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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每天吞吐着数不清的外来人口。城市的种种机会吸引着他们。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最终都会感到融合,哪怕有些“优良分子”也不例外,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这座城市的“异质元素”。
在移居上海的30万台湾商人中,早期的移居者已经来到这个城市10年之久,中小投资者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他们的一部分的移居生活并不尽如人意。这里面,有文化的冲突,也有日常制度的碰撞;在这个城市里,他们和城市之间有着隔膜,他们之间也一样。
一些无所适从的遭遇
从1997年开始,只至2004年的现在,曹林祥每天会雷打不动的去打半天的高尔夫,场上他挥杆自如,非常地沉浸其中,这是他在上海无所适从的那段时期养成的习惯,每天什么“主业”都不干,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他把一切生意都停下来,只想着往球场跑,上海稍微好点的10余家高尔夫球场都玩遍了。多年以来在台湾、香港、美国都生活过,他却从不打高尔夫。只有在上海,他才逐渐成为此中高手。
场上打球的同伴熟悉后,他才发现这些球友都有着相似的背景:90年代初大家从台湾移居上海,每个人都雄心勃勃想干番事业。可由于种种原因,事业并没有像想像中那样一帆风顺,于是,大家纷纷停下了手中的生意,走上了另一条路:寻找快乐。
高尔夫至少是种健康的快乐。这些中年人组成球队,经常在一起比赛。在绿草地上像孩子一样地戏闹着,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平淡而简单地过去了。
“上海好啊。”如果你是初次相识的人,他们会这样说。上海至少在以下几点上吸引着台湾移居者:物价水平低;劳动力成本低;治安环境良好;如果你积蓄过得去,在上海尽可以退休养老。
曹林祥1993年决定长期住在上海,属于最早的移居上海的那批台湾人。当年在香港股票做得很好,手头的资金比较充足,看上了蓄势待发的上海,加上他从小生在上海,所以早早地来上海寻找机会,准备做些力所能及的小生意。
曹太太古心如多年在台湾的餐饮业工作,也想来上海寻找自己的机会,自己的母亲又是上海人,从小就把百乐门、鸿翔、老大房等名目听得熟极了,所以兴致很高地和先生一起来到上海。来上海,才发现事情并不是自己想像中的那般简单。他们被认定为是有大钱的“台商”,如果要投资办事业,额度之高远远超过他们的承受力:按当时的规定,台商独立投资办厂,至少需要30万元的美金。
有些先来的朋友指点他们,可以“投机取巧”啊:找本地居民来当名义上的投资者,那样就根本没有所谓对投资额的要求了,花小钱就可以办厂。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的,毕竟,他们在台湾也就是普通生意人,资产并不多,30万美金就是他们资产的大半了,对一些方向未明的投资只能小心谨慎。
可曹先生他们不愿如此。一是觉得这样违法,他们做人安分惯了;二是也难以找到能够充分信任的本地人,所以做生意的事情一拖就拖下来了。好在曹太太多年来的餐饮业经验非常起作用,总有先来的台湾人找上门来,请她帮忙管理饭店。
“那时候才知道啊,饭店就不该做啊。”曹太太脸色红润得很,多年在台湾一直做餐饮业,爱吃也爱喝,对食品的热爱是深入骨子里的,到上海后把所有的老饭店都吃遍了,而且找了很多老厨师取经,她觉得,饭店好就是厨师好,台湾的上海菜怎么也比不上上海的正宗。于是和一位台湾老板合作,老板出资,她们夫妇管理,开了第一家餐厅。
没想到,刚开张就惹来麻烦,首先是门口的信箱。“交费高得很,从没有想到申请个信箱会那么费劲。”曹太太说起当年的旧事,还是记忆清晰。“要是光收取费用也还好,可还不够,还叫你订几份报纸,买几台BP机,根本没有机会去申辩。”她说自己的餐厅基本上不需要那些上海报纸,因为顾客基本上是外国人或港台人,可办理此事的工作人员眼皮都不抬,冷冷地说:“外国人就不看中国报纸了?这是我们的规定。”
曹先生和他太太才知道,规定是如此之多,多到他们每天都得应付的地步。有多少规定要遵守就有多少部门要上门,他们开始学会请人吃饭,给人送礼,“好在本来就是开饭店的,请人吃饭是最方便的事。”曹太太为自己感到庆幸。
1996年,曹先生听朋友劝说,到河南开设一家制冰厂,没想到,就在工厂走上正轨之机,财务人员到银行将账面上资金全部取走。曹先生到现在还不解,那会计没有他的签名,也没有拿到公司章,怎么就能把钱卷走呢?河南的经历成为曹先生放弃继续投资的最大理由,不管别人怎样劝说,他都说自己伤心了。
1997年,曹先生回到上海,沉浸于高尔夫带来的快乐中。曹太太也被刚开张的位于青浦的一家高尔夫球场请去,承包管理那边的餐厅和会所,两人从此与高尔夫球场有了密不可分的关联。他们也发现这样的好处,高尔夫球场的老板是法人代表,他们只是下面的小承包商而已,很多找上门来的人不用他们直接出面对付了。老板是当地人,对付起各路人等非常有办法。
可生意好起来后,老板不肯继续签定合约。曹太太不得不放弃了手中赚钱的餐厅,来到位于陆家嘴的一家高尔夫球场,她发现这里比青浦的那家球场还要麻烦:这里经常有各种官方非官方的庆典活动举行。一举行,老板就要带人来吃饭,或者让她送多少酒水饮料到球场去,“我是承包人,不是他的下级,他好像不明白。”曹太太说起来尤自恨恨。
现在他们承包这家餐厅也属于一家高尔夫球场,好在老板是同乡,所以很合得来。老板很聪明,用了当地某管理部门的一位领导的亲戚来当行政总管,几乎所有的麻烦都迎刃而解。
曹太太却仍有数不清的烦恼,油盐酱醋荤素原料都要她自己操心,因为假冒伪劣欺负的就是外来人。
球队的朋友们当然经常光顾餐厅,他们和曹先生背景相似,都经历过投资的失败,现在也基本上停下了生意。他们劝曹太太,那么忙干什么?在厨房指点厨师做菜的曹太太说:“装修的50万还没赚回来呢,怎么能不做?”他们纷纷笑她自讨苦吃。
一些并不互助的同乡
近年来,一些台湾人和本地人合作的咨询公司办得到处都是,号称能为台商解决很多问题,特别是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事。曹先生的表弟就开过这么一家,还是比较早的一家,1996年就开了,去年关了门。表弟林先生也加入了打球的队伍。
林先生能说上海话,他当初开这家公司,是因为咨询公司投资少,在保税区注册,只要几十万人民币就行了。名为咨询公司,实际上什么生意都做,就是个小贸易公司。林先生说自己不像曹先生那样死板,不肯和本地人合作。只要赚钱,他什么都愿意做。
后来来上海的台湾人多了,林先生才正经做起咨询服务的活来。“我们是老移居者,什么情况都熟悉。”他说那时候常利用上海的各种关系为台湾新移居者办事。比如教他们在哪里注册公司便宜,找本地人帮他们买房子或办各种事情,或者帮他们找上海医生看病,再就是帮他们的小孩子找学校。“就医和子女上学是最主要的业务。”对于林先生来说,这样的咨询公司并没有很大意思:“收费高不到那里去,赚些辛苦钱吧。”
至于和各个政府部门打交道,他也觉得无趣。“像老曹这样的,根本就不用我来帮他通路,即使用我,他的生意利润也不高,不会给我多少钱,那些新移居来的吧,现在都学精明了,什么都要打听清楚再付钱。不像前些年,你说帮他办个驾驶执照,他都会使劲塞钱。”办驾驶执照属于简单业务,只要找家公司,表示申领人是该公司员工就可以申请驾照。他很佩服自己的表哥老曹,宁肯不要驾照,也不肯让他帮忙找家公司挂靠,好办出驾驶执照来。“我一直没赚到他的钱。”
正是由于利润不高,林先生把自己的咨询公司转给了别人。“现在的咨询公司啊,不过是走走小空子,早来的人骗新来的人的钱,弄到多少是多少吧。”他自己感慨。
至于各区台商协会等团体,虽然都是台湾人,但似乎和小投资者的生活很远。“那些入会者都是大老板。”曹太太说。虽然开着餐厅,交游不可谓不广,但她的朋友中很少有人会去找台商协会帮什么忙。只有一个开西饼店的女朋友有次失踪了两天,曾经找过闵行区的台协求救。“只有这种大事,他们才会搭理你。”她的另一名台湾朋友,在一家台湾人办的广告公司工作的黄小姐也说:“电话打过去,总是打官腔。我请他们帮忙联系一些台商企业,他们不搭理。那些员工也是台湾来的,不知怎么来上海后就变了样。”
“求人不如求己。”曹太太总结。她那位开西饼店的朋友原来只是位住家太太,当初在上海被丈夫抛弃,一下子生活无着落,曹太太劝她自己做点小生意,否则找到台商协会,也只会送她几张回台的票。“她只会做点小点心,别的都不行。我尝尝,点心做得不错。就帮她推销到各个台商家里。没多久,点心专柜就开起来了,开在台湾人多的写字楼里,生意好极了。”
至于上海政府部门中对台工作的一些部门,他们觉得离他们的生活更远了:“那些部门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一些不能理解的行为
由于开着饭店,又是一本台湾人办的杂志的饮食专栏撰稿人,曹太太认识的朋友众多。但她不喜欢和那些台湾女友聊天,“她们讲来讲去就是怕丈夫找女人,实在没有意思。”
实际上,台湾女友们却离不开她,因为她来的时间长,又比较能干,曹太太已经成为她们的日常生活“指南”,特别是看病的时候。上海哪家医院的哪一科好,她都了如指掌。平时电台寻医问药的节目她特别爱听。她从来不去医院外宾部门看病,并且把女朋友们都拉到熟悉的科室那里。“大陆的医生水平很高的,只是医院条件差点罢了。”她总是这样鼓动人。
但是,她最近看病,还是被一家医院劝到了外宾病房,导医人员很明确地说,如果她要到普通病房看病,必须排一两天的队,才能看到自己想约的医生;而外宾病房不用等,只要付几倍高的价钱就可以。她说自己没有选择余地。
曹先生很少看病,除非是牙疼,他根本不愿意去看病,到那里总是被当做外宾对待,而外宾病室根本没有他想像中的好服务,“就是找种方式多收你的钱。”他们两人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上海人总觉得台湾人有钱,事实上,他们不少朋友过日子都要精打细算。
尽管来的时间很长久了,但出人意料的,两人没有什么台湾的好朋友。“刚开始,还是有很多人来往的,越到后来越少,特别是有利益纷争的时候,大家才不管你是不是同乡呢。”而且,每逢利益纷争,台湾人很喜欢搬出一些老大之类的人物出场,他们两人都规矩惯了,怕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打高尔夫的朋友众多,但曹先生从不问他们从前干什么,有什么社会关系,他也害怕大家发生利益关系,反而不能继续做朋友了。
上次,曹太太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一位台湾发型师,双方为经济发生了纠纷,结果对方请出了来自台湾花莲的什么老大。“我怕是不怕,上海的治安这么好,管他哪里的老大。”曹太太说。但她很心烦,哪个愿意和这种事情挨上呢?
为了这些,她不愿意帮新来的台湾人的忙,“谁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样?”
他们最好的朋友居然是对上海夫妇,一对从事房产交易的上海人。陈先生和他们相识在租房子的时候,那时候,上海的房子还分为内销外销两种,在上海买内销房还要找本地“人头”,以别人的名义去购买,要不然就得买昂贵的外销房。他们不愿意找“人头”,一直租房子住,总是被房东多要钱,直到碰到陈先生,才觉得自己没有被“暗算。”一来二去就成了好朋友。
陈先生总是说:“你们都不像台湾人。”原来,在本地上海人眼里,台湾人也算“劣迹”颇多。做地产中介的陈先生一直和台湾人打交道,说自己总是被骗:“经常要求降价,动不动就要房东整修房子,不修就要求砍掉一个月租金什么的。”陈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俩一直苦笑着。
曹太太后来就用“你也不像上海人”来回敬陈先生。虽然他们的台湾好朋友不多,但那种集体感觉却还是很深的。她很明确地说自己不喜欢上海人,餐厅的员工都不雇佣上海本地人:“他们太精明了,上次喊一个餐厅里一个上海小姑娘修个CD机,她都找我要200元,找个安徽小姑娘拿去修,只要了20元。”但不管他们来自上海还是安徽,这些服务员也总是流动,几个小服务员私下抱怨:“台湾人给的工资太低了。”
至于为何不继续投资,曹先生给自己算了笔账,每天打高尔夫,一个月会花掉万余元,如果打10年的球,将近花费100万,这还是满打满算的。“但我在河南一下子就没了20万美金,算算可以打多少年的球吧?”他一边说,一边笑起来,觉得自己没什么追求。
但他很快又为自己辩护:“在这里,我总是充满了无力感,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其实照记者看来,一个人背井离乡跑到另一个城市去做人过日子,一辈子都可能是这个城市的“外人”并不是一件稀奇事,即使美国人跑到法国巴黎,都被巴黎人当作“巴子”和“暴发户”,怎么也不愿意认同他们“有文化”,就算台湾本岛,至今所谓的“土著”还和祖辈迁徙到台湾的“外省人”心有隔阂。上海这个城市当初几乎是由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的人打造出来的,但大量的早期移民却共同造就了他们全部认同的“海派文化”。所以也许地域观念在如今的部分移民们和这座城市存在隔阂中是一个原因,但并非是主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城市和移民之间还缺乏进一步的主动性。但相信解决这个问题为时已经并不遥远,因为这个城市的现代化脚步正在日益加快,城市的接纳度和开放度以及加快移民适应速度的措施,还包括移民的适应能力都是这现代化中的内容。
在移居上海的30万台湾商人中,早期的移居者已经来到这个城市10年之久,中小投资者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他们的一部分的移居生活并不尽如人意。这里面,有文化的冲突,也有日常制度的碰撞;在这个城市里,他们和城市之间有着隔膜,他们之间也一样。
一些无所适从的遭遇
从1997年开始,只至2004年的现在,曹林祥每天会雷打不动的去打半天的高尔夫,场上他挥杆自如,非常地沉浸其中,这是他在上海无所适从的那段时期养成的习惯,每天什么“主业”都不干,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他把一切生意都停下来,只想着往球场跑,上海稍微好点的10余家高尔夫球场都玩遍了。多年以来在台湾、香港、美国都生活过,他却从不打高尔夫。只有在上海,他才逐渐成为此中高手。
场上打球的同伴熟悉后,他才发现这些球友都有着相似的背景:90年代初大家从台湾移居上海,每个人都雄心勃勃想干番事业。可由于种种原因,事业并没有像想像中那样一帆风顺,于是,大家纷纷停下了手中的生意,走上了另一条路:寻找快乐。
高尔夫至少是种健康的快乐。这些中年人组成球队,经常在一起比赛。在绿草地上像孩子一样地戏闹着,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平淡而简单地过去了。
“上海好啊。”如果你是初次相识的人,他们会这样说。上海至少在以下几点上吸引着台湾移居者:物价水平低;劳动力成本低;治安环境良好;如果你积蓄过得去,在上海尽可以退休养老。
曹林祥1993年决定长期住在上海,属于最早的移居上海的那批台湾人。当年在香港股票做得很好,手头的资金比较充足,看上了蓄势待发的上海,加上他从小生在上海,所以早早地来上海寻找机会,准备做些力所能及的小生意。
曹太太古心如多年在台湾的餐饮业工作,也想来上海寻找自己的机会,自己的母亲又是上海人,从小就把百乐门、鸿翔、老大房等名目听得熟极了,所以兴致很高地和先生一起来到上海。来上海,才发现事情并不是自己想像中的那般简单。他们被认定为是有大钱的“台商”,如果要投资办事业,额度之高远远超过他们的承受力:按当时的规定,台商独立投资办厂,至少需要30万元的美金。
有些先来的朋友指点他们,可以“投机取巧”啊:找本地居民来当名义上的投资者,那样就根本没有所谓对投资额的要求了,花小钱就可以办厂。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的,毕竟,他们在台湾也就是普通生意人,资产并不多,30万美金就是他们资产的大半了,对一些方向未明的投资只能小心谨慎。
可曹先生他们不愿如此。一是觉得这样违法,他们做人安分惯了;二是也难以找到能够充分信任的本地人,所以做生意的事情一拖就拖下来了。好在曹太太多年来的餐饮业经验非常起作用,总有先来的台湾人找上门来,请她帮忙管理饭店。
“那时候才知道啊,饭店就不该做啊。”曹太太脸色红润得很,多年在台湾一直做餐饮业,爱吃也爱喝,对食品的热爱是深入骨子里的,到上海后把所有的老饭店都吃遍了,而且找了很多老厨师取经,她觉得,饭店好就是厨师好,台湾的上海菜怎么也比不上上海的正宗。于是和一位台湾老板合作,老板出资,她们夫妇管理,开了第一家餐厅。
没想到,刚开张就惹来麻烦,首先是门口的信箱。“交费高得很,从没有想到申请个信箱会那么费劲。”曹太太说起当年的旧事,还是记忆清晰。“要是光收取费用也还好,可还不够,还叫你订几份报纸,买几台BP机,根本没有机会去申辩。”她说自己的餐厅基本上不需要那些上海报纸,因为顾客基本上是外国人或港台人,可办理此事的工作人员眼皮都不抬,冷冷地说:“外国人就不看中国报纸了?这是我们的规定。”
曹先生和他太太才知道,规定是如此之多,多到他们每天都得应付的地步。有多少规定要遵守就有多少部门要上门,他们开始学会请人吃饭,给人送礼,“好在本来就是开饭店的,请人吃饭是最方便的事。”曹太太为自己感到庆幸。
1996年,曹先生听朋友劝说,到河南开设一家制冰厂,没想到,就在工厂走上正轨之机,财务人员到银行将账面上资金全部取走。曹先生到现在还不解,那会计没有他的签名,也没有拿到公司章,怎么就能把钱卷走呢?河南的经历成为曹先生放弃继续投资的最大理由,不管别人怎样劝说,他都说自己伤心了。
1997年,曹先生回到上海,沉浸于高尔夫带来的快乐中。曹太太也被刚开张的位于青浦的一家高尔夫球场请去,承包管理那边的餐厅和会所,两人从此与高尔夫球场有了密不可分的关联。他们也发现这样的好处,高尔夫球场的老板是法人代表,他们只是下面的小承包商而已,很多找上门来的人不用他们直接出面对付了。老板是当地人,对付起各路人等非常有办法。
可生意好起来后,老板不肯继续签定合约。曹太太不得不放弃了手中赚钱的餐厅,来到位于陆家嘴的一家高尔夫球场,她发现这里比青浦的那家球场还要麻烦:这里经常有各种官方非官方的庆典活动举行。一举行,老板就要带人来吃饭,或者让她送多少酒水饮料到球场去,“我是承包人,不是他的下级,他好像不明白。”曹太太说起来尤自恨恨。
现在他们承包这家餐厅也属于一家高尔夫球场,好在老板是同乡,所以很合得来。老板很聪明,用了当地某管理部门的一位领导的亲戚来当行政总管,几乎所有的麻烦都迎刃而解。
曹太太却仍有数不清的烦恼,油盐酱醋荤素原料都要她自己操心,因为假冒伪劣欺负的就是外来人。
球队的朋友们当然经常光顾餐厅,他们和曹先生背景相似,都经历过投资的失败,现在也基本上停下了生意。他们劝曹太太,那么忙干什么?在厨房指点厨师做菜的曹太太说:“装修的50万还没赚回来呢,怎么能不做?”他们纷纷笑她自讨苦吃。
一些并不互助的同乡
近年来,一些台湾人和本地人合作的咨询公司办得到处都是,号称能为台商解决很多问题,特别是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事。曹先生的表弟就开过这么一家,还是比较早的一家,1996年就开了,去年关了门。表弟林先生也加入了打球的队伍。
林先生能说上海话,他当初开这家公司,是因为咨询公司投资少,在保税区注册,只要几十万人民币就行了。名为咨询公司,实际上什么生意都做,就是个小贸易公司。林先生说自己不像曹先生那样死板,不肯和本地人合作。只要赚钱,他什么都愿意做。
后来来上海的台湾人多了,林先生才正经做起咨询服务的活来。“我们是老移居者,什么情况都熟悉。”他说那时候常利用上海的各种关系为台湾新移居者办事。比如教他们在哪里注册公司便宜,找本地人帮他们买房子或办各种事情,或者帮他们找上海医生看病,再就是帮他们的小孩子找学校。“就医和子女上学是最主要的业务。”对于林先生来说,这样的咨询公司并没有很大意思:“收费高不到那里去,赚些辛苦钱吧。”
至于和各个政府部门打交道,他也觉得无趣。“像老曹这样的,根本就不用我来帮他通路,即使用我,他的生意利润也不高,不会给我多少钱,那些新移居来的吧,现在都学精明了,什么都要打听清楚再付钱。不像前些年,你说帮他办个驾驶执照,他都会使劲塞钱。”办驾驶执照属于简单业务,只要找家公司,表示申领人是该公司员工就可以申请驾照。他很佩服自己的表哥老曹,宁肯不要驾照,也不肯让他帮忙找家公司挂靠,好办出驾驶执照来。“我一直没赚到他的钱。”
正是由于利润不高,林先生把自己的咨询公司转给了别人。“现在的咨询公司啊,不过是走走小空子,早来的人骗新来的人的钱,弄到多少是多少吧。”他自己感慨。
至于各区台商协会等团体,虽然都是台湾人,但似乎和小投资者的生活很远。“那些入会者都是大老板。”曹太太说。虽然开着餐厅,交游不可谓不广,但她的朋友中很少有人会去找台商协会帮什么忙。只有一个开西饼店的女朋友有次失踪了两天,曾经找过闵行区的台协求救。“只有这种大事,他们才会搭理你。”她的另一名台湾朋友,在一家台湾人办的广告公司工作的黄小姐也说:“电话打过去,总是打官腔。我请他们帮忙联系一些台商企业,他们不搭理。那些员工也是台湾来的,不知怎么来上海后就变了样。”
“求人不如求己。”曹太太总结。她那位开西饼店的朋友原来只是位住家太太,当初在上海被丈夫抛弃,一下子生活无着落,曹太太劝她自己做点小生意,否则找到台商协会,也只会送她几张回台的票。“她只会做点小点心,别的都不行。我尝尝,点心做得不错。就帮她推销到各个台商家里。没多久,点心专柜就开起来了,开在台湾人多的写字楼里,生意好极了。”
至于上海政府部门中对台工作的一些部门,他们觉得离他们的生活更远了:“那些部门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一些不能理解的行为
由于开着饭店,又是一本台湾人办的杂志的饮食专栏撰稿人,曹太太认识的朋友众多。但她不喜欢和那些台湾女友聊天,“她们讲来讲去就是怕丈夫找女人,实在没有意思。”
实际上,台湾女友们却离不开她,因为她来的时间长,又比较能干,曹太太已经成为她们的日常生活“指南”,特别是看病的时候。上海哪家医院的哪一科好,她都了如指掌。平时电台寻医问药的节目她特别爱听。她从来不去医院外宾部门看病,并且把女朋友们都拉到熟悉的科室那里。“大陆的医生水平很高的,只是医院条件差点罢了。”她总是这样鼓动人。
但是,她最近看病,还是被一家医院劝到了外宾病房,导医人员很明确地说,如果她要到普通病房看病,必须排一两天的队,才能看到自己想约的医生;而外宾病房不用等,只要付几倍高的价钱就可以。她说自己没有选择余地。
曹先生很少看病,除非是牙疼,他根本不愿意去看病,到那里总是被当做外宾对待,而外宾病室根本没有他想像中的好服务,“就是找种方式多收你的钱。”他们两人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上海人总觉得台湾人有钱,事实上,他们不少朋友过日子都要精打细算。
尽管来的时间很长久了,但出人意料的,两人没有什么台湾的好朋友。“刚开始,还是有很多人来往的,越到后来越少,特别是有利益纷争的时候,大家才不管你是不是同乡呢。”而且,每逢利益纷争,台湾人很喜欢搬出一些老大之类的人物出场,他们两人都规矩惯了,怕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打高尔夫的朋友众多,但曹先生从不问他们从前干什么,有什么社会关系,他也害怕大家发生利益关系,反而不能继续做朋友了。
上次,曹太太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一位台湾发型师,双方为经济发生了纠纷,结果对方请出了来自台湾花莲的什么老大。“我怕是不怕,上海的治安这么好,管他哪里的老大。”曹太太说。但她很心烦,哪个愿意和这种事情挨上呢?
为了这些,她不愿意帮新来的台湾人的忙,“谁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样?”
他们最好的朋友居然是对上海夫妇,一对从事房产交易的上海人。陈先生和他们相识在租房子的时候,那时候,上海的房子还分为内销外销两种,在上海买内销房还要找本地“人头”,以别人的名义去购买,要不然就得买昂贵的外销房。他们不愿意找“人头”,一直租房子住,总是被房东多要钱,直到碰到陈先生,才觉得自己没有被“暗算。”一来二去就成了好朋友。
陈先生总是说:“你们都不像台湾人。”原来,在本地上海人眼里,台湾人也算“劣迹”颇多。做地产中介的陈先生一直和台湾人打交道,说自己总是被骗:“经常要求降价,动不动就要房东整修房子,不修就要求砍掉一个月租金什么的。”陈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俩一直苦笑着。
曹太太后来就用“你也不像上海人”来回敬陈先生。虽然他们的台湾好朋友不多,但那种集体感觉却还是很深的。她很明确地说自己不喜欢上海人,餐厅的员工都不雇佣上海本地人:“他们太精明了,上次喊一个餐厅里一个上海小姑娘修个CD机,她都找我要200元,找个安徽小姑娘拿去修,只要了20元。”但不管他们来自上海还是安徽,这些服务员也总是流动,几个小服务员私下抱怨:“台湾人给的工资太低了。”
至于为何不继续投资,曹先生给自己算了笔账,每天打高尔夫,一个月会花掉万余元,如果打10年的球,将近花费100万,这还是满打满算的。“但我在河南一下子就没了20万美金,算算可以打多少年的球吧?”他一边说,一边笑起来,觉得自己没什么追求。
但他很快又为自己辩护:“在这里,我总是充满了无力感,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其实照记者看来,一个人背井离乡跑到另一个城市去做人过日子,一辈子都可能是这个城市的“外人”并不是一件稀奇事,即使美国人跑到法国巴黎,都被巴黎人当作“巴子”和“暴发户”,怎么也不愿意认同他们“有文化”,就算台湾本岛,至今所谓的“土著”还和祖辈迁徙到台湾的“外省人”心有隔阂。上海这个城市当初几乎是由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的人打造出来的,但大量的早期移民却共同造就了他们全部认同的“海派文化”。所以也许地域观念在如今的部分移民们和这座城市存在隔阂中是一个原因,但并非是主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城市和移民之间还缺乏进一步的主动性。但相信解决这个问题为时已经并不遥远,因为这个城市的现代化脚步正在日益加快,城市的接纳度和开放度以及加快移民适应速度的措施,还包括移民的适应能力都是这现代化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