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大仙这两年很少发朋友圈。2018年没有记录，2019年6月他转过一个标题为“大仙反讽歌词一百句”的帖子。再出現就是讣告了。“北京青年报记者、诗人、作家、著名球评人王俊（大仙），于2019年12月24日22时35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0岁。”
　　我和大仙有过微小的交集。2015年冬天北京“诗家歌”活动上，我采访包括大仙在内的诸多诗人。“诗家歌”是大仙攒的场子，集结了北京的诗人、艺术家、民谣歌手在一起演出。那是上一代人的余晖，吃饭、喝酒、高谈阔论，能在线下见面就不会做网友。我们在北京新街口附近的一个茶馆二楼碰面，夕阳逃过门缝溜进来，大仙抽着烟眯缝着眼谈他办活动的初衷。他想让更多观众感受到诗歌的力量，他也想为贫穷的艺术家增加收入。“诗家歌”活动当时对观众售票，不贵，大概就是一顿饭钱。
　　大仙不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他身上有诗人的飘忽与癫狂。那天他也有太多世俗事务。他正忙于把两千块钱酬劳放进白色信封，交给第二天演出的人们。不一会儿他就招呼我去采访其他青年诗人，自己去张罗别的事情了。
　　演出在西区剧场举行，结束后我们一同在东四附近的火锅店吃饭。大仙是人群中的核心，每个人都向他敬酒。他清醒时没让我喝酒，只招呼我吃肉。身旁一个青年艺术家告诉我大仙是江湖人士，行事靠的是热情和仗义。我之前略有耳闻。
　　大仙出生于1959年，1985年加入圆明园诗社，是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诗人。90年代后他又写足球评论、文化批评，笔锋锐利、交游广阔，成了众多文艺新秀的伯乐。大仙自认出众的诗歌有《听蝉》《岁末十四行》等，不过流传更广的反而是一篇纪念顾城的散文。他借诗人之死阐释自己对诗歌的理解：“有一种东西杀进灵魂深处，生命会感到疼，这种东西，就是诗歌，为什么会是诗歌？因为诗歌刚好切在生命的要害，命中人们的软肋——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那日“诗家歌”活动庆功宴直到凌晨才结束。分别时大仙已醉倒在饭桌旁。我打车回家，北京的冬天开始弥漫连绵不绝的雾霾。稿子写完后，我把微信链接发给了大仙，他回复了作揖的手势。我不喜社交，后来也就没再见过大仙。我们偶尔会在朋友圈互相点赞，2017年后他很少与人互动，我一度怀疑他已把我删除好友。
　　大仙去世后，我开始重新浏览他存在过的蛛丝马迹。亲友发布了“送别仙哥”的微信群二维码，不久后，他的朋友圈又贴了一个告示，说群内500人已满。时代变了。我想葬礼结束后这里就会变成事实上的衣冠冢，“大仙”这个名字也会被逐渐淡忘。我无从评判大仙的文学地位，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他并不会以一流诗人的身份被记住。当然诗人的使命并不在于被记住，他的生命也并非以事实的寿命为度量。很久之前大仙就说过：“我活得高于死亡，不要碰我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