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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牍学史》是一部重要的公文写作类著书，共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以系统阐述自上古三代到清代的文书及文书工作史以及各代的辞命范文。后半部分取名《牍髓》，又分为内外两篇，分别论述了文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品质和文书撰写的方法技巧。本次研究将视角集中在《公牍学史》中对公文写作技巧及公文档案的研究上，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把历代文书工作的收集整理工作以及许同莘先生对于公文书写技进行研究。
关键字：公牍学史；牍髓；文牍
《公牍学史》是许同莘所著，自序上作者讲到：尝以为前人论诗文以逮制义、楹联，皆有所撰述，而公牍无之，欲裒所见闻为一书。盖为成书之由。许子亦长期从事文秘一职，通晓历代奏章文书，故事此行当，作成此书，乃情理之中也。《公牍学史》上部，皆为历史考证之作，下部《牍髓》乃真“髓”也，许子之识与治牍方略尽数显于纸上，真知灼见，捧卷读之，受益匪浅。
一、成书概况
许同莘《公牍学史》为中国文书学史的开山之作。该书第一次明确提出“公牍学"，将公牍作为不同于其他文体的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第一次系统梳理了公牍发展的历史，此后公文史遂发展为一门学问，是我国第一部公文发展史专著：第一次从政事、学术、公牍、文章相沟通的高度去研究文书，注重作者的修养、文风的格调，将文书工作从刀笔俗吏操业谋生和以讲求程式為主的世俗陋见中解脱出来。许氏勾稽众书，溯源正本，对公牍发展史作了有益探索。但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史料征引不当、理论因循守旧、思想难脱儒家藩篱，这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公牍学史》中公文写作技巧的研究
《牍髓》上部通过六个方面对文牍人员所应具备的品质做出了一定的概述，也体现了许同莘长期从事文秘工作所培养的从业精神以及如何提升公文写作技巧的方法论。所写内容极为充实，博古引今，有效地体现并充实了作者的观点。积学为第一篇，自然是最为重要的一篇，“学而从政”“仁宦而读书”是两条鲜明的观点，作者讲到，从事文秘工作，必须有较高的知识积累，此前文牍工作多由官吏完成，其为官而不治于学，是百姓之害也。其后所讲的晓事与立诚是从为官之道而讲的，如今作为秘书，要坚守自己的职业底线，“诚则志专而力足”对于工作亦是如此。最后的“得中”“养耻”“去忍”是做人的境界，而不仅仅是文牍工作，“不偏谓中，天下之公理为正”，“耻之大于人矣”“治人之道令知耻为大”，“公牍者以仁厚之心处繁苛之会”，此皆人生成而立命之通理也。
下部则从“政事与文章”的高度来研究文书与文书工作，两者相互贯通。其中首篇述籍揖就提出了鲜明的欢点文章八要，分别是简切明尽正、太温雅。对久章的体制做出了要来法后是承载了作者欢点对于文章之用的论述：“法后之者，以其近已而俗变相类议早而易行也。生于今日而远论上古三个其微言精义可师也，““古来文章之大者，必以奏疏为重请基“i有关于天下之安危.民生之治乱而非若词赋之杂于骄丽议论之托于空言也。”作者还用曾国灌对于文镇的态度来举例以证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曾文工批镇每于乎易处发绝大议论。 而后外篇的航点开始偏向文本而非文体。通俗是讲平近人而非鄙信之谓也，“公读句读之法不必有.加注之法不可元是对通给的进一步解释如同白居易之通俗是描续自然而非以街头鄙语入词。面雅之说是讲文族的史料价值，大村公读引用史事、当精切不浮，别吴只眼，“公读有可作史论观看”是力求公族精于选材以适用于文本的议论。甄微是“进而求之“治膜要义略县于前，讲开门农山，提纲日张。最后一则为虑远“白世之言，兴一利则思利中有害而预防之除一弊则当推致弊之由而杜绝之：其中所言则似为有高屋建钥的眼光。要目光长远像是制定一些计划时会有需要这样的眼光。“一家之误不可不慎一字之安与未安亦不可不开也，“字之误者易知，实难者莉率者亦不可不慎。”是对交书最基本的字的要求。
三、《公牍学史》文牍档案特点的研究
首先，以公牍和公牍学及其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是本书的特点。王金玉在《许同莘与公牍学》一文中提出“该书首次系统论述公牍史是《公牍学史》一书的主要特色"，而“系统地论述公牍要旨是《公牍学史》的另一特色"，并指出“坚持公牍与文章熔为一炉，政事与学术合为一-体，代表了公牍的正确导向。”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解决文书档案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分散、落后、行政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公文改革，大批一线的文书档案工作人员对文书档案工作进行深入的研究，但都是以自身的实践经验总结为主。许同莘则另辟蹊径，以其所学、所积的治牍理论和经验为基础，将上古三代至清朝文书及文书工作发展史中所蕴含的治牍规律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治牍理论。正如侯迎华所说，该书“第一次明确提出公牍学’，将公牍作为不同于其他文体的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第一次系统梳理了公牍发展的历史，此后公文史遂发展为一门学问...."
其次，《公牍学史》对公牍和公牍工作进行溯源性研究，兼具实用性和理论性。同时期众多的文书学、档案学研究者大多以“文书档案改革”要求为纲，以实证研究法、经验总结法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去进行文书档案及其工作的研究，以期推动“行政效率运动”的进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而许同莘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公牍和公牍工作进行了溯源性的分析、研究，既以现实需求为目标，又弥补了当时研究中理论不足的缺陷。对公牍工作中的规律性知识分析归纳，深入挖掘公牍的工具性本质和不同历史时期治牍者在公牍工作中的角色、地位，再结合自身治牍经验提出自己的治牍理论，是《公牍学史》一书中承载的主要信息。
再次，《公牍学史》重视研究公牍及公牍工作的时代特征。《公牍学史》 是政治活动的成果之一，但不是单纯或直接的经验性总结，而是具备史学色彩的公文学史专著，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许同莘由公牍出发，以不同朝代的治牍者及其制作的公牍为研究主体，从公牍字里行间分析出治牍者的精神风貌、治事思想、语言和文体风格，从而揭示出公牍发展沿革与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互动规律。由古至今，以大星的历史事实为证，对推进公牍及其工作的改革、发展，促进公牍与客观环境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许同莘.公牍学史.河南省档案学会.1989.
[2]杨建宇.中国秘书史.高教育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张浩男，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类（文秘方向）本科在读。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关键字：公牍学史；牍髓；文牍
《公牍学史》是许同莘所著，自序上作者讲到：尝以为前人论诗文以逮制义、楹联，皆有所撰述，而公牍无之，欲裒所见闻为一书。盖为成书之由。许子亦长期从事文秘一职，通晓历代奏章文书，故事此行当，作成此书，乃情理之中也。《公牍学史》上部，皆为历史考证之作，下部《牍髓》乃真“髓”也，许子之识与治牍方略尽数显于纸上，真知灼见，捧卷读之，受益匪浅。
一、成书概况
许同莘《公牍学史》为中国文书学史的开山之作。该书第一次明确提出“公牍学"，将公牍作为不同于其他文体的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第一次系统梳理了公牍发展的历史，此后公文史遂发展为一门学问，是我国第一部公文发展史专著：第一次从政事、学术、公牍、文章相沟通的高度去研究文书，注重作者的修养、文风的格调，将文书工作从刀笔俗吏操业谋生和以讲求程式為主的世俗陋见中解脱出来。许氏勾稽众书，溯源正本，对公牍发展史作了有益探索。但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史料征引不当、理论因循守旧、思想难脱儒家藩篱，这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公牍学史》中公文写作技巧的研究
《牍髓》上部通过六个方面对文牍人员所应具备的品质做出了一定的概述，也体现了许同莘长期从事文秘工作所培养的从业精神以及如何提升公文写作技巧的方法论。所写内容极为充实，博古引今，有效地体现并充实了作者的观点。积学为第一篇，自然是最为重要的一篇，“学而从政”“仁宦而读书”是两条鲜明的观点，作者讲到，从事文秘工作，必须有较高的知识积累，此前文牍工作多由官吏完成，其为官而不治于学，是百姓之害也。其后所讲的晓事与立诚是从为官之道而讲的，如今作为秘书，要坚守自己的职业底线，“诚则志专而力足”对于工作亦是如此。最后的“得中”“养耻”“去忍”是做人的境界，而不仅仅是文牍工作，“不偏谓中，天下之公理为正”，“耻之大于人矣”“治人之道令知耻为大”，“公牍者以仁厚之心处繁苛之会”，此皆人生成而立命之通理也。
下部则从“政事与文章”的高度来研究文书与文书工作，两者相互贯通。其中首篇述籍揖就提出了鲜明的欢点文章八要，分别是简切明尽正、太温雅。对久章的体制做出了要来法后是承载了作者欢点对于文章之用的论述：“法后之者，以其近已而俗变相类议早而易行也。生于今日而远论上古三个其微言精义可师也，““古来文章之大者，必以奏疏为重请基“i有关于天下之安危.民生之治乱而非若词赋之杂于骄丽议论之托于空言也。”作者还用曾国灌对于文镇的态度来举例以证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曾文工批镇每于乎易处发绝大议论。 而后外篇的航点开始偏向文本而非文体。通俗是讲平近人而非鄙信之谓也，“公读句读之法不必有.加注之法不可元是对通给的进一步解释如同白居易之通俗是描续自然而非以街头鄙语入词。面雅之说是讲文族的史料价值，大村公读引用史事、当精切不浮，别吴只眼，“公读有可作史论观看”是力求公族精于选材以适用于文本的议论。甄微是“进而求之“治膜要义略县于前，讲开门农山，提纲日张。最后一则为虑远“白世之言，兴一利则思利中有害而预防之除一弊则当推致弊之由而杜绝之：其中所言则似为有高屋建钥的眼光。要目光长远像是制定一些计划时会有需要这样的眼光。“一家之误不可不慎一字之安与未安亦不可不开也，“字之误者易知，实难者莉率者亦不可不慎。”是对交书最基本的字的要求。
三、《公牍学史》文牍档案特点的研究
首先，以公牍和公牍学及其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是本书的特点。王金玉在《许同莘与公牍学》一文中提出“该书首次系统论述公牍史是《公牍学史》一书的主要特色"，而“系统地论述公牍要旨是《公牍学史》的另一特色"，并指出“坚持公牍与文章熔为一炉，政事与学术合为一-体，代表了公牍的正确导向。”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解决文书档案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分散、落后、行政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公文改革，大批一线的文书档案工作人员对文书档案工作进行深入的研究，但都是以自身的实践经验总结为主。许同莘则另辟蹊径，以其所学、所积的治牍理论和经验为基础，将上古三代至清朝文书及文书工作发展史中所蕴含的治牍规律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治牍理论。正如侯迎华所说，该书“第一次明确提出公牍学’，将公牍作为不同于其他文体的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第一次系统梳理了公牍发展的历史，此后公文史遂发展为一门学问...."
其次，《公牍学史》对公牍和公牍工作进行溯源性研究，兼具实用性和理论性。同时期众多的文书学、档案学研究者大多以“文书档案改革”要求为纲，以实证研究法、经验总结法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去进行文书档案及其工作的研究，以期推动“行政效率运动”的进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而许同莘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公牍和公牍工作进行了溯源性的分析、研究，既以现实需求为目标，又弥补了当时研究中理论不足的缺陷。对公牍工作中的规律性知识分析归纳，深入挖掘公牍的工具性本质和不同历史时期治牍者在公牍工作中的角色、地位，再结合自身治牍经验提出自己的治牍理论，是《公牍学史》一书中承载的主要信息。
再次，《公牍学史》重视研究公牍及公牍工作的时代特征。《公牍学史》 是政治活动的成果之一，但不是单纯或直接的经验性总结，而是具备史学色彩的公文学史专著，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许同莘由公牍出发，以不同朝代的治牍者及其制作的公牍为研究主体，从公牍字里行间分析出治牍者的精神风貌、治事思想、语言和文体风格，从而揭示出公牍发展沿革与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互动规律。由古至今，以大星的历史事实为证，对推进公牍及其工作的改革、发展，促进公牍与客观环境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许同莘.公牍学史.河南省档案学会.1989.
[2]杨建宇.中国秘书史.高教育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张浩男，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类（文秘方向）本科在读。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