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画廊；它还是世界现存佛教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有人说看了它，就等于看到了全世界的古代文明。它吸引了无数的艺术家、考古学家、佛学家、科学家接踵而至，也让全球的游客都心驰神往。还有的人说，它的绝世风情，只有中国人才懂。而最懂它的中国人之一，也许就是“敦煌女儿”樊锦诗了。
　　刚来敦煌的时候，樊锦诗因为一张笑起来爽朗的娃娃脸，走到哪里总是被问：“你十几呀？”
　　她60多岁坐火车出差，被人问：“您这年纪还出差，有70了吧？”她才觉得老了。
　　樊锦诗往莫高窟的洞里面一钻，就是漫长的半个世纪。
　　1962年，还在读大学的樊锦诗前往敦煌实习，作为一名学生，没有社会经验，想当然地认为敦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敦煌的石窟这么美，研究人员也应该风度翩翩、房子也应该窗明几净。
　　到实地之后，樊锦诗和同学都被瑰丽的洞窟艺术深深地震撼了，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里面的壁画、彩塑等艺术品琳琅满目。之前虽然去过相关的博物馆，但像这样的石窟艺术却是第一次见，其魅力之大使他们完全忘记了外部世界，仿佛置身于童话之中。
　　洞窟里面极美，但研究环境却极差。离开洞窟时，没有栈道、没有楼梯，樊锦诗和同学们只能胆颤心惊地走在一根长木头的左右两侧分别插入短木条的“蜈蚣梯”。住的房子是泥块搭建的，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而且，敦煌交通不便，信息传播的速度也极慢，收到的报纸日期都是一个礼拜甚至十天之前。当樊锦诗得知像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已经坚守了十几年的时候，都有些难以置信。
　　两个多月以后，樊锦诗身体出现了水土不服状况，生了病，只好带着对洞窟深深的印象回了北京。不久，得到老师的消息，敦煌方面希望去实习的四个同学能去那儿工作。 “我们谁也没说去还是不去。那时候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周总理说，大学毕业生是青年中的极少数，是青年中最幸运的部分，国家培养了我们，号召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去，到工厂矿山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毕业时学校有两个去敦煌的名额，分配我和另外一个北京的同学去敦煌。当时我接受了分配，决定去敦煌工作。”
　　“在敦煌越久，越深入地接触它之后，就越发地感叹敦煌艺术真的博大无边、深不及底，仿佛有一种很强的磁力，牢牢地把人吸引住。
　　“文革”过后，百废待兴。彼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保护氛围、保护机构、保护标志皆已具备，唯独没有科学档案。
　　通过翻阅伯希和拍摄的照片，对比实际石窟情况，樊锦诗发现，70年后的壁画、彩塑似乎模糊、少东西了。如第217号窟，70年前的照片中，人和蛇线条生动、清晰，而70年后其鲜艳饱满的颜色早已不见踪迹，徒留大片斑驳墙土。
　　日出三危，日落鸣沙，莫高窟何以经得起时光雕琢，樊锦诗睁眼闭眼都在思考。“敦煌”二字，早已融入她的生命。
　　虽远居大漠，她的思想却是十分包容开放、勇于进取的。一次与电脑的偶然接触，令她脑洞大开。迎接她的，是莫高窟数字化十年的上下探索。
　　原以为电脑能解决科学档案永久保真的问题，结果拍摄洞顶的照片会变形，照片清晰度也远远不够，建立科学档案之路绝不是一帆风顺。
　　樊锦诗的开阔胸襟、国际视野，让遭遇瓶颈的项目重见曙光。通过与美国西北大学、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莫高窟数字化保护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
　　2011年，经过与国外合作单位反复试验，十亿级像素照相机横空出世，此设备实现了石窟档案的完整储备，的确是个创举。
　　时光流转，技术人员在不断攻坚克难。从刚开始技术受援方到后来技术输出方，敦煌研究院技术、人才“质”的飞跃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如今，院里拥有的博士数量在全国文保界名列前茅，且掌握了不少原创技术，每年都会为国际培养大批文保人员。
　　莫高窟终将慢慢消逝，这是让人不愿直视却注定无法挽回的结局。不过樊锦诗带领的敦煌研究人员，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洞窟命运，将壁画、彩塑通过数字手段搬到室外，实现永久保存。除科学档案外，如今巍峨屹立于沙漠中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也离不开樊锦诗的不懈努力。
　　2003年，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

　　这项提案最终促成了巨额投资的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敦煌研究院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级敦煌学研究中心。
　　2014年9月，在樊锦诗推动下，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
　　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
　　除了数字化，她和合作团队确定的一个数字“6000”，对保护莫高窟也有着莫大的意义。
　　自2002年起，敦煌研究院与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的科研项目。项目采用发达国家关于遗产地游客承载量研究的科学方法，结合莫高窟洞窟环境狭小、文物材质脆弱和病害频发的特殊状况，首先对莫高窟全部492个洞窟的面积、可利用参观空间容量、壁画保存状况、壁画价值和游客风险防护措施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并根据现有开放洞窟数量、位置布局、单个洞窟游客参观时间、不同游线等因素，经过科学调查、模拟实验、开放洞窟微环境变化分析和不同游线的游客参观体验等一系列的综合研究，最终确定了莫高窟单日游客接待的最大容量为3000人次。
　　通过对游客的科学规划，合理分流，可以将莫高窟单日游客承载量由3000人次增加到6000人次，樊锦诗说。
　　2003年，莫高窟在中国首创旅游预约制，入洞人数得到了有效控制。随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成立，电影和实地参观的巧妙结合，减少了游客参观时间，提高了洞窟承载量。
　　遇到挫折，沒有放弃，坚持寻找，勇于开拓，最终迎接胜利。这是樊锦诗参与的莫高窟保卫战，直到如今，这场战役仍在继续。
　　没有樊锦诗这样的人，莫高窟壁画、彩塑无法实现永久保存，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也无法领略其美轮美奂。
　　“敦煌女儿”樊锦诗，甘愿用生命守护敦煌。按她的话讲“我本来没想留那么久的，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为了敦煌莫高窟，她是与时间赛跑的人，是改革中的巾帼力量，值得我们每个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