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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刘俊 陈园园
美国老兵亲历巴丹死亡行军
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新加坡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制造的三大暴行，而后两者国内仍然是鲜为人知。当年在巴丹被日军俘虏的美国大兵列斯特·坦尼花五十年时间写成《地狱的梦魇》一书，以生动写实的笔调再现了这次死亡之旅。本刊将在近期选编精彩章节，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盟军战俘残酷的虐杀，还生命以过程，还历史以真实。
1942年4月9日，对我而言，是噩梦的开始。昨天，我们还在为保卫巴丹殊死战斗，今天我们却成为了日军的俘虏，因为我们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因为饥饿、疟疾困扰着我们。日本人来势汹汹，我们每天都要伤亡数千弟兄。继续战斗下去，只能徒增伤亡，巴丹最高指挥官金将军决定投降。
伙伴们情绪高涨，大家都相信，等到交换战俘，我们就能回家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回家以后要做的事情，我闭着眼睛，想起了亲爱的劳拉（坦尼新婚的妻子，译者注）。带着对劳拉的思念，我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刺耳的枪声惊醒。一队日本兵扛着步枪，端着机关枪，闯入了我们的营地，他们凶神恶煞地嚎叫着，看样子准备狂扫射我们这里。我开始两脚发抖，双手发凉，头和脖子冒出冷汗。
数秒后，成群的士兵冲到我们中间，搜我们的身和睡铺，拿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有一个日本兵走到我面前，把两个手指并在一起，把手伸到嘴边，作抽烟的姿势。我明白他的意思，却摇了摇头。他笑了笑，转身挥起枪托照我脸砸过来。血从我的鼻孔和颧骨伤口处流出，他大笑，说了些什么，然后他的同伙也跟着大笑。他向我右边的吉尔伯特走去，用同样的手势要烟，我的伙伴正好有烟并给了他一支，他抬手把整包都拿去了，然后他的同伴们开始用步枪枪托及手杖长的竹棍击打吉尔伯特，直到他站不住。
日本兵大笑着走开，嘲笑被击败的懦弱的美国人。
梦魇从此始
在巴丹半岛投降的人近10.5万，这大大超出了日本人的估计。日军最高指挥官本间雅晴正忙着调集兵力，准备攻陷美军在菲律宾最后的堡垒——克雷吉多要塞。他不打算就地收容我们，命令我们从巴丹步行到奥唐奈。参加行军的有6.5万名菲律宾服务人员、2.8万名菲律宾市民、1.2万美国人。这一段路，长达65英里。
对我们来说，这太不幸了。在过去的40天里，我们每人每天配给的食物能量只有800卡路里，我们不得不用蛇、猴子或大蜥蜴来充饥。伴随着饥饿的，是脚气、糙皮病、坏血病。疟疾击倒了99％的身处巴丹的人，在巴丹密林中有着世界上传染能力最强的携带疟疾病毒的蚊子，我们孱弱的体能已经无法和疾病抗争。
行军从马里韦莱斯机场东面两英里的167号里程碑开始。道路混乱不堪，20英尺宽的路面上充斥着汽车、卡车、马匹和大炮。重型卡车、坦克的碾压让石头路面坑坑洼洼，铺满了磕脚的碎石、砾石。在这种路面上走一小段已经很痛苦，长距离行军的折磨可想而知。
我们四人一列，每组四列开始步行。走完一英里，我们已经不成队列。很多兄弟开始把随身物品丢在路边，牙刷、牙膏、修面油、刮胡刀、毯子、绑腿，丢得到处都是。我的个人物品早就被日本兵洗劫一空了，只剩下劳拉的照片，日本兵疯狂抢劫的时候，我偷偷地把它藏在袜子里。我开始幻想，幻想前面会出现一头水牛，我一定要活下来，活着去见劳拉。
日本兵用我们听不懂的日语冲我们大喊，捡起路边的棍子抽打我们，试图让我们走快些。到午饭时间，我们已经连续走了四五个小时。可是日本人没有让我们停下来的迹象，我们饥肠辘辘，渴得要命，却只能拖着虚弱的身体继续前行。突然，我同组的汉克滑倒在路边的灌木丛中，看着朝他跑去的日本士兵，我们冲着汉克大喊：“起来！起来！”太迟了，那个日军用刺刀指着汉克喊了几句日本话，然后朝他虚弱的身体连扎四五刀。鲜血从汉克的上衣里流出来，他挣扎着重新回到队伍。可是没多久，失血过多的汉克再次倒下，被日本兵射杀。
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知道我不能哭。汉克的死证明了一件事：如果你想活命，那就不要休息。有的伙伴得了疟疾，蹲在路边腹泻时被日军刺死。为了求生，我们的大小便只能在裤子里解决。
第二天，一辆日本卡车从队伍旁边经过，卡车上的日本兵肆意鞭打着走不快的人。有一个日本兵突然用绳子套住纵队外的一个兄弟的脖子，把他拖倒在地。卡车在加速，日本兵在狂吠。这个兄弟被拖出100多码，他的身体抽搐着、翻滚着，锋利的石块让他鲜血淋漓，遍体鳞伤。他终于挣脱了套索，爬着用手和膝盖慢慢托着流血的身体站起来时，他大喊：“你们去死吧！我也会这样对你们的，我会活着在你们的坟墓上小便！”
愤怒给了他新的力量，他站直了回到队伍里继续长途跋涉。
194坦克连有一位帅气的中尉，大约28岁，一头金色卷发。他是个大个子，有6英尺高。他看起来很强壮，却背着个大包，走得很慢。我超过他时，看到他那充血的呆滞的眼神，他走不动了，一直在摇晃，像喝醉了似的。我劝他丢掉大包，但他摇了摇头，包里一定有什么值得他用生命去捍卫的东西。坚持走了数百英尺后，他倒下了。押队的日本兵跑到他身边，喊了几句日本话，就毫不犹豫地把刺刀插进中尉的胸膛。中尉躺在路中间，奄奄一息。几分钟后，一辆日本卡车从他身上碾过，他的尸体被碾平。
捱到傍晚，我们在卡巴拉森停下。我看到一个日军军官刚吃完一盒米饭和一罐头鱼，罐头底部还剩下了两匙鱼。他扭头看到我的眼睛，便把罐头盒扔给了我。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全身只有饥饿、疲惫、沮丧，我毫不迟疑地拿起罐头盒，从路边捡了根松树枝，挑出一块足够我美美吃上一口的鱼。我看到站在我身边的战友鲍勃盯着我，便把剩下的鱼和“勺子”给了他。从那一刻起，我和鲍勃成了知心朋友。
拿命换水喝
第三天，我们很早就被赶到路上，依旧没有食物，没有水。我的舌头上粘满了扑面而来的沙土，嗓子冒烟，该死
的胃病又犯了，让我挪不开脚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我们仍被逼着向前走，拖着身子，一步步地往前挪。
其实路边并不是没有水，巴丹半岛上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但日军并有那么好心让我们喝水。一次，我们路过一个自流井，恰好看押我们的日本兵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我和法兰克迅速跑到了井边。几分钟后，井边就聚了10多个人。就在这时，一个日本兵过来了，他哈哈大笑，冲着刚要喝水的一个兄弟的脖子上就是一刀。那个可怜的兄弟脖子上喷出的血染红了自流井，他双膝跪地、呼吸急促、脸朝下仆倒在地。一口水也没喝上，他就死了。
井边的人快速跑回行军队伍，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
每当我想起那个兄弟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被一个视杀戮为游戏的魔鬼杀死，泪水就顺着我的脸颊汩汩而流。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是直到现在我对他仍然心存愧疚，如果不是我带头铤而走险，也许他就不会死。
两小时后，我们走到一个水塘旁边。两头水牛在池塘里洗澡，水面泛着绿色的泡沫，成群的绿头苍蝇在水上盘旋。一个兄弟走上前去，用手语向最边上的日军询问能否喝些水。日军笑了，示意可以。几分钟内许多人跑进池塘，他们把绿泡沫拨开，把带有寄生虫的水沫溅到自己身上，喝水止渴。
几分钟后，一个满脸堆笑的日本军官来到了我们的队伍旁边，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突然，他命令日军士兵找出衣服上沾过水的士兵，把他们拎出来，排成队。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日本军官竟命令日军向那些喝过水的兄弟射击。恐怖的屠杀！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去喝水，但是不一会厄运就降临到我的身上。一个日本军官骑着马从我身边经过，当时我正和坦克连的兄弟布隆格、西格走在一起。我不小心走在了队伍的外围，他向我挥动了军刀。尽管我迅速低头，但是刀刃还是滑过了我的左肩，离我的头仅有数英寸距离，划伤的伤口需要缝合，但如果我要活着就要继续行军。
当那个日本军官走后，布隆格和西格立刻把一个医务兵叫来。那个医务兵用尽身上所有的线来缝合我的伤口。之以后的两英里是我的两个朋友架着我走，才没使我掉队，我们明白，掉队就意味着死亡。西格和布隆格救了我的命。
善良即罪恶
第四天当我们进入贝德摩加城时，菲律宾市民站在路两旁把各种各样的食物扔向我们，米饭团、肉饭团、小片的炸鸡还有甘蔗。这时甘蔗显得比其它任何食物都重要，它的汁液和糖份可以补充我们所需的能量和营养。
突然我听到队伍中间响起了枪声，几秒钟后，路两边的人四处散开。日军向扔给我们食物的菲律宾人开枪，两个菲律宾市民倒在了他们的枪下。这一幕让我头晕目眩，开始作呕。
我们继续向城中心行军，夜幕降临时，我们被聚集在一个大仓库里，有75英尺宽，160英尺长，原本是用来储存谷物、大米、甘蔗和其它农作物的。没有在仓库里找到位置的人被聚集在外面的一大块空地上，我在仓库里面。仓库里挤满了人，我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只能互相挨着，平躺在地上。我们当中如有人要小便，他只能尿在裤子里。大便只能拉在仓库的角落里。这一晚，仓库里到处都是那些患了痢疾的战俘们的尿便味道，不少人因此感染了这种致命的疾病。
恶臭，临死的人绝望的叫喊，虚弱而不能动弹的人的呻吟，让人无法忍受，我只好将衣服的一角塞进耳朵。室内汗味、便溺味杂陈，恶心得让人窒息。日军关上仓库门，在外面监视我们。
第二天早上仓库门一打开，我就蹒跚着走了出来，感到一阵眩晕。我们像受惊的动物般快速地离开了黑暗阴森的仓库，我们的肺终于离开那弥漫着死亡气息的空气。这天早上至少有20具尸体被抬出仓库，扔在后面的田地里。
零人性杀戮
第15天，我见证了一件最残忍的事。有个兄弟患了严重的疟疾，他发着高烧，简直连路都分不清了。一个日本兵将他踢倒在地，冲他的头部开枪，然后再叫两个就近的兄弟挖坑埋掉这个被枪击中的兄弟——他还活着。两个人开始挖坑，坑挖到一脚深的时候，那个日本兵命令将那人放入坑中，要活埋他。那两个人一直摇着头，日本兵又开枪打中了其中的高个儿。接着日本兵又从队伍中拉出更多的人，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来埋高个儿。日本兵就是要让战俘们明白他的命令必须服从。他们挖了第二个坑，将两个人放在坑里，往他们身上扔土。其中的一个人还活着，土扔在他身上时，他凄厉地叫喊着。
从卢保出发四五英里的行军成了另一个噩梦。日本兵突然强迫我们奔跑。“跑”了好一段路，又命令我们停下来。我看到一个美国士兵跪在一个日本军官面前，那个军官从鞘里抽出了他的武士刀，在空中划着大弧。他让那个兄弟跟着他挥刀的那个方向移动膝盖，日本兵很亢奋，高呼着“万岁”。结束“热身”，那个军官快速地挥下战刀，刀锋过处，我只听到沉闷的“砰”的一声，那个兄弟身首异处。日本军官把他的躯体踢到了田野里，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开心地笑着走开了。当刀挥下的时候，我浑身抽搐，无法呼吸。
我们花了两天多的时间到达了奥兰尼，大约有15英里的路程，没有食物，没有水。他们又驱赶我们前往两英里外的圣费尔南多——班邦的省会，中途不容许休息。我们走到当地的火车站，在铁轨边坐了大概有一个小时。一个由旧车头牵引的闷罐车，咔咔地驶进小站。
我们被当作畜生一样成群赶进闷罐车，每节车厢都塞进了80到100人，而通常它只能容纳十头动物，或25到30人。太挤了，很多人无法呼吸，特别是那些在车厢中间的人呼吸不到一点新鲜空气，都要窒息了。我很幸运，我坐在门边，脚悬在外面。享受着新鲜空气，伴着一丝微风休息，而且周围没有刺刀，真幸福啊！但是幸福感并没有持续太久，一个日本兵走了过来，挥动着一根藤条，死命地打在我的膝盖上。我疼得喊出声来，日本兵又猛地抓住门把手使劲地撞我的腿，我疼得差点晕了过去。我的疼痛为大家带来了一点福利，门没有被关上，我们才能够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车子开动的时候，还能感到大风吹进车厢。
大约5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卡帕斯，我们的目的地奥唐奈集中营就在这里。我慢慢地跳出车子，却在车辙边跌倒了，我的瘦腿不听使唤了。一个日本兵用枪托猛打我的背、腿和脖子，我用双手护着头部在地上爬。当他端着刺刀要戳我的时候，我赶忙爬起来了。很多车厢中部的战友没有能够走下车厢，车里太挤，窒息而亡。
大约10分钟后，日本兵又驱赶着我们前行了。我走了大约两英里，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头晕，身体好像着了火。我发烧了，不久就因精疲力竭跌倒在地。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西格和布隆格抬着我往前走。运气又撞上了我。
我们衣衫褴褛，脏兮兮的身体浸透了各种液体。一路上满是结满果实的高大的芒果树，可是我们不时能在树下发现倒毙的兄弟的尸体，树叶落在他们鲜血流淌的身体上。行军的最后一天，我也差点送了命。我的脚肿得有原来两倍大了，很难跟上队伍。一个伙伴看到我肿胀的脚，建议我砍掉靴子的两边，我吃力地弯下腰松开了鞋带，好让脚继续膨胀。我仍然发着烧，当时我怀疑发烧会要了我的命。就在这时，我的手碰到了劳拉的照片，我意识到我必须活下去，我一定要走下去。
我奇迹般地站了起来，继续往前走。在经历了仿佛一生的时间以后（其实只是走完8英里），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片模糊的菲律宾式的营房。苦难的跋涉总算要结束了。
我们在巴丹被俘的人有一半死于途中。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地说，那些到达第一战俘营的人100％有一种疾病大多数人有两到三种疾病，诸如：疟疾、肺炎、脚气、饥饿、痢疾、脱水、白喉。在途中我们中大多数人遭到无法忍受的暴行。我们承受着心理重创，无助地看着我们的战友在眼前被杀。我们没办法去阻止屠杀，同时恐惧自己将是下一个被杀者。
这次灭绝人性的强迫行军完全是有预谋的。后来我才知道本间雅晴发布了如下命令：
和我军在巴丹对抗的每支部队，不管投降与否都应被彻底地消灭掉，任何不能一直继续走到集中营的美国俘虏都应在离公路200英尺处被处死。
美国老兵亲历巴丹死亡行军
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新加坡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制造的三大暴行，而后两者国内仍然是鲜为人知。当年在巴丹被日军俘虏的美国大兵列斯特·坦尼花五十年时间写成《地狱的梦魇》一书，以生动写实的笔调再现了这次死亡之旅。本刊将在近期选编精彩章节，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盟军战俘残酷的虐杀，还生命以过程，还历史以真实。
1942年4月9日，对我而言，是噩梦的开始。昨天，我们还在为保卫巴丹殊死战斗，今天我们却成为了日军的俘虏，因为我们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因为饥饿、疟疾困扰着我们。日本人来势汹汹，我们每天都要伤亡数千弟兄。继续战斗下去，只能徒增伤亡，巴丹最高指挥官金将军决定投降。
伙伴们情绪高涨，大家都相信，等到交换战俘，我们就能回家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回家以后要做的事情，我闭着眼睛，想起了亲爱的劳拉（坦尼新婚的妻子，译者注）。带着对劳拉的思念，我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刺耳的枪声惊醒。一队日本兵扛着步枪，端着机关枪，闯入了我们的营地，他们凶神恶煞地嚎叫着，看样子准备狂扫射我们这里。我开始两脚发抖，双手发凉，头和脖子冒出冷汗。
数秒后，成群的士兵冲到我们中间，搜我们的身和睡铺，拿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有一个日本兵走到我面前，把两个手指并在一起，把手伸到嘴边，作抽烟的姿势。我明白他的意思，却摇了摇头。他笑了笑，转身挥起枪托照我脸砸过来。血从我的鼻孔和颧骨伤口处流出，他大笑，说了些什么，然后他的同伙也跟着大笑。他向我右边的吉尔伯特走去，用同样的手势要烟，我的伙伴正好有烟并给了他一支，他抬手把整包都拿去了，然后他的同伴们开始用步枪枪托及手杖长的竹棍击打吉尔伯特，直到他站不住。
日本兵大笑着走开，嘲笑被击败的懦弱的美国人。
梦魇从此始
在巴丹半岛投降的人近10.5万，这大大超出了日本人的估计。日军最高指挥官本间雅晴正忙着调集兵力，准备攻陷美军在菲律宾最后的堡垒——克雷吉多要塞。他不打算就地收容我们，命令我们从巴丹步行到奥唐奈。参加行军的有6.5万名菲律宾服务人员、2.8万名菲律宾市民、1.2万美国人。这一段路，长达65英里。
对我们来说，这太不幸了。在过去的40天里，我们每人每天配给的食物能量只有800卡路里，我们不得不用蛇、猴子或大蜥蜴来充饥。伴随着饥饿的，是脚气、糙皮病、坏血病。疟疾击倒了99％的身处巴丹的人，在巴丹密林中有着世界上传染能力最强的携带疟疾病毒的蚊子，我们孱弱的体能已经无法和疾病抗争。
行军从马里韦莱斯机场东面两英里的167号里程碑开始。道路混乱不堪，20英尺宽的路面上充斥着汽车、卡车、马匹和大炮。重型卡车、坦克的碾压让石头路面坑坑洼洼，铺满了磕脚的碎石、砾石。在这种路面上走一小段已经很痛苦，长距离行军的折磨可想而知。
我们四人一列，每组四列开始步行。走完一英里，我们已经不成队列。很多兄弟开始把随身物品丢在路边，牙刷、牙膏、修面油、刮胡刀、毯子、绑腿，丢得到处都是。我的个人物品早就被日本兵洗劫一空了，只剩下劳拉的照片，日本兵疯狂抢劫的时候，我偷偷地把它藏在袜子里。我开始幻想，幻想前面会出现一头水牛，我一定要活下来，活着去见劳拉。
日本兵用我们听不懂的日语冲我们大喊，捡起路边的棍子抽打我们，试图让我们走快些。到午饭时间，我们已经连续走了四五个小时。可是日本人没有让我们停下来的迹象，我们饥肠辘辘，渴得要命，却只能拖着虚弱的身体继续前行。突然，我同组的汉克滑倒在路边的灌木丛中，看着朝他跑去的日本士兵，我们冲着汉克大喊：“起来！起来！”太迟了，那个日军用刺刀指着汉克喊了几句日本话，然后朝他虚弱的身体连扎四五刀。鲜血从汉克的上衣里流出来，他挣扎着重新回到队伍。可是没多久，失血过多的汉克再次倒下，被日本兵射杀。
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知道我不能哭。汉克的死证明了一件事：如果你想活命，那就不要休息。有的伙伴得了疟疾，蹲在路边腹泻时被日军刺死。为了求生，我们的大小便只能在裤子里解决。
第二天，一辆日本卡车从队伍旁边经过，卡车上的日本兵肆意鞭打着走不快的人。有一个日本兵突然用绳子套住纵队外的一个兄弟的脖子，把他拖倒在地。卡车在加速，日本兵在狂吠。这个兄弟被拖出100多码，他的身体抽搐着、翻滚着，锋利的石块让他鲜血淋漓，遍体鳞伤。他终于挣脱了套索，爬着用手和膝盖慢慢托着流血的身体站起来时，他大喊：“你们去死吧！我也会这样对你们的，我会活着在你们的坟墓上小便！”
愤怒给了他新的力量，他站直了回到队伍里继续长途跋涉。
194坦克连有一位帅气的中尉，大约28岁，一头金色卷发。他是个大个子，有6英尺高。他看起来很强壮，却背着个大包，走得很慢。我超过他时，看到他那充血的呆滞的眼神，他走不动了，一直在摇晃，像喝醉了似的。我劝他丢掉大包，但他摇了摇头，包里一定有什么值得他用生命去捍卫的东西。坚持走了数百英尺后，他倒下了。押队的日本兵跑到他身边，喊了几句日本话，就毫不犹豫地把刺刀插进中尉的胸膛。中尉躺在路中间，奄奄一息。几分钟后，一辆日本卡车从他身上碾过，他的尸体被碾平。
捱到傍晚，我们在卡巴拉森停下。我看到一个日军军官刚吃完一盒米饭和一罐头鱼，罐头底部还剩下了两匙鱼。他扭头看到我的眼睛，便把罐头盒扔给了我。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全身只有饥饿、疲惫、沮丧，我毫不迟疑地拿起罐头盒，从路边捡了根松树枝，挑出一块足够我美美吃上一口的鱼。我看到站在我身边的战友鲍勃盯着我，便把剩下的鱼和“勺子”给了他。从那一刻起，我和鲍勃成了知心朋友。
拿命换水喝
第三天，我们很早就被赶到路上，依旧没有食物，没有水。我的舌头上粘满了扑面而来的沙土，嗓子冒烟，该死
的胃病又犯了，让我挪不开脚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我们仍被逼着向前走，拖着身子，一步步地往前挪。
其实路边并不是没有水，巴丹半岛上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但日军并有那么好心让我们喝水。一次，我们路过一个自流井，恰好看押我们的日本兵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我和法兰克迅速跑到了井边。几分钟后，井边就聚了10多个人。就在这时，一个日本兵过来了，他哈哈大笑，冲着刚要喝水的一个兄弟的脖子上就是一刀。那个可怜的兄弟脖子上喷出的血染红了自流井，他双膝跪地、呼吸急促、脸朝下仆倒在地。一口水也没喝上，他就死了。
井边的人快速跑回行军队伍，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
每当我想起那个兄弟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被一个视杀戮为游戏的魔鬼杀死，泪水就顺着我的脸颊汩汩而流。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是直到现在我对他仍然心存愧疚，如果不是我带头铤而走险，也许他就不会死。
两小时后，我们走到一个水塘旁边。两头水牛在池塘里洗澡，水面泛着绿色的泡沫，成群的绿头苍蝇在水上盘旋。一个兄弟走上前去，用手语向最边上的日军询问能否喝些水。日军笑了，示意可以。几分钟内许多人跑进池塘，他们把绿泡沫拨开，把带有寄生虫的水沫溅到自己身上，喝水止渴。
几分钟后，一个满脸堆笑的日本军官来到了我们的队伍旁边，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突然，他命令日军士兵找出衣服上沾过水的士兵，把他们拎出来，排成队。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日本军官竟命令日军向那些喝过水的兄弟射击。恐怖的屠杀！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去喝水，但是不一会厄运就降临到我的身上。一个日本军官骑着马从我身边经过，当时我正和坦克连的兄弟布隆格、西格走在一起。我不小心走在了队伍的外围，他向我挥动了军刀。尽管我迅速低头，但是刀刃还是滑过了我的左肩，离我的头仅有数英寸距离，划伤的伤口需要缝合，但如果我要活着就要继续行军。
当那个日本军官走后，布隆格和西格立刻把一个医务兵叫来。那个医务兵用尽身上所有的线来缝合我的伤口。之以后的两英里是我的两个朋友架着我走，才没使我掉队，我们明白，掉队就意味着死亡。西格和布隆格救了我的命。
善良即罪恶
第四天当我们进入贝德摩加城时，菲律宾市民站在路两旁把各种各样的食物扔向我们，米饭团、肉饭团、小片的炸鸡还有甘蔗。这时甘蔗显得比其它任何食物都重要，它的汁液和糖份可以补充我们所需的能量和营养。
突然我听到队伍中间响起了枪声，几秒钟后，路两边的人四处散开。日军向扔给我们食物的菲律宾人开枪，两个菲律宾市民倒在了他们的枪下。这一幕让我头晕目眩，开始作呕。
我们继续向城中心行军，夜幕降临时，我们被聚集在一个大仓库里，有75英尺宽，160英尺长，原本是用来储存谷物、大米、甘蔗和其它农作物的。没有在仓库里找到位置的人被聚集在外面的一大块空地上，我在仓库里面。仓库里挤满了人，我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只能互相挨着，平躺在地上。我们当中如有人要小便，他只能尿在裤子里。大便只能拉在仓库的角落里。这一晚，仓库里到处都是那些患了痢疾的战俘们的尿便味道，不少人因此感染了这种致命的疾病。
恶臭，临死的人绝望的叫喊，虚弱而不能动弹的人的呻吟，让人无法忍受，我只好将衣服的一角塞进耳朵。室内汗味、便溺味杂陈，恶心得让人窒息。日军关上仓库门，在外面监视我们。
第二天早上仓库门一打开，我就蹒跚着走了出来，感到一阵眩晕。我们像受惊的动物般快速地离开了黑暗阴森的仓库，我们的肺终于离开那弥漫着死亡气息的空气。这天早上至少有20具尸体被抬出仓库，扔在后面的田地里。
零人性杀戮
第15天，我见证了一件最残忍的事。有个兄弟患了严重的疟疾，他发着高烧，简直连路都分不清了。一个日本兵将他踢倒在地，冲他的头部开枪，然后再叫两个就近的兄弟挖坑埋掉这个被枪击中的兄弟——他还活着。两个人开始挖坑，坑挖到一脚深的时候，那个日本兵命令将那人放入坑中，要活埋他。那两个人一直摇着头，日本兵又开枪打中了其中的高个儿。接着日本兵又从队伍中拉出更多的人，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来埋高个儿。日本兵就是要让战俘们明白他的命令必须服从。他们挖了第二个坑，将两个人放在坑里，往他们身上扔土。其中的一个人还活着，土扔在他身上时，他凄厉地叫喊着。
从卢保出发四五英里的行军成了另一个噩梦。日本兵突然强迫我们奔跑。“跑”了好一段路，又命令我们停下来。我看到一个美国士兵跪在一个日本军官面前，那个军官从鞘里抽出了他的武士刀，在空中划着大弧。他让那个兄弟跟着他挥刀的那个方向移动膝盖，日本兵很亢奋，高呼着“万岁”。结束“热身”，那个军官快速地挥下战刀，刀锋过处，我只听到沉闷的“砰”的一声，那个兄弟身首异处。日本军官把他的躯体踢到了田野里，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开心地笑着走开了。当刀挥下的时候，我浑身抽搐，无法呼吸。
我们花了两天多的时间到达了奥兰尼，大约有15英里的路程，没有食物，没有水。他们又驱赶我们前往两英里外的圣费尔南多——班邦的省会，中途不容许休息。我们走到当地的火车站，在铁轨边坐了大概有一个小时。一个由旧车头牵引的闷罐车，咔咔地驶进小站。
我们被当作畜生一样成群赶进闷罐车，每节车厢都塞进了80到100人，而通常它只能容纳十头动物，或25到30人。太挤了，很多人无法呼吸，特别是那些在车厢中间的人呼吸不到一点新鲜空气，都要窒息了。我很幸运，我坐在门边，脚悬在外面。享受着新鲜空气，伴着一丝微风休息，而且周围没有刺刀，真幸福啊！但是幸福感并没有持续太久，一个日本兵走了过来，挥动着一根藤条，死命地打在我的膝盖上。我疼得喊出声来，日本兵又猛地抓住门把手使劲地撞我的腿，我疼得差点晕了过去。我的疼痛为大家带来了一点福利，门没有被关上，我们才能够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车子开动的时候，还能感到大风吹进车厢。
大约5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卡帕斯，我们的目的地奥唐奈集中营就在这里。我慢慢地跳出车子，却在车辙边跌倒了，我的瘦腿不听使唤了。一个日本兵用枪托猛打我的背、腿和脖子，我用双手护着头部在地上爬。当他端着刺刀要戳我的时候，我赶忙爬起来了。很多车厢中部的战友没有能够走下车厢，车里太挤，窒息而亡。
大约10分钟后，日本兵又驱赶着我们前行了。我走了大约两英里，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头晕，身体好像着了火。我发烧了，不久就因精疲力竭跌倒在地。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西格和布隆格抬着我往前走。运气又撞上了我。
我们衣衫褴褛，脏兮兮的身体浸透了各种液体。一路上满是结满果实的高大的芒果树，可是我们不时能在树下发现倒毙的兄弟的尸体，树叶落在他们鲜血流淌的身体上。行军的最后一天，我也差点送了命。我的脚肿得有原来两倍大了，很难跟上队伍。一个伙伴看到我肿胀的脚，建议我砍掉靴子的两边，我吃力地弯下腰松开了鞋带，好让脚继续膨胀。我仍然发着烧，当时我怀疑发烧会要了我的命。就在这时，我的手碰到了劳拉的照片，我意识到我必须活下去，我一定要走下去。
我奇迹般地站了起来，继续往前走。在经历了仿佛一生的时间以后（其实只是走完8英里），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片模糊的菲律宾式的营房。苦难的跋涉总算要结束了。
我们在巴丹被俘的人有一半死于途中。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地说，那些到达第一战俘营的人100％有一种疾病大多数人有两到三种疾病，诸如：疟疾、肺炎、脚气、饥饿、痢疾、脱水、白喉。在途中我们中大多数人遭到无法忍受的暴行。我们承受着心理重创，无助地看着我们的战友在眼前被杀。我们没办法去阻止屠杀，同时恐惧自己将是下一个被杀者。
这次灭绝人性的强迫行军完全是有预谋的。后来我才知道本间雅晴发布了如下命令：
和我军在巴丹对抗的每支部队，不管投降与否都应被彻底地消灭掉，任何不能一直继续走到集中营的美国俘虏都应在离公路200英尺处被处死。