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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贾平凹与路遥同为陕西作家，两者创作中显示出一致的黄土文化心态，体现出对时代变革的关切深思。从贾平凹的《浮躁》与路遥《平凡的世界》对比视角出发，两者虽在内容、手法方面有所差异，但其间深层次的思想表达、精神内涵却具备一致性。
【关键词】 《浮躁》;《平凡的世界》;话语方式;城乡交叉地带叙事;传统伦理;路遥;贾平凹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7-0004-02
一、话语方式：传统启蒙与积极生存
《浮躁》中，“金狗”是一个乡村启蒙者形象，改革中体现出“新”的趋向。首先表现为对传统的质疑与破体。在“老一辈子的人都在本分地侍弄着几亩土地，其理想退居于五十年代初”情景下，金狗作为年轻一代，起头开始在州河重造梭子船搞运输，“两岔镇乡河运队”应运而生。对待传统势力、官僚主义，他没有伏低，而是发起猛攻。无论是对乡村霸主田中正、虚伪奸官田有善，还是官僚的东阳县书记、专员巩宝山，都表现出一致的抗争姿态，最后使其一一落马。再者，他迸发出的主体意识也具有“国民性”的启蒙作用。身居记者之位时，他敢于利用权力、承担职责，真实揭露改革中隐秘的污陋;他参与河运队的组建、放弃城市生活回乡兴搞机动船，在发挥个人价值的同时，对乡村其他人具备侧面鼓舞性质，吸引他人努力实现自我。[1]这不仅是他刚强的个性使然，更是作为一分子对广大乡村、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虽然有着与州河一般的“浮躁不安”，但依旧能够从中获取深沉力量，走向光明。
《平凡的世界》架构出一派基于人性的生存话语。孙少安成绩优异，但因家庭经济状况、为弟妹的读书之路只好放弃学业;与田润叶本是两情相悦，但因境况差异无法成眷属;贷款创业红火之时又突生变故……孙少平出生“烂包”家庭，困苦校园生活中遇见惺惺相惜的郝红梅，但“初恋”又败于物质;异地矿区工作，与田晓霞感情融洽，可女方意外身亡;关怀师娘被误会，矿难中又毁容……两兄弟人生的起点都是“苦”，成长历程也都被“难”包裹，每当出现转机时，挫折又常突至。李向前、田润叶等人尽管家境充裕，但仍因情爱之殇尝遍荆棘，痛苦和无奈也是常伴他们的。无论光景如何，苦恼是普遍存在的，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个体，都需要在自己的“平凡世界”中挣扎生存，这是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共通性，也是对社会人生的写实性描写。
与极力凸显生存艰难的作品不同，路遥呈现出的是积极向上的生存态度。作品中人物尽管受挫，但依旧不服输地站起，体现出《老人与海》“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的主体意志，谱写了一套积极的“苦难学说”。如孙少平在艰苦环境中的心路：“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给妹妹的信中说：“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金波也有类似感悟：“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人。”在路遥看来，苦难不仅是成长必经的、成功必备的，还可建立坚固爱情：“他不仅是和她在肉体上相融在一起，而是整个生命和灵魂都相融在了一起。这就是共同的劳动和共同的苦难所建立起来的伟大的爱。”他打破了苦难叙事中的循环陈规，从人性角度对苦难进行了哲学性深化，苦难表面上是个体发展的绊脚石，实际对人的成长生活具有重要推动力量。他没有拒绝苦难，也非全然赞美，而是使其不过度悲剧化，彰显人在苦难中挺背昂首的拼搏气概。
二、叙事空间：城乡交叉地带
路遥认为：“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城乡交叉地带”作为一个交混的差异空间，聚合了不同生存个体。既有苦谋生计的乡下人群体，又有体面优渥的城中人阶层，落后与先进、卑微与权力在交叉中相互碰撞，是社会变革时期最佳反应体。[2]
《平凡的世界》中，作者对外化世界的设置可见一斑。开篇选取“县立高中”作叙事地点，“县”是典型的城乡中间地带，学校则完成了两方人物的交叉。校园中既有家在本城的走读生，又有所谓的乡下人，食堂的菜又用甲、乙、丙三个等级将农村青年分出不同光景，这样的小型社会空间足以映现大环境氛围。上学期间，孙少平是自卑与自尊的结合体，“虽然他在班上个子最高，但他感覺他比别人都低了一头”，一边又为“他现在已经从山乡圪崂来到了一个大世界”而欣喜。作为乡下人，他获得了在城市中拓宽视野的机会，封闭意识展现出初步开化：“他突然感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环境也给予了他寻求精神读物的能力，加注对未来的憧憬。其内心的摇摆感受，对自身环境的认知抑或对广阔世界的渴望，相较处于单一群体空间来说，显然更为深刻。
《浮躁》中，“金狗”的内心自成一方“城乡交叉地带”。作者序言中勾画了强烈的州河形象，直言是“全中国的最浮躁不安的河”。金狗身世离奇，母亲州河淘米溺死，他却在米筛中奇迹存活，承继了州河的“浮躁”、活力与力量。身为画匠儿子，地道的农村人，参军离乡数年后复员回乡;波折中成了州城报社记者，最终却又返回乡村。呈现出“离乡——还乡”的摇摆行为模式，根源即为内心“城乡交叉地带”的游走。既向往城市的繁华光景，又在虚伪的打击中体现出自由纯朴的乡恋情结，对城市与乡村交杂的倾慕、厌恶，使他的肉体与精神在城乡空间辗转，难以安定，因而长久浮躁。他一边强烈爱着“菩萨”小水，一边又生发“时间长了，他倒十分喜欢甚至是爱慕起石华来了”的情感倾向。小水是“土”的乡村代表，石华为“洋”的城市风貌，其情爱也在城乡女性之间有过徘徊。
三、思想维度：集体伦理观 两书都从儒家文化以集体为核心的“和”出发，主要人物形象展现出一致的“重集体”倾向。《平凡的世界》中，孙家两兄弟等人都具备基本的道德伦理意识，这也是路遥本人汲取儒家传统中人性道德标准的体现。[3]孙少安六岁开始砍柴干农活，十三岁让弟、妹上学，高小后不继续学业：“我回来，咱们两个人劳动，一定要把少平和兰香的书供成。只要他两个有本事，能考到哪里，咱们就把他们供到哪里。哪怕他们出国留洋，咱们也挣命供他们吧！他们念成了，和我念成一样。”个体、集体利益在他的思想中是同根同源的，集体的胜利便是个人的胜利。无论是为姐夫王满银打点，还是创业谋富，本质都是为了家庭。作为单薄的个体，他也有过迷茫痛苦：“一切都太苦了，太沉重了，他简直不能再承受生活如此的重压”，但最后又是被“双水村星星点点的灯火”，被“亲爱的家”“亲人们的脸庞”，被父亲的相抱痛哭与倾诉衷肠治愈。他为集体愁苦，但更为其奋力前进。
孙少平亦是。从他对田润叶给的五十斤粮票处理方式看“另外的十五斤白面他舍不得吃，准备明天带回家去，让老祖母和两个小外甥吃”，“至于那五斤‘欧洲’票，他是留着等哥哥来一起吃的”能够无时无刻想及家人，是融于集体的体现。首次领到矿区工资后，他除伙食、铺盖费外，将剩下的五十元悉数寄给父亲;自己并不丰裕，仍坚持每月寄给妹妹十块钱。“孙少平每天竭尽全力，首先是为了赚回那两块五毛钱。他要用这钱来维持一个漂泊者的起码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要用这钱帮助年迈的老人和供养妹妹上学。”他与少安一样，集体的考量始终高于自己，具备浓厚的伦理观念。
《浮躁》中，金狗等人的集体观念更多体现在他与小水、大空形成的无血缘关系的“杂姓”家庭中。[4]小水拒绝巩家子弟婚事，嫁入孙家却遭急丧，后被巩毛毛家耻笑、张扬是非;田中正侄女英英充当了她与金狗爱情的破坏者，而田中正本人对她意图不轨。大空向乡党委书记告发田中正的通奸丑事，凭“我愿意去那是我的人情，我不愿意去这是我的本分”的说辞拒绝帮田中正盖房，但仍未扳倒田中正，反在其另升高枝下被迫漂泊;为小水报轻薄之仇时，他本着正义教训田中正，却因公安局“破坏改革，殴打伤害坚持改革的领导干部”之由含冤入狱。金狗更是长期以来作为对抗者，与传统宗法势力斗争。从对外关系看，它们组成的集体是田、巩两个传统家族权力体系的对立面，代表长久受压迫、聚力反击的平民群体。
着眼内部，金狗与小水存在一段爱情外的亲缘关系：“小水爹出生的时候，正在‘犯月’，小水的奶让人卜卦，说是要一生平安，必认干亲……金狗爹就一生做了小水爹的干爹。”两人前期未生情愫时，融洽相待都是出于认定的亲缘。他们与大空之间也同样具备这种家庭式温情，大空为小水报仇而入狱;金狗奋力解救狱中的大空;小水为两人在砖墙下嘶唱行船号子……三者体现出的关切与互助，俨然超越普通朋友，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无论是由于一致对外体现出的同一立场，还是个体之间蕴含的脉脉温情，都是传统伦理中集体概念的外化。
参考文献：
[1]董文华.熔恶的真火 淘金的圣水——试析《浮躁》的社会意义[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1988，（01）：128-131.
[2]段建军.路遥：在交叉地带探索人生的意义[J].中国文学批评，2020，（01）：11-17+157.
[3]赵学勇.“老土地”的当代境遇及审美呈现——路遥与中国传统文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0（03）：105-115.
[4]劉一秀，孟繁华.主体立场：现代理性与传统伦理的纠结——贾平凹《浮躁》新论[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5（03）：66-70.
【关键词】 《浮躁》;《平凡的世界》;话语方式;城乡交叉地带叙事;传统伦理;路遥;贾平凹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7-0004-02
一、话语方式：传统启蒙与积极生存
《浮躁》中，“金狗”是一个乡村启蒙者形象，改革中体现出“新”的趋向。首先表现为对传统的质疑与破体。在“老一辈子的人都在本分地侍弄着几亩土地，其理想退居于五十年代初”情景下，金狗作为年轻一代，起头开始在州河重造梭子船搞运输，“两岔镇乡河运队”应运而生。对待传统势力、官僚主义，他没有伏低，而是发起猛攻。无论是对乡村霸主田中正、虚伪奸官田有善，还是官僚的东阳县书记、专员巩宝山，都表现出一致的抗争姿态，最后使其一一落马。再者，他迸发出的主体意识也具有“国民性”的启蒙作用。身居记者之位时，他敢于利用权力、承担职责，真实揭露改革中隐秘的污陋;他参与河运队的组建、放弃城市生活回乡兴搞机动船，在发挥个人价值的同时，对乡村其他人具备侧面鼓舞性质，吸引他人努力实现自我。[1]这不仅是他刚强的个性使然，更是作为一分子对广大乡村、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虽然有着与州河一般的“浮躁不安”，但依旧能够从中获取深沉力量，走向光明。
《平凡的世界》架构出一派基于人性的生存话语。孙少安成绩优异，但因家庭经济状况、为弟妹的读书之路只好放弃学业;与田润叶本是两情相悦，但因境况差异无法成眷属;贷款创业红火之时又突生变故……孙少平出生“烂包”家庭，困苦校园生活中遇见惺惺相惜的郝红梅，但“初恋”又败于物质;异地矿区工作，与田晓霞感情融洽，可女方意外身亡;关怀师娘被误会，矿难中又毁容……两兄弟人生的起点都是“苦”，成长历程也都被“难”包裹，每当出现转机时，挫折又常突至。李向前、田润叶等人尽管家境充裕，但仍因情爱之殇尝遍荆棘，痛苦和无奈也是常伴他们的。无论光景如何，苦恼是普遍存在的，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个体，都需要在自己的“平凡世界”中挣扎生存，这是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共通性，也是对社会人生的写实性描写。
与极力凸显生存艰难的作品不同，路遥呈现出的是积极向上的生存态度。作品中人物尽管受挫，但依旧不服输地站起，体现出《老人与海》“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的主体意志，谱写了一套积极的“苦难学说”。如孙少平在艰苦环境中的心路：“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给妹妹的信中说：“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金波也有类似感悟：“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人。”在路遥看来，苦难不仅是成长必经的、成功必备的，还可建立坚固爱情：“他不仅是和她在肉体上相融在一起，而是整个生命和灵魂都相融在了一起。这就是共同的劳动和共同的苦难所建立起来的伟大的爱。”他打破了苦难叙事中的循环陈规，从人性角度对苦难进行了哲学性深化，苦难表面上是个体发展的绊脚石，实际对人的成长生活具有重要推动力量。他没有拒绝苦难，也非全然赞美，而是使其不过度悲剧化，彰显人在苦难中挺背昂首的拼搏气概。
二、叙事空间：城乡交叉地带
路遥认为：“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城乡交叉地带”作为一个交混的差异空间，聚合了不同生存个体。既有苦谋生计的乡下人群体，又有体面优渥的城中人阶层，落后与先进、卑微与权力在交叉中相互碰撞，是社会变革时期最佳反应体。[2]
《平凡的世界》中，作者对外化世界的设置可见一斑。开篇选取“县立高中”作叙事地点，“县”是典型的城乡中间地带，学校则完成了两方人物的交叉。校园中既有家在本城的走读生，又有所谓的乡下人，食堂的菜又用甲、乙、丙三个等级将农村青年分出不同光景，这样的小型社会空间足以映现大环境氛围。上学期间，孙少平是自卑与自尊的结合体，“虽然他在班上个子最高，但他感覺他比别人都低了一头”，一边又为“他现在已经从山乡圪崂来到了一个大世界”而欣喜。作为乡下人，他获得了在城市中拓宽视野的机会，封闭意识展现出初步开化：“他突然感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环境也给予了他寻求精神读物的能力，加注对未来的憧憬。其内心的摇摆感受，对自身环境的认知抑或对广阔世界的渴望，相较处于单一群体空间来说，显然更为深刻。
《浮躁》中，“金狗”的内心自成一方“城乡交叉地带”。作者序言中勾画了强烈的州河形象，直言是“全中国的最浮躁不安的河”。金狗身世离奇，母亲州河淘米溺死，他却在米筛中奇迹存活，承继了州河的“浮躁”、活力与力量。身为画匠儿子，地道的农村人，参军离乡数年后复员回乡;波折中成了州城报社记者，最终却又返回乡村。呈现出“离乡——还乡”的摇摆行为模式，根源即为内心“城乡交叉地带”的游走。既向往城市的繁华光景，又在虚伪的打击中体现出自由纯朴的乡恋情结，对城市与乡村交杂的倾慕、厌恶，使他的肉体与精神在城乡空间辗转，难以安定，因而长久浮躁。他一边强烈爱着“菩萨”小水，一边又生发“时间长了，他倒十分喜欢甚至是爱慕起石华来了”的情感倾向。小水是“土”的乡村代表，石华为“洋”的城市风貌，其情爱也在城乡女性之间有过徘徊。
三、思想维度：集体伦理观 两书都从儒家文化以集体为核心的“和”出发，主要人物形象展现出一致的“重集体”倾向。《平凡的世界》中，孙家两兄弟等人都具备基本的道德伦理意识，这也是路遥本人汲取儒家传统中人性道德标准的体现。[3]孙少安六岁开始砍柴干农活，十三岁让弟、妹上学，高小后不继续学业：“我回来，咱们两个人劳动，一定要把少平和兰香的书供成。只要他两个有本事，能考到哪里，咱们就把他们供到哪里。哪怕他们出国留洋，咱们也挣命供他们吧！他们念成了，和我念成一样。”个体、集体利益在他的思想中是同根同源的，集体的胜利便是个人的胜利。无论是为姐夫王满银打点，还是创业谋富，本质都是为了家庭。作为单薄的个体，他也有过迷茫痛苦：“一切都太苦了，太沉重了，他简直不能再承受生活如此的重压”，但最后又是被“双水村星星点点的灯火”，被“亲爱的家”“亲人们的脸庞”，被父亲的相抱痛哭与倾诉衷肠治愈。他为集体愁苦，但更为其奋力前进。
孙少平亦是。从他对田润叶给的五十斤粮票处理方式看“另外的十五斤白面他舍不得吃，准备明天带回家去，让老祖母和两个小外甥吃”，“至于那五斤‘欧洲’票，他是留着等哥哥来一起吃的”能够无时无刻想及家人，是融于集体的体现。首次领到矿区工资后，他除伙食、铺盖费外，将剩下的五十元悉数寄给父亲;自己并不丰裕，仍坚持每月寄给妹妹十块钱。“孙少平每天竭尽全力，首先是为了赚回那两块五毛钱。他要用这钱来维持一个漂泊者的起码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要用这钱帮助年迈的老人和供养妹妹上学。”他与少安一样，集体的考量始终高于自己，具备浓厚的伦理观念。
《浮躁》中，金狗等人的集体观念更多体现在他与小水、大空形成的无血缘关系的“杂姓”家庭中。[4]小水拒绝巩家子弟婚事，嫁入孙家却遭急丧，后被巩毛毛家耻笑、张扬是非;田中正侄女英英充当了她与金狗爱情的破坏者，而田中正本人对她意图不轨。大空向乡党委书记告发田中正的通奸丑事，凭“我愿意去那是我的人情，我不愿意去这是我的本分”的说辞拒绝帮田中正盖房，但仍未扳倒田中正，反在其另升高枝下被迫漂泊;为小水报轻薄之仇时，他本着正义教训田中正，却因公安局“破坏改革，殴打伤害坚持改革的领导干部”之由含冤入狱。金狗更是长期以来作为对抗者，与传统宗法势力斗争。从对外关系看，它们组成的集体是田、巩两个传统家族权力体系的对立面，代表长久受压迫、聚力反击的平民群体。
着眼内部，金狗与小水存在一段爱情外的亲缘关系：“小水爹出生的时候，正在‘犯月’，小水的奶让人卜卦，说是要一生平安，必认干亲……金狗爹就一生做了小水爹的干爹。”两人前期未生情愫时，融洽相待都是出于认定的亲缘。他们与大空之间也同样具备这种家庭式温情，大空为小水报仇而入狱;金狗奋力解救狱中的大空;小水为两人在砖墙下嘶唱行船号子……三者体现出的关切与互助，俨然超越普通朋友，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无论是由于一致对外体现出的同一立场，还是个体之间蕴含的脉脉温情，都是传统伦理中集体概念的外化。
参考文献：
[1]董文华.熔恶的真火 淘金的圣水——试析《浮躁》的社会意义[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1988，（01）：128-131.
[2]段建军.路遥：在交叉地带探索人生的意义[J].中国文学批评，2020，（01）：11-17+157.
[3]赵学勇.“老土地”的当代境遇及审美呈现——路遥与中国传统文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0（03）：105-115.
[4]劉一秀，孟繁华.主体立场：现代理性与传统伦理的纠结——贾平凹《浮躁》新论[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5（03）：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