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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智能手机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对手机的不当使用也对青少年的生活、学习、身体和心理等各个方面造成了负面影响，手机依赖日益成为困扰万千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棘手问题。手机依赖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什么消极影响？手机依赖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制定积极的预防和干预方案？本期访谈将邀请俞国良教授就以上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分享其有关手机依赖的最新研究成果。
关键词：手机依赖; 青少年心理健康; 心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21）22-0004-04
手机依赖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
何妍：俞教授好！教育部办公厅在今年1月份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切实加强手机管理，各地和学校确保中小学生手机有限带入校园、禁止带入课堂。这是出于对青少年学业发展和身心健康的保护，也反映出青少年群体中手机不当使用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从学者的角度，您是如何定义并看待手机依赖问题，它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俞国良：手机依赖一般又称为手机成瘾、手机使用障碍或问题性手机使用，是指在无成瘾物质条件下的手机使用失控状况，主要表现为过度或不当使用手机，而对个体带来明显心理、社会功能损害的现象。目前对于手机依赖的实证探讨所依据的理论基础都是源于网络成瘾，根据网络成瘾研究领域奠基者Young的研究，网络成瘾的发生率约为5%，考虑到手机已经成为当代人的首要上网设备，我们推测手机依赖问题的比率可能与之相仿。
手机依赖反映的是个体对于现实问题的逃避，因而，手机依赖可以被视为一种非建设性的消极应对风格。手机依赖程度高的个体因沉浸于手机的使用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其他重要方面，他们为了寻求慰藉、舒适感和刺激等而过度使用手机。根据应对风格理论，如果人们消极被动地处理在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而不去积极、主动地解決问题，那么，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会更差，心理健康水平会更低。
何妍：具体来讲，手机依赖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哪些方面造成消极影响？
俞国良：我们可以把心理健康问题分为内化与外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手机依赖可能会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内化问题造成显著影响。例如，一项针对土耳其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一项针对澳大利亚成人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伴随着消极情绪等一系列反映低幸福感指标;一项针对黎巴嫩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和感知到的压力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针对国内青少年学生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学生的抑郁和自尊水平。
目前有关手机依赖和外化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已有研究依然发现了二者之间存在的显著关联。例如，一项针对3万多名美国人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水平高的个体更可能存在饮酒和危险性行为等问题;一项针对沙特阿拉伯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能够显著预测网络欺凌行为。此外，在人际关系方面，手机的问题性使用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在学业表现方面，手机的问题性使用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学业成绩;不仅如此，手机依赖还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感知到的生活意义感、睡眠质量等。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手机依赖不仅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内化、外化问题，还能够预测个体的价值观、学业表现、睡眠质量和人际关系等。并且，这些消极影响在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个体中都广泛存在，所以说，手机依赖的消极影响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群体中都普遍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学术界和研究者对于手机依赖的研究，大多只关注的是个体对手机这一“媒介”（medium）的依赖或成瘾状况，而近来有研究者提出，我们应该关注使用者对具体的手机使用“内容”（content）的依赖或成瘾状况。这一观点认为，用户或使用者真正依赖或成瘾的对象并不是手机本身，而是安装在手机上的各种应用软件，如游戏、购物、社交网站、短视频等。基于该观点，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关注手机游戏成瘾、手机购物成瘾、手机短视频成瘾等手机依赖问题，及其对个体心理状况、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及心理机制
何妍：手机依赖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涉及方方面面，不仅会对当前的心理状况有影响，对未来的发展也有预测作用。因此，有必要探讨积极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而探明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又是制定干预方案的基础。基于进化心理学的观点，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发展都是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请您首先谈谈环境因素对手机依赖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俞国良：环境因素对手机依赖问题具有预测作用。根据网络使用的补偿理论，如果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一种消极的状况，那么，他们就有可能通过使用网络来逃避当下的现实状况，并试图通过网络来实现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满足的需求，进而增加了个体产生网络成瘾的可能性。基于该理论，如果现实环境让个体感觉到不适，那么，他们就有可能通过使用手机这一上网设备来逃避现实中的困境，进而更可能出现手机依赖问题。不同群体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面临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例如，青少年可能面临亲子关系、同伴关系以及学习困难等学习生活中的常见问题;成年人可能面临恋爱婚姻、经济收入、职业选择、生涯发展等日常生活中的普遍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导致手机依赖的产生。
此外，环境因素中的不良现实因素、重大公共危机也对手机依赖有预测作用。例如，研究发现，同学关系越差，青少年就越有可能出现手机依赖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环境因素对手机依赖的效应不仅具有同时性，还具有继时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早年的生活环境因素也能够显著预测个体在以后人生阶段的手机依赖状况。例如，有研究发现，儿童期遭受的忽视和虐待能够显著预测大学生的手机依赖问题。
何妍：网络使用的补偿理论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环境因素对手机依赖的影响，而忽略了个体因素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请您再从个体角度谈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个体对手机的依赖？ 俞国良：个体因素对手机依赖的影响，我们可以先从网络成瘾的I-PACE模型（Person-Affect-Cognition-Execution Model）谈起，该理论认为某些生理、人格、情感、认知和执行功能等个体因素能够显著预测网络成瘾问题，并且这些个体因素彼此间的交互作用也能够显著预测手机依赖问题。已有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理论假设。例如，在个体人格特质方面，刺激寻求、妒忌、情绪控制、物质主义、气质类型等均能显著预测手机依赖。然而，I-PACE模型对个体因素的分类存在一定问题，该模型将个人因素划分为P（Person）、A（Affect）、C（Cognition）、E（Execution），虽然这一分类方式有其相对系统的思考，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分类方式显然是缺乏理论依据的。并且，该分类中涉及的某些变量，可以同时划分到不同的类别中（如该模型中提到的一些人格因素既可以归为P类也可以归为E类），这种对个体特质分类方式的模糊性容易让人产生困惑，也较难起到理论所应有的指导实践的作用。
何妍：网络使用的补偿理论与I-PACE模型分别解释了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对手机依赖问题的预测作用，但都存在不足与局限性，并且个体的心理与行为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种交互作用有时还是动态发展的，具有延时性。据我们了解，您的研究团队近期提出了一个新的手机依赖解释模型，能够进一步阐明手机依赖的心理机制，请您详细介绍介绍。
俞国良：确实，补偿理论与I-PACE模型都只是片面关注环境或个体的单方面因素对手机依赖的影响，都没有能够深入探讨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对手机依赖的影响可能存在的动态整合过程。我们认为，可以按照心理学的一般范式，将个体因素划分为相对稳定的特质性心理因素（如人格特质）和稳定性相对较弱的状态性心理因素（如心理健康状况）。前者更多体现的是人格特质等相对稳定或不可变的心理特点，后者则包括心理健康状态等稳定性相对较弱的心理特点。以往研究表明，状态性因素如孤独感、抑郁症状、担心错过、无聊感等，均能够显著预测手机依赖问题。而环境因素又能够影响个体的状态性心理因素，继而影响个体的手机依赖问题。也就是说，状态性心理因素能够在环境因素和手机依赖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因此，基于网络使用的补偿理论、I-PACE模型以及有关手机依赖领域的实证研究，我们提出了“环境因素→状态性心理因素→手机依赖”的整合模型。与此同时，根据易感性差异假设（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hypothesis），在某些稳定特质上存在差异的个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会存在程度乃至方向上的不同。也就是说，稳定的个体特质可能在“环境因素→状态性心理因素→手机依赖”的作用过程中也存在调节作用。根据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基础，我们进一步提出了环境因素、状态性心理因素、特质性心理因素与手机依赖的整合模型。
何妍：这个整合模型与您前面介绍的两个理论模型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俞国良：与单方面关注环境或个体因素对手机依赖影响理论有所不同，我们提出的理论模型不仅整合了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作用于手机依赖的有机动态过程，还将个体因素区分为特质性心理因素和状态性心理因素，并清晰地界定了两种类型的个体心理因素在环境因素作用于手机依赖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总体而言，该假设模型能够相对全面并简洁地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手机依赖的心理发生机制。例如，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种消极的外部环境因素，它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个体的手机依赖，还能够通过影响个体的状态性心理因素（如心理需求的满足、心理健康水平等）进而作用于手机依赖，同时，个体的特质性心理因素（如人格特点、应对风格等）在这一作用过程中可能起到调节作用。
手机依赖的积极应对与矫治思路
何妍：鉴于手机使用的广泛性以及手机依赖问题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有关手机依赖的预防和干预工作应引起更多的重视。根据手机依赖问题产生的心理机制，我们是否应该从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方面去积极应对，并制定相关的预防措施和干预方案？
俞国良：手机依赖问题的出现时间相对较短，学术界和研究者对于其是否具有病理性成瘾特质还存在争议，对该问题的探讨目前仍处于初期的理论研究阶段，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还较少，相对成熟并得到广泛认可和实施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及方案则更少，这对手机依赖问题的应对与矫治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為了启动该领域的实践工作，我们针对手机依赖问题产生的心理机制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思路，仅供实际工作者“摸着石头过河”时参考。
如你所说，我们可以有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两种取向的预防和干预思路。先说说环境因素取向，根据前面提到的网络使用补偿理论观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消极因素，会导致个体产生网络成瘾或手机依赖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识别这些消极的外界环境因素，并尽可能减少或者避免这些消极因素，那么，也就有可能降低个体的手机依赖问题。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可以以群体为划分对象，首先了解不同群体面临的具有典型特征的不良现实因素，进而针对不同群体的现实压力提出具有独特性的预防和干预方案。
例如，处于儿童期的个体因生理及心理发育的不成熟，他们更加需要父母的关爱和照料。因而，对于儿童这一群体而言，他们的潜在现实风险因素更多来源于父母，为了减少手机依赖的发生，父母应当关注他们对孩子的关爱和照料。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他们面临学业、同伴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等多重现实压力，同时，他们自身的自控能力还相对较弱，对手机的使用却很娴熟，因而，这一群体出现手机依赖问题的可能性更高。一方面，我们要更加关注青少年群体的手机依赖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青少年群体面临的压力可能来自多方面，针对该群体的预防和干预工作应该综合多方面因素，要做到有针对性、有的放矢，也要争取做到多管齐下、全面干预。
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虽然人们能够以人口学等特征被划分到各类群体，但每个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都具有各自的独特性。在对个体的手机依赖问题进行干预时，应该“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切不可一概而论。例如，虽然同属于青少年群体，但是每个人面临的压力可能各有不同。有的青少年面临的现实压力可能主要来自学业，学业倦怠等问题可能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感受到较高的自我价值，进而驱使他们可能通过使用手机中的游戏等应用来逃避这些问题;有的青少年面临的现实压力可能来自同伴关系，人际沟通技巧的缺失，让他们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和他人进行积极的人际互动，进而导致他们可能通过使用手机中的社交网站软件来逃避和弥补这一现实状况;有的青少年面临的现实压力可能来自家庭因素，父母间的冲突或父母对他们的漠不关心，可能导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受不到家庭的爱与温暖，因而导致他们通过使用手机来寻求慰藉。
何妍：可见，仅仅针对环境因素的预防和干预措施显然是不够的，并且不少环境因素也不是心理干预措施可以改变的。因此，从可干预可改变的角度，有必要结合个体因素和个体特质来开展手机依赖的预防和干预工作。
俞国良：是的，“人无法改变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前面我们提到，可以将个体因素划分为特质性心理因素和状态性心理因素。考虑到特质性心理因素（如人格特质等）相对难以改变，并且具有某些风险特质（如冲动性高、自控力弱、情绪稳定性差等）的人群更可能产生手机依赖问题，在开展手机依赖的预防和干预工作时，我们应该重点关注这些高发、易发群体。而对于状态性心理因素（如心理健康）而言，这些因素的可干预性相对较高，可以采取一些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的方法对其进行干预，从而减少手机依赖问题的产生。此外，正如我们在前文中论述的，个体的状态性心理因素是环境因素等远端风险因素作用于手机依赖的重要近端因素，对状态性心理因素的干预应该成为手机依赖预防和干预工作的重点之一，即通过全民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其中，认知行为疗法、正念训练等心理疗法都是潜在的提高心理健康素质的有效干预方式。
目前，国内有研究者总结了国内外针对网络成瘾的干预方案，其中，认知行为疗法、家庭治疗等被普遍认为是潜在的有效干预方案。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手机依赖问题而言，这些干预方案大多处于理论建构阶段，其临床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无论是认知行为疗法还是家庭治疗，它们也都是从干预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的角度出发制定相应的方案，这与我们在文中论述的理论视角具有一致性且殊途同归。显然，对于手机依赖问题的预防和干预工作，应该结合环境和个体因素进行全面考虑，并对不同群体和个人对症下药，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矫治方案。整体来讲，国内外针对手机依赖问题的预防和干预方案还相对滞后，目前还处于理论建构阶段，该领域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编辑/张 旗 终校/卫 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专家委员会委员
关键词：手机依赖; 青少年心理健康; 心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21）22-0004-04
手机依赖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
何妍：俞教授好！教育部办公厅在今年1月份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切实加强手机管理，各地和学校确保中小学生手机有限带入校园、禁止带入课堂。这是出于对青少年学业发展和身心健康的保护，也反映出青少年群体中手机不当使用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从学者的角度，您是如何定义并看待手机依赖问题，它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俞国良：手机依赖一般又称为手机成瘾、手机使用障碍或问题性手机使用，是指在无成瘾物质条件下的手机使用失控状况，主要表现为过度或不当使用手机，而对个体带来明显心理、社会功能损害的现象。目前对于手机依赖的实证探讨所依据的理论基础都是源于网络成瘾，根据网络成瘾研究领域奠基者Young的研究，网络成瘾的发生率约为5%，考虑到手机已经成为当代人的首要上网设备，我们推测手机依赖问题的比率可能与之相仿。
手机依赖反映的是个体对于现实问题的逃避，因而，手机依赖可以被视为一种非建设性的消极应对风格。手机依赖程度高的个体因沉浸于手机的使用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其他重要方面，他们为了寻求慰藉、舒适感和刺激等而过度使用手机。根据应对风格理论，如果人们消极被动地处理在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而不去积极、主动地解決问题，那么，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会更差，心理健康水平会更低。
何妍：具体来讲，手机依赖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哪些方面造成消极影响？
俞国良：我们可以把心理健康问题分为内化与外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手机依赖可能会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内化问题造成显著影响。例如，一项针对土耳其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一项针对澳大利亚成人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伴随着消极情绪等一系列反映低幸福感指标;一项针对黎巴嫩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和感知到的压力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针对国内青少年学生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学生的抑郁和自尊水平。
目前有关手机依赖和外化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已有研究依然发现了二者之间存在的显著关联。例如，一项针对3万多名美国人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水平高的个体更可能存在饮酒和危险性行为等问题;一项针对沙特阿拉伯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能够显著预测网络欺凌行为。此外，在人际关系方面，手机的问题性使用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在学业表现方面，手机的问题性使用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学业成绩;不仅如此，手机依赖还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感知到的生活意义感、睡眠质量等。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手机依赖不仅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内化、外化问题，还能够预测个体的价值观、学业表现、睡眠质量和人际关系等。并且，这些消极影响在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个体中都广泛存在，所以说，手机依赖的消极影响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群体中都普遍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学术界和研究者对于手机依赖的研究，大多只关注的是个体对手机这一“媒介”（medium）的依赖或成瘾状况，而近来有研究者提出，我们应该关注使用者对具体的手机使用“内容”（content）的依赖或成瘾状况。这一观点认为，用户或使用者真正依赖或成瘾的对象并不是手机本身，而是安装在手机上的各种应用软件，如游戏、购物、社交网站、短视频等。基于该观点，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关注手机游戏成瘾、手机购物成瘾、手机短视频成瘾等手机依赖问题，及其对个体心理状况、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及心理机制
何妍：手机依赖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涉及方方面面，不仅会对当前的心理状况有影响，对未来的发展也有预测作用。因此，有必要探讨积极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而探明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又是制定干预方案的基础。基于进化心理学的观点，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发展都是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请您首先谈谈环境因素对手机依赖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俞国良：环境因素对手机依赖问题具有预测作用。根据网络使用的补偿理论，如果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一种消极的状况，那么，他们就有可能通过使用网络来逃避当下的现实状况，并试图通过网络来实现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满足的需求，进而增加了个体产生网络成瘾的可能性。基于该理论，如果现实环境让个体感觉到不适，那么，他们就有可能通过使用手机这一上网设备来逃避现实中的困境，进而更可能出现手机依赖问题。不同群体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面临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例如，青少年可能面临亲子关系、同伴关系以及学习困难等学习生活中的常见问题;成年人可能面临恋爱婚姻、经济收入、职业选择、生涯发展等日常生活中的普遍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导致手机依赖的产生。
此外，环境因素中的不良现实因素、重大公共危机也对手机依赖有预测作用。例如，研究发现，同学关系越差，青少年就越有可能出现手机依赖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环境因素对手机依赖的效应不仅具有同时性，还具有继时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早年的生活环境因素也能够显著预测个体在以后人生阶段的手机依赖状况。例如，有研究发现，儿童期遭受的忽视和虐待能够显著预测大学生的手机依赖问题。
何妍：网络使用的补偿理论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环境因素对手机依赖的影响，而忽略了个体因素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请您再从个体角度谈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个体对手机的依赖？ 俞国良：个体因素对手机依赖的影响，我们可以先从网络成瘾的I-PACE模型（Person-Affect-Cognition-Execution Model）谈起，该理论认为某些生理、人格、情感、认知和执行功能等个体因素能够显著预测网络成瘾问题，并且这些个体因素彼此间的交互作用也能够显著预测手机依赖问题。已有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理论假设。例如，在个体人格特质方面，刺激寻求、妒忌、情绪控制、物质主义、气质类型等均能显著预测手机依赖。然而，I-PACE模型对个体因素的分类存在一定问题，该模型将个人因素划分为P（Person）、A（Affect）、C（Cognition）、E（Execution），虽然这一分类方式有其相对系统的思考，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分类方式显然是缺乏理论依据的。并且，该分类中涉及的某些变量，可以同时划分到不同的类别中（如该模型中提到的一些人格因素既可以归为P类也可以归为E类），这种对个体特质分类方式的模糊性容易让人产生困惑，也较难起到理论所应有的指导实践的作用。
何妍：网络使用的补偿理论与I-PACE模型分别解释了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对手机依赖问题的预测作用，但都存在不足与局限性，并且个体的心理与行为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种交互作用有时还是动态发展的，具有延时性。据我们了解，您的研究团队近期提出了一个新的手机依赖解释模型，能够进一步阐明手机依赖的心理机制，请您详细介绍介绍。
俞国良：确实，补偿理论与I-PACE模型都只是片面关注环境或个体的单方面因素对手机依赖的影响，都没有能够深入探讨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对手机依赖的影响可能存在的动态整合过程。我们认为，可以按照心理学的一般范式，将个体因素划分为相对稳定的特质性心理因素（如人格特质）和稳定性相对较弱的状态性心理因素（如心理健康状况）。前者更多体现的是人格特质等相对稳定或不可变的心理特点，后者则包括心理健康状态等稳定性相对较弱的心理特点。以往研究表明，状态性因素如孤独感、抑郁症状、担心错过、无聊感等，均能够显著预测手机依赖问题。而环境因素又能够影响个体的状态性心理因素，继而影响个体的手机依赖问题。也就是说，状态性心理因素能够在环境因素和手机依赖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因此，基于网络使用的补偿理论、I-PACE模型以及有关手机依赖领域的实证研究，我们提出了“环境因素→状态性心理因素→手机依赖”的整合模型。与此同时，根据易感性差异假设（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hypothesis），在某些稳定特质上存在差异的个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会存在程度乃至方向上的不同。也就是说，稳定的个体特质可能在“环境因素→状态性心理因素→手机依赖”的作用过程中也存在调节作用。根据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基础，我们进一步提出了环境因素、状态性心理因素、特质性心理因素与手机依赖的整合模型。
何妍：这个整合模型与您前面介绍的两个理论模型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俞国良：与单方面关注环境或个体因素对手机依赖影响理论有所不同，我们提出的理论模型不仅整合了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作用于手机依赖的有机动态过程，还将个体因素区分为特质性心理因素和状态性心理因素，并清晰地界定了两种类型的个体心理因素在环境因素作用于手机依赖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总体而言，该假设模型能够相对全面并简洁地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手机依赖的心理发生机制。例如，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种消极的外部环境因素，它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个体的手机依赖，还能够通过影响个体的状态性心理因素（如心理需求的满足、心理健康水平等）进而作用于手机依赖，同时，个体的特质性心理因素（如人格特点、应对风格等）在这一作用过程中可能起到调节作用。
手机依赖的积极应对与矫治思路
何妍：鉴于手机使用的广泛性以及手机依赖问题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有关手机依赖的预防和干预工作应引起更多的重视。根据手机依赖问题产生的心理机制，我们是否应该从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方面去积极应对，并制定相关的预防措施和干预方案？
俞国良：手机依赖问题的出现时间相对较短，学术界和研究者对于其是否具有病理性成瘾特质还存在争议，对该问题的探讨目前仍处于初期的理论研究阶段，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还较少，相对成熟并得到广泛认可和实施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及方案则更少，这对手机依赖问题的应对与矫治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為了启动该领域的实践工作，我们针对手机依赖问题产生的心理机制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思路，仅供实际工作者“摸着石头过河”时参考。
如你所说，我们可以有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两种取向的预防和干预思路。先说说环境因素取向，根据前面提到的网络使用补偿理论观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消极因素，会导致个体产生网络成瘾或手机依赖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识别这些消极的外界环境因素，并尽可能减少或者避免这些消极因素，那么，也就有可能降低个体的手机依赖问题。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可以以群体为划分对象，首先了解不同群体面临的具有典型特征的不良现实因素，进而针对不同群体的现实压力提出具有独特性的预防和干预方案。
例如，处于儿童期的个体因生理及心理发育的不成熟，他们更加需要父母的关爱和照料。因而，对于儿童这一群体而言，他们的潜在现实风险因素更多来源于父母，为了减少手机依赖的发生，父母应当关注他们对孩子的关爱和照料。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他们面临学业、同伴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等多重现实压力，同时，他们自身的自控能力还相对较弱，对手机的使用却很娴熟，因而，这一群体出现手机依赖问题的可能性更高。一方面，我们要更加关注青少年群体的手机依赖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青少年群体面临的压力可能来自多方面，针对该群体的预防和干预工作应该综合多方面因素，要做到有针对性、有的放矢，也要争取做到多管齐下、全面干预。
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虽然人们能够以人口学等特征被划分到各类群体，但每个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都具有各自的独特性。在对个体的手机依赖问题进行干预时，应该“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切不可一概而论。例如，虽然同属于青少年群体，但是每个人面临的压力可能各有不同。有的青少年面临的现实压力可能主要来自学业，学业倦怠等问题可能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感受到较高的自我价值，进而驱使他们可能通过使用手机中的游戏等应用来逃避这些问题;有的青少年面临的现实压力可能来自同伴关系，人际沟通技巧的缺失，让他们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和他人进行积极的人际互动，进而导致他们可能通过使用手机中的社交网站软件来逃避和弥补这一现实状况;有的青少年面临的现实压力可能来自家庭因素，父母间的冲突或父母对他们的漠不关心，可能导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受不到家庭的爱与温暖，因而导致他们通过使用手机来寻求慰藉。
何妍：可见，仅仅针对环境因素的预防和干预措施显然是不够的，并且不少环境因素也不是心理干预措施可以改变的。因此，从可干预可改变的角度，有必要结合个体因素和个体特质来开展手机依赖的预防和干预工作。
俞国良：是的，“人无法改变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前面我们提到，可以将个体因素划分为特质性心理因素和状态性心理因素。考虑到特质性心理因素（如人格特质等）相对难以改变，并且具有某些风险特质（如冲动性高、自控力弱、情绪稳定性差等）的人群更可能产生手机依赖问题，在开展手机依赖的预防和干预工作时，我们应该重点关注这些高发、易发群体。而对于状态性心理因素（如心理健康）而言，这些因素的可干预性相对较高，可以采取一些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的方法对其进行干预，从而减少手机依赖问题的产生。此外，正如我们在前文中论述的，个体的状态性心理因素是环境因素等远端风险因素作用于手机依赖的重要近端因素，对状态性心理因素的干预应该成为手机依赖预防和干预工作的重点之一，即通过全民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其中，认知行为疗法、正念训练等心理疗法都是潜在的提高心理健康素质的有效干预方式。
目前，国内有研究者总结了国内外针对网络成瘾的干预方案，其中，认知行为疗法、家庭治疗等被普遍认为是潜在的有效干预方案。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手机依赖问题而言，这些干预方案大多处于理论建构阶段，其临床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无论是认知行为疗法还是家庭治疗，它们也都是从干预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的角度出发制定相应的方案，这与我们在文中论述的理论视角具有一致性且殊途同归。显然，对于手机依赖问题的预防和干预工作，应该结合环境和个体因素进行全面考虑，并对不同群体和个人对症下药，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矫治方案。整体来讲，国内外针对手机依赖问题的预防和干预方案还相对滞后，目前还处于理论建构阶段，该领域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编辑/张 旗 终校/卫 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