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
　　作者：田丰
　　出版：海豚出版社
　　在深圳郊外的龙华新区，有一处大型职业介绍所——三和人才市场。每天凌晨5点，这里便会聚集起一群特殊的打工者——只做日结工资的活，拿到工资后（一般是100—150元），便立刻回到“干一天，休三天”的节奏中。不工作时，便整日倒卧。
　　他们就是三和青年（其中比较极端的，被称为“三和大神”）。
　　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三和青年缺乏家庭责任感，对未来无规划，甚至丧失了改变的动力。他们不参与暴力犯罪，较少妨害他人，却以泥一般状态，附着在高速发展的时代中。
　　显然，三和青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群体，研究这一社会群体，对于理解高速发展给个体造成的影响、平衡城乡关系、深入思考社会公平的达成等，均有意义。为此，学者田丰、林凯玄通过半年的同吃同住，带着社会学者的专业眼光，近距离观察三和青年，留下一份扎实的田野调查，即《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新经典·海豚出版社）。
　　《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会给读者怎样的启迪？不如听听本书作者之一、社会学家田豐怎么说。

偶然听说这一特殊群体

　　问：您缘何会关注三和青年？
　　田丰：一次饭局，朋友提到“三和大神”，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回来上网一查，发现有很多夸张的说法，比如说他们去垃圾箱找东西吃，整天睡大街。我很疑惑，深圳是繁华的国际都市，生活成本高，“三和大神”有可能低成本生存吗？
　　我们对农民工已进行过很多代研究，“三和大神”属于典型的90后青年农民工。90后农民工有什么特点？他们在三和有什么样的表现？这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
　　问：真进入三和之后，三和青年和网上所说的一样吗？
　　田丰：进入三和后，发现情况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与网络中的说法有较大差异。我们觉得，这群人可能很快会消失，很难系统研究，所以我们把这些材料记录下来，如果以后在全国其他城市出现类似人群，我们的记录可作为比较研究的基础。所以我们选择了比较快捷的研究方法，把三和青年真实的生活状况，用最朴素的社会学的观察模式和语言描述出来，让大家看到真实情况。
　　社会学的书在视角上与普通的纪实类作品还是有所区别的，比如更加强调社会变迁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更加侧重群体性特征而不是极端个案，更加关注社会结构性变化而不是个体的生命波折。

他们为什么选择深圳

　　问：为什么这些“大神”会在深圳出现，而非其他城市？他们总共有多少人？
　　田丰：原因很多。第一，深圳本身就是移民城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是20%本地户籍人口加80%外来人口，农民工在深圳被接纳的程度很高。第二，深圳物流发达。三和青年能买到价格较低的食品、水、服装，乃至吃到路边小吃，很大程度依赖着发达的物流系统。在相对边缘的城市，生活成本会更高。第三，有气候原因。在北京睡大街，尤其冬天，生存难度很大，就算在上海，也会冻得够呛，深圳就没问题。第四，深圳经济活跃。提供了各种日结工作，如果在北京，大部分人有相对固定的职业，没那么多临时岗位，至于上海，主要是大型国企，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群体，但那么有名的可能还没有，应该与媒体的关注度不同有关。
　　至于三和青年总数有多少，可能有点想多了。他们不是丐帮，而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群体，规模很难界定。达到“三和大神”程度的是极少的。

他们不算社会阴暗面

　　问：三和青年是如何形成的？也许会有人认为，关注三和青年是暴露阴暗面，您怎么看？
　　田丰：改革开放几十年，农民整体受教育程度有了一定提高，但农村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以前农民工对艰苦生活的耐受力很强，但90后农民工绝大部分没种过地、耐受力低，遇到工厂的严格管理，会有抵触情绪，而且靠能力，无法获得他们想象中的物质丰沛的生活，所以容易产生消极、抵抗情绪。在这种情绪下，他们便以做日结的方式，寻求心理上的舒适。每个人追求不一样，有些人必须赚到很多钱才能进入舒适带，有些人不用很多钱，只要有足够的自由时间，以低成本的方式活下来，便觉得舒适。
　　以前工厂有加班文化，包括富士康，工人如果不加班就工资很低，只有不停加班才能获得高工资。90后农民工对加班文化很厌恶，觉得自己成了流水线生产的零部件，有逃避心理，所以不愿意进工厂 ，而且把工厂称为“黑厂”。此外，很多三和青年曾是留守儿童，但留守儿童的问题太复杂，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指望其他人都不行，必须要让孩子在父母身边进城上学。
　　三和青年本身不算是阴暗面，是城市化过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的特殊存在形态。既然是真实的社会存在，应该以中立的研究视角去分析，而不是强加价值判断。
　　问：三和青年的出现，是社会固化的结果吗？
　　田丰：我们现在社会已渡过长距离流动阶段，进入短距离流动阶段，这并不意味着开始固化。以前流动，大家都在底层，只要动，就会往上走。现在上层也有了，中层也有了，底层也有了，流动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可能向上，也可能往下滑，往下滑是社会的正常现象。如果只往上走，不往下滑，那才是固化，往下滑才能优胜劣汰。但往下滑可能引起很多焦虑。理想的状况是橄榄形，有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所以在切蛋糕的过程中，还要更好地分蛋糕，把蛋糕分在更努力的人身上。

三和不会成为贫民窟

　　问：三和算是贫民窟吗？或者可能发展成贫民窟吗？
　　田丰：我觉得，三和与我们在美国、巴西等国家看到的贫民窟有很大不同。首先，贫民窟规模非常大，像孟买的贫民窟，住了几十万、上百万人，三和的规模比较小。第二，贫民窟是家庭化聚集的，可三和基本没有女性，都是单身男性，没有形成家庭化聚集。三和青年也有结婚的，但数量比较少，大部分是单身。第三，贫民窟往往依托很多非法的产业，三和依托的是相对正规的产业。三和对外部的依存度非常高，国外的贫民窟是自己完全循环起来的体系。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政府有很强的治理能力，国外贫民窟与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弱有关。
　　三和大神与传统乡村的二流子差别太大了。准确地讲，三和青年是城市化、工業化的产物，他们本身并不是自我放逐的群体，而是在社会变迁中受到制度性歧视和侵害的群体，不应该完全把他们看成社会有害物。

每个人都会阶段性颓废

　　问：当今青年弥漫着一种丧文化，这和三和青年的丧文化是同一种吗？
　　田丰：据我自己观察，青年中的丧文化是一个表象文化，不是来源于内心。丧文化背后有很多积极的东西，如果这个人不积极，就不会产生丧文化，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也不会呈现出很颓的状况。从丧文化角度看三和青年，也可以看到一些积极的因素在。如果他们是农村中最懒的青年，他们就不会去深圳了。他们其实有积极的一面，能走出家门，想去深圳找好工作，只是能力、技术、知识的原因，遭遇一些挫折。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出现，包括20世纪美国所谓的“垮掉的一代”，恰恰是经济恢复比较快的阶段，很多青年也以丧的姿态呈现出来，可十年、二十年后，“垮掉的一代”没有垮掉，其中代表人物也进入了主流社会。
　　问：如何看待三和青年，他们目前的生存状况如何？
　　田丰：每个人都有阶段性的颓废期。关键是不能永远颓废，看你什么时候从里面走出来。也可以把三和青年看作一个调整的过程。我们在调研中也看到，很多青年经历一段时间后，会自我觉醒，重新走进工厂。
　　据我所知，疫情暴发后，三和青年都被集中到龙华中学，书中所写的状况都暂时消失了……我认为，解决类似三和青年问题，应在制度上让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真正有路径融入，不能只把他们看作劳动力，而是应该将他们视为市民和活生生的人。
　　编辑：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