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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上午10点，北京回龙观杨炳章的家。屋外阳光温暖而灿烂。
本来约的10点采访，可没想到实在太远了，记者还是晚到了5分钟，向杨炳章表示歉意的时候，这位洋博士做了一个很西式的摊手动作，脸上的笑容也很自然地绽放出来。
或许是在国外生活多年的缘故，这位从北大到哈佛的高材生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我们先还是按照采访提纲，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来吧。”语速很快，而且谈话中一直保持这种速度。
由于写过《小平大传》，对邓小平研究多年，杨炳章很喜欢谈邓小平。“我是带着个人感情，尤其是一个中国人的感情来写邓小平的。”他这样告诉记者。
整个谈话，大都是杨炳章在说，他没有多淡自己，不是不愿意，而是觉得和这次采访的主题关系不大。
不过，最终，革命父亲的早逝、自己转学北大以及因为批评江青等而带来的1968－1970年和1974－1978年两次入狱的经历，还是不经意间带了出来。
“唉，那个时候批判江青不是好事，现在都变成光彩的事了!”我写邓小平，他知道
我是1984、85年开始写邓小平传记的。当时我在哈佛大学政治系读博士，1986年毕业。我写了两本书，英文版的，第一本《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写邓和中国政治的关系，第二本是《小平大传》。书的出版是在1998年。
邓小平的两个孩子，一个邓朴方，一个邓质方，都是我同学，建立了一些私人感情。邓朴方高我一届，文革时我们是一派的。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做得不错，是很重要的政治人物，而且内心比较佩服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小平的传记已经有了，但不多。
研究邓小平也和我个人经历有关系。我父亲是共产党员，以前在张学良的军事学校，西安事变后拉到共产党这边工作。
我考大学上了解放军外语学院，1963年到了北大，然后文革开始，因反对江青而“犯了错误”，1968年坐监狱，1970年提前释放。后来我跑到北朝鲜去了，1974年又抓了进去，也是反对江青，叫做“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革命叛徒”，送回来后判了4年。现在当然是光荣的事，当时是反革命。
去美国，还得感谢邓小平。1978年考研到北大，然后考到美国去了，1986年在美国毕业。
我所用的资料和国内方面不太一样，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查的，一些资料国内不一定有，国内的资料我用了《李璜回忆录》，作为类比。
写作时，去了四川广安邓小平的老家两次，采访他还活着的亲戚，核对了家庭情况。比方说，以前有些人认为邓是客家人，其实不是。
我写书，邓小平知道，他没有意见。
我写邓小平的这两本书都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自己删掉了一些，比如说他婚姻方面的问题，他长征时走失的一个孩子。
这两本书，是邓小平研究领域在国外的权威文本，很多事实和分析也是有学术价值的。
刚出的时候，多数意见是说好话，但也有些问题很过分。英国的《经济学家》认为我对中国方面的事情过于乐观，我认为不需要回答。
有很多问题我不想涉及，比如，“谁说了算”我是回避了的，这也留下一些遗憾。
库恩的事实错误
我在哈佛待了20来年，也就带了10多个学生，每年回国两次。在国外，该说的说了，该写的也写了，写了三本书，1997年回来。也有家庭的原因，我的小孩和姐姐在中国。现在有时去有时回，从国外带回一些观点和立场。
中国研究在美国是一个小科目，这几年，情况有所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政治地位的提高，让西方人更重视中国研究的课题。
国外的传记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学术性的，博士论文也有做传记的，二是心理性的，描述人物历史。
西方学者可能在研究视角上以西方为中心，中国学者则更多从中国自身出发。
外国作者在事实方面出现的错误较多，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看法确实有可称道之处。他们对高饶事件、反右这些重大事情研究更深入，这和政治心态有关。
我认为，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和专家，应该持中立立场。’这几天我看到库恩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看了些美国的评论，他在基辛格中心工作了好些年。
他这样做，完全是战略性的。他在中国做生意。而且，这里头也有一些明显的事实错误。
比如说，宋健是决策层中有名的，但他是不是博士?还有中韩建交的事情，书中写哈佛一个研究中心寄了一封信给江泽民，江泽民转到了外交部，然后中韩就建交了。实际上，中韩建交哪里是这么简单，那是钱其琛当外长时费了很大劲的!
他代表了正确的方向
任何政治家都是有共性的，邓小平和毛泽东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希望中国富强，而且都是政治经验非常丰富。不同之处，邓扭转了毛泽东的政治革命，开始全心全力搞经济建设，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方向。
这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他代表了正确的方向。邓是时代的代表人物。
要从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来挖掘邓小平这个人物的特色。毛泽东是法家的，邓属于道家的，无为平淡的一个人。我们必须从文化背景上去了解他。
毛的时代，邓在书记处工作，为人处世比较低调。毛认为邓有才，考虑过让邓主持中央工作，但后来没让他接班，因为邓比较反对文革。由于毛晚年的独断，使邓越来越感到权力的重要性。要办事就必须自己说了算。
过去20多年，中国在经济上有很大发展，也造成很多小挫折。在不久的将来，国民生产总值应该会超过美国。但是国内和国外的评价标准不同，如果以国民生产总值为经济发展标准，目前的速度还是不错，但其他方面还得加快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一方面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政治必须进步。总的说，对于中国的前景，我还是比较乐观。
(实习生成然对本文有贡献)
本来约的10点采访，可没想到实在太远了，记者还是晚到了5分钟，向杨炳章表示歉意的时候，这位洋博士做了一个很西式的摊手动作，脸上的笑容也很自然地绽放出来。
或许是在国外生活多年的缘故，这位从北大到哈佛的高材生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我们先还是按照采访提纲，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来吧。”语速很快，而且谈话中一直保持这种速度。
由于写过《小平大传》，对邓小平研究多年，杨炳章很喜欢谈邓小平。“我是带着个人感情，尤其是一个中国人的感情来写邓小平的。”他这样告诉记者。
整个谈话，大都是杨炳章在说，他没有多淡自己，不是不愿意，而是觉得和这次采访的主题关系不大。
不过，最终，革命父亲的早逝、自己转学北大以及因为批评江青等而带来的1968－1970年和1974－1978年两次入狱的经历，还是不经意间带了出来。
“唉，那个时候批判江青不是好事，现在都变成光彩的事了!”我写邓小平，他知道
我是1984、85年开始写邓小平传记的。当时我在哈佛大学政治系读博士，1986年毕业。我写了两本书，英文版的，第一本《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写邓和中国政治的关系，第二本是《小平大传》。书的出版是在1998年。
邓小平的两个孩子，一个邓朴方，一个邓质方，都是我同学，建立了一些私人感情。邓朴方高我一届，文革时我们是一派的。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做得不错，是很重要的政治人物，而且内心比较佩服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小平的传记已经有了，但不多。
研究邓小平也和我个人经历有关系。我父亲是共产党员，以前在张学良的军事学校，西安事变后拉到共产党这边工作。
我考大学上了解放军外语学院，1963年到了北大，然后文革开始，因反对江青而“犯了错误”，1968年坐监狱，1970年提前释放。后来我跑到北朝鲜去了，1974年又抓了进去，也是反对江青，叫做“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革命叛徒”，送回来后判了4年。现在当然是光荣的事，当时是反革命。
去美国，还得感谢邓小平。1978年考研到北大，然后考到美国去了，1986年在美国毕业。
我所用的资料和国内方面不太一样，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查的，一些资料国内不一定有，国内的资料我用了《李璜回忆录》，作为类比。
写作时，去了四川广安邓小平的老家两次，采访他还活着的亲戚，核对了家庭情况。比方说，以前有些人认为邓是客家人，其实不是。
我写书，邓小平知道，他没有意见。
我写邓小平的这两本书都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自己删掉了一些，比如说他婚姻方面的问题，他长征时走失的一个孩子。
这两本书，是邓小平研究领域在国外的权威文本，很多事实和分析也是有学术价值的。
刚出的时候，多数意见是说好话，但也有些问题很过分。英国的《经济学家》认为我对中国方面的事情过于乐观，我认为不需要回答。
有很多问题我不想涉及，比如，“谁说了算”我是回避了的，这也留下一些遗憾。
库恩的事实错误
我在哈佛待了20来年，也就带了10多个学生，每年回国两次。在国外，该说的说了，该写的也写了，写了三本书，1997年回来。也有家庭的原因，我的小孩和姐姐在中国。现在有时去有时回，从国外带回一些观点和立场。
中国研究在美国是一个小科目，这几年，情况有所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政治地位的提高，让西方人更重视中国研究的课题。
国外的传记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学术性的，博士论文也有做传记的，二是心理性的，描述人物历史。
西方学者可能在研究视角上以西方为中心，中国学者则更多从中国自身出发。
外国作者在事实方面出现的错误较多，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看法确实有可称道之处。他们对高饶事件、反右这些重大事情研究更深入，这和政治心态有关。
我认为，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和专家，应该持中立立场。’这几天我看到库恩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看了些美国的评论，他在基辛格中心工作了好些年。
他这样做，完全是战略性的。他在中国做生意。而且，这里头也有一些明显的事实错误。
比如说，宋健是决策层中有名的，但他是不是博士?还有中韩建交的事情，书中写哈佛一个研究中心寄了一封信给江泽民，江泽民转到了外交部，然后中韩就建交了。实际上，中韩建交哪里是这么简单，那是钱其琛当外长时费了很大劲的!
他代表了正确的方向
任何政治家都是有共性的，邓小平和毛泽东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希望中国富强，而且都是政治经验非常丰富。不同之处，邓扭转了毛泽东的政治革命，开始全心全力搞经济建设，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方向。
这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他代表了正确的方向。邓是时代的代表人物。
要从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来挖掘邓小平这个人物的特色。毛泽东是法家的，邓属于道家的，无为平淡的一个人。我们必须从文化背景上去了解他。
毛的时代，邓在书记处工作，为人处世比较低调。毛认为邓有才，考虑过让邓主持中央工作，但后来没让他接班，因为邓比较反对文革。由于毛晚年的独断，使邓越来越感到权力的重要性。要办事就必须自己说了算。
过去20多年，中国在经济上有很大发展，也造成很多小挫折。在不久的将来，国民生产总值应该会超过美国。但是国内和国外的评价标准不同，如果以国民生产总值为经济发展标准，目前的速度还是不错，但其他方面还得加快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一方面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政治必须进步。总的说，对于中国的前景，我还是比较乐观。
(实习生成然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