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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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之初,苏联政府围绕事故开展的外交行为,实际上是决策层内部两派之间出现意见分歧的结果,并与决策参与者各自秉持的对外战略思想相关联.一派以葛罗米柯为代表,主张围绕事故开展的政府外交行为应相对保守,即以“灾难不外交”为主要表现形式;另一派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为代表,谋求更加开放的政府外交行为,即“灾难外交”.在救灾过程中,苏联政府的外交行为逐渐由“灾难不外交”转向“灾难外交”.这种转向既是由救灾需求所导致,也有戈氏在外交领域的改革意图作为思想前提.转向“灾难外交”虽意味着苏联政府起初的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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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之初,苏联政府围绕事故开展的外交行为,实际上是决策层内部两派之间出现意见分歧的结果,并与决策参与者各自秉持的对外战略思想相关联.一派以葛罗米柯为代表,主张围绕事故开展的政府外交行为应相对保守,即以“灾难不外交”为主要表现形式;另一派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为代表,谋求更加开放的政府外交行为,即“灾难外交”.在救灾过程中,苏联政府的外交行为逐渐由“灾难不外交”转向“灾难外交”.这种转向既是由救灾需求所导致,也有戈氏在外交领域的改革意图作为思想前提.转向“灾难外交”虽意味着苏联政府起初的救灾方式确有失误,但也为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战略新思维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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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诉讼的识别标准一直是民事诉讼的重要议题,识别标准的简单化造成共同诉讼识别的困难.由于实体法上欠缺相关共同权利和共同责任(义务)明确规定,共同诉讼的适用更多的是在识别程序主导下的予以适用,故将研究集中于共同诉讼的识别程序,不断优化和充实识别程序实为化解共同诉讼应用困境的一个出路.识别标准与识别程序的协调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共同诉讼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反映.我们应重视识别程序在共同诉讼中的作用,共同诉讼的识别应从单一化的客观标准研究转向客观标准与识别程序的互动型研究.针对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应通过
关于自杀参与行为的认定,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存在多种观点.目前司法实践对于自杀参与行为的认定存在三种路径.立足于单一制,认定自杀参与行为的观点与我国刑法规范体系相悖.在区分制体系下,应当认定自杀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该当性和违法性,而自杀者在实施自杀行为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处罚自杀行为不符合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 ,应当阻却自杀者的责任.根据共犯从属性原理,自杀参与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不可抗力作为法定免责事由,在合同法和侵权法中有不同的意义和功能.即便在侵权法之中,普通侵权和严格责任导向的特殊侵权类型也有义务配置上的重大差别,对不可抗力免责规范的构造逻辑会产生很大影响.《民法典》第180条第1款拟在提取共通因素的基础之上一体化整合《民法通则》第153条、《侵权责任法》第29条、《合同法》第117条等既有规范,该条虽然具有扩张不可抗力免责规范适用范围的积极意义,但没能纠正既有规范抽象过度、对象错位的错误,在立法方法论上值得检讨.《民法典》第180条第1款所产生的体系效应也需要采取“更加体
《民法典》所规定的包括商事登记在内的登记类型均属确认性登记,即将已形成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登记并公示.不动产移转登记、商事主体的设立登记等确认性行政行为,不具有构成要件效力;在民事诉讼中对登记的实质正确性依然可以再次审查,待裁判结果与登记不一致时,当事人可要求登记机关重新确认民事关系,视具体情况进行变更、注销或撤销登记.善意取得可阻却对第三人登记的撤销;但当第三人所信赖的登记基础不存在时,即登记行为存在瑕疵时,并非所有的登记都是“适格”的可信赖外观.不生效力的权利外观不构成股权或者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基础.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妨害安全驾驶罪,该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成为其司法适用中的重要问题.妨害安全驾驶罪条款中的第3款不是转化犯规定,而是妨害安全驾驶罪与他罪发生竞合时如何进行处断的指示规定.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同时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想象竞合时,两罪之间存在着不法程度的高低关系.如果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已经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就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断;如果尚未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就应根据行为、行车环境等因素综合判定
司法解释关于行政机关协助法院执行行为可诉范围的厘定,不仅与行为属性和可诉性判断的一般法理以及以往司法解释、答复和司法实践的惯常做法不相符合,而且疏漏了缩小范围执行行为和遗留范围上的不作为以及“采取违法方式”之外其他“违法采取措施”行为的可诉性.准确厘定协助执行行为的可诉范围,必须首先准确选择和统一适用行为属性和可诉性判断标准,明晰协助执行行为不可诉的法理与制度依据,以期最大限度地拓展可诉行为范围.
《国际法院规约》明确规定,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的渊源之一.所谓一般法律原则,是指确定各国法律体系中所共有的法律原则的存在和效力的国际法表现形式.相比其他国际法渊源,一般法律原则具有独立性和补充性的特征.一般法律原则,由直接从自然国际法基本原则中产生的一般原则构成.一般法律原则的具体涵盖范围包括自保原则、诚信原则、责任原则和程序原则.一般法律原则虽然和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处于并行的地位,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而只属于辅助渊源.一般法律原则在国际法裁判中的识别方式包括了价值共识、正当性和完全性.一
国际法跟国内法现象一样,亦是法的一种基本形态,国际法研究在法哲学层面上亦遵循着国内法现象的研究方法逻辑.在国际社会层面,国际官方法和软性国际法构成广义上法体系之基本法形态.国际官方法旨在保护全球社会范围内的国际政治秩序法益,最能彰显其法益疆界之国际官方法外延疆界的基本构成,要数国际强行法部分和国际刑法部分.软性国际法旨在保护全球社会范围内不同国际区域或领域亦即各种国际场域法域中的国际场域公共秩序法益,最能彰显其法益疆界之软性国际法,要算其国际软法部分和区域国际法部分.国际场域公共秩序逻辑决定着软性国际法的
在比较法研究中,对案例的选择,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支撑.霍夫斯坦德等人提出的文化心理学维度理论,是20世纪最完善的心理学理论之一,可以为比较法研究的案例选择问题的解决,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国家间文化心理维度上的差异可以帮助解释法律差异.霍夫斯坦德文化心理学分为六个维度,每个维度都通过大量的调查访问而为各个国家和地区标定了指数,这些指数可以作为比较研究中的独立变量,帮助对不同国家进行快速分类,准确选择案例,洞悉法律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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