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年末，周吉宜向媒体宣称，周作人后人与唐弢后人纠纷案终审将很快重启。两大作家后人之间延续七年的官司，似乎快到剧终。
　　2012年，周作人之孙周吉宜发现拍卖场公开拍卖一份周氏手稿，质疑其来源，连续发起多次诉讼，要求确定手稿权属，希望将其索回。七年过去，开庭多次，周家一直难求胜诉。

质疑周作人手稿被拍卖

　　2012年5月1日，周吉宜在《文汇读书周报》看到一则消息称，一份由周作人撰写、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将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下称“嘉德公司”）“唐弢珍藏”专场拍卖。
　　遗失数十年的周作人手稿重现，周吉宜在有些激动的同时，也满腹狐疑。他十几岁时见过这份手稿，印象深刻。那是1960年代，有一天，他在周作人书房里玩，看到祖父和父亲周丰一正在聊这份手稿，好奇，拿过来翻了一遍。
　　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发表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稿（全文之后刊发于《新青年》第5卷第1号），介绍了日本小說新动向，以及批判中国当时旧形式、旧思想的“鸳鸯蝴蝶体”等小说，对国内近现代文学研究影响较大。手稿内有多处批校修改，周作人在末页记道：“此稿经过鲁迅修改，文中添注涂改的字，都是他的手笔（也有几个例外）。”
　　“‘文革’前我见过祖父所有的东西，后来都被红卫兵抄走了。‘文革’后退回了一部分东西，认领时我都参与了，没有这份手稿。”此番见到祖父手稿成为“唐弢珍藏”，他不禁质疑其来源。
　　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份手稿是在“文革”查抄时流失的。按国家相关政策，应该归还周家，而不应由他人送到市场拍卖。过去数十年，大量周作人手稿都是这样遗失的。
　　第二天，他打电话联系了嘉德公司，希望后者提供手稿的合法来源，立即撤拍或停拍，因为涉拍手稿疑似为“抄家后未归还物品”，物权应归周家后人所有。嘉德公司让他提供当时的查抄清单或其他证据材料。

　　他拿不出来，说：“当时三间房子的东西全被拉走，哪有清单？”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周作人家被抄是事实，但是被抄走的东西是没法证明的，如果当时没有没收收条的话。”
　　几天后，他再次找到嘉德公司要求撤拍，未果。他随后委托律师给嘉德发律师函，重申诉求，称拍卖行为侵权。嘉德回应：“不能仅凭异议人提出异议，却没有任何证据材料的情况下，就否认该拍品委托人对其享有的所有权，而予以撤拍。”对于拍卖行为是否合法，嘉德则称：“不会仅以‘原作者’来判断是否为合法委托人。”
　　周吉宜随后报警，希望达到中止拍卖的目的，但警方没有立案。他又找到拍卖行的主管单位商务部求助，请求制止这次拍卖，依旧没有结果。
　　此次“唐弢珍藏”专场拍卖会上，同时被质疑来源非法的，还有沈尹默写的《忆鲁迅》手稿。沈尹默之孙沈长庆称，这份手稿系当年祖父投给《文艺新地》杂志的“送审稿”，不应落入时任副主编唐弢个人手中。他曾找嘉德，要求停拍遭拒。
　　2012年5月12日，在北京举办的嘉德2012春季拍卖会上，《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拍出184万的高价，《忆鲁迅》手稿以59.8万成交。周吉宜尝试了各种途径，最终只能眼看着周作人手稿易主。

起诉唐弢后人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被拍卖不久，周吉宜代表周作人的16名后人，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请求立案。起诉前，周吉宜劝沈长庆和自己一同起诉，沈长庆认为很难成功，放弃了。
　　法院表示没法立案。按照法规，周吉宜质疑手稿所有权，应该起诉手稿所有者。
　　“但是我们不知道手稿拍卖的委托人是谁。要求嘉德公司提供委托人信息，嘉德以他们有保密义务为由拒绝，根据规定只有法院可以调取委托人信息。”周吉宜又准备起诉嘉德，要求确认手稿权属、拍卖无效，并返还手稿。但法院工作人员告诉他，嘉德不是手稿所有者，法院不予立案，如果申请法院去嘉德调取信息，则须先立案法院才能去办。
　　“这就是一个死结。”周吉宜一边寻求媒体报道，一边前往东城区人民代表大会反映情况，后来又写了一封信，托熟人送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13年7月，法院采取变通方法，先以起诉嘉德办理立案，调取手稿拍卖委托人信息后，再重新立案审理。2013年11月22日，这起纠纷案在东城区法院开庭。但是半年后，一审法院并没有去嘉德调取拍卖委托人信息，认为以嘉德为被告“不适格”，周吉宜等人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驳回。
　　庭审过程中，周吉宜通过对方律师，获悉手稿拍卖委托人为唐弢后人唐若昕、唐若霓。这是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应该起诉谁，但追加被告法院没有接受。
　　一审判决后，周吉宜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追加唐若昕、唐若霓为共同被告，但二审不接受追加被告。2014年底，二审法院认为“难以认定诉争手稿的所有权归周吉宜等”，维持原判，同时判决周吉宜可以另行诉讼与唐若昕、唐若霓之间的物权纠纷。
　　2016年2月，周吉宜又在西城区法院起诉唐若昕、唐若霓等7名唐弢后人。2017年7月开庭，法院认为：“不能认定原告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作为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应予裁定驳回起诉。”再上诉，二审法院依旧维持原判。 　　在这一轮诉讼期间，周吉宜反复阅读周作人的日记、书信，发现了一些新线索。周吉宜在西城法院出庭时，把这些作为新证据上呈，并在开庭时进行了质证。唐弢后人则始终没有现身，由代理律师出庭。
　　本刊记者在周吉宜家中见到了这些书信和日记。唐弢1963年6月17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先生（周作人）拟将鲁迅修改过的讲稿捐赠，足见关怀鲁迅手泽，也是对学术界的贡献。此件或由先生直接交给文物局，或由我转，都无不可。但得先睹，自是快事。”唐弢随后在信中留下了自己的新地址和电话。
　　6月19日，周作人在日记中提到：“得唐弢十七日信。”两天后，周作人又在日记中记了一条：“寄唐弢件。”周吉宜认为，这些历史档案，证明周作人把《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邮寄给了唐弢，但并非赠送，而只是交由唐弢转赠文物局，或让他“先睹为快”。
　　唐弢后人通过律师称，涉案手稿为周作人赠给唐弢，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周作人已经向唐弢表示，这个东西是送给国家的，那他怎么可能再送给其他人？”周吉宜称。本刊多次尝试联系唐弢后人，未果。
　　无论唐弢后人的律师还是法官，都不认可这些“新证据”，因为信件和日记中都没有明确提及该手稿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周吉宜认为这些证据虽然没有写明手稿名称，但指向明确，和手稿可以互相印证;称周作人的手稿虽有一些曾被鲁迅修改，但作为“讲稿”，“如唐弢在信中所指明的‘鲁迅修改过的讲稿’是唯一的，举不出第二份讲稿是鲁迅修改过的”。
　　律师邓泽敏和周吉宜分析了涉案手稿从周家遗失的各种可能：一是唐弢受托捐赠但没有上交国家;二是唐弢借阅，但没有将手稿归还周作人;三是唐弢借阅后归还了周作人，周家被抄致使手稿流出，又被唐弢得到;另一种可能是，手稿确实被捐了，之后又流落出来。周吉宜认为，无论哪种情况，唐弢都没有所有权。
　　邓泽敏认为，法庭审理时，如果争议双方都无法提供100%证明力的证据，就看哪边证据的证明力高。
　　周吉宜尽管屡屡受挫，但依旧认为可以依法赢得这场马拉松式诉讼，索回祖父的手稿。在第二次二审判决之后，周吉宜继续上诉。2019年5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他的上诉。

周作人遗物命运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的追索耗时七年，周吉宜为此投入大量精力。不过，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周作人还有不少手稿和遗物流落在外。
　　周吉宜生于1949年，从小与祖父周作人一起住在北京八道湾11号院。周作人鼓励他做手工制作，常常停下写作，用浆糊竹刀挑出一小团浆糊放在硬卡片上给他粘贴剪纸，用带着绍兴口音的普通话跟他说，“给你一个‘小水妞’（北京儿童对蜗牛的称呼） 。”
　　不过，周吉宜更喜欢的还是周作人的书房，三间房摆满了书。姐姐上学去了，他觉得孤单，经常跑到祖父的书房里去。正在看书的周作人看他来了，就从书架上给他找出带图画的书来，有一本1936年日本出版的《鸟兽百种》，他最喜欢，祖父指着树上的图片，教他认各种动物。这本书如今保存完好，被周吉宜用塑料袋密封，放在书架上。
　　周作人很爱惜他的书和手稿，周吉宜对此记忆犹新：很多手稿、日记，都是自己把稿纸对折，写完之后，在上面锥孔，然后用纸搓成的绳子，把这些文稿串起来装订好。

　　周作人珍藏的这些手稿、日记、书籍、物品等，1966年全被搬走了。那年8月的一天，周吉宜正在里屋，听到外边很嘈杂，他走出去，看到院子里站了很多戴着袖标的学生，祖父也在院子里。周吉宜看见8岁的弟弟也在那儿，便拉着他跑到了北京四中的宿舍。
　　安顿好弟弟之后，他偷偷跑回八道湾，发现家里已经被翻得变了样。“我睡的那张竹床被立起来，斜靠在墙上，竹管被劈开了。房子里的书和纸撒了一地，有的烙上了鞋纹。祖父一个胳膊肘撑着地，侧卧在院子里的地上，没有表情。周围还站着那些学生，提着东西，叉着腰。他们住在了这里。”
　　12月，他再回去的时候，家里只剩下一些日常用品，祖父住的三间房子连带自己家的一间半贴上了封条。在另外两间半房子里，周吉宜的母亲张菼芳用木板搭了床铺。不久，周作人去世了。这之后，周吉宜“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多年以后回家，发现周作人的物品已经清空。“我母亲讲，这期间不断有人打开封条，取走东西。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和来历。”周吉宜回忆。
　　周吉宜2018年在题为《关于周作人研究史料》的论文中提到，周作人的日记、手稿、藏书、信函等，历经历史变迁和社会动荡，幸存下来的已经不多，其中有两次以个人之力无法抗衡的损失：一次发生在1945-1949年間，周作人被捕入狱，失去了大部分书籍和少量日记;第二次发生在1966年。
　　这两次之间，又因为各种原因，陆续有不少手稿、信函和藏书离开周家。
　　1984年6月2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妥善解决“文革”中查抄财物遗留问题的通知》。半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发布的《关于妥善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遗留问题的意见》。
　　政策出台后，北京市西城区落实政策办公室通知周作人后人去认领东西。“我记得一个在西直门内的一间教堂，还有就是一所学校的操场。母亲带着姐姐去认领的。很多家的东西在一块，完全有可能互相拿错。”周吉宜回忆。这些物品大多是家具和生活日用品。 　　认领之后，张菼芳发现，回到家中的周作人遗物有限。张菼芳和丈夫周丰一开始沿着当年那些“抄家”学生的线索，追查剩余物品的下落。有一个当年的学生是他们同住一个胡同的邻居，曾把学生带到周家。这位邻居告诉张菼芳，这批学生来自北京一所航空学校。他们跑到航校打听，得知周作人的东西有一部分被送到北京鲁迅博物馆（下称“鲁博”），一名鲁博工作人员也向他们透露了相似的信息。
　　周吉宜的父母前去索要，未能如愿。再去求索，也无结果。比如周作人收藏的鲁迅“十七封信”，鲁博认为，这些信件属于国家文物，不能退还。周家人后来告到文化部，得到时任文化部长王蒙签字批准，才把信件取回。1988年，周家还从鲁博取回周作人1937年至1966年的日记和两万余封信件。
　　更多的周作人文献、物品遗落到世界各地。周丰一和张菼芳循着报刊上关于周作人的文章，寻找遗失物品的蛛丝马迹，却如大海捞针，困难重重。
　　也有幸运的时候。1980年代末，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清理仓库时发现了周作人翻译文稿原件。编辑、翻译家文洁若给张菼芳打电话，让她过去看看，“愿意拿回就拿回，不要的话就送造纸厂了。”周母让周吉宜骑自行车去取。在库房里，周吉宜找到了周作人的大量翻译手稿，包括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译稿。

整理周作人资料

　　周吉宜70岁了，住在北京西北的一个小区里，这是“文革”后“落实政策”时，政府补偿给周作人后人的四套房子之一。几年前从中国现代文学馆退休后，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家整理周作人的文献资料。
　　受祖父影响，他从小喜欢读书，尤其是各式各样的小说，但更大的兴趣是理工科，尤其是在目睹父亲、祖父的人生变故之后。中学的时候跟同学一起玩无线电，研究电阻、电容、电表和电磁场，自己组装收音机。
　　1968年“上山下乡”去了东北，8年后周吉宜回到北京，进了一家工厂，从锅炉工做到科长。期间通过自学，考上北京电视大学电子专业，成为工程师，后来加入中关村一家科技公司。

　　他的路徑与祖父周作人截然不同。然而，1997年，父亲周丰一去世，周吉宜辞掉公司的职务，在北京社科院高启祥院长和老舍之子舒乙先生的支持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重新回归到家族的传统氛围之中。从那时起，他便和母亲张菼芳以及姐弟们一起收集、追索周作人遗落在外的文献，同时开始整理已经收回的周作人资料，这成为他之后人生最重要的工作。
　　过去二十多年间，除了数次通过诉讼方式追索周作人遗物，周吉宜也多次联系祖父同时代的文学家后人和国内外热心人士，交换资源，完善周作人相关资料。随着他越来越频繁参加一些周作人研讨会发出呼吁，也有一些人主动发给他周作人的手稿、信函等。
　　除了找回周作人旧物，周吉宜还开始与学者合作，整理留存下来的周作人部分文稿。
　　1997年，作家止庵向周家人打听《希腊神话》翻译手稿，想将其中的未刊部分整理出版。随着整理的深入，他计划系统整理周作人翻译手稿。
　　周吉宜等人与止庵交流多了之后，决定把译文资源全部交与后者。周家人收回的翻译手稿只占周作人全部译稿的三分之二。在止庵整理译稿过程中，一些书友也不断发给他周译手稿。2012年，《周作人译文全集》出版。
　　“以前别人出版过周作人译文，但不是译文全集，而且以前的译文被删掉很多东西。他（止庵）是恢复成周作人的原样。所以，这部书学界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周吉宜评价止庵的工作，认为这是周作人手稿整理工作的理想状态——以恢复原貌为目标。
　　因为无法发表原件，周吉宜对外人的整理无法完全信任，在过去发表的一些周作人日记以及《周作人年谱》中，他认为存在篡改行为。
　　比如，1949年6月29日中午，国民党政府军机飞临上海，周作人当天日记的原始文本是：“午匪机又来扰颇久。”香港有人整理后，发表时改为：“午国机又来扰颇久。”把“匪”改为“国”。周吉宜认为原文清晰，普通读者不会误读，这是不负责任的更改。他说：“周作人厌恶国民党，一字之差，改变了他的政治倾向。”
　　2012年，张菼芳去世，从此周吉宜成了周作人后人的代言人，几乎将所有精力用于收集整理周作人资料。目前，他主要在整理周作人的日记和国内外各界人士致周作人的书信，一些成果已经在国内外发表，但他觉得还很不够，希望尽快理清并呼吁有关方面予以合作，出版《周作人日记》影印版和排印版，以及其他更多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