建成的一个组合或人工撮合而成的一个系统。我所有的研究都是围绕着旧体制的解构、旧机构的转换以及“总概念体育”的扬弃展开的。
破旧立新，第一步是对旧体制的分析和批判。1999年发表《论中国体育：一分为三》，2004年在《谈我国体育体系的根本性变革》中提出否定“总概念体育”，到2009年《论我国体育体制和体育理论的改革创新》，基本完成了批判旧体制的任务。其中《论我国体育体制和体育理论的改革创新》一文对旧体制的形成、内部矛盾及发展进行了系统分析。
第二步是立新，也可以说是修正“误识”。对“总概念体育”统辖的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健身、娱乐等诸项展开研究，说明这些事项各自的本质和社会任务。首先对什么是真正的体育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论我国学校体育新世纪的新纪元》(2000年)，经过《世界体育发展趋势和启示与借鉴》(2005年)、《“体育”就是“身体教育”》(2005年)、《论体育的本质和发展》(2005年)、《谈体育概念的源流演变及其对我们体育认识和改革的启示》(2010年)，到《论体育》(2011年)基本实现了体育(PE)与“大体育”完全分离的研究。其次，对sport的研究同样经历了旧体系的脱离与新体系的构建的过程。《论sport不是体育》(1996年)和《论sport与体育》(1999年)对体育与竞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2000年开始探讨竞技的功能，《论斯泡茨文化与现代奥林匹克文化》、《论我国争光竞技的功能变化与改革出路》、《共和国竞技体育50年的文化反思》，到《关于sport语源和早期词义的探讨》和《论sport的源流发展及当代形态》(2006年)，对sport梳理的工作告一段落，基本完成了对sport的系统认识。
第三步是完善。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主张将身体锻炼或身体练习(Physical Exercise)回归卫生保健体系，提出了《关于全民健身纳入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思考》(2008年)；身体娱乐(Physical Recreation)回归文化娱乐，撰写了《论娱乐、娱乐业和身体娱乐》(2006年)。经过许多基本概念的阐释，对体育(游戏)史、体育产业等的研究，逐渐实现了对“总概念体育”知识体系的批判、瓦解目标。现在从事的主要工作则是对一些重要课题的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
张：看您早期的文章，似乎也是使用大体育的概念，您为什么放弃大体育观而接受体育与竞技分开的观点？
韩：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闭关自守严重，体育学术研究方面与世界的联系很少，理论上非常落后。我们的体育基本理论最早是从前苏联学习过来的，将他们的“身体文化”翻译为“体育”，存在许多的错误。这些年来在体育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主要是受林笑峰教授真义体育观的启发。我早期也曾使用“体育运动”一词，但是1986年发现，体育与运动是有区别的，到了1989年就提出要将体育与运动分开研究。于是从1994年开始尝试寻找关于“体育”的权威性共识，当时系统介绍了国际社会对“体育”的认识。1999年，连续发表4篇文章介绍国际规范性体育与运动概念。可以说在实现术语的规范使用及学术观点与国际接轨方面，我做出了自己不懈的努力。 过去“真义体育”与“大体育观”之间也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现在总的来看，批评“大体育观”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坚持“大体育观”的人也花样百出，比如早期有人提出“体育概念本土化”的观点，最近有人提出“体育概念结构化”。为什么说“总概念体育”是错误的？其一，从世界体育和运动的发展来看，体育与竞技从来是两股道、两条路，各有各的体系，这是无可怀疑的。其二，现在世界各国也是分别治理，没有把两者混为一体的。其三，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管理的方便，把所属的工作(群众体育、学校体育、运动竞技、国防体育等)综合，起了一个名字叫“体育运动”，这个工作部门叫“体育运动委员会”。又将“体育运动”等同于“体育”，从而把体育当作了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工作概念，就是“总概念体育”。这在工作领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是一个特定时代所出现的一个特殊事项。在那个特殊时代是可以存在的，但历史变了，总体育已经分解了，特别是学校体育已不再构成总体育的组成部分。“总体育”实质上只剩下sport，当然总概念也就失效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总概念体育”，必然随着特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走下历史舞台，这可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其走向是不可改变的，这在我的论文《论我国体育体制和体育理论的改革创新》中大体作了交代……总之，未来的体育和运动不需要什么“总概念体育”和“一般意义上的体育概念”。现在世界已不存在这种概念，这是根本、不可动摇的，这个信念应当坚定。
张：您是国内较早使用音译“斯泡特”、“斯泡茨”的学者之一，您是怎么理解“斯泡特”的？
韩：国内对sport的认识存在许多的误区，认为它就是“大体育”。我们在介绍和翻译体育词语时简单化处理，再加上翻译外来词语时的主观发挥，导致sport的中文译法非常混乱，形成了只有国人才可以理解的“产品”。当然这个概念在国际上也存在较多的争论，这就是为什么1974年“国际体育名词术语委员会”会使用英、俄、德、法、西班牙和罗马尼亚6种文字出版的《体育运动词汇》一书。为了消除混乱的局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概念体系，我通过考证、梳理、解说，介绍了国际体育学界是如何认识体育、运动的。这对于促进我国体育学术研究术语的规范化，推动我国体育科学化的进程是有帮助的。
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无非源于游戏，人的一切活动不过是有规则的游戏，sport就是与竞选、战争、外交、商业竞争类似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竞赛。我认为sport实际包含于统一过程的两个阶段，在运动训练阶段其性质是教育，在运动竞赛阶段其性质是娱乐。正是通过人体运动或人体运动中的身体练习(Exercise)，他们才有了相互的联系。竞技项目训练的运动动作、运动行为可以作为体育的手段，体育过程也可以采用竞技运动的方式。二者谁也不能取代谁，是具有不同社会职能的两个社会行业。sport属于社会精神领域的娱乐行业，体育则属于强化或优化自身功能结构、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教育行业。对sport的翻译，从其活动的主体或基本结构成分讲，是通过身体练习进行的训练，可以译为运动。但是从它的社会职能上讲，它是竞赛活动，运动训练只是手段，可以译为“竞技”、“竞技运动”或“赛事”。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如训练或者竞赛——选择译为“运动”或者“竞技”，但绝对不可译作“体育”或“竞技体育”，这是我国体育认识的最大误区。时隔10多年，问题仍然存在，翻译的不对应仍然是我国体育学术研究争鸣不断、不能与国际体育学术研究接轨的主要原因。
张：近年来您围绕体育概念的源流、发展、演变等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体育的独特的看法，能不能谈谈您是如何认识体育(Physical Education)的？
韩：体育基本的含义是系统地利用身体练习的一切形式，主要目的在于提高人的合乎社会需要的生物学潜力的活动。体育就其练习本身来说是生理学的，方法是教育学的，效果是生物学的，组织活动是社会性的，中心是人。体育在19世纪后半期成型于学校教育，这是体育的根本，也是本义的体育或“真义体育”。后来由学校走向社会，与社会上的游戏、竞技、健身等民间活动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叫做“社会体育”或“大众体育”的复杂体系。部分学者将“physical education”译作“体育教育”造成了体育概念的混乱。运动的蓬勃发展，加上竞赛活动的热烈开展，突破了体育的内容，也带来了10多种术语试图替代“体育”的局面。
去年我发表了《对我国体育认识和概念演变之起源的探讨》，文章详细介绍了我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这个概念的时候，把科学语言的科学概念与语义概念混合起来，与日常语言、行业语言、工作语言混搅在一起。最后表达概念的语词脱离了思维中的那个对象而独立存在，导致体育脱离了儿童青少年这个身体教育的特定对象，扩大到社会各种人群的身体活动。这种对体育的无限度理解和过度诠释是导致体育概念混乱的根源。体育的本义是“身体的教育”，指的是在学校对儿童青少年进行的身体成长和发育的教育。这个概念形成于19世纪初，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发展。我国古代没有产生“身体的教育”，我们翻译西方历史文献时，把西方古代的体操、养生、抚育、锻炼和身体训练等相关的词，都当作了“体育”。在体育诞生之前的活动，虽然具有若干“体育”的因素，但是不能同“体育”混为一谈。
最近我撰写了《论体育概念之研究》，有2.5万字，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1)正确的体育概念是科学体育观的核心；2)从“概念”入手：何谓概念，概念的一般特征；3)析解体育概念：何谓体育概念，体育概念的正解或体育的本义，体育与sport的区分，体育概念的语词问题，所谓“元体育”；4)体育的科学概念：关于体育科学概念的若干说明，体育的归属(属概念或上位概念)，体育科学概念定义的“种差”，关于本质、本质属性和本质特征；5)结语。希望文章发表之后大家多提意见。
张：在论述体育和竞技的概念、起源、发展时，您都是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材料都有，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韩：我国现在推行的“体育”即身体教育、运动竞技、运动训练、现代各种运动竞技项目、比赛规则、运动科学理论等等，这一切都不是中国的产物，都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概念和活动，它们的根或源都在国外，要想彻底认识这些事物的根由始末，来龙去脉，就必须到国外去寻根究底。而世界上先进国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值得我国在发展体育和运动中予以借鉴。我建议青年学者通晓一两门外语，这样就掌握了进入世界学术殿堂的钥匙。如果不能掌握外语，也要广泛收集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文献。并且建议对某个学术“说法”的论证，最好有3个以上的依据，迫不得已方可使用孤证。为此要广泛收集世界各国对体育基本理论研究的成果，只有具备了国际化的眼光，才能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
学术研究重在积累。经过多年的学术研究，我养成善于收集资料，注重用证据说话的习惯。我的另外一篇文章《关于sport概念源流及定义的研究》也能体现这一点。文章有2.5万字，分述了：1)我国体育改革的目标：确立一个完善的运动竞技斯泡特体系；2)sport概念的源流演变：sport的词源、sport概念的演变、现代sport、几点说明；3)sport的传播简述：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和希腊等国的情况；4)关于sport概念定义的综述。目前我掌握的学术著作中关于sport术语或概念的定义有很多种，包括综合性定义6项、游戏为主的定义6项、兼具娱乐性和竞技性两种属性的定义6项、以运动竞赛为核心的定义20项。5)我国对sport概念的理解和定义。以后我还将完成一些有综合性意义的文稿。“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希望你们能超过我们，纠正我们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错讹，把学术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才是人间正道！
张：您一向是学术争鸣的积极参与者，曾对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发强“鱼形图”和“网络化”提出质疑；对熊斗寅先生倡导的“大体育观”展开了疾风暴雨般的论辩；对“总概念”、“家族相似”等学术观点展开批评。您如何看待学术争鸣？
韩：对张发强同志“鱼形图”的批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熊斗寅先生的论辩也有较大的影响。争论的结果是使“整体化”和“本土化”的观点慢慢失去了市场。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学术论辩是为了追求真理，不受人情世故的左右。因为人情关系而失真丢正是人格问题，决不可为。当然在某些情况下采取一些权宜之计，采用一些迂回战术未尝不可，但是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要勇于参加论辩。
我参加过的论辩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我还参加过反对世界大sport潮流的论辩；批判过“家族相似”；也不赞同“体育概念结构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成为别人“商榷”的对象，正所谓“能受天磨是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我始终坚信“真理在手，所向无敌”。最近读了《体育学刊》两篇商榷文章，刘欣然对竞技、游戏有自己的见解，可见概念问题思路、观点多多，趣味亦多多。魏立宇等与《体育不是身体教育》的商榷也作了很好的分析。由此，学术的讨论、争鸣，总是不会停止的。“树欲静而风不止”，需要参加的论辩还是要积极参加。论辩促思考，论辩促探索，论辩是学术前进的动力。你想跳出这个漩涡大约是不可能的，还是要积极应对。
张：当前国内体育基本理论研究如火如荼，像体育概念、本质方面的研究那么多人都在进行，您是如何看待目前国内的体育基本理论研究的？
韩：我国体育理论研究已经落后了，存在许多错误，处在一种作茧自缚的严重状态，亟需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理和重构。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在竞技与体育二者的关系方面，目前更需要的是对体育的学术研究，建立自己特色的体育教学体系、创立新的体育理论，真正使体育与竞技分离，使体育逐步纳入教育领域，用教育理论展开论述，还是一个空白。体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就必须按照教育的总目标、总任务，在国家教育部门的领导下进行活动。以教育为核心价值，用教育学说和理论为指导，从思想、理论上坚决同教育融合为一体。必须破除以sport为核心的扭曲心态，从sport的附庸状态解放出来，向徐英超、林笑峰、吴翼鉴等学习，敢于同sport争夺“体育”话语权。
总之，中国的体育研究及竞技研究必须同国际接轨。老一代已经难以为事，必须依靠你们三十来岁的这一代，去开拓、发展了。现在看来这是我国体育学术的转折点，即从国内转向世界的转变或转型，是一项开拓创新的建设性工作。我希望青年学者下点决心，在这方面下点功夫，做出一些开创性的工作，拿出一批有特色的真正的学术成果。
曹操在《步出夏门行》中写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韩丹先生年届八旬，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研究激情，近几年更是达到了巅峰状态，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源源不断。正所谓：“老骥伏枥，志在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