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性经历对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相对作用始终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正性经历和过程产生愉悦、兴奋、感激等积极情感,不仅能够促进创造力、认知灵活性、创新性和信息开放,而且可以增强人际联结和社会关系,促进亲社会和合作行为,所谓“感觉好,做得好”;另一种观点认为,负性经历有利于唤起人们他人导向的情感,促进人际信任,激发助人、合作等有利于社会联结的亲社会行为。然而,这两种观点均相对忽视了正负性经历是否与他人共享以及与谁进行社会困境博弈在合作发生中的作用。个体单独经历或与他人一同经历正负性事件,以及后续与社会距离近或远的他人进行社会困境博弈是否会对合作有不同的作用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深化和推进以往研究,而且有助于理解人们究竟可以“共患难”还是“共安乐”的现实问题。本研究拟在前人发现基础上,引入上述变量,逐步深入地探讨正负性经历、与他人共享与否及博弈对象的社会距离对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作用及其复杂关系。研究一包含两个实验,采用经典的实验范式检验和反复探讨正负性经历如何影响合作行为及其可能的中介机制,两个实验均采用单因素实验设计,直接比较负性经历与正性经历对合作行为的相对作用。实验1考察了冰水刺激(负性经历)和温水刺激(正性经历)对合作行为的相对作用以及共情的中介机制;实验2考察了品尝辣椒(负性经历)和品尝冰糖(正性经历)对合作行为的相对作用以及共情的中介机制。研究二包含三个实验,引入共享变量,考察正负性经历共享与否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初步探讨可以“共患难”还是“共安乐”的问题。在实验1的基础上,实验3采用2(经历性质:负性vs.正性)×2(共享与否:共享vs.不共享)实验设计,即在单独和共同经历两种条件下考察冰水刺激和温水刺激对合作行为的相对作用。在实验2的基础上,实验4采用2(经历性质:负性vs.正性)×2(共享与否:共享vs.不共享)实验设计,在单独和共同经历两种条件下考察品尝辣椒和品尝冰糖对合作行为的相对作用。实验5尝试把上述来自于生理性正负经历研究的发现延伸至社会经历领域,依然采用2(经历性质:负性vs.正性)×2(共享与否:共享vs.不共享)实验设计,考察社会排斥(负性经历)和社会接纳(正性经历)的共享与否对合作行为会有什么作用。研究三包含两个实验,进一步引入社会距离变量,以考察其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与其他两个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实验6在实验4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距离变量,采用2(经历性质:负性vs.正性)×2(共享与否:共享vs.不共享)×2(社会距离:近vs.远)三因素实验设计,试图以品尝辣椒和品尝冰糖为例探讨具体他人(近社会距离)和笼统他人(远社会距离)对生理性正负经历共享效应的调节作用;实验7在实验5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距离变量,依然采用2(经历性质:负性vs.正性)×2(共享与否:共享vs.不共享)×2(社会距离:近vs.远)三因素实验设计,试图探讨具体他人(近社会距离)和笼统他人(远社会距离)对社会性正负经历共享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不考虑共享及社会距离条件下,负性经历比正性经历更加令人合作(实验1、实验2)。(2)生理经历方面,发现“共患难-共安乐”效应:共享条件下,负性经历比正性经历更令人合作;在不共享条件下,经历性质对合作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实验3、实验4、实验6)。(3)社会经历方面,没有发现“共患难-共安乐”效应:无论在共享条件还是不共享条件下,经历性质对合作行为均没有显著影响(实验5、实验7)。(4)生理经历方面,社会距离调节了正负性经历与共享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只有在博弈对象是近社会距离他人时,正负性经历与共享对合作行为的交互作用显著,表现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安乐”的效应(实验6)。(5)社会经历方面,社会距离没有调节正负性经历与共享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实验7)。(6)共情不是正负性经历影响合作行为的中介路径。总体来看,正负性经历对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影响会受到共享与否的调节,表现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安乐”的效应,而且这一效应仅发生在近社会距离情况下。本研究发现正负性经历对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影响具有复杂的机制,弥补了以往相关研究之不足,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社会功能理论,即正负性经历并非直接对应合作与否的行为结果,它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会因为不同情境下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不同而不同。正负性经历对合作态度与合作行为的作用并不一致,且共情并未在正负性经历与合作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启示未来研究或许可以更多地从认知层面进行其作用机制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